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长篇小说创作五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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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长篇小说创作五家谈


朱向前 等


　　编者按：

　　人们通常认为，长篇小说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学水准的标尺。作为我国当代文学创作的重镇，长篇小说也始终备受读者关注。

　　在几十年间实现了巨大跨越的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日新月异，文化生态日趋丰富，无论是作家创作体验还是创作方式，读者的阅读习惯还是审美经验，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历史和现实背景下，我国当下长篇小说创作整体状况如何，获得了哪些经验性的突破，在数量巨大的背后是否隐藏着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信息？作家如何解读急遽变化的生活，如何处理当下经验？这些都是读者所急于了解的问题。为此，我们特别约请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五位评委，结合评选过程中的阅读体验，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现状、经验和趋势进行思考评析。

　　借此，我们也对刚刚揭晓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五部获奖长篇小说的作者表示由衷的祝贺，他们是张炜(《你在高原》)、刘醒龙(《天行者》)、莫言(《蛙》)、毕飞宇(《推拿》)和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同时期待中国当代文坛能够涌现更多更优秀的作品，创造更大更丰富的文学成就。

　　审美经验现代性的转化

　　朱向前

　　3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急速增长，呼唤文学大师和诘难精品稀缺的声音不绝于耳。虽有苛责之嫌，但是平心而论，真正能与这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相媲美的、深刻反映一个民族心灵史的、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的或大气或厚重或精美之作还真不多见。

　　原因何在？

　　来自业界的反思和共识不少，譬如有的作家因还缺乏高屋建瓴的思想洞察力，对未成型的当下中国社会无法把握无力驾驭；譬如又有的作家缺乏深入生活的热情，对汹涌向前的时代大潮只能望洋兴叹、隔靴搔痒，等等。但在我看来，尚有一条重要原因鲜有提及，那就是中国传统审美经验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深刻断裂。

　　何谓中国传统审美经验？我指的是几千年中国农耕文明形态的艺术表现与升华，主要特质无非是天人合一、万物有灵、亲自然、接地气、师造化、重感悟等等，其表现对象和工具、材料大都来自自然又趋于自然。比如从石刻、木雕到园林乃至绘画、书法，莫不如是。它们也都符合艺术自然论——越是自然的便越是审美的，越是原始的便越是诗意的。譬如月光、萤火、渔火皆可入诗入画，而到了汽灯、电灯则毫无美感了！正是在这种农耕文明中浸润、积淀了数千年的审美经验，与农耕生活和田园理想水乳交融，并进一步渗透在诗、词、曲、赋、戏剧、小说中，最终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中国气派和民族作风，它们在表现既往的农耕文明形态中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高度，但与此同时，它在遭遇异质(工业)文明时就产生了深刻的断裂和激烈的反弹。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自从中国“被现代化”一百多年以来，几大国粹艺术虽然也曾努力改良，推陈出新，但至今成果寥寥。几乎所有的优秀中国画均与工业题材无涉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传统戏曲和格律诗词的现代转轨也仍在蹒跚行进之中。即以小说而论，亦大体如此。鲁迅、沈从文所谓开乡土文学之先河，主题或许出新，但描写对象仍在农业文明形态之中，与中国传统审美经验承前启后，并无断裂，所以写得好；老舍、张爱玲、钱钟书的现代书写中流贯着传统贵族士大夫的血脉，也不能算断裂，所以写得也不错。真正有断裂感的是茅盾的《子夜》和穆时英、刘呐鸥们的《上海的狐步舞》之类，写上海滩新兴的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有如霓虹灯一般闪烁炫目，所以《子夜》开篇吴老太爷甫进上海便眩晕过去。这是一个象征，是一个农耕文明被工业文明挑于马下的象征，面对钢铁般强大而冷漠的工业怪物，中国传统审美经验手足无措了。也因此，中国都市文学诞生之初就断了胎气，既先天孕育不足，又后天营养不良，导致百多年来至今羸弱不堪。

　　所谓生活不熟，经验不足等等还只是一个表象。深层的原因是传统审美经验的断裂和对异质文明的拒斥，因此，怀旧与追忆成为普遍的文人情怀。小说艺术的集大成者《红楼梦》，是一曲对熟透了的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审美形态的深情挽歌与回眸，正所谓“临去秋波那一转”，却“回眸一笑百媚生”，令无数后来者为之倾倒。即以30多年来的文学骄子而论也莫不如是。陈忠实在古老的白鹿原上是何等的潇洒，叱咤风云；莫言在高密东北乡汪洋血海般的红高粱中天马行空，神出鬼没；贾平凹则在邈远的商州山中古怪精灵，灵光闪烁；阿来在尘埃落定的蓝天之下藏地之上，虽心静如水却诗心飞扬……但无一例外的是，只要一离开生命与文学的故土，进入都市生活或工业化进程，都顿时花容失色，笔干墨枯，同为一人却判若云泥，甚至同为一部作品也因描写对象的转移而质地参差，仅得半部杰作。打个比方，就是当手扶拖拉机一出现，像那突突突的马达声和股股黑烟打破了乡村的宁静和纯净一样，作家笔下的语感、意境、情调、意趣也为之一变，找不准甚至找不到了。与之成一反证的是，本届茅奖中的黑马郭文斌以一部《农历》杀入提名奖。他聪明地彻底回归传统，以24节气为音符来为深邃博大的中国农业文明献上一曲诗性、空灵、明亮、温暖、安详的小夜曲，虽为小制，却因其境界高远、纯净、淳厚而直抵人心。

　　如此种种，也从一个侧面再次证明，在人类文明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在不同文明形态的相互激荡中，技术甚至制度层面的东西均可日新月异，与时俱进，但更为深邃、复杂和高级的审美经验，它一旦积淀为某种范式和图式，就成为了这个民族的深层记忆或集体无意识。形态越高级越成熟，排他性便越顽固越强烈。中国传统审美经验在现代性书写中如何坚守和转化，探索和创新，将是一个复杂而尖锐的挑战，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需要等待，需要耐心。

丰收的困扰

陈福民

　　如果不是沉迷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动辄自我矮化的话，如果能够对“现代性”以来中国文学经验及其自我表达的成就与困难秉持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的话，我想我们无法否认如下的基本事实：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含义的问题。这个问题首先证明着中国文学经验的表达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其次，这个问题还提示着诸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追究。

　　数量奇观背后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版数量堪称“世界之最”。以刚结束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为例，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量，此次具有申报奖项资格的作品就有7800部之多。茅盾文学奖每四年一评，那么保守估计下来，传统写作出版加上网络文学的长篇数量，大约每年至少2000部。而“建国十七年”(1949—1966)的长篇小说总和，也不过500多部。当下中国长篇小说这样的写作出版规模，显然超出了所有人的文学史知识和文学理解力，对于这个数量奇观，人们几乎无法给予解释和估价。

　　如此庞大臃肿的创作数量，带来一个致命的困难，那就是无法“通读”和比较。这一点，在客观上令普通读者与“专家”的界限模糊起来。数量的广阔平面，缩小了质量差异的敏感性，精神产品以往那种深邃、高贵的美学气息，被稀释在浓重的现代性狂欢中。当然，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阅读都是有限的，并不存在某种“全能的阅读”。但是当下长篇小说写作与出版演进到了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它永久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学阅读生活，并因此使得整体把握文学态势的意图变得极其困难甚至不再可能。这不仅考验着读者的鉴赏能力，也意味着文学史的写作和判断需要一种更加严肃慎重而广阔的学术视角。

　　文体的歧路

　　与诗歌、戏剧相比，长篇小说无疑是一种“近代文体”。它的出现和繁荣，与文艺复兴和市民社会的兴起息息相关。举目世界文学史，长篇小说的写作最早可以追溯到《源氏物语》。但只是到了中国的四大名著，长篇小说才作为一种有意义的近代文体而广为人知。在欧洲，长篇小说的辉煌历史奠基于《堂·吉诃德》，成就于伟大的十九世纪。在它们的背后，隐含着一种通过长时段叙述而结构历史、发现“绝对精神”的诉求。这也决定了长篇小说的文体主要不是以语言的精致或者技术上的巧妙为特征，而是特别强调“史诗性”、厚重以及深刻刻画人物性格命运。这方面，我们信手举出几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人间喜剧》、《红与黑》、《艰难时世》、《红楼梦》、《静静的顿河》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被看做是以某种“整体性”为前提的“宏大叙事”。然而当下中国长篇小说写作的历史语境，面对的是一个零散、破碎的多元化的世界，长篇小说这一文体赖以成立的叙事基础早已从内部被抽空被消耗殆尽了。正是这一点，使长篇小说的写作变得轻松惬意起来。它不再是那种“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呕心沥血，也无需“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自寻烦恼。一种哲学的考量、一种历史的抱负乃至一种文学的雄心偃旗息鼓，长篇小说文体的歧路就此形成。类似《白鹿原》、《你在高原》的砥砺磨难横空出世，也许只是过往时代长篇小说的回光返照。今天，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作品，其实是别的东西，它们仅仅是被称为“长篇小说”而已。

　　历史观门槛

　　自有现代文学史以来，长篇小说一直被视为衡量一个时代文学成就高峰的标志，正是上述原因使然。文学活动作为人类精神生活中最为诉诸感性、感动、感染、感伤的特殊形式，伴随着人类逐渐成长，早就开始了它反思、发现和回忆的中年旅程。长篇小说的“史诗性”，厚重、广阔的社会历史内容，人物的性格命运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命名，并且逐渐历史化和经典化。无论今天的长篇小说怎么写，始终都无法回避“历史观”这个门槛。所谓历史观，表征着写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乃至文明观，宣喻着写作者对于历史变迁中价值倾覆的痛苦或者欣悦。这是文学经验中“回忆”的本质要求。但它在人们的文学实践中，又经常被误解为对某段具体历史事件的翻案改写。在最为粗陋浅薄的时候，你说汪精卫汉奸，我就说他曲线救国，你说潘金莲淫荡，我就说她女权……这样的纠缠，仅仅是一种以二元对立为表象的相对主义而已，与真正的负责的历史观相去甚远。作为长篇小说的门槛，历史观或者表现为一种沉思，或者表现为一种回忆，或者，它还表现为一种洞察之后的谅解同情。无论怎样，最终，历史观将指向写作者和他所刻画的人物的灵魂。

题材选择与文学品质

赖大仁

　　题材本身的意义，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小说的意义价值。不过从文学创作的角度，题材的意义只是一种非常表层的意义，并不是真正的文学意义。过去“题材决定论”的偏颇在于把生活事件本身的意义当成了文学的意义。反过来，如果认为文学的意义价值与题材没有多大关系，也有问题。“怎样写”要以“写什么”作为前提，倘若一个小说作者，能够在自己生活积累的基础上，选取某种具有普遍或独特意义的题材，并且有足够的能力对题材的内涵加以深入开掘，融入对这种生活与人生的深刻理解和独到感悟，赋予作品深厚的审美意蕴，同时也有足够的艺术功力将这一切表现出来，那么这样的作品也就具有了优秀小说的文学品质。

　　从近期读到的一些长篇小说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题材选择与处理的不同所带来的文学品质上的差异。有的作品选择写大题材，如《麦河》、《农民帝国》等写当代农村的大变革，题材本身就具有突出的时代特性及社会意义，同时作家致力于从文学的意义上对题材加以提炼与开掘，努力将情节与人物典型化，力求将生活表象背后的深刻矛盾及本质性的东西揭示出来，将题材本身的一般性社会意义转换成文学性意义。比较之下，有些写类似大题材的作品，则似乎并未实现这种转换，仍只是停留在题材本身意义的层面上，没有脱出报告文学式的写作模式，只不过在题材的基础上构织了一些表面的矛盾冲突，增强了一些故事性和可读性而已。再如某些以往文学关注不多的特殊生活题材，它本身也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但只有经过作家的深入开掘和艺术创造，才能获得更丰富的文学意义。如《天行者》写民办教师的生活，《推拿》写盲人的生活，通过文学写作将这种边缘化人群的生活展现出来，引起社会对这些特殊人群及其命运的关注，这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如果作品仅限于真实描写这类社会底层人物困窘艰辛的生活样态，唤起人们的同情怜悯，那就仍然没有超出题材本身的意义。而上述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对题材内涵的深入开掘与创造性表现，《天行者》既以深切的人文关怀描写了民办教师为“转正”而纠结的辛酸，更以极大的敬意写出底层教育者的责任与良心，凸显了人物的卑微与人格的崇高之间的巨大反差，给人以心灵情感的震撼。《推拿》则以细致入微的笔触探入盲人的心灵世界，表现他们渴望理解与尊重的内心诉求，这不仅对于残疾人，即使对于健康人也同样能引起情感的共鸣。还有以个人苦难命运为题材的写作，像《水在时间之下》这样的作品，同样很注重对题材意义的开掘，而并非停留于写一个人的命运遭遇。一方面从人物本身而言，不仅注重刻画人物性格，而且写出生活经历如何决定人物性格，而人物性格又如何影响人生命运，写出生活、性格与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通过个人的经历遭遇及其与其他人物所交织的复杂关系，折射出时代生活的动荡变迁，反映出人世的复杂、人生的曲折和人心的幽微，融入作者对世道人心的深刻洞察与感悟，将生动的人物性格、充盈的生活内涵和丰富的思想意蕴融为一体，使作品形成内在的艺术张力。然而实际上这样具有较高文学品质的作品并不多见，更常见的还是仅仅写人物的苦难经历本身，除了让读者从中感知生活苦难和人生不幸，引起某种怜悯同情外，似乎并不能传达出更多的东西，其文学意义当然也就非常有限。

　　可见，小说作品文学品质的高低，文学意义的大小，既与题材本身的意义相关，同时更取决于对题材内涵的开掘及艺术创造。当然，所有这些最终还是取决于作者的文学修养与艺术功力。

从地域角度看文学创作

许  辉

　　文学奖参评作品，我有时会有意无意把它们纳入地域文化的框架里观察，如果把中国中东部大致以淮河秦岭为界分南北的话，那么参照系统和历史文化的判断背景改变了，对阅读对象的评价自会生成新的视角。

　　比如，北方很多作家的作品你读不过三五页就必须开始面对严酷粗砺的自然现实、生存现实或性角力，李骏虎的《母系氏家》、孙惠芬的《秉德女人》、雪涅的《白虎关》等，都是这方面的实例。这些作品洋溢着强烈的生命活力，所谓敢爱敢恨，敢生敢死，正是这些作品人物和文学故事的真实写照。

　　而南方作家却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文化取向，方方写《水在时间之下》，储福金写《黑白》，苏童写《河岸》，刘醒龙写《天行者》，范小青写《赤脚医生万泉河》，你不仅难以找到迫在眉睫的物质生存绝境(不是没有，而是读者难以从宏观角度体会到作品人物的物质绝境)，也很不容易一下子找到男女之间压抑不住的强烈涉性信号。例如《黑白》基本上回避或者忽略了年齿带来的生理成熟问题，《天行者》压倒一切的是那种特别的日常生活的况味以及匮乏物质生存环境中的道德选择，《河岸》则专注于生存安全与正统序列的认同与排斥；南方的女性作家更是有意识地规避了粗糙生存环境中的生理描述。

　　我想，南北两地作家的这种不同，没有任何是非的判断，而只是一种文化的现状，也并非作家个人完全的理性选择，而基本是地域元素打上的烙印。

　　较低纬度和高温多湿、物产富足带来的稻作文化特征以及形体和体力上的差异会使得南方作家更多地转向细腻思考和复杂表述，这样他们就相对地忽略了绝地生存和恐惧性的繁衍反应，毕竟诱惑他们的东西更细致更复杂。当然也有例外，譬如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

　　就我个人喜好而言，如果还从地域文化角度着眼，我觉得刘震云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是北方文化滋养出来的一个突出的标本。这部小说从情节上看是一部找朋友，找知音，找家庭，找亲人，找身体和精神依靠的小说——上部“出延津记”，写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带媳妇的女儿巧玲出门找媳妇吴香香，结果把巧玲找丢了；下部“回延津记”，写几十年后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又出门到延津等地找人，找媳妇，找外公，找先人——

　　但寻找只是小说里这拨人嘈杂生活的自然延续，这本书写的更是中国北方也就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几千年来的精神遗传：黄河流域深厚有力的传统生活方式，政权频繁更迭，战争连绵不断，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激烈碰撞、长期融合，这些碰撞、更迭和融合，在杨百顺们的骨子里打上的皮实、冲动、强壮、粗糙、随遇而安、充满了不确定性以至悲怆的“原基因”，他们正应该是这样面食般而不是那样稻食般地生活的，他们正应该是杨百顺而不可能是陶羊子(《黑白》)、水上灯(《水在时间之下》)、库东亮(《河岸》))和民办教师(《天行者》)，这可能才是这本书的菁华。   

　　正是这种地域文化的差异，使我找到一种阅读的新视角，让我看到茅盾文学奖这176部参评作品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不同的美学特征。当然，这种差异是有限和有边界的，甚至我们很容易就看到了其中的一个边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苏童的《河岸》，都有人物通过游行的“花车”成名并完全改变人生命运的情节。

　　我想，这要么是作家想象能力的空间需要拓展，要么就是我们文化生活资源同质化情况比较严重，需要从另外的一些层面加以扩展和改进。

长篇小说复兴是文明复兴的缩影

张未民

　　记得上世纪上半叶闻一多先生有一个说法，大意是，中国人似乎在唐宋以前对于讲故事的兴趣不大，这是造成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见其《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也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历来都以诗歌为正宗。

　　其实，中国古人对于汉语言文字叙事功能的认识还是很深刻的，也是非常自觉的。如将赋、比、兴作为诗学的最为基本的方式方法，这其中的“赋”，实质上就是一种汉语言的叙事(铺陈)功能和方式。但汉语文学的叙事精神和叙事功能在“诗赋”体系之下，终究是受限制了，尤其造成了中国古代长篇叙事文学的晚出。只是到了宋元以后，文化交流中“白话”的通行和书面化，经民间说书及话本创作的长期孕育，在明清两代，才有了古代长篇小说的兴起和繁盛。据朱一玄、宁稼雨、陈桂生编著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统计，明清白话小说共1836种，这其中大都为长篇通俗小说。在此基础上，明清两代500多年厚积薄发，由《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耸树起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高峰。

　　长篇小说因其叙事的历史广度、人性深度、思想力度和情感厚度而成为一个时代文学与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到了现代社会就更是如此。现代化的物质文明日益发达，生活世象日趋繁华复杂，白话文学被树为主干正宗，这些都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兴盛创造着有利条件。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鲁迅等新文学大师都对长篇小说寄以深切的期待。

　　尤其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时期文学从动乱的社会环境下逐渐缓解下来，叙事艺术得到了解放。上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渐显自觉扩张的态势，进入本世纪以来则获得了井喷式的发展。长篇小说创作全国出版量很快突破年度千部，近年来更是达到了年出版2000部左右，来自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的一个估计是，2007年至2010年全国长篇小说出版量达8000部左右。现在一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出版量抵得上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数量，这不能不说是惊人的，中国长篇小说的兴盛和繁荣于此可见。在一定意义上讲，“量”本身就是力量，尤其在电视叙事强势的背景下，长篇小说获得如此井喷式的崛起，更是值得关注的。

　　而且从本届茅盾文学奖参评的176部作品的阅读体会看，中国长篇叙事的整体水平还是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体现在艺术表现的丰富性。如对中国经验的叙写，无论是在世界小说中蔚为大观的乡土叙事，还是都市叙事、知识分子叙事、青春叙事，尤其是对20世纪以来中国独特经验的叙事，如民办教师(《天行者》)、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万泉和》)、知青(《知青变形记》)、土地承包(《麦河》)、计划生育(《蛙》)等，都有风格多样的表现。而对于多民族生活的表现更是突出的一个亮点，如藏地生活叙事作品《空山》、《大地雅歌》、《康巴方式》、《绿松石》、《紫青稞》，新疆生活叙事作品《凿空》、《老风口》、《生命树》等，都为我们提供了独特而重要的历史认识和审美价值，应放在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下加以关注。它得益于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得益于促进文化大发展的宽松环境，得益于对日益提高的人民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回应，得益于不断改革与完善的具有我国特色的作家体制，得益于百年来宏大而丰富的中国历史和生活的深厚积累，以及30多年来以文化创新、文化共享为理念的主流价值实践。总之，长篇小说的兴盛是新世纪中国文明复兴的一个缩影，中国人的叙事能力和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至如著名作家张炜穷20年精力书写的10卷45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叙事梦想和热情，是用汉语叙事精神及其艺术方式营造的汉语叙事神话。

　　当然，在规模巨大的创作数量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提高长篇小说的质量，如何进一步加强社会阅读和经典化进程，仍然是需要我们长期面对和解决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