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师的教学自信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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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的教学自信从哪里来？

文/摩西



我一位曾在乡村中学呆过十多年的朋友说：那段日子，最希望的一件事就是区教研员能够知道自己，甚至能够叫出自己的名字。“那对我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啊！”朋友说这话的时候，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朋友的教研员也在座，我不知道他们此时是什么心情，但是我却很理解这位在乡村摸爬滚打十余年的朋友的心理，因为我也曾在乡镇中学呆过十多年，也体会过那种被忽视甚至被轻视，从而渴望被重视、被尊重的感觉。

语文教师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人也许会说是学识，有人也许会说是师德，有人也许会说是爱心，但是我以为，对于很多农村学校的老师而言，最重要的也许是教学自信。首先，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要传授学生以知识，更是要培养学生独立人格，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激发他们的创造能力，很难想象，一个教学没有自信的，只能盲从权威和他人的老师是能够做到这些的；其次，由于城乡差别依然存在，农村教师的生存环境和职业地位比起城市教师，特别是城市名校教师来，仍然有很大差距，这对农村教师的教学自信无疑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打击。换而言之，也正因为很多农村教师教学自信的缺乏，因此呼吁其培养并提高自己的教学自信就显得尤其重要。只有具备了教学自信的老师，才有可能在自己的教学中游刃有余，甚至能够做到“享受教育”，这对提升教师的生存状态，无疑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那么，语文教师的教学自信从何而来？



坚定的专业信仰和专业自豪感



我一位老友是某校退休的英语特级教师。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在座的另一个英语教师为了活跃气氛，讲起了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

有些学生初学英文时喜欢用汉语标音，学到了“English”一词时：学生甲标以“阴沟里洗”，学生乙标以“应给利息”，学生丙标以“因果联系”，学生丁标以“硬改历史”。结果二十年后：甲成了卖菜小贩，乙成了银行职员，丙成了哲学教授，丁从了政。

老友听了这个笑话之后，一言不发。后来，竟然再也不愿和那位英语老师见面了。我问起原因，老友说：一个看不起自己专业，拿自己专业来开玩笑的人，我认为是缺乏基本的教师素养的，因此我不愿与之交往。听了老友的解释之后，我深以为然。教师执教的专业，不仅是我们的职业谋生之道，更是我们在广阔的知识领域里拥有的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一个具有专业精神的教师，首先应该尊重的，就是自己的专业。而这种尊重，我觉得甚至应该用专业信仰来概括。

也就是说，一个具有专业信仰的教师，其专业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应该至少接近宗教在教徒心中的地位。而作为教师，在钻研自己的专业的时候，也应该有教徒那样的谦卑，那样的执着和精进。教师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专业人员，因为教师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面对的是广大学生，教师的专业功底是否稳固直接影响其教学的成败，也直接影响所教学生的成长，因此，教师的专业水平事关每个学生的未来，岂容忽视。而一个不尊重、不热爱自己专业的教师能够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这是不可想象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在坚定的专业信仰支持下，教师才可能有不枯竭的动力进行教学研究，不断提高教学水平，成为一个合格乃至优秀的教师。

而作为语文教师，这种专业信仰尤其显得重要。语文是中学各科中唯一的母语教学科目，也几乎是唯一一个能相伴每个学生一生的科目。语文教学不仅是学生认识社会认识世界的工具，同时也是学生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更承担了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独立自由的思考精神、提高学生鉴赏能力、为学生幸福人生打下底色的诸多重任。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母语教学都应该在学校教育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但是反观我们现在的母语教学，现状却令人堪忧。越来越多的学校，语文教学地位已经退居英语和数理化之后，成为边缘学科，学生对语文的兴趣持续走低。相当部分学生语文能力退化，文、言脱节，写作能力低下，错别字连篇。而语文教学受应试教育影响，采用题海战术应付考试，课堂上语文的美感、韵味荡然无存。“已经让语文教学退回到最原始的状态”（ 福建省语文协会会长王立根）。这些现象的形成，固然与七十年代以来中国教育重理轻文之风盛行以及应试教育的重压有关系，但是也与语文老师在这些风气和重压之下，专业信仰弱化，主动放弃专业阵地有不可否认的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社会各界对语文教学的非议颇多，以上世纪末对语文“误尽苍生”的讨论为代表，这次讨论对语文教学的改革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在讨论中也暴露出一个倾向：相当部分论者将语文考试等同于语文教学，在将矛头对准不合理的考试制度的同时，也对语文教学本身进行了一些不尽适当的批判，这些批判不仅使语文教学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降低了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也使相当一部分语文老师动摇了专业信仰，造成专业学习动力缺乏，教学水平下降。

对语文教育的非议有时候甚至到了缺乏常识的地步：近几年，学界展开了“中小学是否取消文言文教学”的争论，此次争论硝烟颇浓，至今似乎尚未尘埃落定。但是在我看来，这场争论毫无存在的必要。文言文是现代中文的根，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将文言文与现代文绝对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并提倡取消文言文教学的观点本身就是不顾事实，否认这种联系的。“文言文还是传承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载体。因为文言文不仅是我们的文明之根、道德之根、情感之根，更是我们的语言之根。”（李研）韩军曾撰文指出：没有文言文，我们将找不到回家的路。因此，主张取消文言文教学，无论从文化还是从语言角度说，都是荒谬可笑的。但就是这个荒谬可笑的讨论，还堂而皇之地进行了很多年，很多老师也加入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赞成取消文言文教学的，其理由主要是“文言文太难”、“文言文与现代生活差距太大”。作为一个从事语文教学的专业人员，在经历了漫长的专业训练之后还觉得文言文艰难，还不能意识到文言文与现代文不可抹杀的联系，我以为，这是否说明了其专业水平是不合格的？而作文教授母语的语文教师，盲目跟从某些潮流而做出与专业身份不相符的评论，这也充分说明了相当一部分语文教师专业信仰的欠缺，由此带来的也是专业自豪感的削弱。

希望有朝一日，语文教师们能够意识到民族文化传承赋予语文老师的神圣责任，能为自己从事的母语教学工作而自豪，并在这种自豪感以和责任感的驱使之下进行教学研究，提高教学水平，语文教师们才能开始拥有教学自信，母语教学的复兴才有希望。



踏实认真的学习态度和勤勉的学习作风



有一个故事，我经常讲给年轻教师听：

某名牌大学的学生毕业晚会上，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期望：“希望你们毕业后，尽量能做到每年读一本书。”学生们听后都颇不以为然：教授似乎太小看我们了，一年何止读一本书呢？十年后，这些学生开同学会，又请来了这位老教授。当老教授问他们：十年前我提出的要求你们都做到了没有时，绝大部分人都沉默了，走出校门之后，生活的奔波，工作的压力，他们这些昔日的名牌大学学生现在每年能读一本书的，已经几乎没有了。

这个故事是我上大学时看到的，印象颇深。从那时起，我也暗自告诫自己，不要成为故事里讲的那种学生。因此毕业之后，不管工作生活压力是否大，聊以自慰的是，读书的习惯基本上还没改变过。

十多年前，当时刚踏上工作岗位不久的我被调到了一个新学校。与我原来学校不同的是，这里的竞争相当激烈，与我原来学校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由于生存的压力，我被迫选择适应环境，赢得自己的地位。这时我遇到了一位老教师，何瑞基老师，当我向他请教怎么才能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的时候，他给我提了两个建议：

第一：钻研教材，钻研考试，在应试教育的范围内取得成功，也为学生升学创造好的条件；

第二：努力读书。

第一条对我来说不难做到，但是第二条我却有些犯难了：毕业以来，我自己一直也在读书，但是似乎收获并不是很大。当我把这疑虑告诉何老师的时候，他很干脆地建议我：“你去读二十四史吧。”从那时开始，我就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比较系统的阅读。八年后，我读完了从《史记》到《宋史》，做了十余万字的读书笔记。这次阅读使我受益匪浅：它使我由以前的零散阅读变成系统阅读，培养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在长时间的阅读中，我的思考理解能力、思考能力明显提高，而在读书中获得的知识、信息反倒只算是最小的收获了。到成都之后，受李镇西、干国祥、魏智渊、范美忠诸多师友的影响，又开始看教育学、哲学方面的书籍，书香浸染之下，课堂自然也就多了底气，有了神采。

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在，很多老师，甚至语文老师是很少读书的，在很多地方，这几乎已成普遍现象。

读书是为了什么？在一篇给杂志社的约稿中，我这样写道：

我以为，阅读的目的有如下几点：

一，为生命打底色，创造幸福人生

套用汉密尔顿的话说，人是“生活而不是活着”。人除了要有维持肉体生命的各种物质资料之外，还需要各种精神养料用以维持自己心灵的生存。一个不读书的人可能生活得很简单很快乐，而一个不快乐的人，其不快乐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还没有读到能够拯救他的书。

二，建构合理的知识体系，适应社会生活

现代社会分工日趋细密，专业纵深化发展愈加明显，而各个专业之间联系也日趋紧密。因此，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教师必须以自己专业为出发点，建构尽可能合理的知识体系，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日趋变化的社会和教育。

三，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增长职业技能

教师首先应该是具有专业技能的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不读书或者读书很少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合格的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学习型的教师。通过阅读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水平，成为一个专业性强的教师。

因此，我认为，教师阅读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建构生命，最后才是为了提高专业水平。从某种角度说，第一点是一种生命阅读观和幸福阅读观，而后两者则是功利阅读观。如果不能将阅读放在提升生命境界的高度上，只是为了上课考试而阅读，这样的阅读无疑是背本趋末的。更重要的是，功利的阅读观目标明确但是持续性也很有限，当教师的目的达到了或者自以为达到了的时候，势必丧失阅读动力，于是老师就彻底变成不读书的老师。只有将阅读放在生命与幸福的高度上，老师才能有恒久的阅读动力，也才能终身从阅读中受益。

很多老师不读书，是因为没有阅读的习惯，其原因，也就是没有阅读的动力，相当一部分老师满足于将书本上的知识传达给学生，阅读的范围仅限于课本及教参，长久下来，阅读的眼界狭窄，吸取知识的窗口也缩小，这样的老师，是很难在课堂上有充裕的控制能力的。

阅读需要静心，需要有“板凳坐得十年穿”的学者精神。这种精神在欲望膨胀的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品了。但也正因为如此，教师才更应该坚守这片土地，用阅读充实自己，强大自己。真正的阅读，其目的应该是超越职业藩篱之上的，也正因为这种超越，阅读给职业生活带来的正面影响才可能是强大而深远的。而由于语文学科的综合性，对教师的知识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文教师应该比其他学科的教师更多地阅读，更多地学习，才有可能符合母语教学的专业需要。而也只有一个学风踏实，作风勤勉的教师，才有可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找到真正的价值所在，建立起超越世俗标准的专业自信。拥有这样的自信的老师，就会是博学的老师，智慧的老师，神采飞扬的老师，固然也会是学生们喜爱的老师，能够影响学生一生的老师。



对生命的关切与尊重



我曾经是个很单纯的应试高手。

在听从何老师的指点，下了很大工夫认真研究考题之后，我发觉自己的应试水平迅速飞涨。当时我们的学校只是一所镇上的子弟校，生源欠佳，教学条件也较差，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我的同事们创造了学校的升学奇迹。奇迹发生之后，我们自然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一时间，我似乎已经成了学校乃至全市语文教学的高手，学生的喜爱，同事的肯定，家长的期待，让我似乎已经看到了“名师”的曙光，直到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

可可是我01级的学生。

我接到她的时候，其实是在高二了，那时候我们的班级做了调整，我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和两个班的语文教学，可可以前是另外一个班的，但是因为她的优秀，在我教她之前，我们就认识了。

多年以后，我的记忆中仍然很清晰地浮现出那张很阳光的脸，圆圆的脸，剪着齐耳的短发，很精神的样子。眼睛很纯洁的闪亮，脸上总是挂着笑，不同的只是有的时候是微笑，有的时候是大笑。

刚接到可可后不久，就到她家里进行了家访，了解了她家里的情况。看得出来，父母很爱她，捧之为掌上明珠，但是对她要求也很严格，特别是在学习上。

可可对成绩很看重，记得几次看成绩，觉得自己没有考好，在办公室就哭了起来。老师们都认为这孩子上进心、自尊心强，又很懂事，是很让老师省心的那种孩子。所以，我们经常在课堂上教育那些不听话的孩子：

“你们看看人家！只是因为没有考上110分就在办公室都哭了，你们呢？考6、70分还扬扬自得！”

可可学习是很努力的，老师说到的内容，她总是很认真踏实地去学习，从来不打一点折扣，但是私下里我们也说：可可的天赋比起年级最优秀的几个孩子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所以她的成绩始终不能达到年级最好也是自然的，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把这话跟可可说，相反，在她不断努力而成效总是不是太大的时候，我们还一起鼓励她：

“加油！就这样，你一定会成功的！”

我教她的第一个学期期末考试，她的语文取得了全市第一的好成绩，她到我寝室来看成绩，我告诉了她，可可欣喜若狂。记得那天，西昌很少有地下了雪，而且很大，地上都铺上了。我们一起走出校门，可可和另外几个同学高兴得打起了雪仗，也许是得意得忘了形，不小心把一大团雪打在了一个老太太的脖子上，老太太很生气，说自己有心脏病，要是打坏了她是要负责任的，还问她们是哪个学校的，哪个班的，可可和几个闯祸的孩子吓得不敢出声，垂着手老老实实地站着。我上前又是劝又是保证，最后把工作证拿出来给老太太看，并说几个孩子是我的学生，出什么事情可以找我，老太太才放了她们。

那天，可可曾经很神秘地告诉我，她喜欢高三的一个男孩子，觉得爱得很痛苦，因为对方似乎并不知道，同时又觉得高中谈恋爱也不是好学生应该做的，所以心中还有很强的负罪感。我告诉她青春期喜欢一个人是很正常的，何况她喜欢的这个男孩子本身也很优秀。爱的萌动是一件美丽的事，不是罪恶，但是，从理智出发，现在应该把这份感情埋在心底，让一切自然而然地成长。

可可写得一手好字，是书法四段。那时候我为了评职称过三笔字关正在家里狂练毛笔字，有一次她和其他的孩子来玩，正碰上我写字，我得意地指着我的字问可可：

“你觉得哪个字写得最好？”

可可很认真地看了看，回答说：

“都写得不好。”

大家哄堂大笑。我让可可写，她提笔就是一手漂亮的隶书，写竖笔的时候我注意到她写的是屋漏痕，用笔刚劲有力，一点都不像平时的娇娇女。

有一次诗词鉴赏，可可介绍的是曹操的《短歌行》，我走进教室，她已经用隶书将整个诗抄在了黑板上。那次讲解十分成功，我上台总结的时候，说：

“今天的鉴赏，我觉得是‘三绝’，一是曹操的诗写得好，二是可可经过了充分的准备，讲得十分精彩，三是这黑板上漂亮的字，几乎让我都舍不得擦了！”

高考之前，高三的班主任和老师都在紧张地帮学生辅导志愿，家长、老师和孩子们都很紧张，几乎每个学生的志愿都经过了我们与家长和孩子的多次磋商和考虑，只有可可的志愿，从一开始到结束，几乎我们就没有插过手，全部是她父母决定的，其中经过了很多次的修改，并没有征求过我们的意见。全班同学的志愿表都交上来很久以后，她的志愿还没有最后确定。我催了很多次，终于在上报教育局前一天交上来了。我们看了一下，觉得一志愿稍微有些高，可能她要超水平发挥才能考得上。但是这是她父母和她一起决定的，我们也不大好说什么。

黑色的七月之后，高考成绩下来了，可可没有能上重点，在普通本科，她报的是重庆的一所医科大学，专业是预防医学。我们都觉得这个专业很不错，

送走01级，我接任04级的班主任，担任年级组长，事情更多了。日子就是这样的过着。直到一学期以后，我和几个以前教他们的老师都接到可可的长途电话，说她不想在那个学校读书了，想回学校来复读。我们都觉得不太妥当，但是又想不出什么理由来劝她，只是告诉她要慎重。给我的长途电话打了将近一个小时，也许是出于推卸责任，我最后还是说决定权在你自己，希望你能认真考虑清楚，不要匆忙做决定。

之后，我几乎都把这事给忘了，直到有一天，同事告诉我，可可真的回来复读了，跟着高二走，那时候我教高一，成天忙得昏天黑地，也就是回答一声“是吗”。

那时候，就经常在校园里看见可可，她长高了，更婷婷玉立了，见到我还是很甜地微笑，说：“夏老师好！”我也和以前一样回答：“你好！”有时候也停下来问问最近学习情况如何，感觉是否吃力等等。

听教她的老师说，刚来的时候，她的成绩还是很拔尖的，但是到后来就渐渐落后了。我说复读生的情况都是这样，因为经历过高三的集中强化训练和高考的洗礼，开始复读的时候实力都是很强的，到大家都到高三的时候，就渐渐不如应届生中的高手了，不足为奇。

我带高二的时候，可可参加了高考，那是03年，那一年，开始估分之后填报志愿。

那天早晨，同事来找我，说可可在找我，好像想找我谈谈。在上一届的时候，可可和我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但是我说我忙得要死，回头再说吧。

中午吃了饭，我在家里上网，接到了一个老师的电话：

“你知道可可的事情吗？”

我淡淡地回答：

“知道，她今天早上说想找我谈谈，但是当时忙，回头我跟她谈谈。”

“不是！你知道吗？今天中午她已经服毒自杀了！”

医院里，可可的母亲已经哭得昏过去几次，她的父亲表情木然地坐在那里，单位上的同事和闻讯赶来的一些老师正在劝导他们。我想说话，不知道说什么。一个朋友领我到停放可可遗体的房间，她躺在地上，表情很平静，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我发觉，好像她又长高了，我想说什么，但是一开口，却是号啕大哭。

那天晚上，我上网，想写可可，可是一摸到键盘，感觉到的就是心如刀绞，根本无法写下去。

一个20岁的女孩子的生命，对于这个人满为患的世界来说是不算什么的，学校关心的只是这事是否与学校有关，甚至把我们这些跟可可有过密切接触的老师都叫去开了个会，还拟定了如果记者来访时我们统一的回答模式；老师关心的只是这孩子承受压力能力太弱，家长引导也不对，或者还有说我早知道这个孩子会出事的。一年以后，我走在路上，遇见可可的父母。他们走在我前面，曾经显得比较镇定的她的父亲已经老了起码30岁，走路都不稳了，她的母亲搀扶着他，两个四十岁出头的人就像是6、70岁的老人一样。我走在他们后面，却不敢招呼他们。

一年后，我带完04级高三之后，我离开了那个学校，那座城市，原因有很多，但是可可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从那时候开始，我经常在问自己：

“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到底在干什么?对可可的死，我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我到底是在培育英才还是在为虎作伥？教育的本原到底是什么？除了分数之外，我们还应该对孩子的什么负责？责无旁贷地负责？！”

我想起了我教她的时候对她的那些“严格要求”，想起我把她因为成绩不满意在办公室哭了当成正面典型来教育那些“后进生”，想起我们刻意不顾她的实际情况，而不断地给她提出更高的要求，像资本家一样恨不得榨出她最后一点“剩余价值”……作为她以前的班主任，语文老师，我不应该为她的死而负责吗？

我想起了好友梁卫星说过的那句话：“站在讲台上的我们，都是有罪的。”但是此时，我们的罪是以一条鲜活生命逝去的方式呈现的，如此残酷，如此悲伤。纵然我们培养出了一万个所谓的清华北大，但是我们让一个孩子因为我们而死，这样的教育能够说是成功的吗？

我经常还会想起可可，想起那个生命永远停止在20岁的女孩，想起她圆圆的脸，齐耳的短发，一笔漂亮的隶书，想起她爱着高三的那个男孩，想起那次打雪仗，想起她如果还在，也许已经恋爱，结婚，或者已经有了一个漂亮的宝宝。可是，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

到后来，我耳闻了更多的年轻生命逝去的事情，这些消息多得让我们都快麻木了，可是我仍然想问一句：到底是教育为了生命还是生命为了教育？一种模式生命的教育是不是真正的教育？漠视生命的教师是不是合格的教师？什么样的教育才是成功的教育？

多年后，我看到张文质先生的著作，其中的四个字让我醍醐灌顶：

生命在场。

回顾我走过的教育之路，时时刻刻分数是在场的，有时候“表现”在场，有时候“态度”在场，这些构成了我以前教育的整个评价体系，也成为别人，特别是学校和家长对我的评价依据。学生在成绩上失败，就是我的失败，我被迫在学校和家长的压力之下开始怀疑我的教学，以分数为依据改变我的教学，哪怕这种改变实质上是在压榨学生、摧残学生。作为一个教师，我时时刻刻生活在考试的恐惧之中，生怕哪一次、哪一个学生成绩下滑，甚至一次学生正常的成绩变化都会严重影响我的判断，为分数而喜，为分数而悲，在分数的指挥棒下疲于奔命，这样的教学，难道是有自信的教学吗？是真正为学生成长助跑的教学吗？

成绩是不可靠的，将自信建立在成绩上的教师，会因分数的失利而自信全无；领导是不可靠的，将自信建立在领导评价上的学生，也会因领导不尽正确的评价而否定自己；甚至学生也是不可靠的，将自己完全建立在学生评价上的老师，也许不会意识到，学生也正处在成长之中，他们的评价往往也是建立在个人好恶基础上的，对老师的辛勤付出，他们的反应往往是厌恶而不一定是感激，而所谓的好学生，他们的评价标准甚至会比专搞应试的领导还势利。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有身在最高层。只有超越了现实功利的老师，才能超越现实压在我们头上的阴霾，才能置身于云层之上观察教育：身下的云层永远是温暖而雪白，头上的蓝天永远是湛蓝明澈，站在这样的高度的老师，怎么会没有教学自信呢？



独立的思想与批判精神



在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听到大人们常用的一个评论别人的词是“思想复杂”，这个词大多是对那些发表了与别人不同的观点的人的评价，而且绝不是褒义词。思想复杂的对立面当然就是思想单纯，或者说，思想简单，跟着主流思想一起举手、欢呼雀跃或者高喊打倒。可见，我们的社会向来就不是一个鼓励个人有独立见解的社会。时至今日，发表个人见解虽然不至于像林昭、遇罗克那样遭遇迫害，但是个性独立、思想自由的风气也并没有期望的那样浓厚，因此，即使进入了网络时代，独立的思想在教师中还并不是很多见的。因为独立的思想往往意味着个人观点的表达，而个人观点往往会与别人的观点相矛盾，教师这个群体处境很尴尬：如果他们的观点与专家学者矛盾，则很容易被认为是不学无术，若你还要固执己见，那就是哗众取宠；如果观点与大众矛盾，则很容易被认为是自命清高，藐视普罗大众。最稳妥的做法，当然莫过于收起自己的观点态度，随波逐流了。

而没有独立思想的教师，根本就不是合格的教师。

前文已说过，教师的任务不仅是向学生传授知识，更是要培养学生独立人格，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激发他们的创造能力。而中国教育体制下的学生创造能力之弱已经是公认的事实，这固然与教育体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与学生直接接触的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缺少独立的思想与批判精神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的教师缺少独立的思想？

首先是因为中国的教育现状处在一个极不正常的状态之下，我将这种状态称为“教育媚俗”。 中国教育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在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小学到大学，实际上都是政府庞大机构中的一个环节。教育更多充当的是传播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的角色。传承文化、继承历史、塑造儿童健康人格的教育本质任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抛掷一边。最近三十年来，随着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教育又被绑上了经济的战车，由以前的意识形态的吹鼓手转变成了商人的垫脚石。同时愈演愈烈的考试竞争又将教育拉入了一个个体制卷起的漩涡中。在残酷的生存和竞争压力的作用下，教育被迫为体制形成的困境，包括经济困境、社会不公甚至腐败横行买单，于是，教育成为体制缺陷的一个替罪羊，同时又必须承担一个无法承担的任务：以自己根本不拥有的补天之力来弥补体制存在的千疮百孔。

中国的学校只是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中处于末端的一个部门，学校管理者均由上级行政机构委任。而中国行政机构之臃肿，效率之低下，费用之高昂，可以说是世界闻名的。资料显示：中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近年平均每年增长23%，而与之对应的全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 从2002年最高的3.41%到2005年的2.16%,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一升一降，其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中国的教育正在越来越快地背离教育的本原，其行政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或者说，越来越根深蒂固。同时，中学学校的管理也是一套固定不变的行政模式，以官员的威权代替学术的论争，以行政级别代替学术成就差别，以讲话公文代替文化的传承、学生人格的塑造，以公告命令指挥教育行为。行政机构的巨兽甚至不承认教育的基本规律，为了官员的政绩而随意下达所谓考试指标，以军事化的指令来管理教育机构，教师的付出、学生的努力被异化为统计表上的一个个数字，成为官员功劳簿的背书。

在教育逐渐走向惨败的市场化的同时，借着教育改革的风潮，一批出身各异的专家也登上了教育的前台。不可否认，在这些专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长者，但是也有一部分不过是在经济浮躁中走穴的学术明星。“新式知识分子通过他们的机构获得权威，而并不要求意志自由。当然并非每个学者都默认学术生活的制度化，接受思想管家这一顺从主义身份。许多机构里的知识分子渴望在机构的压力下获得一定程度的意志自由。多数学者倾向于成为聪颖的专业人士和精明的专家。他们遗憾于没有得到文化上的支持以扮演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属于他们的机构，并与公众的世界保持距离。”（罗伯特·富里迪）为数众多的专家日以继夜地通过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渠道向一线教师们兜售自己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往往是互相矛盾而且缺乏兼容精神的。专家们凭借自己的学术地位往往将教师的教育思想引导到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上去，专家暗示教育者：按照我的要求去做，跟着我的思想思考，你就能取得成功。这种广告式的轻率承诺无视教育的复杂性，更无视学术的客观性。而众多一线老师在信息极度不对称的情况下纷纷被感召到某位专家的旗下，放弃自己的思索和选择，成为专家们的忠实信徒。

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凭借行政手段极其有效地控制了中国过快的人口增长，为世界人口的控制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当在校的学生都变成独生子女的时候，其存在的隐患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从孩子一出生，父母就毫无选择地向孩子倾注了所有的爱，所有的人力和财力，中国父母对孩子的爱已经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许多学生在学校出现的缺乏教养、喜欢暴力、自我中心的问题，很明显是家庭教育环节出现了疏漏，但是似乎现在所有的问题矛头都指向了教师，而似乎也有些教师心甘情愿地背负起了所有的责任，包括本不该自己背负的家庭教育的责任，自愿为学生的一切错误买单。最近媒体多次报道，因为怀疑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受到老师的不公正待遇，家长竟然冲进学校殴打老师，甚至出现了校长到学生家家访被家长杀害，教师批评学生没做作业而被家长打死的事件。虽然这些事件也许只是特例，但是这些现象背后折射的，其实是中国教师地位正在以加速度飞速下滑这个不争的事实，而教师的地位下滑，背后隐藏的就是教育的崇高性及其传承文化、引人向善的神圣使命正在被社会嘲弄！

由以上不难看出，目前中国的教育，早已失去独立的地位和超越世俗功利的目光，已经沦为行政机构的分支、金钱社会的奴隶、个别伪专家的忠实粉丝、失败的家庭教育的替罪羊，因此，教育不仅媚体制之俗，还要媚经济之俗，媚专家之俗，甚至媚家长、学生之俗。师道尊严固然已经荡然无存，连教师起码的自尊都几乎不保，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教学自信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教师缺乏教育自信，除了前面说的外因之外，相当一部分教师学养不够也是重要原因。这一点在前文“踏实认真的学习态度和勤勉的学风”一节已经谈到，在此不再赘述。



正确认识教师工作的有限



教育是民族国家的根本，维系着民族腾飞的希望，教育的成败，直接关系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成败，因此，公众对教育期望值很高是很正常的。但是，当前中国由于经济现状、就业形势的不景气引发了公众日渐增长的不满情绪，而应试教育与现实社会的脱节使公众将相当一部分不满情绪转移到了教育上，这种不满情绪与对教育的高期望值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剪刀差，在某种程度上，教育成为了经济、体制弊端的替罪羊。

中国的教育投入不足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1971年出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报告《学会生存》中就明确指出，中国是唯一一个教育投入增长低于GDP增长的主要大国，30年过去了，这种情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

有数据显示，1985年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是5.2%，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5.5%，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是4.5%，不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5.5%，当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只有2.3%，2004年我国教育投入占3.41%，而2004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才是4%。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指出：中国实际公共教育投入仅占GDP的2.4%,低于印度的2.7%，相当于美国的一半。

今天的中国基础教育，投入削减甚至根本等于没有，而更严重的是，教育还成为政府的一颗稳定的摇钱树。学校要生存，只有两个办法：

一，               提高收费；学校的苦衷上级领导早就心知肚明，所以虽然打击教育乱收费喊了很多年，但是上级主管部门的鞭子总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原因很简单——不乱收费了，主管部门的财源不就断了吗？

二，               扩大班额；教育部制订的中小学每个教学班的警戒线是每班45人，但是这个数字现在听起来几乎等于神话。在大多数学校，一个班5、60个人已经是十分正常的情况，一位广西的朋友曾对我说，她教三个班的语文，当一个班的班主任，每个班竟有110多人！教室里学生坐得水泄不通，老师别说跟学生交流了，就连走下讲台都不可能！

责怪学校是不公平的，其实没有哪个学校愿意学生超过管理限度，尤其在当今安全问题高于一切的中国教育界，学生一多，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其结果都将是毁灭性的。在GOOGLE上键入“学校踩踏事故”进行搜索，得到49个网页，近五百条信息：

2005年，四川巴中一中心小学发生踩踏事故，8名学生死亡；

2005年，新疆一小学发生踩踏事故，一名学生死亡，十二名学生受伤；

2006年，江西一所中学发上踩踏事故，6人死亡；

2009年，湖南湘乡一所学校发生踩踏事故，8人死亡；

2009年，重庆一学校发生踩踏事故五名学生重伤……

早在2005年四川通江踩踏事故发生之后，很多学校专门召开了安全工作会议，我知道的几个学校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同一个预防办法：派老师在楼梯口值班，制止学生拥挤。

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真有些让人啼笑皆非，但是学校也有学校的难处：班额过大，学校比谁都清楚，但是学校要生存，难道能因为这个而把“多余”的学生放出去吗？学校的选择只有两个：在明知道客观条件不足、安全隐患极大的情况下对这些避而不谈，只是一味地给老师和学生上安全课，幻想意识的能动性最终能决定物质条件的不足甚至匮乏；还有一个就是求上帝保佑，心存侥幸，希望事故不会发生在自己的学校。

而必须注意的是，这样毫无止境地扩大班额，首先是违背教育原则的。试想，一个5、60个人的班，教师有可能真正展开针对每一个学生的教学吗？能够真正与学生对话吗？因此，班额的扩大首先是对学生受教育权的严重践踏，更重要的是，这也是对教师利益的践踏。更重要的是，这种体制造出的大班怪胎将责任推卸给了直接与学生交流的学校和教师，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教育主管部门则一推六二五，将自己的责任免除得干干净净。就在湖南湘乡踩踏事故发生之后，教育部原发言人王旭明还在博客里振振有辞地说踩踏事故首责在学校，却对到底是谁造成了学校被迫开设超级大班的情况避而不谈。同事，相关部门打着“师德”的旗号胁迫教师被迫承担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工作任务，并逐步将这些额外的工作任务合理化合法化。

这种合理化和合法化的直接结果是摧毁了相当一部分教师的教学自信。不止一个年轻老师很苦恼地对我说：“我管理的一个班少则五六十个学生，多则七八十，甚至上百学生，请问用什么办法才能很好地管理这样的大班？”我的回答很简单干脆：这样的班从根本上是违背教育规律的，教师没有义务在这样的超级大班中遵循正常的教育规律进行教学，作为一个普通人，也没有能力管好这样的超级大班，教师不能为上级管理部门的胡作非为买单。

同时，中国教育的收费之高也是令世界瞩目的。按照国际上通行的高校学费标准，学费占人均GDP的比例一般在20%左右。我国目前人均GDP约7517元人民币，6000元的学费(含住宿费)就已占人均GDP的79.82%，几乎是国际平均水平的四倍！

据统计，全国高校学生人平均学费已经从1995年80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5000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则在6000元左右，是95年标准的7.5倍；住宿费从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1200元左右，是95年的4.3倍；而1995年至今10年间，国民人均收入增长却不到4倍

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9422元和2936元，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也就是说，一个农民辛苦13年多挣得的纯收入，才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4年的花费，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

而高教育投入的另一面是极恶劣的就业前景，大学生毕业面临的就业竞争已经趋于白热化，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毕业就等于失业。飞涨的教育收费，必然引发社会对教育的高期望值，而就业形势的严峻更是给这种期望值火上浇油。但是，首先教育并不是万能的，其次，国家投入减少而迫使学校采取的扩招等手段又是完全违背教育规律的，其实质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教育通货膨胀！换而言之，现在的老百姓是在花更多的钱享受更低劣的教育，如此，社会矛盾激化就是必然的结果。于是，教育又充当了学费高涨和就业不景气的替罪羊，无数的教师为了学生的前途疲于奔命，只是为了完成让学生将来找到一个好工作这样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同时，由于网络以及其他媒体对教育负面新闻的过多报导，使教师社会地位急速下滑，从反面抑制了教师的独立思考，而对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合理负担逆来顺受，教师不仅下滑到了专业化的标准之下，相当一部分教师甚至滑到了职业化的红线之下。教师们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做到什么，在一边倒的强势压力之下，把很多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职责也揽了过来，但是力量有限，在一次次任务没有完成之后，教师的教学自信必然受到严重打击。

教育专家王晓春老师在对一位老师的案例进行点评时有这样的论述：

另外，您说“我总不愿意做一个罪人，尤其是树人（学生名字——作者注）的罪人，这种责任谁也承担不起啊！”这话我很不赞成。孩子又不是您一个人教育出来的，有那么多人在影响他，凭什么他教育不好要您一个人负责任？这没道理。您只能负您应该负的那部分责任，请您不要把别人的责任揽在自己的身上，那样只能破坏您的身心健康，对工作没有丝毫好处。

教师工作是有边界的。

教师是学生一生的指导者，而不是承包者。

恕我直言，想承包孩子的一生，看起来好像是责任感挺强，其实是自我中心——对自己的作用估计过高了。学生怎样度过一生，首先是他自己的事情，某个班主任不过是他的很多帮助者中的一个而已。对许多孩子来说，我们只是个过客。

——王晓春《做一个聪明的教师》



真正的自信绝不是大包大揽，不是把自己当超人包打天下。或者说，这种心理恰恰是摧毁教师自信的，因为每个人的力量都有限，当我们承担起我们无法承担的任务时——不管这种任务是自愿承担还是被迫承担的——其结果只有一个：失败。真正的自信不是自负，大包大揽的自负只会造成失败之后更深的自卑。真正的自信是对自身能力的合理评估，并以此决定对自己工作成效的评估。可以这样说：如果未能发挥自己应该发挥的能力，即使成功也等于失败；如果自身已经尽力，但是由于外界的诸多不合理因素而导致自己的工作成效不尽如人意，那么，即使失败，也就是成功。一个自信的教师必须要有这样的判断能力，即使这种判断可能与外界特别是上层对自己的判断相矛盾。

多年前，我曾在一篇小文里这样写道：

我不愿意作这样的老师，以为老师就是“奉献”的代名词。我知道我的工作需要付出爱和努力，但是教师的工作本质上与其他的工作并无不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我也要挣钱吃饭、养家糊口。我拥有神圣的法律赋予我的权利，正如我同样拥有法律赋予我的义务，我有权拒绝来自权威的任何额外的说教和要求，即使最后我无法抗拒，但是至少我抗拒过。

很多时候，自信也就意味着同外界压力的抗争。也唯有自信，才能促使自己与这些压力进行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