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龙应台的杂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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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龙应台的杂文创作
                              作者：方小壮



    台湾的杂文创作伴随着新文学的诞生而出现。五十年代笔耕不辍的何凡，六十、七十年代风靡海内外的柏杨、李敖，八十年代刮起“旋风”的龙应台，都曾数次震颤着文坛，杂文创作成为台湾文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大陆诸多读者的印象中，以文学批评步入文坛的龙应台是以其热烈似火、犀利如锋的杂文，同她生活的那个丑陋世界短兵相接的。她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中，用一连串的“你为什么不生气？”点燃了社会批评的野火，这一连串的怒吼和指责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反响与共鸣。

    杂文以广泛的社会批评为己任。龙应台独特的生活经历使她拥有宽阔的视野，获得开放、自由、丰富的资讯和观点，赋予她比本地知识分子更敏锐的眼光、更鲜明的感受，也使她比本地知识分子较少言论约束和更大胆的畅所欲言。《野火集》就是以一种社会现象、一个具体问题、一件事、一个人组成的指摘社会弊端、剖析社会病态的整体“阵势”，面对中国台湾社会、文化、生活、观念、制度、法律、习俗提出种种有力的挑战。其中尤以环境、教育、政治制度为关注的焦点：看到淡水河的污泥和垃圾，她指出：既不愿遗弃她，就必须正视她的病毒，站起来清洗她发烂发臭的皮肤（《生了梅毒的母亲》）；谈到受教育者的课业“像媒婆赶喜酒一样”被安排得满满，她呼吁“给学生时间和空间去思考”（《幼稚园大学》）；面对一位“不用脑的美术馆长”，她极力反对专制政治对艺术的控制（《啊！红色！》）。龙应台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她指责人们道德勇气的沦丧，她对教育制度使学生思想贫乏痛心疾首，她要求政治开放和宽容……她的批评“不戴面具，不裹糖衣”，“习惯甜食的入觉得《野火集》难以下咽；对糖衣厌烦的人却觉得它重重的苦味清新振奋”。

    旅居瑞士之后，龙应台并没有放弃对台湾的关注。《人在欧洲》中，她依然想念那个“一身病痛但生命力强韧的地方”。雾气浮动的湖边，那悠闲自在的天鹅使她叹息台北那些“缺少爱生观念的孩子和那个不爱生的社会”（《烧死一只大螃蟹D.她站在“地球村”公民的高度来观察社会、分析社会问题，将台湾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纳入国际社会的大背景中，敏锐的捕捉到她对现实的关注点：“就地球村整体文化而言，白种文化的绝对强势所造成的世界同质化倾向，对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无宁是一种危机，一种威胁”，“有些基本信念，譬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但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或许应该结合力量，发出声音，让沉浸在自我膨胀中的白人社会产生些不安”，“谈四海一家，必须先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何必日台湾》一文就是站在这种大背景下来透视、考察台湾的社会、政治、文学。进入九十年代，龙应台开始株汾防冬批评的对象放在历史和现实的纵擒结合上加以剖析，从古今中外的联系上加以类比、对照、概括，从而保证了作者议论和批评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

    龙应台杂文的魅力在于剖析问题的独特视角。她往往能在看似平常的生活现象中找出本质联系，挖掘现象背后的心态和观念，达到批评的目的。这不能不归功于她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敏锐的现实触感。传统的思维定式往往使我们对隐含事物本质的现象视而不见）使我们常常误以为我们头顶上的天空就是宇宙的正上方。龙应台却摆脱了这种思维定式，没有被文明社会的表面所迷惑。看到虫茧，她知道这里能飞出美丽的蝴蝶；她从地底下往上看世界，她找到了豪华大厦下的阴沟，并用她犀利的笔将阴沟挖得更大，好让人看得一清二楚。如《给我一个中国娃娃》，中国人的孩子玩洋娃娃被认为司空见惯，可是黑孩子玩黑娃娃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却吃了一惊”。当黑孩子渐渐远去“我开始领悟到自己这种吃惊包含了多少愚昧：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孩子，为什么要玩金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娃娃？”在两个现象的对照中作者的结论显得深刻而又凝重：“对于现行价值观的重新检阅、反省，应该是建立民族自尊的第一步。《一瞑大一寸》中作者更是以感触现实的明利、雄辩的说理，通过”速隆美“和”婴儿奶粉“两个广告，表现出不寻常的智慧，语出惊人：”现代的中国女人不缠足，进步了，解放了，可是如果她们去丰乳，有了孩子之后却不哺乳……这和缠足没有两样，后果却缠足更严重。“龙应台正是借助其敏锐的现实观察能力和独特的思维方式，以独特的视角挖掘深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联系）使得她的杂文向文明批评的深层嬗进。

    杂文的功能在于针砭时弊、引起疗救、指点向导一世。龙应台的杂文在对现实无情透视和直接批评的背后是将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摆在首位，在肯定人的价值的同时，倡导建立一个现代、合理、富有价值和尊严的人生价值观，《野火集》中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正面指责的是国人懦弱怕事、姑息邪恶以致坏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实质上作者所要肯定的是社会中人的因素，一个由具备健康人生价值观的人所组成的社会是不会出现病态的。《难局》则直接抨击极其庞大的社会权威规范和制度对活生生的“人”的忽视和框限，要求保护人的基本权益。《“对立”又如何》在阐述西方的民主和观念时，对新的人格、新的观念毫不掩饰地加以张扬。可以说，抨击造成人格缺陷的种种弊端，肯定健康人格是《野火集》的主要内容。就是在《美丽的权利》中，作者极力维护的“女权”，实质上也是事取“人权”，即同男人一样的女人的自尊自主的“人”权。《人在欧洲》中，做为地球村公民的“人”的概念又得到了放大和扩展。《给我一个中国娃娃》将人的尊严放大为民族的自尊；《烧死一只大螃蟹》将人的概念扩展到其他生物。创作于九十年代的《啊！ 1996 》《清理过去的黑暗》等篇目中，作者更将人的价值置于历史和现实的纵横结合中去考察、认识，充分显示了作者开阔的视野和宽广的爱心。龙应台的杂文中所倡导的健康人生价值观，绝非依照人的感情生发的，她说：“判断与行动需要坚强的理性”，她认为健康的人生价值观必须有冷静的理性支持，以理性来“立人”，通过人的改造来促进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龙应台的杂文引起的反响和共鸣是巨大的。客观上说，八十年代处于“转型期”的台湾正经历着从“一元化、权威分明的社会”向“多元化社会”转变，人的观念也发生着变化。“焦灼的时代需要批判的声音”，龙应台的杂文反对权威、批判现状的立场正为给人们“痛快地供给了情绪的发泄”。主观上，这和作者高度的社会
责任感密不可分，她适时抓住现实生活中同人们息息相关的事件，一改以往社会批评四平八稳、不伤和气的陋习，传达了时代的新声。

    纵观龙应台的杂文创作，她前期的杂文以丰富的事实、澎湃的激情、咄咄逼人的道德勇气、论辩式的说理表现不寻常的智慧见长。但百密总有一疏，如同一位急于说服对方的辩手，虽然不乏掷地有声的谈论铮言，却得于犀利而夫于单薄。龙应台后期的杂文虽然能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度来剖析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保持几分的矜持，并表现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双重渗透下作者生起的种种执著和迷惆，显示着丰厚的容量，但这无疑又削弱了杂文应有的批判力度而趋向“人生杂谈”。然而，我们不可否认龙应台的杂文客观上继承了鲁迅、赖和的批判精神，为台湾的杂文园地增添了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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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与周国平

文/李泓冰


    龙应台在上海的报纸上对上海男人评头品足了一番，让上海的男人女人都不舒服，像在众目睽睽下，无端地成了一盘烤得透红的龙虾。各地副刊编辑们则兴奋于找到了热点，将龙应台端出的这盘龙虾敲骨吸髓、煎炒烹炸地吃了又吃。被形容为“龙旋风”的龙应台呢，早已坐在瑞士美丽的家中，欣赏并记录着她的儿子安安的如珠妙语，我们这里关于上海男人的喋喋不休，浑不关那个家中的痛痒。

    我读着龙应台的自选集《女人与小人》（上海文艺出版社），这是用女权主义的肝胆、怜爱与自得交织的慈母心肠熬成的一锅滚汤。嫁了德国丈夫的龙应台，时时有意无意地褒扬西方男性而对东方的伟丈夫心存不敬。

    我一直对住在大洋彼岸享受着西方、又对东方恨铁不成钢的同胞存着几分腹诽。真有责任感，何不回国尽忠尽孝？隔着天窗，说着亮话，总让吃不到葡萄的我酸得难以下咽。

    龙应台这颗遥远的酸葡萄，嚼在我嘴里原是过瘾得很的。那会儿和同学们都是壮怀激烈、以天下为己任的年纪，初入社会，事事都有逆鳞之痛，凡重击中国人积弊的文字，如龙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何不生气？》之类，均觉如饮狂泉。重读龙应台，对那种俯拾即是的偏激、张狂、武断、自以为是，却觉得触目得很，感慨地想：年轻时真是幼稚，竟看不出来！

    扔下龙应台，拾起周国平，也是散文集，《守望的距离》（东方出版社）。如果说龙应台是“旋风”的话，周国平是润物无声的“细雨”，或者说像二三老友端坐于书斋，把着淡酒浮出的细语。平和、宽容、有味，不疾不徐，从容古今，从容情感，间或也有些浅浅的忧郁。读了不会让你有激赏的冲动，只是些微的叹服。周国平生于上海、学于上海，在广西度过十年的深山岁月，由考研而定居北京。只有生长于斯的学者，才能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真传，个中感受真是我们这些一同走过时代风雨的人才冷暖自知。从容与宽厚掩住的痛苦，不足为外人道，对自己人则不必说，全能心领神会；所以周国平索性这样标题：《为自己写，给朋友读》、
《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读周国平，像读中国古代哲人的书一样，让人沉静，让人出世。读龙应台，让人入世，让人痛楚、激动，想和人争吵。

    本来书架上这两位的书早就搁在一起，也不曾起过冲突，有过比较。最近恰巧前后脚地闲读龙、周，就对自己起了疑惑：何以对龙前恭后倨，而对周却网开一面？我警觉到，真是上了年纪了，开始将击剑长啸、白眼看人视为肤浅了。

    惊后反省，得了一个结论：今天的东方，其实更需要的是龙应台，而不是周国平。对自己的毛病，有痛楚才会下决心去根治，我们还没有到享受从容的时刻。周围平的境界，怕倒是能解了西方人的愁结；可是，东方独多周国平，龙应台却远嫁西方，所谓“橘逾淮为枳”。

    虽然仍是私心不以龙应台为然，还是决定，从此多读些“旋风”文字，少读些周国平。梁启超早就呼唤“少年中国”，几代人又过去了，总得更多一些中国人有少年激情才成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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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经典语录



   阅读提示：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
　　1、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其实可能愈走愈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走进人生的丛林之后，自由却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道路上的荆棘。

　　2、有些青年人追求时尚，不谈政治，实际上就是只关心自己的事情。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滚动着的车，总有人在里面自顾自地行乐。所幸的是，总有人探出头来看看这辆车究竟跑在哪里。

　　3、思想需要经验的累积，灵感需要感受的沉淀，最细致的体验需要最宁静透彻的观照。累积、沉淀、宁静观照，哪一样可以在忙碌中产生呢？我相信，奔忙，使作家无法写作，音乐家无法谱曲，画家无法作画，学者无法著述。奔忙，使思想家变成名嘴，使名嘴变成娱乐家，使娱乐家变成聒噪小丑。闲暇、逗留，确实是创造力的有机土壤，不可或缺。

　　4、龙应台：我其实也诚实地在问自己，思考了之后我自己觉得，天呀，如果我的孩子能够平安而且快乐，不管杰不杰出，我都已经很感谢了，所谓的“ 成功”好像真的不重要。事实上，这种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多我台北、香港的朋友，他们的儿子女儿都在哈佛、剑桥读书，顶尖的优秀，我的儿子还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方向，而且并不以“杰出”作为人生志向。以“不能输在起跑点上”的逻辑来说，他已经差一大截了。但是那一次的“阳台夜话”，我整理了自己的思绪，是的，我可以接受我的孩子“平庸”，重要的是他们在人生里找到意义……

　　1975年我离开台湾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走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头，天上深蓝深蓝的一片云都没有，阳光照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地。8月，还没有开学，美国18岁、20岁的人光着臂膀、穿着短裤、球鞋、骑着脚踏车在你面前悠来悠去，我最无法忘怀的就是：咦，怎么他们每个人看着都那么轻松，那么没负担？从他们肢体的语言我就已经发现了，我们差别很大，他们身上没有那个几千年的国家重任。

　　5、人本是散落的珍珠，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线，将珠子穿起来成为社会。当公民社会不再依赖皇权或神权来巩固它的底座，文化、历史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黏合剂。

　　6、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7、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

　　8、一个社会特立独行的人越多，天分、才气、道德、勇气就越多。

　　9、每个时代都有思考和不思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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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市民主义——在四川大学的演讲

龙应台



我演讲很挑剔的，这里音箱有很大的噪音，哈哈，好像有水车在转。我试试，因为我对噪音特别
过敏。
请让外面的同学都进来，前边可以席地而坐，讲台上也可以坐人。（被保安堵在门外学生蜂拥而
入。）
各位大家晚安，第一次来四川，来成都。每到一个城市，有时会带着失望离开，很多事都要靠缘
分。今天下午两点钟到，一下飞机就去了武侯祠。对武侯祠的印象是，如果这个城市要引诱一位
陌生的客人，就要从这里开始。
来之前，我收到这里一位同学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上面介绍我是德籍。首先，我想声明一点：我
不是德籍。我在美国待了9年，欧洲待了13年，一共是22年在国外。一家四口，丈夫、孩子都是德
籍，只有我是中华民国的护照。一家人如果要旅游欧洲七个国家，只有我一个人必须一个国家一
个国家地签护照，非常麻烦。我之所以保留中国民国的国籍，不是出于爱国，仅仅是因为从86年
开始，在李登辉先生12年的执政中，我持续不断地批判他的政府。如果我入了德籍，我有何立场
对他的政府进行批判，去尽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呢？所以在这里，我要澄清一下，我不是德籍。
今天，我的演讲题目是《我的市民主义》。
当我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如何才能通过这个城市的表面看到它后面的东西？假设一场暴雨过
后，穿上一双白色鞋子出去走一圈。有的城市走一圈回来，鞋子干干净净，可以直接踩在地毯
上。有的城市走回来，满脚都是泥泞，说明这个城市基础建设不好。“基建”的英文是
“capital　construction”，指地下管线的铺设。如果一个陌生的城市，暴雨过后路面淹水，
如70年代的台北就是这样，说明地下水系统不好。但是，这个城市的表面绿化很好，说明市长只
注重表面的东西，不重视与市民安居乐业息息相关的下水道。
一次，我和我的一个孩子去中国的一个城市，这里不点名了。这个城市马路很宽，路中间有绿化
带和花圃。我的孩子突然对我说：“妈，这个城市有问题！”我问他：“什么问题？”他说：
“我看到这里的民居很破烂，但是天桥下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都种着花，说明这个城市只注重外表
形象，不注重民生。”所以，判断一个城市，只需看一看它的政府机关是否堂皇华丽，而民居是
否一片破败。还有一个蛛丝马迹，就是看这个城市是否有很多用高大围墙隐藏着的空间，里面的
玄机普通市民无法知道。
我的市民主义就是指，这个城市变成什么样子，是由某个人决策，还是全体市民的意愿。如果是
市民的建议参预进来，就很不一样。
了解一个城市，不需要知道这个城市的历史，只要看一下官员、警察与市民对话时的肢体语言就
知道了，如果一方是趾高气扬，另一方是卑躬屈膝，这个城市就有问题。89年以前，我去东德，
验护照时，东德一方的检查人员在黑色玻璃后面，你看不见他，他能看到你，仿佛要给人敌明我
暗的感觉。89年我到苏联也是一样，护照被毕恭毕敬地递进去，结果被里面的人恶狠狠地丢出
来。89年以后，我再去，玻璃拿掉了，人与人的关系，权力与义务都变了，原来傲慢的官员都变
得笑容可掬。还有一点蛛丝马迹，就是看市政府门口有没有诉冤的人。所以，一个城市的基建包
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硬件的地下水管道，一个是软件的司法。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个城市的历史，
只需要看一下这两个方面的知道了。
在台北，一年有16个亿（折合4亿人民币）的基建预算，如何判断它是服务于大多数市民，还是某
一阶级的极少数人？这需要培养民间非政府的文化组织，让这些民间组织有足够的知识，知道足
够多的内情，可以监督和抗衡政府。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纳税人，这是市民主义的第一个基
础。
市民主义的第二个基础是一个城市的性格，不只是迎合某个官员的自上而下的意志，而要按它自
己的需求和性格自己发展。城市里，有颓废的作家、前卫的艺术家、坚持传统的国粹派，这些不
同的人群相互冲突、融合，最后产生一个核心的价值，它是自下而上的，这就是这个城市的性
格。
最后，谈谈一个城市应坚守旧的传统，还是追求新的时尚。我有一个非理论的，却是实际的观
点。老区有我们童年的记忆，如果有16亿，维护老区比夷平它的钱多，我宁可花更多的钱更新老
区的内部。把老区保存下来，新楼的建设可以慢下来一点。但主要还是看这样做是为了市民的存
在，还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而存在。
不久前，我在北大讲演，最后有个学生问我：“为什么没有谈到民主？”这件事对我震憾很大，
因为那天我整晚都在讲民主。通过这件事，我知道我们的对于民主的理念有很大的不同。今天我
所说的民主，不是年轻时抛头颅、洒热血的民主，今天我所说的民主不是激情的，而是务实的。
所以，今天我整晚都在讲民主，希望大家能听懂我的意思。谢谢！（掌声）
主持人（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谢谢龙应台先生的演讲，我听了深受启发（这让
拾遗想起“三个代表”学习班上的例行发言^_^）。龙先生的演讲对我们进行文化研究很有意义。
很多学者的问题都表现在现实生活中，正如...总理所说……（后面的内容被哄笑声淹没了^_^）
下面是回答提问：
问：对于现在中国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忽视，和对外国文化的倾斜，您怎么看？（提问者赠龙应台
先生一根载人航天纪念胸针。）
答：上几代人生活在巨大的政治动荡中，封闭在政治围城里，出现了根本上的文化断层。我们现
在需要补习的不仅仅是传统文化，还有外国文化，两者要同时要进来。如果你们传统的基础不好
时，不妨先吸收外国文化，让它成为实在的成分。但是，没有传统的基础，外国的东西终究都是
泡沫，会让人充满困惑。相反，如果先有传统的基础，再吸收外国文化，则可能贯通。传统的东
西中也有鲜活的东西，要看你有没有慧眼。
问：我看龙先生的文章很有性格，为什么您与外界交流却很审慎呢？
答：哈哈，你以为我是一个剑拔弩张的人，其实文章与本人的落差很大。很多人对知识分子的男
女性别有偏见。我习惯于一只手写大块文章，一只手为孩子换尿布。这是一种快乐的实践，那种
一刀两断的二分法有问题。那个在云端的和脚踏实地的其实是同一个人。有时，在台北的街头，
我会注视一个正在喂奶的女人，一看就是一个小时。用脑思考宇宙的大智慧，用心关爱花花草
草，二者并不矛盾。
问：请问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答：二者不一定有关系。文学的精神是自由。我现在比较赞成林语堂的态度，而不一定认同鲁迅
的态度。文学本没有应该与不应该，但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有文以载道的传统，与政治有很大的关
系，士大夫是文学创作与经世之道的结合，一边为国家出力、做事，一边批判现实政治。文人要
以追求自由为不可遏制的需求，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我文字比较平民化，多一些具体的描述，这
是希望与普通的市民对话。
问：您认为，中国女性从过去清教般的束缚到现在的商业化，应该怎么办？
答：80年，我到大陆，那时在大陆看不到高跟鞋，到处都是假小子，女性的装束很中性化。台湾
人看了都说：“中国妇女真解放。”这其实是表面上的，实际上是马列主义教条从上而下造成的
男女平等。大陆开放后，什么金丝雀、包二奶又都出现了，又重新回到五十年前。我的策略是：
女性面对商业社会的异化，在西方、台湾都一样，女性如何从包装中体现自我意识？大陆女性现
在马上生出一套意识是不可能的，需要与国际妇女运动结盟。
问：虽然，主办方事前已经打过招呼，今天不准提政治问题，但我还是想问一个政治问题。有人
说，台湾已进入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宪政时期，大陆还在训政，你认为，我们大学生对宪政该做些
什么？
答：台北今天下午有50万人上街抗议，这样的抗议已经持续6天了。现在怎么样了，我不知道。在
这里，我没有新闻。但是，台湾的经验告诉我们，求自由、求民主，不是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
政这样简单的直线形，而是Z形的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台湾的选举机器出了问题，出现了选举
被操纵、作假的问题。它正考验我们还有没有智慧和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民主的道路是曲曲折
折、反反复复的，不是简单的直线形。前几天，我看到一篇美国记者的文章，名字叫《美国是否
可能重建它的民主》。美国这样成熟的民主制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我们了。在大陆，从孙志刚
案以来，又陆续看到拆迁的农民要求《宪法》给予说明，这是好现象。去年，重庆有个女大学生
因怀孕被校方开除，她的父母不再因社会压力而羞于启齿，而是勇敢地站出来和校方打官司，这
就是大陆社会的进步。所以，民主、自由不是慷慨激昂的呼喊，而是每一天踏踏实实的实践。
问：两个问题：第一，您以前写过一篇《啊，上海男人！》，这次到成都，准备怎么写成都男
人？第二，市民是否应向政治家学习，学会容忍？
答：我刚刚到这里，同这里的人还没有接触，在经后的五天中，可能会有一些接触。还会到杜甫
草堂，我很喜欢杜甫的诗。我现在觉得立言比立功容易，我可以写三百篇批评文章，但可能一篇
都不能成为真实。政治家不需要写文章，他只要批一个“是”字就能使一件事成为现实。所以，
忍辱负重比快意恩仇更难，文人应学会谦卑。
问：您如何评论您的继任者？您是否觉得您的朋友马英九先生现在正处于莫大的尴尬中呢？
答：我是开拓者，不能评价继任者，这不合适。我的朋友马英九先生的确正处于尴尬中，他既是
国民党成员，要支持国民党，同时他又是台北市长，负有维持治安的责任。但你不要问我他该怎
么办，我可以告诉他，但不能告诉你。（笑）
问：请问城市集体记忆对城市性格的影响？
答：西门町你们也知道啊，哈哈。因为我是吃麦当劳长大的，老胡同是否就应该拆掉呢？如果有
一天，你的孩子像太空人一样生活了，麦当劳是否就应该拆呢？如果到那时，你的孩子仍然记得
你在麦当劳为他开过茶会，而不舍得把你的记忆抹掉，这才是最好的。我们那一代的强势文化是
纽约、芝加哥，我们的上一代的强势文化是日本东京。我们这一代很多人远度重洋，弃国而去。
美国文化对我们来说很惶惑。我的观点是与其自己没文化，不如让强势文化进来。但更好的是让
自己的文化变成强势文化，但这要看我们的文化土壤是否还依然肥厚。
问：如何定义女性的成功？
答：在人生里找到快乐就是成功。成功有两个标准：一是有无选择的可能；二是向往能否达成。
问：您曾说过不喜欢过分干净的城市，而喜欢纽约、巴黎那样的有点乱，但有富有创造力的城
市，是吗？你对成都要成为“东方伊甸园”，有何评论？
答：是的，我个人认为一个城市的干净与它的创意成反比。你们说的“东方伊甸园”我听不懂，
但一提起“伊甸园”，我就想到蛇。（笑）
问：台湾的民主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您觉得应该如何面对？
答：我亲眼目睹了台湾民主的发展，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陈水扁，这个人性格里有专制的成分。但
是，他是民主选举的产物，我必须尊重。我有一篇文章叫《被绑架的人民》，在网上可以查到，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有一次在台湾，文化人聚在一起开会，陈水扁走进来，文化人都不站起
来。我当时觉得应该站起来，虽然内心有很大的挣扎，但必须尊重民意。大家知道石原慎太郎
（拾遗按：此人乃日本东京都知事，日本极右翼分子）与我的过节吗？那是另一次挣扎，我彻夜
未眠。石原慎太郎到台湾来，我想，作为文人的龙应台决不见他，但为了文化上的交流，为了尽
政治上的义务，应该见他一面。见面时，除了递给他政府文书，又给了他一本我写的批判他的
书。他回去后破口大骂台湾政府中有反日分子，引起一场风波。再举一个例子，在台北，我要指
定一座百年教堂为古迹，但教堂是教会的私产，教会想拆掉建十层的楼房，这下怎么处理？先是
民主协商，承诺在别处找地方供其盖楼房，但还是不肯搬。最后，只好进入法律程序。但是，你
对还是他对，法规不会告诉你，必须取得民意的支持。推荐大家读一读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
敌人》这本书。一个社会能否实现民主，关键要看这个文化传统中有无“理性辩论”和“宽容异
见”的精神。中国文化中不见得有这种性格，所以每一个案子都是一次考验。

问：在全球化浪潮下，我看到中国传统工艺后继乏人，请问：中国传统文化怎么才不会被边缘
化？
答：其实我们早就是弱势文化了。文化就像商品一样，有时是炒作和操作的结果。传播一种文化
就像推销一种商品一样，要放在超市的架子的最上层，最显眼的地方。当我们的教育体制、文化
新闻体制不良，永远产生不了生命力最强的文化内涵时，我们就必须有勇气说：那是活该！

问：您是悲观者，还是乐观者？
答：如果你不是有悲怨的话，不会去写作。如果你完全绝望时，也不会去写作。（笑）

问：请问：文化定位和文化人的独立性？
答：一种文化的定位不是专家、学者、官员从下而上说了算的，而是属于市民本身的选择。文化
人应该独立，但当考验来了的时候，很难独立。很多文化人、知识分子是通不过考验的。

（最后，请求签名的学生一拥而上，龙应台先生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可不可以请大家温柔地排
好队，表现给我看！”^_^）

文拾遗 记录
2004年3月27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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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

文/龙应台

《红灯记》在台北

　　2001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2月8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们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地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道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彩，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

　　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它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杀害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1975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1950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精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呐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野火》书出，1985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个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最高教育主管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凸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象。由于历史的隔阂又对“祖国人”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1947年的“2．28”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代，野蛮。

　　对于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仇深似海。中国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国共两党再怎么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国家组织认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并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强大，以什么代价来获得强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国”的想像里，台湾只是一个历史的小小脚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所有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说词，都是统治者拿来愚民的神话。他惟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也好，托管也好，占领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国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线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

　　这样的台湾人，每天的生活内涵是什么？

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谱上的哪一边，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1949年渡海到台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是：中华民国代表正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意外”。要到1991年李登辉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算是正式承认了大陆政权是控制大陆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第一次试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存在。因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

　　以军事“大国”姿态来看，“蕞尔小岛”的台湾人这种认知或许是可以被讪笑的，但是若宣称希望了解台湾人，那么台湾人这种深层的历史情感和心理结构，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础第一课吧。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

　　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不仅只是经济而已

　　这个时候，再回头去读连战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讲，两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异常分明。

　　连战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教授。宋楚瑜是什么？他有“国际关系”和“图书信息”的两个硕士学位，又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个人都有国学的基础，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但是在台湾一贯重视教育的环境里，这样的学识精英不计其数，他们不算特殊。而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里，连战被视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几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况愈下，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大内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机器中，已经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计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利益结盟的输赢估算，选民的结构分析，新闻议题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与否以及透露的时机推敲，效果的评估以及损害的控制……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光，每一个出现或不出现，每一个“遗憾”或“抗议”，都经过沙盘推演。台湾的民主政治，在华人世界里，可以说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或者说，玩得过头，技术操作喧宾夺主，深刻的内涵反而被颠覆，使得“大说谎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头。

　　这两个在台湾玩“输”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中，品质反而折射出现。两个人都引经据典而不费力，都学通中西而不勉强。面对镜头，都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如何传递一种诚恳的眼神和态度。

　　同时，两篇演讲都是细致深思的作品，懂台湾政坛险恶的人，更能体会这两篇文章之不易。

　　连战在北大，就从自由主义谈起。他谈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谈台湾大学“争自由、为民主、保国家”的校风；他指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方式，来面对所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他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岔，又问，“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

　　他介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可是不忘记说，台湾的成就来自于经济发展之后开展出来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陆的经济成果同时，他紧接着赞美大陆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甚至于具体地提到中国宪法里头对于财产作为基本人权的事实。更明确地，他指出，“整个的政治改革……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展。”

　　宋楚瑜的演讲策略，在提出两件事：一是厘清“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一是，台湾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富”，而在于“均富”。“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十六年当中，台湾每一个国民所得从482美金增长到5829美金，成长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当中的差距维持在4～5倍以下的水准。”

　　连战会不知道大陆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吗？他会不清楚目前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吗？宋楚瑜会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

　　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能，也需要承担。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

　　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小叙述”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我会觉得，这两人愧对历史。

　　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