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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丰富与高贵
——与剑桥博士生夏杨的对话
陶继新 夏 杨
2006年10月11日和13日,陶继新先生所采写的《杨文教子的经典事例与启示——一个22岁剑桥博士生的家庭教育》和《一位辞去百万年薪的博士生——夏杨的“另类”思考与“非常”行动》两篇长篇报道,先后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么,夏杨走向心灵丰富与精神高贵的内在原因何在,发展到今天的夏杨又有什么“非常”的行动,就成了人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为此,2009年1月5日,在千佛山公园,陶继新先生与杨文、夏杨进行了整整一天的对话。今将与夏杨的部分对话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超常的生存能力
【陶继新】与您接触的人都有一个突出感受,就是您的生存能力、自主意识特别强,是同年龄段的孩子无法企及的。那么,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夏杨】主要有三点:一是虽然在我看起来潜移默化,但其实是小时候爸爸妈妈对我有针对性的培养。比如让我自己看病、旅游时自己问路、自己去饭店点菜等,这些自主能力在小时候爸妈都比较重视。第二点爸爸妈妈工作比较忙,平时家里也没有人,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只要大的方向把握好了,不学坏就行。第三是因为出国以后各方面谁都靠不了,不能靠爸爸妈妈做饭、洗衣服,学校里一些事,包括组织社团的活动、接待一些贵宾、处理一些关系,这些事情都不能靠家里,都得凭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来实践,所以这些经验教训能逐步地让自己成熟一点。这都和小时候教育理念分不开。
【陶继新】我在采访您妈妈的时候,她对我说,她是一个“懒妈妈”,而且是有意识地做“懒妈妈”,就是有意识地让您做一切可以做的事情,从而培养您的自理能力和自主意识。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有主动做事的积极性,只不过被家长的越俎代庖所剥夺了。而您妈妈则不然,她让您做了很多在一般人看来并非小孩子能够做到的事情。长此以往,您就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凡事都是自己来,这就形成了一种习惯。小时候的良好习惯一旦养成,就会终生受用。所以,您后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够自主地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甚至在相当艰苦的环境里,依然寻到了生存的价值。
从小具备自理能力之后,有的也会在条件变化特别是变好之后逐渐消亡。您的这种能力并没有消亡,这说明您的父母在培养您的生存能力方面是一以贯之的。所以,父母忙只是一个客观条件,而主观意义上的培养,才使您的生存能力越来越强。
再就是您的第一次出国,当是您生命历程中的最为严峻的一次磨砺。没有生死磨难的人,往往成不了大才大德之人,所以才有了孟子之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我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历程规则。所以,那次磨难,使您的生存能力、自主意识升华了,这个升华不是一般的升华,而是凤凰涅槃式的生命提升式升华。从那之后,您的自理能力、生存能力等,走到了近乎成熟的境界。此后任何时候,不管经历什么生命过程,您都可以从容应对了。
【夏杨】您说得非常对,我简单地谈点感想。如果溯源的话,还有内外两部分因素。内部因素就是三点:一是参与意识、自主意识,小时候爸爸妈妈的培养。二是自信心和成就感,通过参与这些事情给点甜头,慢慢自己就喜欢了。三是养成了思维习惯,在自己独自面对困难的时候也不会认为是刻意地独立生存,而是潜意识里就应该这么做。还有很重要的外部因素是什么呢?是爸妈能够提供让我自己历练的机会,包括小时候自己去看病、自己问路、自己生活,以至长大以后出国留学等。
【陶继新】不少孩子到外地上大学的时候,心里总是打怵。为什么打怵?到一个陌生地方到底怎么做?心里一点儿也没有数,感到无法独立生存。所以,每逢大学新生入学,家长跟随着安排生活等的事情就成了一个司空见惯的“新闻”。这一方面说明家长从小没有培养他们的生存能力,另一方面,说明孩子生存能力的低能化,更说明有着缺失自信的畏惧心理。
其实,如果追根溯源,就会回到父母的不放手上。父母对孩子的付出,往往远远超出了孩子所需,从而变成溺爱;防止孩子受到伤害,有可能变成过度保护,而且妨碍了孩子自我探索世界和尝试不同事物的权利;告诉孩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结果往往演化为控制和压抑。
【夏杨】为什么国内好多的孩子看着这么低能,什么事也不会干,什么事也不能自己处理,大学毕业了爸爸妈妈还帮忙找工作。一方面是自己小时候的能力培养问题,另一方面就是家长的观念,家长什么时候能放手?其实如果家长真爱孩子的话,就在孩子有了适当的价值观以后,早一点让他独立。把孩子扔到国外,看起来是国外锻炼人,其实不全是,而是国外有机会让我们显示自己的独立能力。
积极的参与意识
【陶继新】一个人一旦具有了一种生存和自主意识之后,参与意识也往往高涨起来。我在看中央电视台节目中您跟疯狂英语李扬那一次对垒的时候,您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感到不单单是您的英语水平高,还有您特别的自信作为支撑。看着您从往台上走的时候,很从容,很自信。在您之前的几个实验中学的学生一个个被李扬击败下台的时候,可能不只是英语水平抵不过李扬吧!
【夏杨】他们脸皮不够厚吧!(笑)
【陶继新】更深层的原因,是缺乏一种自信心。我从您的脸上读到的全是自信,而在他们脸上,更多看到的是自信心的缺失。他们不是在英语水平上被李杨打败了,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已经不战自败了。您心里没有一点恐惧感,甚至越是人多的场合越能发挥自己的水平。所以,您不但可以发挥自己正常的水平,甚至还可以超水平发挥。在您的生存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您的自信心也在不断提升。一个自信的人和一个没有自信的人,即使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他们未来的生命前程也会有着天壤之别的。
【夏杨】当时缺心眼,无知者无畏嘛!(笑)。
不过,听妈妈说,在我小的时候,一有和人交往的场合,她就会说:“夏杨,来来来!”而不是说:“夏杨,去去去!你是小孩子,你不要参与。”父母觉得某个事情有意义,就会让我参与进来,从而让我有了更多的机会接受更新鲜的刺激,接受智者的智慧。
【陶继新】我有个观点——读书读好书,交往交高好人,正如孔子所说:“友直,友谅,友多闻。”您小的时候,父母让您参加一些场合,也是有所选择的,对您的生命成长没有太大价值的不会让您参加。如果和一些智者在一起交流,就一定让您参加。当时您对大人的谈话也许根本不懂,抑或似懂非懂。但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学习,恰恰是一般从书本上、课堂上学不来的。
【夏杨】见贤思齐嘛!
快乐的童年生活
【陶继新】2006年采访您的时候,您说您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可否举几个例子说一说?
【夏杨】是的,我的童年特别快乐,那我就举三个例子吧!
第一个例子:小时候学钢琴,当时自己还能作个曲子,还挺喜欢钢琴的,后来,由于练习很苦自己不愿意练,我妈当时没有给我太多的压力,我就没再坚持下来。到后来见别人会小提琴、钢琴,自己的情绪有一个排遣宣泄的方式,我非常羡慕,就觉得自己当时如果学就好了。但既然选择不学,自己就要勇于承担后果,这是当时自己的选择。
第二个例子:当时在珠海,我爸爸妈妈的工资最后看看没剩下什么,都给我买玩具了,带我到酒店里吃自助餐,看海景,参与新年晚会,钱都花在这上面了。现在想起来确实是特别可贵的教育理念。
第三个例子:小时候挺不懂事的,性子急,每天早上起得再早都觉得上学快晚了,每天早上都吵着闹着要赶快上学去。还有比如要吃茄子炒饭,家里没有这个菜了,而我妈妈那天特别累,她还是拖着步子上市场花一个半小时买来茄子,给我做茄子炒饭。当时可能不觉得什么,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妈妈确实是不容易。我特别感动,更特别愧疚。孩子心里头在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
【陶继新】您的父母给了您一个很快乐的童年,而且这个快乐是会延续的。从人的生命发展看,童年的快乐是会延续的,甚至到了成年的时候,这种快乐还会呈示出来。而如果在童年时候一旦受到了打击,整个童年是在忧郁甚至是恐惧悲愤中度过的,这种情绪往往会在此后的成年中彰显出来。父母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不只在于当下的快乐,还为孩子埋下了一颗快乐的种子,它会在整个生命成长过程中生根、开花和结果。
【夏杨】所以,我童年快乐,现在快乐,将来也一定快乐。
【陶继新】在玩玩具的时候,一方面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另一方面心里又是异常的快乐。这种高度集中与异常快乐和谐为一,转化到学习与工作上,就会产生特别高的效率。所以,您在香港实习期间,虽然常常一天连续工作20来个小时,可是,您没有累得筋疲力尽,而是异常兴奋地每每工作到“东方之既白”而不知疲倦。因为高强度工作且又快乐着,已经形成了您的生命常态。我甚至觉得您干任何事情,都会高效投入,而且也都会乐在其中。这就是所谓的乐此不疲。假如您干起某项事情来就心里很烦,甚至有很大的怨气,既干不好工作,也不会有很高的效率。所以,您能精力的高度集中与快乐地从事工作且生成异常高的效率。而这种状态恰恰是一个人干成一件事以至更多事甚至是大事必备的素养。
善良、丰富、高贵
【陶继新】您在剑桥已经将近四年时间了,其间您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优秀人士。那么,您认为他们身上最突出的品质是什么呢?
【夏杨】主要是六个字——“善良、丰富、高贵”。
善良是立身之本,做事先做人。有善良、诚信、勤恳的品质才能谈其他的事情,这是一切成绩的基础。在这基础上你需要主动学习,了解社会,了解他人,了解自己。一个人光会一个东西不算丰富,我从我爸妈身上看到,包括去英国以后也从一些成功人士身上看到的共性,就是什么都会,什么都谈。一个人对于社会、自然、哲学、艺术等等常识都有丰富的积淀,在很多成功人士身上都能看到这一点,包括我爸爸妈妈身上。我是一个理科生,当时不喜欢国内的政治、历史考试的方式,所以不愿意背题,导致了轻微的逆反心理。出国以后看到这些人身上的品质,包括感受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就觉得一个人生存在社会上,在为人处世方面需要内心的积淀,所以就主动去看一些文学的书、哲学的书,甚至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历史一类的书,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能够给你内心深处一种安全感。
在这个基础上塑造的是处变不惊、应付各种事件的时候,叫“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内心深处的安全感,不会怨天尤人。你看的书多了,跟人交往得多了,经历的事情多了,自己总结得也多了,在自己内心深处形成一种比较丰富的积淀,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由内而外的高贵气质。高贵不是花多少钱租一架专机去什么地方,也不是雇多少人给你擦鞋、喷香水,而是精神的高贵。就是面对事物的尊重和淡定,处理任何事情都能宠辱不惊,不卑不亢。
【陶继新】善良是西方美好的品德,也是中国传统中的优秀美德。我的座右铭共两句话:第一句是“善待他人,发展自身”。第二句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首先要善良,然后才是发展。而且自己发展了,也希望别人发展,也帮助别人发展。这其间的要义就蕴涵着善良。而且只有善良了,才能做到宠辱不惊。为什么呢?据《论语》记载,孔子的弟子司马牛曾经问孔子什么是君子?孔子回答很简单:“君子不忧不惧。”司马牛很是疑惑,就问孔子,不忧不惧,难道就是君子吗?于是孔子告诉他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省检自身,没有任何愧疚的地方,还有什么忧和惧呢?凡是善良的人,都不会无故地害人,甚至别人害他的时候他都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就会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心理的平衡,从而有了一种长久的淡定与从容。
知识渊博、阅历丰富,特别是拥有很好的综合素养,这才能丰富。一个人的气质,不在于他住高楼大厦、开高级汽车,而在于他言谈举止之中透视出来的人格与学品。所以,丰富更多在于的精神和心灵层面。
高贵呢?一个善良的农民算不算高贵呢?不算。所以,仅有善良还是不够的。但是,善良又是高贵的最为基础的品质。既有思想又有钱财的比尔·盖茨不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子女,而是全部用于慈善事业,这是真正意义的高贵。所以,人们称其为精神贵族。可以说,有了善良和丰富,才能高贵。
【夏杨】善良、丰富、高贵还体现在团队精神上。这是我从老师身上学到的,在带领团队的时候,老师教我们怎么主动去做事,让人心甘情愿地加班奉献,这是个本事,这是团队文化的建设。更主要的是领导力的培养,一个好实验室和不好的实验室里人的精神状态就不一样,不好的实验室里面小政治非常多,小圈子非常多,每个人都不快乐,工作都是干给老板看的,老板前脚走,后脚就撒鸭子。好的团队里面,像我现在的这个老板就相当好,刚才讲的所有东西都反过来。
【陶继新】团队精神就要有一种内部的和谐,不然,团队就不能形成凝聚力。有的时候,甚至需要一些牺牲精神,先人后己的品质。老子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凡好事让给别人,自己应当得到的好处放到最后,而结果呢?自己的好事反而一点不会少。事实上也是这样,争得很厉害的人,后来反而多以失败告终;即使现在不失败,以后也会失败。
中西文化需要融合
【夏杨】西方人思维方式比较直率。比方说写文章,开门见山,上来就是中心句,一层意思一段话,不像中国人,一开头都是一些废话。思维方式不一样导致人际关系不一样,像中国,国际之间的政治,politics,用到了人与人之间,用比较柔和间接的交往方式妥协了一些效率。为什么说在国内岗位责任制不太好执行?就是因为中国讲情、理、法,情在理前面,理在法前面,什么事法律定下来,但到时候讲理,不合理的话法律也不遵从。但是西方什么事都可以谈,定下来的事严格地按照这个去办,比较规矩。
【陶继新】西方文化突出的特点是尊重规则,东方文化规则意识较淡。比如在美国,红灯亮的时候几乎没人过马路;在日本,下着大雪,三个人上火车也要排队。在中国可能吗?但是,西方人的人情意识比较淡,东方更加注意亲情。这是中西方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随着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也会逐渐地磨合,乃至消融。中国在法制建设中,人的规则意识也会逐渐增强,因为不增强就会受到谴责、制约,甚至会吃大亏。现在我们走向国际市场的东西,不遵从规则就会受到制裁,这反过来就给我们一个很强大的信息,规则是不能破的。但是话说回来,西方逐渐步入老年人社会,老年人的孤独,是与其人情的冷漠不无关系的。所以,中国的“情”也有其好的一面。
【夏杨】长期来看,永远是文化的融合。为什么要中西贯通?现在各个层面都有这个趋势,中国现在在推行教改、医改、股改,大力推崇市场化,甚至有一种所谓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对西方这些东西片面地信奉。但是西方反而走过一些弯路,包括西方的金融危机,让人看到国有化的趋势展现出来。在中西两个极端当中找到一种平衡,可能也是人类共通的东西。
【陶继新】东西方最难融合的就是文化,最需要融合的也是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都有优势,而碰撞的结果,是优质文化的相互认可与融合。比如东方文化里的孝顺父母,也在被世界所接纳。我看了一个新闻报道,是说比尔·盖茨接受记者采访时,记者问比尔·盖茨,世界上最不能等的事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孝”。看来,这个精神贵族对孝是高度认可的。而西方的独立意识,也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我们在教育孩子时,对于独立意识的培养很不够,于是,我们就将西方这一文化“拿来”为我所用。这些,都是在慢慢地融合着。
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着极强的包容性。儒、释、道三家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几乎没有大的战争,这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奇迹,甚至在同一座庙宇里可以看到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的三尊塑像,这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能。但是,现在东西方的文化融合并不特别理想,您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夏杨】主要有两点。第一点,中国人不喜欢按西方的规则办事,所以不会用西方的思维习惯、西方的语言和他们沟通,一味强调祖国统一却忽略了人性层面的宣传,这实际上是公关危机。第二点,反思一下,中国人一直太不习惯接受人批评,人家说什么不好,就觉得跟“我”过不去,其实批评才促进发展。
比如我在英国听说,国内很多学生的爱国情绪得不到宣泄,被少数人鼓动着,想着暴力反对法国企业。当时和一个在法国的好朋友商量之后,我连夜定稿了一封信,联合了10多个国家的爱国学生运动领袖,在网上联名发表《海外爱国活动组织者致国内同胞的联名信》,号召大家理性爱国,一是促进文化交流,一是加强经济建设,别干授人以柄的事。因为所谓民族主义情绪在国外看来是挺可怕的事,一直大肆渲染。其实后来国外留学生作为新生的主流力量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值得尊敬的崭新面貌,对我们的爱国主义就逐渐比较认可了。
【陶继新】我发现您在人们采取过激行动的时候,已经有了理性的思考,看出了您的成熟。大学生等青年对法国商场或企业的过激行动,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不但会造成中法关系的恶化,还会让西方国家认为人是非常可怕的。爱国情结固然可嘉,可是过犹不及。情绪宣泄之后的结果呢?人们往往没有认真考虑。如果从国家利益考虑,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考虑,我们就会采取更加理性的方式。所以,我们既要维护我们的民族的尊严,同时还要恰到好处地体现我们大国的风范。
【夏杨】所以,我们所做的这件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向大师学习人格学品
【陶继新】在剑桥期间,您曾先后请了十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开设讲座。请问,请他们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困难呢?
【夏杨】在国外比较好,没有像国内那么困难。也是因为学者终究不是政客或明星,他们大多特别平和儒雅,也需要和学界的沟通,获得思想上新鲜的灵感。
【陶继新】学生当中像您找这么多诺贝尔奖得主的有没有?
【夏杨】我知道的没有。
【陶继新】为什么找这么多诺贝尔奖得主?
【夏杨】第一就是想既然做事就要做好,不能对不起自己的时间。当时想做一个实验。这么好的平台——剑桥大学生物社团,之前我去听讲座,一共就三个人听课,两个人是组委会的人,就一个人是听众。老师不用投影了,直接在电脑屏幕上放幻灯。当时我就觉得这么好的牌子糟蹋了,我想试试,也是自我实现的想法。我连任了两年剑桥大学生物社团的主席,在我之前没有连任的。在我任主席期间,赞助拉了好几百镑、上千镑;好多活动从无到有也都搞起来了;会员从几十个到现在一千多个;请来讲座的著名教授、官员、科普作家、诺贝尔得主不下几十个。其实一方面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另外也是通过这个平台结识一些朋友,给自己找些其他的机会。我大一给1997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打工,是怎么接触的?就是一开始请他来讲座,请他吃饭,大家聊熟了,很投机,最后给他打工了嘛。
【陶继新】看来,名牌大学的大学生和博士生,并不一定只在书斋或实验室里,还可以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而这些,又往往是课本上无法学到的东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看来,您的这种超常的活动能力,与小时候父母的培养不无关系吧!
【夏杨】是的。我爸爸妈妈就是整体素质教育的观念,让我觉得上大学不是光看书的,所以从一开始就争取机会。包括上大一争取去演的周萍,都是鼓起勇气去试镜。人不是干什么好,干什么不好,关键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去争取,自己觉得应该怎么过,就去努力。不管想要什么,自己去争取机会就行了。
【陶继新】您有着这么强的活动能力,为什么读博的时候选择了生物神经科学?
【夏杨】我走科学这条路,其实大概一半是因为自己的成就感和虚荣心,觉得别人学不了的我得学,什么难学?理科难。理科什么帅?生物帅。生物里什么最有挑战性?神经科学。第二就是觉得学个硬本事。大学就是培养人的思维方式、学习能力、生活习惯的时期,看重的是可转移的能力。就业的时候不一定要对口。
【陶继新】您学习和研究的是高端科学,也是在高端学府上学。跟大师学习,当然与跟一般老师学习大不一样。那么,对于剑桥,您的主体印象是什么呢?
【夏杨】剑桥是一个浅蓝色的城市,平静中孕育着激情。一个自命不凡的人去了以后能够觉得自己很平凡,一个平凡人去了以后也能觉得自己很伟大。为什么中国高等教育也好、科学研究也好比国外差?差在什么地方?不光是基础设施、实验条件、资金投入,更重要的是人带人的气氛,没有大师带人就是不行。为什么我们喜欢说谁师从于谁?人好多东西写不到书本上,也总结不出来,就是一言一行,一笑一颦,看着就学会了,听他一句话就少走十年的弯路。还有你就生活在这些人旁边,看着他们做出举世瞩目的成绩,你就觉得原来世界级科学家、世界级的成就也不是这么难做成的,原来都是身边的一些事,从眼前做起。就这样培养了学生心理的定位、做事的信心,我觉得这是高等教育应该给人走向社会必备的素质。
【陶继新】这正是所谓的“名师出高徒”。跟大师学,不单单是学其智慧,还有人格和学品,这些品质甚至有时候超越了其他知识与学问。孔子收了那么多的弟子,更多的是教这些弟子做人的道理。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就是说在家里孝敬父母,出门敬爱兄长,努力地工作,谨守信用,广泛爱人。如果学了这些东西还有时间的话,就去学习文献知识。可见,孔子既有渊博的知识,更具高尚的人格。所以,他周游列国14年,磨难很多,甚至有的时候还有生命的危险;可是,他的弟子却依然跟随着他。如果孔子传授的仅仅是知识,没有人格的感召力,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还必须具备人品才行。
【夏杨】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Fred Sanger,发明了核酸与多肽链的测序方法,我有幸与他有几面之缘,获益良多。传说他有次去邻居家作客,正好邻居家来了一个搞电视的朋友。这个朋友很高调,关于自己在电视业的作品滔滔不绝,Fred面带微笑地的听着,这个朋友很高兴,谈了半个小时,问他:“你上过电视吗?”Fred说:“我上过电视。”这个朋友问他:“你什么时候上得电视?”Fred说:“当我获得第二个诺贝尔奖的时候。”
霍金就在我隔壁的学院,金庸、邓亚萍、姜丰等都一度在那儿呆过。比如霍金,我有时会问山东英才学院的学生,霍金有几个手指头能动?一个。咱们大家几个手指头?十个。别说我们付出人家十倍的努力,我们付出两倍、三倍的努力,都会取得让自己骄傲的成绩。霍金每天早晨用轮椅上下班,还有很多大师,虽然专利让自己身价千万,但还是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剑河边,这是一道绝美的风景。
剑桥大学一共80多个诺贝尔奖得主,仅三一学院就有30多个,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学都多。我以前的实验室里面就出了13个。我们院长也是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长,他请我们去参加三一学院金融界校友会,都有六几年入学的校友。院长开玩笑说:“皇家科学院这么多年,十几任院长,其中半数都是来自某一所大学的某一个学院。”大家会意大笑,自豪感充溢胸间。
附:夏杨简介
夏杨,1984年生。山东省青联委员。中学多次获得各学科全国竞赛奖项,课余担任山东人民广播电台主持播音员、山东少年报记者等。2003年考入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本科自然科学专业。连任剑桥大学生物社团主席,并任199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等实验室助理。先后扮演剑桥首次中文话剧《雷雨》男一号周萍,担任全英象棋协会年度大赛主裁判、中国学联外联公关部长等职务。2006年获剑桥大学神经生物学荣誉学士。同年夏,在摩根大通证券公司作为分析员深入参与大中华区的并购及资本市场等投资银行业务,实习期末获全职聘用。现在剑桥大学从事神经生物学博士研究,获霍奇金全额奖学金。兼任三一学院生物生理学本科辅导员。
(载《现代教育导报》,2009年2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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