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的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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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的译学研究  
张柏然


    翻译，这个激动人心的字眼，曾诱使许多抱负满怀的才子才女跃跃欲试，将火热的青春投入到其中去；翻译学，这门自人类文化启蒙时代就孕育的学问，如今已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学科群体。然而，现在为什么为数不少的搞翻译研究的莘莘学子热情锐减，感叹找不到感觉？又为什么这门既有历史又有积淀的学科群体在众多人的心目中形象并非那么鲜明、印象并非深刻呢？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可以形象地说：翻译学虽是巨龙，然而人们尚未发现它的“眼睛”，甚至可以说尚未“点睛”。走进21世纪的翻译研究要达致“大成”，关键在于要建立一种渊深宏通、胸襟开放、又新锐高效的学术创新体制。

    翻译学在本质上是一类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科学或文化科学。这既是事实性的（实然），也是表达性的（应然）。同时，翻译学的“科学特性”与“文化性格”在一般意义上并非相悖，而是有机结合的。它们从不同角度说明翻译活动的特点：前者是从外在的、表层的、规范的方面，而后者则从内在的、深层的、精神的方面来说明。只有历史地认识到翻译学活动这两方面，方可说完整地理解了现代翻译学活动。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近两千年翻译史的国家。古代的中国人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灿烂的译学遗产，这一遗产在世界翻译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人类翻译学史经历了神话与习俗的时代、哲学时代和科学时代，21世纪将进入文化时代。基于此，21世纪中国翻译学应该站在对20世纪乃至有史以来中国及世界各国翻译学传统进行文化批判的基石上，对现实的翻译问题进行文化的分析，探求与新文化发展相符合的翻译学道路；同时从对实际翻译活动中的“纯翻译问题”关注中拓展为对现实个体和整个民族文化命运的关怀，为百姓和民族文化的新生寻求合适的翻译策略。

    要在全球对话中建立中国译学理论的现代体系，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对一些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译学经典进行现代性的“还原释读”，从其文化精神的内核中，迸发出具有中国现代特色的译学理论。此外，要对极其丰富复杂的翻译现象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考订和理论把握，即“现象统观”。它可以比较充分地吸收和转化中国传统的翻译学的学问，从而以比较深厚的功力，在本色的意义上展示与西方译学发展不同的中国译学历史过程，进而在宏观上建立中国翻译学。

    对比西方译学理论思维，中国译学理论思维是感悟性强于思辩性，生命体验力强于逻辑分析力。因此，在中西文化对话中，中国译学理论要把握住自己的身份标志，有必要利用自身智慧优势，建立一种具有东方神采的“感悟翻译哲学”。进而以感悟翻译哲学来破解中国思维方式的核心秘密，融合中国翻译文化的基本特征，在西方译论走向形式科学的同时，促使中国译论走向生命科学，创立一种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的“文化——生命翻译诗学”。

    在文化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的今天，译学对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建设，对于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译学研究必然与文化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只有联系文化来研究译学，才能对译学的意义和作用有深入的了解。从“文化”概念出发，超越从前种种“从翻译学认识翻译学”或“从某一哲学派别认识翻译学”等把翻译学看成一组孤立地利用概念、实验技术等认识过程的老路，而从文化哲学、文化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角度入手，把翻译学看成是一种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特殊活动方式，利用大量相关材料，把它的研究对象、运用的概念、提出的命题、包藏的隐喻、理论的演进等，纳入或还原到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加以整体地分析与理解、揭示它们与文化之间内在关系及由此而具有的文化特征，把握住“翻译学的文化性格”，以回答“翻译学是什么”这一翻译学的根本问题。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特点，这些文化传统和特点积淀在这些国家和民族的骨骼里，奔腾在他们的血液中。

    我们始终认为，强调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弘扬文化的民族独创风格，不但不会阻碍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而且恰恰有益于解构当今西方某些发达国家的霸权主义者试图借“全球化”推行文化殖民主义的策略，有益于真正实现多样共存互补的文化。如果我们失去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身份，在全球语境下就可能出现众声喧哗独无我的尴尬且悲哀的局面。为此，我们必须从我国翻译事业的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加快，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经济的交往会变得越来越密切。这一发展对译学与文化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文化上的同一化。经济全球化是与文化上的多样性并存的。人类要建设一个丰富多采的未来，就必须保持文化上的多样性。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任务是在多样性的世界文化中发展我们的中华文化，让中国译学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