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般的中年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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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般的中年心事

文/王木春

夜读董桥，有这样的话：“毕业三十多年了，留在台南的老同学都当上院长和教授了，也许签名参加了反两国论的告同胞书。闯到台北的一群五陵少年，于今‘有些头上开了顶，有些两鬓添了霜’；成名的成名，发财的发财，青花瓷器那么脆薄的中年心事，再也经受不起飞机枪炮的震撼了。”一句“青花瓷器那么脆薄的中年心事”，恁将我思绪绊住良久。数天前几近忘却的事，再次勾起。

那晚，二堂哥来电话，问在家吗。我说在。又轻轻问，忙吗。我说不忙——其实，我正要动手修改校庆的宣传文字稿。“我就在门口。”他说。我下意识瞄一眼时间，8点20分。

我奔下楼，开门，二堂哥从昏暗的角落走过来。我烧水。冰箱里最好的茶。

灯光下，二堂哥似乎瘦了。我们堂兄弟5人，就我俩住县城。两人的住处相距一公里，可平时往来无多。他在银行上班，我在学校教书，隔行如隔山。但是，相比较而言，两人的关系还算密切。也许年龄相差无几，小时候玩在一块儿，钓鱼、游泳、干农活。几个月前的那次见面，他还提起我忘掉的事：有一次他的邻居阿成欺负我，他为保护我，豁出去和阿成拼命，结果比他高出一个头的阿成被他的“不要命”给镇住了。我念大学时，有一次他出差福州，傍晚时分到学校找我，带我去书店买书，说，单位可以报销一点，任由我挑一本。临走时塞给我30元，那时的30元恰是我半月生活费。

茶香浓浓。我们聊的话题首先是孩子。侄子小捷和我女儿都念高二。小捷很勤奋，只是初中基础差，几次大考成绩排在年段中游。可二堂哥总是不急，淡定得可以。“小捷已尽力了，又懂事，我就担心他压力过大。”他说。

然后，他问我近来还忙吗。——似乎在他眼里，我是个大忙人。也的确，这些年，担任德育处主任，前些年还兼任年段管理，整天有做不完的事，有时空闲下来，还惦记着读书、写点文字，许多从前的朋友和同学都日渐疏离了。我总对自己说：“很快会闲下来的，到时再好好去弥补欠下的那些感情；况且真朋友不会因为时间的阻隔而陌生，也会体谅我的处境。”当然这纯粹自我安慰而已。能够像二堂哥这样，一月内挂了两次电话我都不在家，还打第三次电话过来，这样的人绝无仅有。

我说，暑假一直外出，开学后又忙着校庆。“但这应该是最后一件和学校有关的大事了，我得尽力把它干好。”接着，我告诉他，我已辞去行政，只因县领导班子临时大调整，全县所有教师的人事都原封不动。反正，明年，一定会空闲下来。那时，我课余时间就开摩托车回老家种番薯和蔬菜。

二堂哥温和地笑了。不知是赞许，还是笑我骨子里的书生臭脾气。

话题自然转到老家的人与事。二堂哥的父亲——也就是我唯一的亲伯伯——年轻时当上门女婿，30多年前过世了。如今二堂哥老家尚有90多岁的外婆、70多岁的母亲，哥嫂一家和两位老人住一起。大堂哥初一没念完便被迫回家帮干农活，赚工分。当时，学校班主任多次上门做伯母的工作，说大堂哥功课好，不读怪可惜。最终大堂哥还是辍学了。在我印象中，大堂哥是个具有浓郁艺术家气质的人。他喜欢画竹子，擅长书法，还是文学爱好者。我的文学兴趣与他有关。念二三年级时，我亲眼见他召集几个人，抄一本厚厚的小说《剑》。如今想，刚辍学的大堂哥，大概还沉浸在校园的艺术氛围中吧。

“他这半年来干脆不去做泥水匠活了，每天醒来即喝酒，喝多了便发牢骚，看谁不顺眼就骂谁。一家老少都怕他、避他。上个月我天天回家，做‘中间人’。我的话，他不喝酒时还可听一些。”二堂哥说。

我问喝什么酒，喝多少。“白酒，一斤。”

我愕然。大堂哥多年以来失志不如意，常借酒浇愁，这我清楚，也可理解。但落到如此田地，倒是我始料莫及的。记得去年夏天，天气格外炎热，他亲自告诉我他在海边参加建鲍鱼场，一天赚100多元，虽十分辛苦，言语中也没啥不平。后来一次，晚上他来找我父亲坐，带着酒意，我刚好在家，感觉他语无伦次，父亲对他似乎司空见惯，不大搭理他。

“再喝下去，身体肯定会喝坏的，怎么了得！”我觉得心痛。

“就担心这个。家里积蓄本来不多，上头还有两个老人，万一他喝出大病，家里哪来那么多钱给他治疗？而我这里，刚买了个像样的套房，也没多余的积蓄了。”二堂哥说。我知道，二堂嫂一直没正式工作，老家长年累月拖累，他能买个新房已属不容。都四十六七岁的人了，紧跟着有孩子的大学教育问题，难怪他愁。

“我现在最怕接到老家的电话，尤其晚上的……”沉默一会儿，二堂哥低低说，神情郁悒。

我无语。几年前，父亲和母亲同时身体状况不佳，父亲是早年中风再加晚年鼻咽癌，母亲则长期胆囊炎。有一阵子，两人轮流住院。那阶段，别说老家半夜来电，就是大白天，我也心惊肉跳。我的境况比二堂哥好许多，上有两姐姐下有两弟弟。两个弟弟，基本分担了父母的大部分事情。只在个别时候，他们都不在家乡，父母有事只好由我去顶一顶。

“如果家里有事，你应付不过来，可以通知我，我去帮忙。”我真诚地对二堂哥说。

本来不想提起，此时一种说不出的共鸣以及相依为命的兄弟情意，让我不由自主地敞开心扉。我告诉他，暑假女儿在厦门检查身体，初步断定出某种病，急需手术，医生还交代，这病很麻烦，手术风险大。我和妻子感到天塌地陷一般，当晚抱头痛哭。于是赶紧带孩子上福州复检。前前后后一个月，噩梦般煎熬。我深切地感受到平静生活的脆弱与可贵。也许，就在某个毫无预兆的瞬间，所有我们习以为常并认为会天长地久的平静与幸福，都突然破灭、一去不返，人生将全部改道易辙。孩子复检后，虽没发现大问题，毕竟得时时跟踪，阶段性去医院复检……一颗心可以暂时放松下来，但总有什么心事，沉甸甸地坠着。每次给孩子量血压，我自己的血压一定蹭蹭蹭往上直窜……中年的我终于深味到什么叫幸福、生活、命运……

我们堂兄弟，边喝茶边聊。这世间，能陪你静静喝茶两小时的人太罕见了。

“有空过来喝茶吧，我晚上一般都在家。”二堂哥临走时回头交代。——二堂哥不饮酒的，否则我此刻更想与他一饮而醉。

二堂哥拐个弯不见了。我站在门口，院墙下的变叶木，在风中飒飒抖动。午后雨过，空气渐有冷意。猛记起古人所谓“长安一夜雨，便添了、几分秋色”，不由怅然。

201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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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20年：那一次次沉重的自我告别

文/王木春

一

几乎毫无悬念的，大学毕业后，我心甘情愿地回到中学母校当教师。因为我的恋乡情结，因为我喜欢这份职业，还因为我有一份盛夏般火热而成熟的爱情，等待收割。
多年后才明白，对即将闯入的现实世界，我所做的心理和思想准备，是那样的匮乏。我像被突然丢在闹市中的小孩，四顾茫然，凭一股书生意气，跟着感觉跌跌撞撞地前行。生活很快就教会我许多。
任教一年多后，恰逢学校福利分房，我想，该结婚了——为了分到 25平方米的住房。分房过程中，我发现有猫腻，与领导据理力争，结果，不仅于事无补，还导致后来在同一所学校任教的妻子请产假时遇到种种波折。愣头青的我不懂得，也不肯去迁就所谓的“暗规则”，忽然间觉得，这不是我想象的校园，这不是我所追寻的生活。我陷入从未有过的伤痛、悲观与迷茫中。当时教师工资极低，一家人入不敷出，孩子怎么抚养？房子在哪里？……我决定改变自己的路。
可天下的路有无数条，适合我的似乎只一条。曾经把简历通过熟人投给本地一家企业，面试时看到前面一条“长龙”，我逃跑了。我发现，我和那些人是不一样的。我好歹是读书人啊！说来可笑又可怜，我所要争取的这份工作是当保安或仓库管理员。这是1994年的家乡，我一个本科生做教师的月薪是210元，而这家企业的保安工资近600元。
后来，做水电工的亲戚让我业余去当他的“徒弟”，我答应了。每周我有一天没课，加上周日，每周可以两天外出打工。和我一道做学徒的，是位不足20岁的小伙子，一问，他如果小学五年级不辍学，刚好念高二，可能成为我的学生。现在，他是我的半个师傅。那段日子，我学会了大口大口地抽劣等香烟，学会闭着眼睛一手握铁钎一手砸铁锤，学会叼着烟卷讲荤话……星期一早上，我换下满是尘泥的做工服，穿上干净的衣服，摇身一变，又是“人民教师”了。
一次，我去做工的那家房主，在镇里某单位当副科。房子占地两百多平方米，房间各种配备也高档。一个老师傅问我当老师月薪多少，然后指着正在安装的马桶对我说：“你四个月的工资只能买这个马桶。”房主进来了，一边递好烟，一边颐指气使。我上了三楼，蹲在人字梯上，手握铁锤，一锤锤砸下去。我的心在迸血。
蓦地，从窗口我瞥见学校的操场，虽杂草丛生，却安静如斯，诗意流淌。突然，钟声与广播操音乐相继响起，学生三三两两走向操场。我认出我班学生站队的位置，他们跟随旋律动作起来……看着看着，我泪眼模糊了。
第二天，我很早到校，等待学生一个个走进教室。我感到脱胎换骨般地清爽。我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等着我，但我想我再也不会离开了——至少这里有我的梦，我的尊严。

二

尽管有过小波折，三年后，我带的班高考还是获得较好成绩。更重要的，我与学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那时年轻，有激情，而教师职业是我最初也是唯一的选择。既然别无选择了，就努力做好——这是我当时的简单想法。
我带的是年段的最慢班。经过高考的淘洗，仅少数学生考上高校，其余打道回府。几年后，好多回在霓虹闪烁的街头，遇到蜷缩在KTV门口当摩的司机的学生俊华，他瘦小的影子，他见了我后羞愧自卑的神情，让我一次次无端地悲伤。我也来自农村，高考是改变我命运的唯一机会。我侥幸成功了，跳出农门，告别了锄头，而他们呢？他们是我的学生，从此他们就不再是一串冰冷的名字，而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融入到我一生的记忆中。
还有武添，一个我恨铁不成钢的学生。毕业后，他曾来找过我几次，说在哪个厂子打工。一次，他大半夜从老远而来，对我说他看电视剧时脱口说出“孙文”就是“孙中山”，遭到众人的嘲笑，随后他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大家又报以掌声。“王老师……我没有给你丢脸！”他的话成为长久以来安慰和激励我的“名言”，给我启示：即使当慢班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与大学无缘，可并不等于没有意义。或许，从某种角度来说，意义更深远。
这样埋头苦干，一届届学生流水般远去。其间，我从一个普通的班主任，到段长，到学校中层领导，荣誉也来了。2004年，我获得全国优秀教师称号。那天，我去参加颁奖仪式，三位模范教师的报告颠覆了我对教师职业的看法。
一位在偏僻小乡村坚守了几十年的老教师说，为了上课贻误送孩子求医，导致孩子终身残疾；一位女教师说，因为工作太忙（上面不断来检查工作），腾不出时间陪丈夫上医院体检，丈夫患癌症去世；又一个女教师说，因为忙于毕业班教学，无暇顾及身体，好不容易怀上的胎儿死于腹中……我当时忍不住悲怆，泪水滂沱而出。半小时后，踏上红地毯铺就的领奖台，我一点“光荣感”都没有。我愧疚于自己和他们比起来，什么“不幸”也没有，同时想到自己这些年来，为了会考和高考，如何挨过一个个难眠的夜晚，有一次公布会考成绩前夕，我几乎彻夜噩梦连连，妻子从身后抱紧我，才使我没有陷入身心崩溃的境地。我想到自己刚满35周岁、却快速走向衰落的身体，想到如何才配得上当一名真正光荣、真正有尊严的教师，想到很多……
我渐渐懂得了：不能做“不幸”的教师！我首先得健康、快乐，然后才是个称职和优秀的教师。当教师，先要做一个有体面有尊严的人。对于没有幸福感的人，不存在幸福感的职业。
我学着放慢步履，爱上运动、旅游，进而改善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不再甘心成为一台教书机器。

三

2007年，我担任学校德育处主任，兼高三年段长。高考前，年段决定举行“高考百日誓师大会”。为了把誓师大会开得隆重、具震撼力，我们向文化局租借县城最大的会堂。可惜，会堂仅600个座位，只好让100多个学生自带椅子。会后第二天，我收到学生一封“匿名信”。
敬爱的王段长：

您好！

我是高三年段慢班的学生，我代表我们广大慢班的同学对年段今天召开百日誓师大会的一些事情表示愤满（懑）。知道吗？当我们那几个班级的学生搬着椅子走进会堂，我们是怎样一种心情呢？我不晓得我们的班主任是怎样的心情，但是我们觉得心里特别压抑！一种强烈的歧视感拍击着我的心坎，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那一种被歧视的感觉如此强烈。老实说，搬椅子到那儿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情，可就是那么一把椅子显示着人与人的区别，您在会后对我们说感谢，这是一句让人觉得温暖的句子（话），然而我的心久久也温暖不起来！为什么偏偏就是我们那（这）4个班级？仅仅只是凑巧吗？偏偏就是我们那（这）4个年段所谓的慢班！为什么不按顺序？……

看完信，一双双责备的眼睛、一张张愤愤不平的脸堵在眼前。回忆起自己小学时遭受同学们唾沫围攻的恐怖情景，回忆起高考报名时被剥夺报考大专资格的耻辱……我的心在啜泣，在滴血。虽然，我曾经极力主张让快班的学生自带椅子（理由之一：快班的学生占有的优势资源已经够多了），后来该建议被大家否定了。然而，这不能免除自己的罪责。一整天，我浸泡在愧疚中。我是教师，可我无形中充当了“刽子手”，用人为的等级去屠杀近200名学生的心灵。
我把此事写成随笔发表在省内教育刊物上，一些领导、老师看到了。可是，几个月后，同样的一幕又在新一届的学生身上重演。新一届的学生写信给我，申诉和痛斥。作为年段的“一把手”，面对此情形，除了在悲愤中再写文章聊以呐喊几声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我终于明白，社会有一股强劲而无形的力量左右着学校的运行，而个人的力量显得微渺。我重重跌入失望的深渊。那些夜里，我独自飘荡在没有星光的路上，滋生过一个念头：离开学校，我不想继续充当“罪恶的同谋者”。可是，已近不惑之年的我，离开了学校还能靠什么维生呢？况且，我早习惯了相对单纯的校园生活，习惯了和一群年轻的学生在一起，习惯了在课堂上捧着书漫游于文学天地的日子。
即便如此，我也不能容忍自己像别人一样麻木地活下去。我应该有新的姿态，走自己的道路。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有从改变自我开始。

四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拿起笔，反省十几年走过的教育之路，记录行进中的生活。我不想迷迷糊糊地挨到60岁，然后无声无息地退休。教育里存在种种美和丑，我的身上同样存在大量的美和丑，我可以做教育现场一名忠实的反思者、观察者、记录者、思考者。
教育写作，我从2004年就起步了，可从未形成自觉。从这时起，教育写作的愿望豁然清晰起来。随着文字越积越多，我越发感到，作为一名教师，除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价值外，至少还有另一个维度的自我价值。在《写作，是对自我的成全》一文中，我写道：
我真切地体验到，写作让我变得“更能享受人生与忍受人生”。每天沉溺于柴米油盐、缺乏更新与植入的爱情，会使人厌倦和庸俗。同样，单一而琐碎的教学工作，年复一年，极易窒息人的生命热情和创造力，把人拖入麻木平庸的泥沼中。教育的激情乃至生命的激情，首先取决于教师有意识去唤醒自己沉睡的心灵……在思考中，在阅读中，尤其在写作中，重新发现和探索自我，深度体验职业的苦乐，发掘教育的意义与价值。有了文字的滋养，我们的心灵永不衰老，我们的精神发育得更强大，我们的生命也获得一次次成长。从而，我们实现了对自我的拯救。

几年下来，我的文字和“声音”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去年底，应出版社的约稿，我着手精心准备自己教育处女作的出版。
写作还改变了我的语文教学观。当“人”的核心地位在我的意识深处竖起来之后，我的课堂也不知不觉地发生“变脸”。我不再像往年一样，把教学的目标锁定在单一的高考上。我的第一堂课，总是从读课外书开始。这些古今中外的优美文字、思想和情感，才是一个人到学校来该获得的重要元素。我抛开所有教参，用心灵直接面对文本，解读文本，找出我认为最有意义的角度切入，和学生共同质疑、探讨、发现。
“我最喜欢文中这几句，‘一个好母亲是不会阻止孩子成长和不会鼓励孩子求援的。母亲应该相信生活，不应该惶恐不安并把她的这种情绪传染给孩子。她应该希望孩子独立并最终脱离自己。’”讲授弗洛姆《父母与孩子的爱》时，我让学生挑出自己体会最深的句子，学生艺娟这样回答。我问她理由。“因为，我将来也要当母亲，当一个好母亲。”她的话引来大家的笑声，但这不是嘲讽的笑。我赞赏道：“艺娟的回答非常好，我们今天来学校接受教育，不单单为了获取对高考有用的知识，更要学习终生受益的知识，包括如何当母亲。你们学习成绩有高低，将来念的大学也有区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将来都要为人父母，教育自己的孩子。而优秀的父母，是需要学习的……”
——我的课就是这样，常常借题发挥地和学生“拉呱”。我还喜欢“无中生有”地和学生聊天，比如告诉他们刚才进校园时我看到木棉花开得正狂野，我也会对他们谈起周末自己读到一个美妙的句子，以至一整天沉浸在巨大的欢喜中。
这样的教学，回馈给我的东西更多——而不仅仅在高考分数。“我在北京搬了5次家，每次搬家因为书，搬得都很辛苦。一直觉得走到现在能比较独立比较勇敢，比较中庸，都是因为有看书的习惯。我一直觉得这是当初受您影响和指引，潜意识的力量真的很巨大!”某个寒夜，我突然收到一位多年前学生的来信。
“当一切尘埃落定，痛与不痛、幸与不幸早已弥散在风中，拥有的是一颗逐渐坚强的善良的心。”学生柯在今年高考中发挥失常，却给我发来这样的短信。
一届又一届的“他们”，让我看到教育的力量，感受到为师的尊严。

五

然而，最大改变却是我的“仕途”。
两个月前的一天，我起床很早，出门散步。初夏的雨，恰到好处地迷蒙下着。空荡荡的小街似乎为我而设。闻到一股久违的幽香。哦，玉兰花！已经好久不见它了。我收起伞，在玉兰树下停住脚步。我突然想哭泣，悲伤又幸福地哭泣。
半年来，为了应对上级的各种检查、校庆宣传，以及加重一倍的教学工作量，我的身心迷失在无边的重压下。已经几个月，我不曾在黎明早起，从容地从玉兰树下穿过，让它清新的气息覆盖我。上周末，在朋友Y的棒喝下，我幡然醒悟：我再也不能图可怜的蜗角虚名而把宝贵的光阴出卖给没完没了的会议和材料造假，每日活在紧张的阴影中，从而忘却了做自己该做的事——至少像正常人一样活着。于是，两天后，我终于跨出历史性的一步：我提出口头辞职，辞去学校德育处主任职务，也不再担任其他行政职务。妻子问：“你辞去主任，从此就没有痛苦了吗？”我回答：“人生一世，谁能摆脱痛苦？但要看承受何种痛苦。如果有一种痛苦伴随着无休止的内心自我谴责，这种痛苦即使能带来许多‘好处’，为什么我还不拒绝？”
此时，伫立在玉兰树下，回想这几年的自我纠缠，再想象若干个月后，我可以从此拥有相对单纯安静的时光，读书、写作、研究语文，乃至喝茶、发呆，可以无牵无挂地每天黎明散步，大喜悦填满心窝。
高考结束后第二天，我正式递交了书面辞职书。中考的最后一天，我来到学校履行我作为德育处主任的最后一项公事——向九年级学生收取上级临时布置的某种投票。段长和另一位老师说：“王主任，今年莫名其妙的投票格外多，老师和学生都很烦啊。”我真诚地说：“对不起！”而此时，我心底还有另一个声音在说：“对不起，全校的学生们，以及你们的学姐学兄们，这一年来，不，在我担任德育处主任5年来，由于我不敢违抗命令，一次次指使你们造假，我向你们道歉，忏悔……”
走出行政楼一楼大厅时，猛然觉得鞋底有异物磕脚。我脱下运动鞋，两三粒粗沙子跳到地板上。哈哈，多么富有象征意味啊！我笑了笑，穿上鞋，轻松离去……

回首这20年，是向昨日之我不断挥手告别的20年，是一个个新我诞生的20年。距退休尚有17年，我不知道，命运之舟又将载我到哪里去。还好，我已学会耐心地等候。

                     2011.7
（《教师博览》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