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雷人城市口号喊不出城市文化(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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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匡政：雷人城市口号喊不出城市文化(转帖)



       “两个胖胖欢迎您”是合肥的城市口号，“一座叫春的城市”曾是宜春的口号。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如今往往是一个城市刚花大价钱推出来一个口号，立刻就被网民批判得体无完肤。网民认为当下很多城市口号都过于雷人，其中重庆策划的“没到过重庆，不了解中国”，一度当选“十大雷人口号”之首，因为这口号就像一道万能填空题，能替换成任何地名。

       网民对城市口号的反感和嘲讽，虽多数出于直觉，但不能不说这直觉是准确的。今天弥漫各城市的口号热，不过是浮躁的政绩病和城市病的一个表象。近日有关于城市发展的调查显示，有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为一举成名打出雷人口号的城市更是不计其数。很显然，一个城市要想变得有特色，不是靠多建几座大厦、多喊两句惊人口号就能做到的。尤其180多个城市都想建国际大都市，无异于痴人说梦。

       城市和文化的关系不言而喻，非常古老。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城市，都有它们独特而鲜明的文化形象。说起古罗马，人们会想起那里的竞技场和帝国文化；说起盛唐长安，人们会想起那里开放而包容的文化气象；说起明清的苏杭，人们会想起那里通俗文化的繁盛与隐逸文化气质。一座城市如果有自己鲜明的文化个性，市民才可能共享一份独特的文化记忆。一个简单道理，像“桂林山水甲天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样的城市名头，是历史积淀下来的，而不是当政者策划的，它代表了大多数民众对于该城市文化特色的认同。

       分析那些著名城市的文化形态，我们会发现除了表象的物质文化，如建筑、服饰、饮食的不同外，更为深层的还是城市所奉行的文化价值观的不同，这些文化价值观有的源于文化传统，有的源于宗教文化。如伊朗首都德黑兰城市风貌展示的是伊斯兰教的宗教价值和文化价值，它与欧洲信奉基督教的一些城市，在物质文化或制度文化层面，都会有巨大差异。再如雅典，之所以当年能成为名城，是因为它充分承认了个人在城邦中的价值。伯里克利当年有个语录：“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也就是说，雅典的存在，是通过个人对自由和幸福的实现来完成的。当个人在为自己的目标努力时，也在实现城市自身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市民与城市实现了文化和记忆的共享。

       在我国，有风格的城市文化大多都消失了。表面上看，是由于现代化的开放性，使城市和市民关系疏远了。但历史地看，还是因为社会价值观的整体缺失。由于意识形态切断了民众与文化传统及宗教的联系，等于切断了城市文化的价值来源。而一个没有独特价值观的城市，是难以形成自己独特的城市文化。当下连地方政府官员的价值认知都趋于简单化、绝对化，把财富看作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在这种功利主义的气氛中要建设独特的城市文化，几乎是一种奢谈。

       城市管理者对城市文化所能做的，不过是城市制度文化的建设。城市制度文化，要以唤起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为目标，也就是建立一种市民可广泛参与的制度文化，而不仅仅是提一些大而无当的口号。一个市民如果只把自己当作是一个驯服的臣民，自然对城市事务毫无任何参与的热情。最好的城市制度文化当然是实现市民自治，只有市民拥有了绝对的权利，即拥有了自由组织社团和发表对城市意见的权利时，一种符合地域传统的公共生活和文化模式才可能逐渐成型。文化彰显的是一个城市的内在精神，而精神的形成是复杂而缓慢的，需要漫长的成长期，决不可能通过策划几个方案、空提几句口号，就能一蹴而就。只有当市民拥有了发自内心的自豪和自信，一个城市的文化灵魂才开始有了雏形。

       一个城市一旦有了自已鲜明的文化特色和风格，文人雅士自然会把名头送上门来，民众也会自发地表示认同。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如何建设一种适合自身城市特点的市民参与制度，最终形成自己城市的文化特色，才是真正值得考虑的问题。只有让城市的每一点进步，都能溶进市民的感受中，所谓的文化心灵才有落脚处。想靠几句口号和几份策划案，就期望塑造出自己城市的文化特色，这个想法无疑幼稚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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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吓永远逼不出文明（转贴）


　在农村，草是很低贱的植物，到处都有，随便可踩。到城里，草就金贵了，大片的草坪是用钱种起来，是拿来看的，不是养来踩的，因此要写上“严禁踩踏，违者罚款”之类的标语。可是有人为了图便捷，还是要踩，草坪上本来没有路，踩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后来，标语改成“小草微微笑，请你把路绕”之类的提示，踩的人反倒少了。
　　粗暴标语无用，温馨提示反而管用，自然因人在自觉或被迫的遵守中养成行为习惯，却不能不说后一种提示因为文明、尊重、人道而触及人内心的柔软处，唤起了文明的行为。文明经常就是这样，它是一种很弱质的力量，是靠自己的谦逊悲悯来赢得改进，而不是靠粗暴、血腥、野蛮。
　　可是，太多人急功近利，觉得这文明的力量来得太慢，他们相信粗暴、血腥，用革命的、运动的行为加上血腥的、粗暴的口号来迅速地达成所谓目的，结果总是一阵风过去，很快又旧面重现，并没有入人心入人脑，成为自觉的文明行为。
　　因此，当全国集中整治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拉开序幕，四川夹江交警在县城挂出了多幅宣传标语，其中有“酒后驾车者医院给你开好了房间”、“酗酒开车是驶向死亡与坟墓的选择”这样的血腥标语时，我就断定，这又将是欲速而不达的事。
　　“醉驾”出事多了，就用“集中整治”对付，并没有走出运动式社会治理的思维，只会让社会经常处于动员式的临时状态，一个正常的社会形态不应该是这样的，这种形态使人总处于应急状态，造成浮躁与混乱相杂的社会心理，消解正常的解决渠道和功能，是头痛医头的“暂时疗法”，治标而不治本，其弊端之多毋庸赘述。
　　用血腥的标语来辅助“治疗”，那些标语看似起辅助作用，琢磨起来非常核心。细细体会，与其说四川夹江的血腥标语是警示，不如说是恐吓，想通过恐吓的标语来逼出行车文明，注定难以成现实。
　　中国人曾一度信奉（或被迫）“口号治国”、“标语治国”，从土改到合作化，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的标语起到过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些标语激荡人心，有些标语则是典型的恐吓。
　　四川夹江的标语想警示酒后驾车后果很严重，但它描绘的恐吓图景却与文明驾乘无关，与改变中国人饮酒中的劣习无关（如只有喝多喝醉才表明感情真切深厚等），与化解贫富分化更加无关。它只是一种恐吓，一种口头暴力，用口头暴力来压制“醉驾”的行为暴力，终究走不出以暴制暴，走不进善治。这些标语貌似无强制性，但出自管理部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权力警告，显示了恐吓的“权威性”。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我们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标语治国”是文革的遗风。我则认为那些血腥的、恐吓的标语，本质上是专制的恶果。孟德斯鸠早就说过，共和国需要品德，君主国需要荣誉，专制政体需要恐怖。我们固然是共和国了，但有些人在专制文化里打滚太久，深受影响，一脑子的专制思想，在社会管理中不小心渗漏出来，就表现为喜欢用恐吓甚至恐怖的手段来治理。
　　恐吓可以创造秩序，恐吓逼不出文明，文明可以唤起文明为内核的秩序，稳固而持久。然而，在一个专制浸淫太久的国度，我们很容易习惯地相信恐吓可以创造秩序，而且还把秩序等同文明，孰不知，这样的秩序与文明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但我们需要结果，哪怕是一个象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