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探析教科书文化标准确立 称不是束缚是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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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探析教科书文化标准确立 称不是束缚是引领

文章作者：吴小鸥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1-10-21

    教科书作为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现代课程实施的载体和拥有全国最大受众市场的读本，每一次内容增减、形式变化都会引发公众的高度关注，甚至争论。如语文教科书中鲁迅作品的去留问题，《陈毅探母》和《爱迪生救妈妈》是否“杜撰”问题等。众多的讨论和争鸣会让我们对于教科书问题的探索更加深入，也使得我们对于教科书“最一般、最普遍、最稳定的属性”进行思考。在对百年中国教科书的研究中，笔者发现教科书从本质特性上说，是确立一种文化标准。正因为如此，教科书自身便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价值，它具有规范与塑造人的思想、制约人行为的力量，因此，教科书的细微变化才如此牵动公众的心。
    教科书选择以主导文化及突生文化为标准
    文化有很多的种类，英国著名学者威廉斯·雷蒙德将同一社会内部的文化分为主导文化、残余文化及突生文化。“主导文化代表着在社会发展中的某一时刻，拥有最大权力的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价值。残余文化是指过去形成的经验、意义和价值，在过去通常是作为主导文化而存在着的文化，虽然现在已经不属于主导文化的一部分，但仍然被体验和实践着。残余文化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主要是因为过去的社会或文化制度依然存在。突生文化是指与主导文化相对立的具有新的意义和价值的文化，它们构成了文化的未来取向。”
    因社会对外开放程度不同，教科书通常选择以主导文化或突生文化为标准。在相对闭塞的社会时期，主导文化通常成为教科书确立的文化标准。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文化全面苏化，于是直接改编了苏联的数学、物理、化学等教科书，语文教科书中则首选苏联作品，生物教科书中遗传学部分一度只介绍米丘林学派而未介绍摩尔根学说，等等。“文革”期间，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政治文化成为主导文化，于是教科书从名称到封面设计、从形式体例到内容选择，全面“红色渲染”。
    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时期，突生文化通常成为教科书确立的文化标准。清末民初，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于是以儒家文化为标准的教学用书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时，在中西文化大潮的碰撞交融中，教科书中从“四部”到“七科”、从“皇权”到“共和”、从“仁”到“人”、从“崇本抑末”到“四民之纲”、从“病夫”到“强种”、从“雅”到“俗”，迅速在科学理性、民主政治、现代伦理精神、现代商品经济、现代文明社会方式、现代审美情趣等方面确立全新的文化标准，构筑了现代教育乃至现代中国生机勃勃的发展空间。伴随着教科书巨大的影响力，民主、自由、电报、电话、留声机、显微镜、交易所、托拉斯、银行、证劵、图书馆、博览会……不断浸润着中华大地，激荡着古老的神州。于是文明在潜移默化中前行，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

    教科书利用技术手段处理原初文化信息
    教科书在确立文化标准时，常常伴随着一系列主动的介入。首先，教科书通过自适应与准入获得原初文化信息。原初文化信息是指没有进入教科书之前浩瀚无边的原汁原味的文化信息，教科书在确立文化标准时首先考虑的是什么样的原初文化信息进入？
    一般而言，通常的策略有二：一是自适应。这是原初信息进入教科书的自在力量，它意味着教科书存在的基点。如语文教科书中必然包含有字词句篇的原初信息，数学教科书中必然包含有数字与符号的原初信息，美术教科书中必然包含有色彩的原初信息……教科书的学科名称一旦确立，必须有相应的原初文化信息的进入，这是不以外界的意志为转移的。如物理、化学教科书曾一度改为《工业基础知识》，但其中力的作用、化学反应等原初信息还是必然存在的。
    准入是原初文化信息进入教科书的外在力量，它蕴含着价值的判断，其中原初文化信息是否有价值？有多大价值？在哪些方面有价值？它总是相对于特定的主体、相对于主体自身的需要而言的。这种主体大至国家、小至个人，都掌握着原初文化信息的准入权。
    其次，教科书实施精致、虚化、伪形、空无等技术手段处理原初文化信息。精致是为了使原初文化信息符合儿童的认知发展规律，适合师生的教学需求，是教科书在处理上最常用的一个技术手段。我们看见教科书的基本要素就是精致处理后的存在，如教科书的适用年级、学期、课文标题、提问、习题、单元、复习、注释，等等。在对原初信息的精致处理中，一些原初信息被强化，另一些则被弱化，甚至虚化了。如在知识本位设计的教科书中，与成长息息相关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在习题设计、单元复习中处于被虚化的状态。
    教科书的伪形处理即指进入教科书的原初文化信息，在超强外力的作用下，其内质与外形发生了畸变。如“文革”时期，小学常识教科书被编写成《反孔和尊孔斗争的故事》。空无则是原初文化信息进入教科书必然包括包含与排除的双重过程，排除意味着剥夺了其作为文化标准代言的资格，这便是空无，即是一种不呈现策略。如新一轮课程改革前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台湾史仅叙述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台湾几乎没有提及。

    教科书通过教学实践理解与创新文化标准
    从策略的层面来讲，教科书确立的文化标准提供了一种机制，借以形成对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或社会语境的介入。能否有效利用教科书提供的文化标准来“参考架构”个体与社会，这要看教师对于教科书教学功能的发挥，特别是教师对教科书的理解以及在教育情境中的创新。在教学实践中，教科书确立的文化标准，不是“束缚”，而是“引领”。如晚清民初教科书通过“现代”观念的引导、价值的重构、信念的重塑等，旨在使人们对社会愚昧、腐败的否定与改造，对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倡导与呼吁。恰如《时报》登载《新国民小传》一文所云：“有一位新国民，戴一顶自由帽，穿一套文明装，着一双进步靴，走过了交通路，来到了模范街，踏进了公益会，说几句义务话”，这简直是一幅十分“摩登”的社会风情画。而新中国成立后音乐教科书中《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让我们看到社会上更多的拾金不昧行为。
    不同教科书因学科性质不同，其文化标准的指向是有差异的。如语文、外语等教科书重点指向于构建语言习俗，数学等教科书重点指向于构建逻辑思维，政治、历史教科书重点指向构建社会生活价值判断与行为范式，理化生教科书重点指向自然界万物成长规律，音体美教科书重点指向构建审美意识，等等。教师对教科书确立的文化标准必须保持理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一般而言，要求教师“不唯是”，即再好的教科书也有需要改进、调整、重组的地方，同时也要“有所立”，教科书的使用要结合社会、学校、学生的情况而有所创新。教科书确立的文化标准只有通过教师教学实践中的正确理解与把握，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即社会的、国家的根本问题才可能在个人的生活态度、精神气质、思维表达上落实下来，并取得稳定形式之认同的保证，教科书作为确立文化标准的本质属性才得以凸显。
    美国政治科学家亨廷顿说：“21世纪的国际冲突可能是以文化的差异为基础，而不会基于国家主义的理由。”随着现代社会多元文化的冲击与交叉影响，教科书确立的文化标准需要不断更新与创造。对于教科书的内容不符合历史与常识、随意改编戕害经典等种种质疑，教科书在编撰与修订时不但要修辞立其诚，关注艺术的真实性，如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的合情与合理，等等，更需要剖析教科书应有的深层追求，如教科书如何有效彰显中华文化的凝重与尊严？经典的理念与启蒙的思路到底是什么？教科书如何有目的地传承不同价值取向的知识，又如何通过选择与重组而实现对知识的改造和创新？教科书的启蒙如何有效引导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如何利用教科书这一最大读者群的文本力量与承载，启蒙人的现代性，提升现代国家的真实国力和她的未来？
    美国学者阿历克萨·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说：“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所以，台湾学者黄政杰指出，“任何了解教育制度如何运作的人，都不可能低估教科书的重要性”。中国百年教科书的流变对于我们研究教科书的本质特性提供了“史鉴”，但问题并没有走向终点。(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吴小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