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词典“规范”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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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规范”之争[xt]





　　按照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关规定，高质量的辞书意味着1万个字中只能有1个错。

　　“我们看了10万字，发现其中不下几十个错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语言所）副所长董琨说。语言所专门抽调10人，集中力量，给一本名为《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以下简称《规范》）的辞书挑错。他们正在筹备拟定研读报告，并适时公开。

　　语言所词典编辑室编撰过主导辞书市场超过25年的《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近几年，词典编辑室的成员大多在做语言研究，或编撰其他著作。为什么这些专家会“节外生枝”，如此挑剔另一本词典呢？

　　今年2月15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和语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规范》隆重亮相人民大会堂。“规范”这个名字加上强大的市场攻势，辞书“深潭”之“暗流”顿时涌动起来。

　　3月初开始，诸多媒体加入“规范”冠名之争中。中旬起，外研社带着《规范》前往武汉、南京、西安、沈阳等地，与当地语委领导和中学语文老师举办了“规范化论坛”。与此同时，语言所的学者也就这本词典展开细致研读。

　　肩膀和唾沫

    两会期间，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江蓝生等12名政协委员提交了一份名为《辞书应慎用“规范”冠名》的提案，指出《规范》未能全面严格遵守规范，从而误导市场和社会。

　　“你是做酱油的，命名‘卫生酱油’，那么是不是别人做的酱油就都不卫生呢？”董琨说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是此前有媒体称“从此中国有了第一部规范词典”。文中还说：“我国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本词典严格地符合国家的语言规定，包括最为权威的《现汉》也只是部分地体现了一些现行的语言规定。”

　　这样的比较惹恼了《现汉》。“我想引用北京大学已故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对后辈说的话，‘你们可以踩着我们的肩膀往上走，但是不要往我们的脸上吐唾沫。’他们绝对参考了《现汉》，要有道德良心。”

　　董琨气愤地说道。

　　“既然你号称规范，我们就组织人审读，却发现很多问题。我们虽然没有叫规范，实际起到了规范的作用。”语言所认为《现汉》是原创，后来出版的有关现代汉语的语文型词典都没有脱离它的框架，《规范》也是如此。

　　董琨举出源自《现汉》，经《规范》稍加改动后所犯的错误——“化石”：古代生物的遗体、遗物或遗迹埋藏在地下变成跟石头一样的东西。（参见《现汉》）而在《规范》中是这样解释的：“由长年埋藏在地层中的遗物、遗迹或古生物遗体变成的跟石头一样坚硬的东西”。

　　“二者句式差不多，后者在前者基础上改动了一些词序，但是意义就完全错误了。”董琨分析，“所谓遗体、遗物、遗迹都是针对古生物，否则就变不成化石；加上‘坚硬’意义不对，我们只解释像石头一样，他们就想当然认为是坚硬的，其实有的化石很柔软，只是样子长得像石头。”

　　“词典这么大天地，只要你肯动脑筋，下功夫，编写词典实际是个辨证问题，表达手段不同，对象释义也就不同。现在辞书界欣欣向荣，词典多一种有什么不好？这样才能促进竞争和社会进步。总不能一书独霸天下。”《规范》主编李行健认为，编写词典就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编写中他们自始至终有条原则——“避现”（在内容上回避与《现汉》雷同）。

　　《规范》封面赫然写着首席顾问——吕叔湘、李荣、许嘉璐，他们在辞书界都是掷地有声的人物。前两位已作古的学者都曾是《现汉》的主编。“当时吕先生年事已高，怎么可能再做具体的工作？”董琨质疑道。

　　《规范》的另一个亮点就是在词典中出现了指向规范的图标“小手”。在一些容易混淆的常见词后面，以形象的“小手”作为提示，引导规范使用。如“鬼哭狼嚎”条目下，“小手”指出不要写作“鬼哭狼嗥”。但查看“嗥”字后面的释义，又有“狼嗥”一词。类似的还有“靡费”，小手指出不要写作“糜费”，但是“糜”字之下举例又是“糜费”。

　　对异体字的处理也是《规范》与《现汉》分歧最大的地方。1955年，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前身）和文化部联合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这个表的内容一直没有改动，后来出台《简化字总表》（1988年国家语委与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64年首次发布，1986年国家语委重新发布）对整理表进行了修订。

　　对此，李行健的态度是，既然国家颁布了这些规范标准，就要有词典作为充分体现的载体。规范标准是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语委”）制定，而作为其工作人员，理应全面严格地去响应。

　　《现汉》在处理上没有完全按照《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的规定来做。“因为这个表本身是有问题的，当时国家处于扫盲阶段，语言政策也是走拼音化道路，所以对很多字的认识、把握是不正确的，导致真正的异体字没有收编，不该作为异体字的却收录进去。事实证明，后来几次纠正对有些字的处理和《现汉》完全吻合。”从《现汉》试用本阶段就参加修订工作的韩敬体说。

　　语言研究所不少学者认为：“规范是柔性而非刚性。即便是规范也要尊重实际，不能机械地去执行。我们遵守规范标准，同时也为日后修改规范留有余地。”韩敬体介绍，语委新制定的《规范汉字总表》马上就要广泛征求意见，“实际上是把以前颁布的所有规范表做个统一。”

　　“现汉”史和“规范”史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语言所在1958年编一本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

　　同年7月，词典室成立，由三部分人员组成：编写《新华字典》的新华辞书社、1949年之前编写过《国语词典》的大字典编撰处和语言研究所，共计40多人，吕叔湘担任主任。这些人又分作三个组：编写一般词汇的语文组、科技词组、哲社词组。

　　原新华辞书社编辑、最早参与编写《现汉》工作的老编辑刘庆隆回忆，他们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收集资料。资料收集工作主要依据《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当时的白话报纸和《中国人民文学丛书》，丛书中收录了大量解放区创作的文艺作品，如《暴风骤雨》、《小二黑结婚》等。为了扩大收词面，还选收了老舍、茅盾、叶圣陶等人的白话作品。

　　收集资料就是从这些作品中一个字、一个词地往外挑选。为了避免遗漏和习惯性忽略，先要进行“普选”，意味着连“我”、“也”这样的通用字也不能放过。选出来的词语，以及这些词语出现的句子，都要详细地抄到卡片上。

　　在“普选”基础上，编写组根据词语使用频率等因素进行选收，最终收集了70多万张卡片，加上新华辞书社带过来的30多万张，累计100多万张卡片。

　　在编写组准备资料的同时，语言所还组织了另外一支队伍。他们找来世界各国顶级词典，翻译了每本词典的说明和凡例，从体例、收词、编排方法、注音各个层面进行系统研究。这是对国外辞书编撰的一次系统研究。

　　1958年6月，词典正式开始编写。刘庆隆说，编词典最怕就是单词估意，如果每个词后面没有足够的卡片做备注的话，编辑就很难把词的准确含义断定好。当时语文组分成两个大组，大组下面还有小组，以3人为单位。编写时3个人同时编，然后集中，转到大组讨论，再逐层上交。这个过程中，词典的编写细则不断进行讨论修订，直至1958年底，《现汉》编写的原则和体例才确定下来。

　　1958年底，试编出来了，油印后送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听取意见。然后再把油印稿汇总后送交语言所和审定委员审查，审定委员由当时国内语文学界著名专家构成，15个人中7个来自语言所，其他的人来自北京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等机构。

　　1959年10月，试印本做出来了，等待全国的讨论和审定。1961年，吕叔湘调离词典室，丁声树接任工作，继续加工定稿。由于政治局势不稳定，6年后试用本才出来，送中宣部审查，收词量已由最初的47万条增加到53万条。

　　接下来，“文革”导致编写工作停滞，很多编辑下放干校。1973年，当时国家急需词典，就把原来送审的试用本印了几万册，16开本，内部发行。后来这本书被说是搞孔孟之道，禁止发行。1975年5月，国家出版局召开相关会议，责成语言所继续修订。为响应国家政策，年底成立了“三结合修订组”，9个陕西煤矿工人、10个北京无线电厂工人、3名军人参与编写工作，编出了不少很有“特色”的内容。譬如给“茶余饭后”这个词语举例：“学毛选，挤时间，早起点，晚睡点，茶余饭后多学点。”“文革”结束时，这本词典已“面目全非”。语言所的编辑们又重新纠正修订，直至1978年，《现汉》才正式出版。

　　《现汉》收词量为56万条，迄今发行4000万册。1996年曾有过一次比较大的修订，新增加9000个条目，删除4000个条目。词典编写室从1990年开始编写《汉语大词典》，1993年完成初稿，整本词典条目有10多万条。《现汉》修订本的条目选择主要依据就是《汉语大词典》。

　　2002年，《现汉》又出了增补本。主要把新出现的1000多个词语，附在词典后面，用不同颜色加以区分——就是“黄纸”部分。

　　预计明年6月，第二次大修订将面世。此次修订是1996年的延续，继续增加新的条目，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增加对每个词语的词性标注，标注词性也正是《规范》的主要卖点之一。

　　针对收词量，董琨认为《规范》收了很多临时组合、不应该收的词语。譬如“叫醒”、“喝醉”等。“这叫见词明意，收了‘喝醉’，那‘喝少’、‘喝多’该不该收呢？”

　　《规范》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八五”规划重点项目，1992年开始启动。编写组是在一无编制、二无国家拨款的情况下，依靠一批退休教授编写而成的。

　　由于《规范》已被国家语委立项，主编李行健就以这个项目的名义，在民间招募编写人员。“起初请了一部分高校兼职或退休老师，做了一两年，发现很难集中，时间不固定。后来改变工作方向，找的都是些退休的老同志，分北京、天津、石家庄3个组，近30人。”几经周折，编写组在后期全部集中在北京国家语委大院里的一幢破旧的小楼里。这个过程中，有人陆续生病退出，人员处于流动补充的状态。

　　由于李行健退休前一直担任语文出版社社长，以此身份，他向社里借了50万，作为编写组初期的启动经费，同时又申请了1.8万元的社科资金。“社科资金历来都是资助研究项目，资助编词典，我们是空前也是绝后。”

　　词典编写初期，李行健召集北京一些语言学家开了几次论证会。他认为《规范》自身的特色就在于：有“小手”提示、给词语标注词性、以规范化为中心工作。

　　《规范》的语料主要来自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计算机系的语料库，这是为计算机汉字输入而设计的系统，收字量非常大。“系统具备自动生词的功能，想要多少词就有多少，而且按照词频高低进行排列。”《规范》编写组根据词语频率的高低进行人工干预，反复切选，从中确定收词。《规范》最终收了68万条词语，包括一些新出现的词语。

　　《规范》编写组一方面确定词条，一方面编写词条的内容，这个过程用了2年。李行健强调，对词语，他们是按照历史先后顺序进行解释，同时注重词义的发展变化。他举例，“空穴来风”原本意思是有了洞穴才有风进来。《现汉》因此注释“比喻消息和传说不是完全没有原因”。《规范》则解释为“原比喻出现的传言都有一定原因或根据；现指传言没有根据”。

　　李行健说，在编写《规范》的过程中，他们参考了《现汉》、《新华字典》等各类辞书。“编词典就是在前人基础上发展。”他指出参考各类词典时先要看看其注释是否准确。比如“长城”一词，《现汉》解释“用来比喻坚强雄厚的力量、不可逾越的障碍等”。李行健认为“障碍”不是太到位，因此改为“屏障”。

　　由于字头已经确立，所以1998年《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率先问世，在《规范》面世之前，他们又相继出版了《小学生规范字典》、《成语规范词典》、《歇后语规范词典》等十几本冠以“规范”的辞书。

　　为了拿到这次《规范》的出版权，“原先只用外语一条腿走路”的外研社动用了3个500万：以500万作为预付编写组的稿费；以500万支付《规范》10年的出版权；用500万打广告做市场推广。据其市场部人员介绍，一个月时间内《规范》就已经发行了22万册。

　　“高阶”和“小拉鲁斯”

　　语言所和李行健都称其举措是“政府行为”，一个是“国务院责成”，另一个则是“语委下达的任务”。

　　这些都是词典背后的潜台词，而读者受益之处还在于词典的准确性和查阅的便捷性。

　　随意翻开《现汉》，“彷徨”一条中，注明也作“旁皇”。而《规范》中，“彷徨”下面的“小手”特别提示不要写作“旁皇”。难辨是非的读者，面对这样两种不同的诠释，该作何选择呢？

　　两本词典的“争执”，很难有个评说，或许可以从第三方产生观照。

　　牛津大学出版社有着上百年出版词典的历史和传统，其1942年出版的《牛津高阶英语词典》（以下简称《高阶》）被称为“世界第一品牌学习词典”，目前销量已达到3000多万册，在牛津词典系列中排名第一。

　　《高阶》主要针对非英语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英语学习人群。这本词典是以《牛津英语词典》为蓝本而发展起来的有针对性的工具书。《牛津英语词典》是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一套辞书，完全以文学语言为主。

　　《高阶》的作者霍恩比，是英国文化委员会语言学顾问，他长达几十年在国外进行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日本教学时，发现日本人学英语与英国人完全不同，而当时没有专门针对外国人学习英语的词典。针对这个难点和需要，他在教学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反复研究，20年后推出了《高阶》。《高阶》每5年修订一次。霍恩比在每个单词后面提供了大量例证，体现各种搭配的特色。同时，《高阶》用于释义的词汇量也不超过3500个，现在更是降低为3000个。

　　国外很多词典在创新上都是下足了功夫，有的一书两式，不同颜色加以区分，被称作“玫瑰之页”；还有的把大量丰富的插图引进词典中，在单纯语言释义之后，又增加了一种“图画释义”，以便读者直观理解。

　　权威词典背后往往拥有长期建设的庞大语料库。英国国家语料库由国家出资投入，收词量超过1亿。1990年代中后期，许多知名出版社也纷纷建立起自己的语料库，柯林斯出版公司参与建设的“伯明翰英语文汇”收词量超过4.5亿，“剑桥国际语料库”收集了超过6亿条词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教授章宜华，长期做中外词典的比较研究。他感慨：“我们自己编写的词典寿命太短！”他举例，《小拉鲁斯词典》就像圣经一样，在法国人手一本，每年都能卖到100万册。

　　自1924年词典问世以来，一年一小修、三年一中修、十年一大修。他还介绍，《小拉鲁斯词典》不仅发行量大，价格也便宜，2000多页码，铜版纸印刷，每本售价相当于中国当前消费水平下的20元人民币。“买一本，只管两三年，就像电脑一样，经常要更新换代。每年版本都有编号，过期的词典，转年以1／5或1／10的价格就出售。”

　　“《牛津词典》每一个版本出来就是对前面的否定，只有不断自我否定才能完善。”章宜华说，“现在外国版本的词典基本上占领了大学生市场，据我了解，英国柯林斯出版公司还有意要编写汉语词典。我们的出版社太急功近利，不搞原创，总是助人家一臂之力。”（编辑：祝乃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