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教科书外的鲁迅“画像”

管季超0712

给教科书外的鲁迅“画像”

作者:______顾文豪   

  2011-5-6



在鲁迅去世前的一个多月，日夜躺着，无力读书写文的他有感于死亡的日益迫促，写了篇《死》。鲁迅到底是鲁迅，即便医生宣告了他“就要灭亡”，这篇关于死亡的文字，依然写得气势不凡。不过，这篇名为《死》的文字，之所以警策动人，也许恰恰是它吊诡地议论了生——鲁迅比谁都清楚死亡只是宣告了他肉身的灭亡，却启动了他声名的另一种新生。

就此，鲁迅，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作家，而沦落为他始料未及的且是他最不愿见到的一个词汇。正如余华所言，鲁迅的命运即是从一个作家变为一个词汇，再从一个词汇变为一个作家。而鲁迅命运的转变，同时也是1949年后中国政治、文化、文学的剧情变化。鲁迅，就像是“温度计”，忽高忽低的体温，鲜明见出整个社会的体温，是正常、感冒还是发烧。比起这种“鲜明”，鲁迅本身反倒变得晦暗不明。

除此之外，鲁迅又不时成为当代文化论战的试验场。逝世70年，身后是非不止，争论不歇，即便再度谈论诸如鲁迅的文学创作、道德人格、鲁迅和胡适的比较等老命题，也仍会生发出新问题，诸如革命与改良之争、政治与文学之关系等等。有论者指出，鲁迅早已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道统”。

而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民众也越来越不满惯常的那个教科书里的鲁迅。他们要的是一个亲切有味的鲁迅。尤其近年，鲁迅被一再要求“还原”、“唤回”、“平视”，像是一件宝物，被双方不停地争来夺去。也在这过程中，鲁迅的面目庶几更清晰了些。

画家陈丹青自三年前“笑谈大先生”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写就了七篇谈鲁迅的文字，好比是给教科书外的鲁迅画了七张简净风流的素描。在他那里，鲁迅并非一个词汇、概念或是什么说法，就是一个待在上海，抽烟，爱看电影，爱买书的作家。他喜欢的鲁迅，是“好看”的人，“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也是“好玩”的人，幽默、温情、体贴，最善于在每一行文字里自己玩；他赞叹“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为上海很看得起鲁迅，而鲁迅不很看得起上海”，于是鲁迅成就了上海，上海也成就了鲁迅；而鲁迅与胡适日后在此地彼地境遇之同异，“独尊鲁迅、抹杀胡适”不是对鲁迅的尊重，反致“政治生态迅速败坏，文艺生态迅速荒芜”，从此“失去选择、失去记忆，最后，失去历史”；而《狂人日记》中鼎鼎有名的“吃人”和“救救孩子”的狂言，在提醒我们文学或可为历史的寓言与预言。

陈丹青自认只是鲁迅的粉丝，多年嗜读鲁迅，让他对鲁迅的著作和生平事迹熟稔得很。加之多年的江湖阅历和画家的纤敏直觉，他的鲁迅素描也就溢出了鲁迅常谈的边际和拘囿。值得一提的是，他谈鲁迅，不是戏说，亦非故作惊人语，只是别出心裁，出以一己与鲁迅的多年神交的深交，径直说出自己的鲁迅印象。因为怀抱敬意，所以谈得恭谨；因为爱重鲁迅，所以谈得审慎；因为蔽障重重，所以知道对鲁迅恭敬并非是尊敬鲁迅最好的方式——绕开鲁迅，或者说，绕过那个符号的鲁迅才能更靠近真实的鲁迅。

陈丹青的鲁迅是写意的鲁迅，寥寥几笔，风致顿出，不似教科书上的鲁迅，皮毛骨骼，无一不合，却神气索然；同时，陈丹青又是在写鲁迅的“意”，以其独到的悟性体验，写出湮没不彰的鲁迅真意与本意；进而他还借鲁迅写写自己的意，从鲁迅的脸看见6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遭到的屈辱，从鲁迅和死亡的暧昧话题延展至意识形态对个人的狎弄与形塑，从“鲁迅是谁”究问言论空间的珍罕难得。

鲁迅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当代中国最大的话语平台之一，陈丹青的鲁迅杂谈直接、准确而有力；是他的鲁迅读书报告，一份长达30年的读鲁心得，聪明体贴而富新意；更是他在这话语平台上对当下中国文化现状的一次精彩分析，从不满足于就鲁谈鲁，于是反倒成就了鲁迅话题的新疆界。



链接：

《归国十年》

陈丹青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笑谈大先生》

陈丹青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师之友网

不可回避的鲁迅

——读“而已丛书”等几种关于鲁迅的出版物有感

沈金耀

一



     在福建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而已丛书”中有钱理群先生的《鲁迅九讲》，其中第九讲是：“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当下的思想文化界，鲁迅研究界就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鲁迅凡俗化’的旗号下，消解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这又显然与消解理想，消解精神的世俗化的时代思潮直接相关”。[①]钱先生所说的这种倾向，我们也可以做另一种解读，即当下的文化思想界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鲁迅。其实长期以来，国人一直在回避鲁迅，把鲁迅神化或对他无情诋毁，都是在回避鲁迅。



    鲁迅的现代意义不仅在于他的思想，不仅在于他的文学，更重要的是在于他的生命践履。鲁迅的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实践，他的生命践履构成的生命气象，实际上对我们形成了一种道义吁求，形成了一种道德压力。对鲁迅不管是神化或是贬损，看似截然相反，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在道义向度上回避鲁迅的倾向，有如克尔凯郭尔评述苏格拉底时所说：“当一个人拥有伦理的力量，人们就喜欢将他美化成一个天才，目的是要赶他走，因为他的生命构成针对他们的一种主张、一种要求。”[②]鲁迅那立基于至爱情怀，以诚真、刚健、清醒为精神骨架，孤独而不妥协地向邪恶宣战的生命气象，确实逼迫着我们。神化鲁迅，潜台词是我们做不了的人，我们只能仰视他而已。然而，披读《鲁迅全集》，不禁产生一种感受，鲁迅是有很多独特的见解，但也有许多见解并非一般人所看不出；他有许多话很深刻，但也有许多话并非一般人不能说；更有许多事是我们都能做的。关键一点是，在真实的社会人生面前我们更多的是合闭了眼睛，噤若寒蝉。当我们将耀眼的光环给鲁迅戴上，将鲁迅神化时，不知不觉中把鲁迅推开了，把他当成我们当不了的人，于是我们回避了鲁迅，回避了鲁迅对我们的吁求。



    当然也有的人是贬低鲁迅，通过各种“分析”看出鲁迅心理上的毛病，把他说成是有心理缺陷的人，他的行为是一种病态，是我们正常人不愿为也不该为的人。于是我们合理地、正常地、成功地回避了鲁迅，可以很自在地、无畏地沉沦着。如果我们敢于肯定鲁迅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和我们一样的人，同时也领悟鲁迅包括杂文创作在内的生命践履所体现出来的崇高生命气象，我们不得不说与其说是在回避鲁迅，不如说是在回避知识分子应当担负的良知。鲁迅1927年10月25日在上海劳动大学讲《关于知识阶级》，指出真的知识阶级要不畏强力，敢于“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③]如果将这些话转换成当下话语，鲁迅在这里所谈的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执行批判的使命和责任。因此任何对社会、对自己负责的人，任何希望建设和谐社会、提升自己人生境界的人，都不应该回避鲁迅，不应该回避鲁迅用他的生命践履对我们发出的吁求。鲁迅不是神，他自己也不争当什么文学家、思想家，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现在读鲁迅、写鲁迅，以各种方式接近鲁迅还是大有人在，福建教育出版社的“而已丛书”11种表明，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以各种方式接近鲁迅。不回避鲁迅、继续阅读鲁迅，这表明我们的时代仍有一个健康的意识。

二

    像鲁迅这样在20世纪有如此影响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领会的人。



    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说：“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④]鲁迅认为人必需有信仰，这个论断不排除自己，那么，鲁迅信仰什么呢？他不信神仙、不信佛、不信上帝，他信的是生命的进化，“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⑤]作为个的人，又是什么在引导，那是“前面的声音”，是每个人都听过的声音；具体的人生之路该怎样走，只能由自己决定，觉醒的人，身处孤独之中，没有神的指引、没有导师的指点，人生的路该怎么走，只能由自己选择，这就是所谓的人的自由。人注定是自由的，然而这个自由对人而言是十分严厉的要求。不断向善（向上），自己寻路走去，这就是鲁迅的基本的人生信念。



    鲁迅又是一个“抱诚守真”的人，他认定的人生信念必定付之于实践。向善、为善，这是他做人的基本。但鲁迅又是一个清醒的人，他清醒地意识到人生的路是坎坷的、充满险恶的，甚至是为善者遭恶报的。为善，如果不是只停留于口头上，势必会遇到这个问题，为善者遭恶报，那是否继续为善。鲁迅是深入地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他所写的《复仇（二）》和《颓败线的颤动》是对自己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从鲁迅的生命践履看，他是在清醒地认识到为善者遭恶报之后，选择了继续为善的人生道路的。由于他相信人类的不断进步，他就坚定地为促进人类的进步，特别是中国人的从非人（为奴）向人的进步而展开广泛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于是他写出了“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的小说，写作批判旧文明、社会弊端的论文，写出与黑暗丑恶势力短兵相接的杂文。



     与此相应的是他的博爱的情怀，他有一个“立人”的思想，这个思想体现了他对芸芸众生的关切。“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⑥]这里的立人是使人立的意思，是使国人的生存成为真正的人的生存。在实践上必然要关注社会的最底层的人民的生存状况，因为只有社会最底层的人觉醒了，成为真正的人了，才能真正实现“国人之自觉”。如同博爱的基督教和大慈大悲的佛教都为最苦难者指明求赎之路，并为最堕落者留出自觉自新之路。鲁迅一生往往站在弱者一方发言，不仅出自他的至爱情怀，同时也有其坚实的思想基础，鲁迅对苦难众生的关爱并非一种廉价的同情，而是基于他的立人思想的合理选择。正如马克思特别关注无产阶级的解放正是由于无产阶级“处在‘人的解放’的‘心脏’地位”[⑦]。鲁迅的思想和他一生的生命实践，表明他有一个至爱的情怀。



     一个“孤独的精神的战士”明知“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却仍诚真、刚健、清醒地以至爱情怀为民众而战斗，这就是鲁迅的生命情调。



    像鲁迅那样要求自己、像鲁迅那样勇于负起责任，太难了。所以，长期以来，国人们是有意无意地在回避鲁迅。像“文革”时期那样将鲁迅神化，虽然到处讲鲁迅，那不是接近鲁迅，那是在利用鲁迅，以神化的方式回避鲁迅，至少是下意识地在回避鲁迅。

三

    鲁迅《读书忌》里说：“读书也有‘忌’，不过与‘食忌’稍不同。这就是某一类书决不能和某一类书同看，否则两者中之一必被克杀，或者至少使读者反而发生愤怒。”[⑧]鲁迅说的这种现象也可以扩大了看，在当下的话语实践中，也有“语忌”，对那些只能看到中国文化光明的一面的人来说，鲁迅的著作就是一忌。



    如果真诚地希望中国现代文化有一个健康的发展，现代中国人有一个健康的人格，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不可以回避鲁迅。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当下的一种文化思想趋势。但如今倡导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是否想按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要求那样去做呢？这是我的疑问。由此，我不禁想到鲁迅。鲁迅的人格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抱诚守真”，他所主张的也就是他在生命践履中实行的。如果我们要在实际生活中实践中国传统文化，那我们首先就绕不开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质问，更回避不了鲁迅对中国文明的基本态度：“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⑨]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我们的实际生存出发，从我们当下社会的发展出发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如果我们放弃了鲁迅的这个基本立场，我们所发扬的中国传统文化会将我们引向何方就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了。当然，也有人可能对传统文化是抱着一种说说而已的态度，口头上提倡，并不准备真的去实行的。像鲁迅曾经批评过的提倡读经的人并不真的想读经，或者在讲堂上日习月诵的道德文章却并不打算在生活中实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所谓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将扭曲人的心灵，培养一种口是心非、知行分裂的人格，这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是一种可怕的隐患。身心的不协调必将导致社会的动荡与不和谐。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明有过激烈地批判，尖锐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病变所在，我们今天如果真的要弘扬中国地传统文化，就不能、更不该回避鲁迅的批判。任何一种文明的创设、发展取向总是良好的，如果一种文明总是在理想状态中发展，我们早就进入人间天堂了。但在长期的实践中最好的设想也可能发生出各种病变，我们必须正视中国文明在数千年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缺失和畸变。中华传统美德的倡导是最容易为大众所接受的，但其中也有不少可疑之处。如当下正大力提倡的“孝”道，媒体上的宣传和民间的意见，总是从知恩图报的角度劝人尽孝，对此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指出：“抹杀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⑩]如果把孝道建立在施恩责报、知恩图报的基础上，那真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市场化的道德了。而缺失了真正的爱的而强调报恩也就为相反的“无恩可报”说留下立论的可能性和依据，现世中许多不孝子通常就以父母不仁、无恩可报为理由。由此可见鲁迅的批判是值得倡导孝道者深思的，我们如今对中华传统美德倡导再不能重复鲁迅所指出的弊端。仅此一点，足以使人觉察倡导中华美德、发扬中华美德决不能回避鲁迅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批判。如果我们无法解决鲁迅所指出的问题，我们真的是“播下乖剌的种子”，将来必定会受到报应。任何文明都有光明的一面也有它的缺点，鲁迅曾说：“月球只一面对着太阳，那一面我们永远不得见。歌颂中国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隐匿了黑的一面。”[11]鲁迅坚信人类的进步，所以他对阻碍进步的“黑的一面”施行坚决的批判，其目的是为了人类的进步，这是不难理解的良苦用心。



    鲁迅的著作虽对有些人来说是一忌，但好在当下社会是民主的社会，仍容许有的人喜欢鲁迅，愿意读鲁迅，愿意清醒地看到中国文化也有暗的一面。真正热爱中国文化的人，正应该看到中国文化的不足之处，从而促使中国文化在现代的健康发展，葆有青春活力。



    当然读鲁迅的著作，最好是尽可能地想象当时的情境，在历史的情境中读才可能读出鲁迅的真意。体会鲁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命情调、为什么会这样“刻毒”地批判中国文明，这需要一种历史主义的阐释。这是笔者读《编年体鲁迅著作全集》得到的感想。

四

    确实有人一直在回避鲁迅，然而，鲁迅竟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魂灵。即使他废除汉字的主张、在翻译上的“硬译”等等，似乎可以坚决地抛弃了，可以跳过去了，但如果我们意识到语言对人类精神发展的深刻影响，又不得不感到鲁迅在这个问题上的深远用心，不得不回顾他的一些看法，体会他貌似偏激的看法中的重要价值。



    语言问题，在鲁迅看来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他是将语言与大众、民族的生存联系起来论述的。“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走哪一面呢，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12]这是鲁迅在《中国语文的新生》一文中说的，类似的说法在他与许寿裳、曹聚仁的书信，在《门外文谈》《无声的中国》《汉字和拉丁化》等文章中也有所论述，可见不是突发奇想的偶尔论及。在他的散文《〈二十四孝图〉》中还有一个并非开玩笑的“诅咒”：“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这些论述表明鲁迅是将语言与人的生存联系起来思考的。关于语言对人的生存的控制和影响，从德国的威廉·洪·堡特、海德格尔到法国的福柯，有过深入广泛的论述，鲁迅在这方面没有进一步的论述，但他的杂文写作体现了他对语言与生存的密切关系的深切体验，因为，大量的杂文就是对各种遮蔽本真生存的话语的揭开。



     鲁迅在翻译上坚持“硬译”这与他的语言观也有关系。固然，鲁迅的翻译主要是为了介绍外国新思想、外国文学作品，以致有些书没人从原文直译时他还主张先重译，但我们也不可忽视鲁迅坚持“硬译”在语言改革方面的意义。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鲁迅指出中国语言历代皆有变化，唐译佛经、元译上谕有些语法词汇就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也就流行了。“硬译”，是为了保持原文的精悍的语气，也是为了补救中国文字的缺点。[13]在文学界，似乎普遍认为鲁迅“硬译”的主张过时了甚至是错了，但在哲学界，至今许多翻译哲学著作的译者仍主张“硬译”，颇有鲁迅的硬译遗绪。如陈嘉映《哲学概念翻译的几个问题》一文所说。[14]其实，想开点，“硬译”往往具有启发思想、改善语言的功用，因此对鲁迅的“硬译”也就可以接受了，鲁迅的“硬译”也就不可回避了。



    但鲁迅自己的翻译到底怎么样呢？鲁迅的译著很少再版，现在也不容易找来读了，但研究者还真非得好好读一下鲁迅的译著不可，由此可以更深地体会鲁迅在语言方面的主张和深远的思考。福建教育出版社最近重印鲁迅译文集，是一件好事情，我们可以由此在鲁迅的译文中真切地体会鲁迅的翻译实践及其翻译观，至于他翻译上的得失则应有研究翻译的学者来做进一步的研究了。



    鲁迅的不可回避尚有许多理由可说，但在此不必尽举。如果我们不回避鲁迅，那我们需要一个确实的鲁迅。研究鲁迅的著作，鲁迅本人的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向人们展现一个丰富、确实的鲁迅，如此而已。窃以为现在是研究鲁迅最好的时期，我们可以冷静、不赶任务地研究了，狂风过后留下的是真正愿意走近鲁迅、理解鲁迅的人。



[1] 《中国语文的新生》，《编年体鲁迅著作全集插图本》第6卷第198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

[1] 参见《“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编年体鲁迅著作全集插图本》第4卷第247~251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

[1] 陈嘉映：《思远道——陈嘉映学术自选集》，第157~163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福建，36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