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统一与多样的大存在(杨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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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地理”：统一与多样的大存在(杨匡汉)


2011年08月31日16:47   中国社会科学报 杨匡汉

　　在我的心目中，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体多元，诸族共和，两岸四地，和而不同”的现实的大存在。这里的“一体”，即当代文学以中华民族血脉为天然纽带，既具母性又丰富多重、既有承继又有创新，并且是以具有新人文精神的文学为本体。本体为一、为和、为元气；万形则为多、为异、为各有所长。这是一个整体的格局。在这样的文学版图上，不同地区、民族和创作主张的文学家，一一携带着历史认识、亲历经验和灵性世界，进入一个可以共享的文学时空。

　　当代文学也因之而有了“文学地理”的视野，有了“统一性”与“区域性”之间关系的探讨。

　　　　守护本土文化

　　《汉书·地理志》有引：“高山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说明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特定的区域是滋润文学的重要源泉。自然，“一方水土”并不能决定一切，不同区域的文学并非天然拥有本质性的审美差异。倘若同一区域或不同区域的作家都依一种“样板”、一种方法、一种风格进行书写，在艺术上呈现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趋同”，这类过去常见、当下仍未绝迹的文学生态，实在是可悲的。

　　文学夜莺美妙动听的歌声，不一定出现在人口密集、灯火辉煌、水泥森林筑建的城市，反而往往缭绕于偏远的边地。那些区域，美丽、丰富、神奇，有多样的足可摄魂的文学资源。区域文学的多样性，正是出于其文化生态的大景观。它包括着“物景”——“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山川风情、生存方式、聚落类型乃至田野色泽；“史景”——不同地区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人文脉络及其艺术表现形态；“文景”——所谓的中原文学、草原文学、齐鲁文学、两淮文学、三晋文学、关东文学、荆楚文学、八闽文学、巴蜀文学、吴越文学、岭南文学、青藏文学、滇黔文学以及“京派”、“海派”文学等。

　　众多不同区域的文学家作为本土文化的守护人，尽管身处远离中心的地方，却能维护着地域文化的解释权，操持着富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文体，也自觉、自信地定位于边缘，在“和而不同”中寻求异质思维和独特表达。比如同样歌唱“树”，生长于华北大平原的诗人李瑛，在《我骄傲，我是一棵树》中的形象是“拥抱着自由的大气和自由的风”，是为人们“抗击风沙、抵御雷火”的强者；而在新疆哈萨克人生活的地区，作家叶尔克西笔下《草原火母》中的“树”，则是“母亲树”：“大树的每一片叶子代表一个人，而一个小枝代表一个家族，再大一点是一个氏族，再大一点是一个部落，再大一点是一个玉兹，再大一点就是一个民族。”任何个体生命都生长于母亲树，叶子与树之间的转喻，象征着生命的永恒性。

　　　“一”与“多”的辩证

　　在统一的国家乃至“全球化”的视阈下，在相关文献整理与文情现状考察的基础上，关注区域文学多样性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可以使我们看到，正是国家的统一为区域文学的多样性奠定了基础，发育并保存了文学的多元的地区特点，而多元共生的文学反过来又充实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内涵；正是当代文学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差异和互动，可以在比较的意义上发现一些新的元素，引出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也正是由于当代文学的“一体多元”，可以探悉任何一种区域文学，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中生存、发展与变革，其践行总是与整体性的中国文学的命运息息相通。“一”与“多”的辩证，不仅为区域文学研究、同时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展示着更广阔的学术空间和自由境界。

　　对于区域文学的研究，并非仅仅着眼于区域文学本身的奇异，其根本旨归在于有助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性格的建构。这样，我们的研究需要考虑在三个维度上的深入：其一，区域文学与中心主流文学、周边地区文学等之间如何互动共生的历史生成之维；其二，区域内文学与区域外文学之间在对话交流、价值互补中的审美生成之维；其三，区域文学自身在“文变染乎世情”的进程中，如何既作为“地区文化的守望者”又作为“区域文学的创新者”的知性生成之维。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区域文学家而言，一方面，越是容易被遗忘的越感到应当珍惜，越应探勘那些历史轨迹和挥之不去的文化记忆，以激活一池春水；另一方面，越是面对着强势文化的冲击，越应融通区域之外乃至异邦文化中的进步元素，以开放发展的姿态和互动互渗的取向，藉智慧之光去照亮那些有价值的“活化石”，使灵通宝玉似粒粒珍珠，串到中国文学的大生命链上。

　　看来，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讲，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应持宏阔、包容的雅量。与其在“中心”与“边缘”、“重要”与“次要”、“主流”与“非主流”、“正统”与“异质”等问题上争论不休，倒不如在文学的历史统一性与区域多样性的关系上多做一些大文章。

　　杨匡汉(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