彭刚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演：什么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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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刚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演：什么是历史？

日期：2011-04-04  来源：文汇报


    历史学对于自己的学科边界，有必要保持足够的警醒与谦卑，历史学家工作的性质是什么，历史学能够和不能够做到的事情是什么，这样一些问题是历史学家所不能回避，而需要加以思考的。
   
    历史学家只能通过文本才间接地接触到过去，但真实不妄的过去对于史家的制约和束缚，却不断通过史料展现出来。历史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学科规范、历史学家的技艺，乃是其生命力和合法性的来源。
   
    彭刚1969年生。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清华大学历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思想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著有《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精神、自由与历史：克罗齐历史哲学研究》、ACritical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合著）等，译有《自然权利与历史》、《德国的历史观》、《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等。
   
    如同所有别的学科一样，历史学的发展，经常需要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们，不断地对自身的学科前提进行反思。“什么是历史”这一问题，因而就历久弥新。它涉及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历史学家与他所研究的历史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在我看来，通过对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发展轨迹的考察，可以将对这一问题的追索和解答，归结成三种路向，它们分别是重构论、建构论和解构论的历史观。


重构论：历史的本来面目可以重建和还原

    历史学从19世纪领受来的一笔重要遗产中一个核心的成分，是认为历史学要以求真、以重建和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达到客观性为自己的目标。
   
    在欧洲，相比于18世纪，19世纪是一个历史的世纪。对于启蒙运动的反动，带来了历史意识的萌生和发展。历史学得到长足发展，逐步走向专业化，成为一门现代学科。这是历史学从19世纪所领受来的一笔重要遗产。
   
    这笔遗产中一个核心的成分，是认为历史学要以求真、以重建和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达到客观性为自己的目标。这就是后来美国史学家比尔德所说的，历史学家们的“那个高贵的梦想”。可以说，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重构论”的历史观。奠定历史学专业化规范的兰克，本身固然是一个思想面相很复杂的人物，但他留给后世历史学家的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那句“如实直书”的名言。
   
    20世纪初期，实证主义风靡之时，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终究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发现属于自身的规律。不少历史学家，否认历史中存在着类似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规律，但他们也认为，在求真这一目标和达到真实客观的能力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并无分别。因此，就有了伯里的名言：“历史学就是科学，不多也不少。”
   
    历史学要实现那个“高贵的梦想”，跻身科学之列，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对史料的竭泽而渔的收集和严格精详的考订。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同于别的学科——过去人类的活动，已经消失殆尽、往而不返了。可是，人类的活动留下了各种各样的史料。收集和考订史料，可以帮助我们确立过去的事实。过去的事实不断积累，就会自然而然地将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将历史过程的模式和意义呈现出来。另一个条件，是历史学家在从事研究和写作时，需要排除主观因素，不将自己民族的、政治的、个人爱好的偏向掺杂进去，他必须尽可能地客观、中立，不偏不倚。
   
    这样两个条件的集合，仿佛就可以成就历史学的客观性。兰克说过，他写的宗教改革的历史，要让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能接受。后来主持“剑桥现代世界史”的阿克顿爵士也要求，滑铁卢战役的写作，要让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都满意。历史学家像一面虚己以待的镜子，清晰地反映史料中所呈现的事实，就成了历史学家工作的一幅完美图景。也正因此，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持有类似信念的历史学家中，颇有人怀着几分自得、再加上几分失落地表示：在有的研究领域，史料已经收罗齐备，研究已经足够深入，历史学家的诸般技艺已经使用殆尽，后人再也无事可做了。这就有了阿克顿“终极历史”的说法，大概的意思是，每个历史学家的工作完全可能与别人隔行如隔山，你研究古希腊的货币，他研究希特勒的战争决策。但归根结底，大家研究成果的积累，都在指向揭示人类全部文明在过去的真实面貌的“终极历史”。
   
    重构论的历史观，有如下几点蕴含：历史事实蕴藏在史料之中，不偏不倚而又具有足够技艺的历史学家能够将它揭示出来；历史事实的积累自然就会呈现出过去的本来面貌和意义；人类有着一个单一的、统一的过去。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历史学家们相信“宏大叙事”，相信过往人类的历史终归是按照某一线索发展而来的统一体，不管这一线索能否被人们认识到；另一方面，是历史学家工作的日益专业化，学院派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一样，变得对越来越小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
   
    这样两个方面的情形，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兰克虔诚地相信，如果他自己照管着事实，老天爷就会照管着历史的意义”，卡尔对兰克的这一番讥评，正是此种情形的传神写照。


建构论：历史学家要以自己的精神“重新复活”历史

    在建构论的历史观看来，历史学家的理论装备、思想高度、移情体验的能力等等主观因素，非但不是警惕防范的对象，反而构成了历史研究的要素。
   
    常识上，我们可以把历史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真实发生的历史、史料中的历史、历史学家所写就的历史。在重构论的历史观看来，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史料而得出的结果，最终就会展现出真实历史的面貌，三个层面的历史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屏障和无法克服的隔阂。问题在于，这三者之间是否有所分离，而不像重构论所设想的那样融洽无间呢？
   
    历史学研究的是什么？大概许多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过去。可是，照英国史学家埃尔顿的说法，“历史研究不是研究过去，而是研究过去所存留至今的痕迹。如若我们的所说、所思、所为或所经受的任何东西没有留下痕迹的话，就等于这些事实没有发生过。”就像古诗中说的“事如春梦了无痕”那样。重构论认为历史学要还原过去的本来面目，但大概没有人会天真到认为，人们可以毫厘不爽、分毫不差地还原过去。只是，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认定，凡是真正重要的、有价值的过去的那些片段，总是会留下让我们的研究可以凭借的痕迹的。
   
    可是，情形真是如此吗？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墓葬是我们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而能够在墓葬中保留大量反映当时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墓主，只是社会中处于优势的极少数人，就“沉默的大多数”而言，我们往往缺乏足够的凭借，来推断相关的情况。例如数量多达八千麻袋的明清内阁档案，清末时已被醇亲王下令销毁，若非罗振玉、陈垣等人的努力，恐怕早已化为纸浆。这些档案对于明清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史料的形成和流传保存，都有太多的制约因素和偶然性。很多重要的东西留存下来，实在是非常侥幸的事情。同样可以推断的是，还有太多重要的东西没有留存下来，以至于我们连它们的重要性何在都无法追寻了。对于“重建过去本来面目”的说法，似乎需要加上更加严格的限制。
   
    除了形成和留存的偶然性之外，史料是否像一块玻璃板，能够让我们清晰地透视过去呢？史料是人们制造出来的，它不可避免地会带上特定的视角。卡尔就说过，我们对古希腊的了解是有欠缺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于那个时期希腊的叙述是由雅典的一小部分人作出的。斯巴达人、波斯人、雅典没有公民权的那些人对于希腊是怎么看的，我们无从得知。“我们看到的这幅图景是预先为我们选择好、决定好了的。”史料的偏向性和偏狭性，注定了它虽然未必不能让我们看到过去，却注定了我们透视史料而得到的图景，难免是在不同程度上被扭曲的和模糊不清的。
   
    重构论认为，事实就摆在那儿，等着历史学家去发现。卡尔的说法却是，事实本身不会说话，是历史学家让事实说话。我们可以说，历史学家有着他的关切，有着他自身的问题意识，他的这些主观因素投射到过去的某些侧面，才让在幽暗深处的某些事实凸显出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的命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其中的一个内涵就是，历史学家总是从当前生活出发、从自己的关切出发，将眼光投向过去的。卡尔在他的名作《历史是什么？》中，得出的答案就是：“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史家与史料和事实之间的关系，就并非重构论所设想的那样，前者消极地反映和呈现后者，而是双方的交互作用。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就都强调，历史学家要以自己的精神去“重演”、“重现”、“重新复活”历史人物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才能真切地把握过去。
   
    二次大战后，历史学出现了社会科学化的趋势。社会科学化史学的发展至今未衰，只是远不像它风头最劲的时候那样具有排他性了。在不少受到社会科学影响的历史学家看来，没有社会理论的观照和概念化工具的介入，人们就无从真正了解过去。可以说，这种思路也着眼于强调，特定视角的介入，是人们把握过往历史的不二法门。
   
    建构论的历史观的要点在于，历史学家必须从特定的视角，以自己的精神体验、理论观照、概念工具来介入历史研究，建构自身的历史图景。与重构论对主观性戒备森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建构论的历史观看来，历史学家的理论装备、思想高度、移情体验的能力等等主观因素，非但不是警惕防范的对象，反而构成了历史研究的要素。


解构论：历史就是人们写作并称之为历史的书籍

    历史学家在将自己的研究写成历史文本时，必然将自身的思维模式、意识形态立场、审美倾向等因素，或明或暗地注入其中。
   
    解构论的历史观，实际上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因为后现代主义史学把历史和历史学“解构”成了纯粹的文本。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历史学和史学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海登·怀特可说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中的领军人物。我们先来看看怀特的这种说法：历史学乃是一种“言辞的结构，其内容在同等程度上既是被发现的，又是被发明的。”这话的前半截，说的是历史学家的工作所产生的成品，也即历史学的著作和论文等等，是历史文本，是一种语言制品。后半截中，说这种语言制品的内容中有被发现的成分，也有被发明的成分。“发现的成分”很好理解，历史学讲求的是无徵不信，无一字一句无来历，历史文本中这样的成分是被发现的，从史料、档案中发现出来。“发明的成分”指的是什么？难道是说历史文本中也有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成分吗？当然不是。一份历史文本，纵然其中字字句句都有史料的依据，都以客观中立的姿态出现，但正常情况下，历史学家在面对一个主题进行研究，并形成自己的历史文本时，他总是在自己所可能使用的相关于这一主题的史料中，选取其中一部分，并舍弃另外的（往往是更多的）部分，来构成自己的历史图景；他总是要给其中所蕴含的某些事实赋予更重要的地位，而将另一些置于较为边缘的位置；他总是会给自己所建立的历史图景选定一个起点，确定一个终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选择、编排、加工、定型的成分，正是“发明”一词所要表达的意思。
   
    我们看到，怀特对历史学的关注，集中在了历史文本的特性之上。在我看来，解构论的历史观，就是将历史学文本化了。所谓的文本化，至少有着以下两点蕴含：
   
    第一，历史学家的工作对象是各种各样的史料，这些史料主要是各种文献，也包括考古发现、宫室器皿等物质性的遗存，它们都可以归为广义上的文本，而且，最终它们都要以语言形式进入史家的研究。而史家最终的工作产品如专著或论文，也都是以语言制品的形式出现的。就此而论，历史学家永远无法真正直接接触到过去本身，而只能借助于各种历史文本而对过去有所言说，因而，文本性就是历史学家的全部工作所无法脱离的樊篱。这并不意味着，解构论者就必定会否认曾经有过真实不妄的过去，但他们所强调的重点在于，历史学家无从直接接触到过去，也无法以一个真实的过去来与各种历史图景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后者的真伪优劣。
   
    第二，历史学家不同于自然科学家，没有一套自己的专业语言。用怀特的说法，可以说，他们使用的是“日常有教养的语言”。由于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不透明的特性，历史文本并不能真实再现过去，它不可能毫无扭曲和不加损益地将历史的本来面目传递给读者。历史学家在将自己的研究写成历史文本时，必然将自身的思维模式、意识形态立场、审美倾向等因素，或明或暗地注入其中。历史文本在陈述事实的表象之下，蕴涵了选择、想象、创造的因素。这一点，正是怀特奠定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基础的《元史学》一书所要论证的论点。
   
    历史学的文本化走到极端，就不难得出怀特的弟子、史学理论家汉斯·凯尔纳如下的结论：“历史就是人们写作并称之为历史的书籍”。


历史学的真谛究竟何在

    历史学在其长时期发展进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学术规范、史料对于史家的束缚、各种帮助史家收集和考订史料的技能、历史学家建立自身历史图景时所展示出来的巧思，这一切乃是历史学的立身之本。
   
    在澄清了重构论、建构论和解构论的历史观的基本思路之后，我们看看当代几位著名史学家的几段话，并略作分析。
   
    先来看看意大利史学家卡罗·金兹堡的说法：“当然，历史的书写是一种‘建构’。我们将那些经过长时间代代相传留下的碎片过往兜拢在一起，就是为了建立一幅过去可信的图像，但这幅图像却同样是‘重构’。就是这种内在张力——这两种原则之间难以驾驭、且通常难以预测的互动——赋予历史研究独特的性质。”金兹堡又说，文学形式是将历史学家工作与史料之间隔离开来的一种过滤机制。前一番话中，金兹堡的意思是，建构和重构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既有张力又有互动；后一番话，则与海登·怀特的思路颇为相通。这个例证表明，一方面，重构、建构、解构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关系；另一方面，以上三种历史观，虽然大致说来，其出现和发展有着前后相继的历史脉络，却也可以作为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来看。某一个具体的史学家和理论家的立场，未必就严格地符合于其中的某一类，但这些范畴，却可以帮助我们有效把握各种考虑“什么是历史”这一问题的思路。
   
    再就是美国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的例子。关于事实，达恩顿在不同场合说过不同的话。他说过，所有历史学家都应该有一段时间，学习为报纸报道抢劫、凶杀、强奸等事件，目的只有一个，必须把事实搞对。言下之意，是提醒历史学家们注意，自己的研究要受到历史实在的制约。但在别的场合，他又说，所谓事实，在相当程度上只能是“呈现”，“你在报纸上看到的并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而是对于发生的事情的报道。”达恩顿所表达的意思，一方面，是文本并非对于事实的直接而透明的反映；另一方面，则是事实对于文本的制约和束缚不容忽视。
   
    最后，是美国史权威学者伯纳德·贝林的一段隽语。他说，历史学“从来不是一门科学，有时候是一种艺术，始终是一门技艺”。历史学在其长时期发展进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学术规范、史料对于史家的束缚、各种帮助史家收集和考订史料的技能、历史学家建立自身历史图景时所展示出来的巧思，这一切乃是历史学的立身之本。贝林所强调的，正是历史学作为“技艺”的特性所在。
   
    从前面的分析和引证，我们可以得出几条简单的认识：
   
    首先，历史学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但如同任何别的学科一样，它需要对自身的前提预设不断进行自觉的理论反省。其次，历史学对于自己的学科边界，有必要保持足够的警醒与谦卑，历史学家工作的性质是什么，历史学能够和不能够做什么，这些问题是历史学家不能回避、而需要加以思考的。第三，历史学家只能通过文本才间接地接触到过去，但真实不妄的过去对于史家的制约和束缚，却不断通过史料展现出来。在出现无可辩驳的史料对于自身历史构图造成质疑或颠覆的情况时，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必须勇于放弃自己的预设，这是史学研究实践中最常见不过的情形。这就表明，无论如何，过去实在并未因为历史学的文本性而丧失其效用和意义。最后，历史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学科规范、历史学家的技艺，乃是其生命力和合法性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