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形式与文学创造(杨光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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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形式与文学创造(杨光祖)

  人民日报 杨光祖

　　优秀的作家，在一种难以克制的创作冲动中，他必须找到一个“形式”，就像大河必须找到一个承载它的河道，如果没有，它就会自己冲出一个。世界上的河流，它们都有着不同的河道，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深度、宽度，不同的温度。在这里，河与河道，其实是一体的，是一种生命的呈现。文学就如一条河，需要自己的河道。不同的作家，不同的作品，就需要不同的河道，这些不同的河流，人类一看见，就知道它们是河，不会误认为是山。一个作家，有自己独特的生命，独特的生命体悟，因此，也就需要自己独特的文体形式。而且表达不同的生命体验，也就需要不同的形式。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诗歌、演讲，都那么与众不同，就因为他的生命体验的独特，他的思想的深刻，还有他为此找到的非常妥帖的形式。于是，鲁迅就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

　　电影大师卓别林塑造的流浪汉形象深入人心，但他只是电影默片时代的产物。在默片时代，卓别林无疑是超人的，无人能及的。他将他哑剧的表演天才与默片时代的电影天衣无缝地完美结合，这才诞生了流浪汉的杰出形象。可是电影的发展过快，很快就进入了有声时代，卓别林虽然也挣扎着导演、主演了几部电影，其中《大独裁者》保留了他流浪汉的一些形象，《凡尔杜先生》、《一个国王在纽约》的反响也都不错，算是他这一时期较为成功的作品，但总体看与他早期电影已经无法相比了。他无疑地感到吃力了。因为他独创的流浪汉，就形式来说，只适合默片。他说：“如果我真的去拍有声电影，无论拍得多好，我也没法超出我演哑剧的水平。我也曾考虑，如何让流浪汉开口说话：或是说一些单音节的短词，或是只嘟哝几句什么。但是，这都不行。只要是一开口，我就会变得和其他丑角一样了。”  

　　鲁迅一生一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可最终没有动笔。我想没有找到一个“形式”，可能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如果说短篇小说是一棵树，那长篇小说就是一座森林。中国传统的长篇小说很多其实还是短篇小说的结集，如《儒林外史》，这一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是颇中肯綮的。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和主要情节，只是分别以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其他一些人物作陪衬，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完全符合中国人散点透视的审美习惯。至于《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都是章回体，也就是属于中国文化特有的说书传统。这种传统，伸缩性特别大，可长可短。就结构来说，也远远没有达到自足的程度。《红楼梦》第一次打破了说书的程式，而且比较成功，可惜也只完成了80回，并没有完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鲁迅第一次用全新的结构奠基了中国现代小说，而且无论思想、文采、形式，至今无人超越。但在长篇小说领域，他一直犹豫不前，最终一无所成，用杂文这种更适合自己的文学形式结束了自己的文学生命。

　　我们的很多长篇小说就其内涵来说，与一个短篇小说没有多少差别。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还是一棵树，而不是一座森林。欧美的很多长篇小说杰作，它们的结构就用的是西方交响乐的结构。在那种宗教音乐文化的影响下，他们的长篇小说结构，一般来说都是创新不断，而且比较成功。因为他们适合长河思维，而我们更适应短章思维。

　　真正的形式，是自由的象征。庄子说“逍遥游”，一个内心不虚净，没有“坐忘”的作家，是很难真正进入“形式”，并获得一种形式感的。诺瓦利斯说，诗人即世界的创造者。一个真正的作家，是具有精神超越的人，他的眼睛并不在世俗的那个层面，他创作只是为充分表达自己的体验和感受，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中国当代作家为什么越写越粗糙，越写越没有细节了？这就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方式出了问题。他们的写作是为“别人”或外在的一个目标，而不是出于自己内心的需要，不是为了安妥自己的灵魂。因此在写作中他们就没有耐心，也就是不“耐烦”，只是很快地从不同的写作对象上“滑”过，而丝毫不愿意停留。他们要的是悬念，是传奇，是票房，是感官刺激。真正的写作就如小孩的游戏，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是细节的玩味、重复，是不断地停留、回味，是一种彻底的忘我。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的一段话：“一个作家不论处境何等困难，都应忠于自己的原则……如果把文学用于满足自己过上更舒适、更富有的生活的需要，那么这种文学是可鄙的。”这样的作家不管如何“形式”，也只是“技术”而已，因为“形式”不“自由”，没有“结构”能力，文学作品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

　　在这样一个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每一位有追求的作家，都应该重新思考形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