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都 朝 圣（之一） 彭月英

陈材信

               首 都 朝 圣（之一）
                            彭月英
               一、良 乡 暂 驻
                  （一）看不尽的《补锅•打铜锣》
    1966年6月，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武汉市洪山中学党支部书记指定我负责组织大家写文章。我真不知道从何下手，写什么，怎么写，茫然得很。但是，从8月18日起，毛主席开始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此后又接见了全国的革命师生代表。一听到这消息，我就盼望着能亲往北京聆听毛主席的教导。十月底，我和另外四位老师光荣地成为学校派出的第一批赴京取经人员，心里自然高兴不已。首先，是可以亲眼见到“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其次，是可以见到“科伢”了（我丈夫的小名——他被召回《光明日报》社“闹革命”半年了）。
    11月2日晚，北上的火车到达首都附近的良乡就全部停下来了（良乡为古来征战之地。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后，在燕地设立广阳郡，为一级行政区，在今房山地设立良乡县，属广阳郡，以民、物俱良为县名。良乡的昊天塔为北京地区唯一的楼阁式空心砖塔，是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晚饭后，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总之，全被工作人员组织进了很大的帐篷——大冷天，床已经铺好（地铺），我们把自带的被褥、行李整顿好准备睡觉时，却传来命令：明天毛主席要接见大家！注意：凌晨四点领取明天中午的干粮。又告之：今晚有电影。
    这么多的好消息，谁还睡得着？
    当夜，我们在露天广场，跟着李谷一唱了一夜的湖南花鼓戏《补锅》。我是第一次这么全面地领略湖南花鼓戏的特殊风彩。电影里的女主角（李谷一）有一对好长的粗辫子呀！作为湖南老乡，我感到特别亲切。

                    （二）奔 向 天 安 门
    第二天，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城楼从早到晚接见了200万革命师生。
    凌晨四时半钟，良乡驻地师生每人怀揣着刚发的三个大“糖三角”，便站在一辆辆大卡车前。这时，组织者郑重告之：“下车后每个人跟着前面打旗的人走，红旗走到哪儿，队伍就跟到哪儿！千万别掉队！”
    车开了，一车接着一车，北风呼啸中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口号声震天。从良乡到北京的路上，大家热情高涨、意气风发，把京郊的暗夜和寒意驱走得无踪无影。靠近了，北京城冬晨的灯景真美呀！薄雾白蒙蒙亲吻着夜空；道旁树下，路灯绿茵茵装点着大地；庞大的公共建筑群上，悬挂着红荧荧的灯笼，这一切，显得空旷、安宁神秘又新奇！
    可能是临近天安门了，车停了，举红旗的小青年根本没等卡车上的人下完，就起步了。我校语文组的唐老师一着急，下车时把右手弄出了血，美术组的李老师忙着把一块大手帕给她包扎好。数学徐老师（部队转业）是跟着队伍跑的，她不停地叫我们的名字，告诫我们赶快紧跟上。好一阵奔跑，总算找到了自己的红旗。可是，跑着跑着，唐老师弯下腰来了：“不行了，我头又痛又晕”，没说完就吐了。这时，我突然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牌子一闪而过，就赶紧拥着唐返回来，忙问两边的卫兵：“同志，这位老师不行了，怎么办？到哪儿去找医生？”他们指着灯光特亮处的前方，“你们到那儿去，那里有多处医疗站！”大家心里稍安，可是，再来找我们的那面红旗，早就不知飘到哪里去了。好在，路上有不停跑动的人和队伍，空中有接连流动的红旗在飘，我们跟着其中一面红旗来到了那处医疗救护队，忙把病人推到女医生面前。她问了问情况，先把大手绢取下来，又在唐老师右手伤口处搽了点“红汞”，就停止了动作。“完了，没事了，可以走了！” “医生，这就处理完了？” 那医生解释，“刚才是包扎得太紧，把血液阻住了，现在通了就行了，伤口只是擦破点皮，没事儿的，赶紧赶路吧！”说来也真神，老唐的头说不疼就不疼了。那就跟着队伍赶路吧？可是，这会儿到哪里去找队伍？这一下把美术李弄急了“糟了糟了，早知道没什么事就好了，现在我们见不到毛主席了！怎么办，怎么办？”我赶紧找戴袖章的解放军值勤人员求救，“没关系的，你们看，好多人都走散了，你们只管组织五十人的队伍，跟着大部队向前走，都可以走到天安门去的！”

                    （三）心 中 太 阳 眼 前 升
    涓涓细流归大海了。数不清的小支队和散兵游勇到了南河沿（离天安门不远了），被检阅的队伍早被解放军组织成形了：解放军手拉着手，组成了一条条人链，当成隔离墙。要求游行队列前后保持20人一纵队，50人一横队，每八个纵队为一个方阵。这样，同一方阵中的人靠城楼最近的1号和最后一排的160号，相差就太远了。于是，站在后面纵队的人，瞅准机会就朝前一个纵队靠，解放军不让，大家就各自为阵，相机行事。等我挤到最前面一排时，和学校的几个同伴早挤散了，一时也顾不上许多了，只管举手呼口号喊万岁并不停地移动着脚步。待到正对天安门广场城楼口时，正碰上毛主席进去休息，大家便都停住了脚步，只管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这时，所有纵队中的人都往城楼这边靠，推呀挤呀，解放军被当成面团了：他们筑成的横向人墙，象长龙一样，被挤拗得弯弯曲曲；有的成片被挤倒了，长龙眼看要被撕开口子了，可是人民子弟兵的手仍然拉着。即使有些地段的防线突然被冲破了，长龙也会闪电般拼命回拉合拢住。我们的子弟兵哟，就这样以死守阵地、寸土不让的精神，极其艰难地保持着人墙的阵脚。这样，每个纵队的后半部分就成了空地。
    暂时平静下来了，大家原地不动。我似乎记起了什么：黑灯芯绒短外衣是用按扣扣住的，怎么已经被完全撕开了？我下意识地一摸，好像口袋里的大钱包不见了，再定神一想，呀，钱包里装的是每个月得寄给文厚的粮票和工资（他的户口一直在武汉，我得按月寄钱和粮票给他），还集中了全家全年的布票和准备替他买一件长皮大衣的人民币，“那是丢不得的”！再摸，没有！这才真的急了！赶忙向戴红袖章的解放军报告，他说“趁现在大家都站着不动，空挡很大，你赶快好好找找！”  可是我刚弯腰，人群突然沸腾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呀！毛主席出现在台上了！  于是我忘乎所以地跳呀，喊呀！想想看，敬爱的领袖就站在台上，我离他那么近，看得这么清楚，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我热泪直涌，想一直跳下去喊下去，却早被右边涌来的巨大人流，一下子冲到了左边的中山公园门口了-----
     这里是全程游行的终点。

                    （四）“醉 心 一刻” 之 后
    队伍解散后，值勤的负责人让我进中山公园大门里去找找那个大钱包。
    我走进公园，里面也是人山人海，不过全是被挤伤、踩伤的人和寻找东西的人，还有医生护士及各类值勤人员，到处人声鼎沸。大门口，鞋子、杂物被一箩筐一箩筐地抬进来，倒在墙边的地上，成了一座座小山；这边树阴下，躺着不少猪肝色的伤员、呼吸急促地等着紧急转运到正规医院去，整个医疗区，喊的，叫的，大家忙成一陀。我到哪里去找那个钱包呀！
    我只得失望地往门外走去-----
      可惜的是，接受了检阅的方阵队伍虽然在公园外不远处就解散了，但是一整天的接见远远没有结束，所以，北京有关主车道一直不让通行，人们都得绕道步行！
    我一个人左绕右绕，人生地不熟，口渴腹又空（糖三角也早不见了），到下午三点了，才捱到了《光明日报》社。老莫（文厚湖北的同事）高兴地祝贺我见到了毛主席，却奇怪于我的不快。待问明真相后，忙说：“莫急，莫急，小彭，你一来就见到了伟大领袖和那么多中央领导，这是多么大的缘分呀？我们来了几年了都没有见着，还有些在北京住了一辈子的人，想看都看不成呢！粮票嘛，大家来凑，其他的以后再说。”他告诉我，文厚是负责红卫兵接待工作的，大会接见没有结束，他回不来。他让我们几个同伴从良乡搬到报社接待站来——“报社留出了整层大楼给你们革命师生住，有些同志把结婚用的新棉被都拿出来了。”我说：“我们都带了被褥行李的”。他笑着说“那些从广东来的红卫兵，八、九月就离家了，穿了凉鞋和短装来的，缺的东西可多了。毛主席请的客人，全北京市的人哪个不认真对待？”
    老莫带我去食堂吃了饭。
    我在报社附近找到了回良乡的车队（到处都有车，一切都不要钱，因为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呀！）当晚，五个同事在车站汇合时，都为我钱包的丢失惋惜，可又都安慰我“就是你挤到了最前面，我们站在老后的地方，根本就没看清台上人物的具体表情。”

    汽车装满一车人后就启程了，开了好一段路后停了，据说到了宛平县，但是终点站未到。我们的驻地得下车过卢沟桥、然后再步行一大段路才到。
    早就听说“卢沟晓月”（乾隆皇帝亲笔题写的御碑）是“燕京八景”之一了，不意竟在此相遇，真乃三生有幸。这座长266.5米、宽7.5米的北京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其桥身左右两侧石雕护栏各有140根望柱，每根柱头上都雕刻了卧伏着的大大小小的石狮子约五百个，真是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我们在月光和不亮的路灯下欣赏着、数着每一个石狮子，但是怎么也没数到头，因为太难分清相互搂抱、缠绕在一块的狮子家族了。
    过了桥，就靠我们自寻归路了。
    从桥头走出来，大家兴致很高。不久，便出了街口来到旷野。月光下，行人稀少，到后来，只剩下我们五个人了。此时，望茫茫荒原，竟不知路在何方？而地上三岔路、两岔路不少，惹得我们不止一次地走回头路。望天空，寒星点点伴素月；看大地，朔风阵阵侵路人。夜行军的诗意，早已荡然无存。这时，数学徐显出了革命军人的英雄本色，瘦条条的身体中似乎储存了无穷的力量，她昂着头大踏步向前走着，其余三人紧跟其后。可惜我全身发冷，脚步越来越沉重了。
    同伴一摸我的头不禁吓了一跳：好热呀！怎么搞的？
    由于我的拖累，都半夜了，大家才到达宿营地。也不知到哪里去找医生，就睡了。

                    (五) 告 别 良 乡
    我一夜高烧，怪梦不断。一会儿，钱包被人扔到一个又高又大的杂物桶里了，可是盖子无法打开；一会儿，大钱包挂到了《卢沟晓月》的碑顶上了，谁也弄不下来，一眨眼，钱包又不见了，我正着急，同事们却高兴地说：有人把钱包送到报社去了——因为里面有张条子，把有关人、事、物都写得清清楚楚的，捡到的人成了活雷峰了-----
      禁不起长时间亢奋和多重折腾的我真的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第二天上午看医生，打了青霉素，以为可以速愈，哪知生平第一次遇到了严重的“药物过敏”，差点送了命。好在医务人员和药物配备齐全，因为同时出现此类问题的不止一、两个。同伴们要陪我留下来，为了不辱使命，我催她们赶快进城去，不要误了“求经”的机会（15天后，学校第二批人就得出发），我们来的是清一色的娘子军。她们晚上回来说，在城里，看了一天的大字报。
    第三天，我们搬到了“光明日报接待站”，她们四个住进了大会议室。
                                    （未完待续，下接《北京城里闹革命》）

陈材信

    人生驿站，心路历程；百态栩栩，千古留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