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时代的“广场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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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时代的“广场诗学”

——新世纪以来“70后”诗歌的精神走向

　　■主持人的话
　　新世纪诗歌几代同堂，老一辈如牛汉、郑敏、李瑛、邵燕祥、白桦和郑玲等很多诗人，他们或者坚持着自己的精神立场，保有良知，力作不断，或者是“衰年变法”，精神与诗学上每有腾越，构成了新世纪诗歌中的一道独特、美丽和令人敬仰的风景；而“朦胧诗”一代、“第三代诗人”、“60后”诗人、“70后”诗人、“80后”诗人和被命名为“中间代”与“中生代”的一批诗人，则更是我们诗歌界的主力，都以他们各自丰富与独特的诗歌实践，共同创造了诗歌的繁荣。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对于上述代群的关注与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本期我们发表的，是霍俊明的关于“70后”诗人精神特征的文章。霍俊明在隐喻的意义上将“广场”视为是“一代人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文化反思立场的一种精神式的内在呈现，而非简单的关于场景甚至装置性‘广场’的直接比附”，我以为这样一种把握方式，除了是为了更好地揭示出这一代诗人的精神特征，还很有利于将这种特征置放于他们前后几代诗人的精神谱系中进行考察，并将他的考察与我们的市场化时代构成关联。至于对新世纪以来其他几个代群诗歌创作的关注与研究，我们非常期待。

　　——特约主持人 何言宏

　　2000年左右，“70后”诗人自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诗歌群体出现以来，他们在诗歌美学、思想立场和精神走向方面的分化已经愈益明显。毫无疑问，这一代人的诗歌写作从精神向度上凸显出了一定的精神共性，比如整体性上的历史想象和对生存现状、写作场域的焦虑感；但是在另一方面，同样是从精神向度上来考察“70后”诗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后工业时代“广场”地理上所展开的带有“饥饿”性质的精神履历，显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以及此后在上世纪90年代之初开始的翻天覆地的社会转型，注定了“70后”一代人不能不尴尬地生活在政治、商业和城市的广场地理之中。而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中连接建立的大大小小的广场和遥远异乡的正是黑沉沉的铁轨和寂寞的乡村小站以及绵绵不断的时代“乡愁”。在同为70年代出生的第六代导演贾樟柯的《小武》《站台》《逍遥游》，甚至《三峡好人》的电影叙事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70后”一代人在80年代以来的成长故事和生存寓言。我们的时代更多地像是迪斯尼乐园和经过华丽包装的麦当劳等游乐场所一起制造的“拟象”，而真实的存在则被严重遮掩和修饰。与此同时，我们已经目睹了个人化、差异性和地方性在这个疯狂的城市化和新移民时代的推土机面前的脆弱和消弭。广场所构筑的地理和精神的“异乡”让“外省”诗人们无路可走。值得庆幸的是，“70后”诗人以义无反顾的精神地缘学用有些嘶哑的喉咙喊出了“饥饿”的精神之歌。他们不断将散落在各处的地理空间赋予诗化的意义，不断在日常化景观中呈现当代诗人的微观精神图景。围绕着广场弥漫开来而被利用和矫正过度的政治文化、乡野文化和城市文化，给诗歌写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70后”诗人在真实地域和想象空间的交织中通过梦呓与白日梦，现实与寓言相交织的文本世界呈现了一个时代的“广场”诗学和“缺氧”与“饥饿”状态的精神风暴。
　　“70后”一代诗人依然有他们内心的“广场”，而且他们从出生之日起，就宿命般地生活在政治运动尾声里集体性的广场之下。虽然这种宏大的政治广场在“70后”一代人的现实生活中并未维持多久，但是这短暂的政治和革命理想主义的晚照却已永远地留存在这代人的灵魂深处。70年代人在其身体和精神成长更为重要的新世纪语境下开始翻天覆地的转折，这注定了“70后”一代人不能不生活在尴尬的精神境地——广场。新世纪以来，商业和都市的广场取代了政治广场，一块块五彩斑斓的工业瓷砖代替和铺满了曾经的墓地、纪念碑和英雄的故居。麦当劳的快餐文化已经取代十字架和鲜血。这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新一轮的广场诗学。但是“70后”一代人所面对的却是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饥饿”，政治的广场和工业的广场共同投下的阴影将他们并不高大的身躯深深覆盖。“饥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70后”一代人的墓志铭：“你站在我的嘴唇上喂我/我却吃到了一块阴影/我的肚子好饿/胃里没有钢琴//月亮是一个瘦鬼/砸到天上的一个大坑/月亮是一块/我吃不到的薄饼//奄奄一息的国家/到处是奄奄一息的啄木鸟/到处都是/咬着沉默的蛀虫//在地狱弥漫的年代/你册封我为越狱的逃犯/一只在白日飞翔的雄鹰/我却只向往着黑夜/那只欠条里的萤火虫”(江非：《后饥饿之歌》)。灯塔倒下后是大片的废墟，前行的路上充满了腐臭的气息。在“70后”一代诗人的身上同时流淌着理想主义和务实主义的河流，这两条河流又不时地在河道的改向和飓风的席卷中纠缠、混杂在一起。这些河流里所有的浮游生物和水生植物都不适合“70后”一代人的胃口，他们是如此地在物质和精神的饥饿中徘徊、流浪。谈论“70后”诗人的广场诗学和精神走向时，不能不在文学的谱系上提到“朦胧诗”时代的北岛和90年代的欧阳江河。显然，“70后”一代人的广场诗学与欧阳江河等人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但是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历史关联。“广场”一词在中国新诗史上早已经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政治寄寓甚至是理想寄托。一个曾经的理想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了，强硬的政治铁板也已经粉碎。正如“傍晚”来临的时候，一种渐渐阴暗的黑色基调笼罩了这首关于历史、时代、现实和精神的反讽与自审之作。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尽管欧阳江河和北岛的广场抒写与“70后”诗人作品中“广场”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想象力和对个体命运的省思与剖视，但是，我们仍可以清晰地看到欧阳江河他们更多的是强调了内心对宏大的政治历史场景的质问。他们不约而同是在陈述一个遥远而模糊的“红色”历史的必然结束和一个灰蒙蒙的工业时代的强行开始。我们甚至可以说关于广场的宏大叙事正是在北岛和欧阳江河这里得以最终完成，而真正意义上同时呈现了个人与历史、生存、精神的融合性的广场写作却还是从“70后”诗人这里开始的。尽管这一代的诗歌写作一直试图在多元化的路径中进行拓殖，但是他们一直存留着“广场”时代黑色“乡愁”的见证者和命名者的身份和胎记。通往圣洁、“乡愁”之路的灵魂安栖之旅被一个个巨大的难以跋涉的广场所隔断。
　　“70后”一代诗人在“广场”上更为关注的是后工业和城市的语境，叩问一代人的尴尬生存和精神履历，尤其是那些有着乡村背景的“70后”诗人，他们在童年时期基本上是在吃不饱、穿不暖的生存边缘徘徊，一块糖、一个冰砖(当时的一种冰棍儿，五分钱一支)就成了最大的满足。他们穿着过时、打着补丁的黑色或蓝色的布衣在田野上寻找朴素的快乐。他们的整个童年被泥巴、石块、污水池、玻璃球、自制的弹弓、火枪、铁刀、铁环这些玩具所充斥并且乐此不疲。他们在公社时代遗留的土地、废墟、生产队牲畜饲养室里上演着童年廉价的欢乐。他们同样挖过野菜，捡过柴禾，甚至在放学后到收割后的田野捡拾麦穗是一项必修的功课。当集体主义时代的禁欲不可避免开始瓦解，而与此同时商业、金钱、物欲、务实主义的社会气息也越来越强烈。“红色”革命教育和传统的农耕情怀规训了他们的奉献精神和纯真理想，但是成长年代里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使得他们成了清醒而困惑的一代、理想而务实的一代、守旧而背叛的一代、沉默而张扬的一代。这就注定了“70后”诗人身上普遍有一种对广场等宏大的集体或政治事物的疏离甚至反拨。懵懂年代的革命、政治、运动的广场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烟云，而无限膨胀的现代化进程则成为这一代人生存的一个全新的“广场”。“70后”一代在“广场”上更为关注的是后工业和城市语境下个体的尴尬宿命和生存的沉重与艰辛以及巨大的荒诞感。革命的、政治的、运动的集体性的广场尽管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但是那广场和纪念碑高大的阴影却难以抹掉。而更为令人尴尬的还在于在无限膨胀、无限加速度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新的后工业时代的广场正在建成。金钱和欲望正在成为新时代广场上的旗帜或新的纪念碑。
　　这个市场时代的城市广场上迷蒙的光线所照耀的，已经不再是挥舞的铁拳、昂扬的歌声和摇动的红旗，而是迟疑的、沉重的来自“外省”和异乡的青年。广场这个最具时代象征意味的公共空间也成为诗人作品中场域性的精神现实。他们在观照以往历史的同时背负着更为巨大的生存包袱，这甚至使他们在压抑中患上了精神分裂的“饥饿”症候——“广场上的青草和黄昏。/吞吞吐吐的割草机和面色灰暗的步行人。/一半的颜色在减褪，另一半的颜色正在缓慢地加深。/像昨天有人从雕像下慢慢走过。/像今天也有人这样从雕像下走过/却是另一些抛弃历史的人。/他们牵着孩子，别着胸针/嘴里轻唱着时光的流失/啊心灵，心灵，腐烂的草根”(江非：《沧海雀·17》)。在我看来，江非诗歌中广场上的“这些抛弃历史的人”，并非简单地要张扬历史的记忆，而是要强调真实的一代人的心灵感受和苦涩的草根世界，对历史乌托邦的想象和神话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70后”诗人群体大量的广场抒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城市化、生存化、日常化的“广场”和曾经的政治化、集体性的革命“广场”具有着同样强大的规训力量。而这种规训力量的实施无疑是采用了仪式化的方式。当空旷的广场、黄昏、象征时间的割草机和枯燥重复的生活一起呈现的时候，广场更多的是沾染上一种空前孤寂的商业时代的霉味。而这种霉味则是实实在在的个体生活况味和精神状态的对应。关于“广场”的书写是“70后”诗歌地理学上一个重要坐标。当然，我所指涉的“广场”，更多的是一代人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文化反思立场的一种精神式的内在呈现，而非简单的关于场景甚至装置性“广场”的直接比附。在政治的、工业的和力比多过剩的广场上，诗人不得不夹着“理想主义的尾巴”在肃杀的夤夜承受无尽的寒冷与孤独。广场的宏大性特征、仪式感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尽管这种存在在特殊的时代会附加额外的政治、历史、文化的因素。但是，即使在战争和运动远去的时代，单就视觉和物理学的意义而言，广场的宏大特征仍然是显豁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宏大的广场以其不可辩白的力量给个体形成了影响的焦虑感。特殊的成长背景和生存环境使得“70后”诗人无形中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广场的荣光、血腥、伟大尽管仍在这些怀有理想主义的一代人的身上有着碎片般的闪光，但是更为强大的城市生存的压力和无所不在的压抑成为他们首先要面对的难题。基于此，对于“70后”一代而言，广场是直接和生存(城市)联系在一起的，而非像以前的诗人从革命、战争和政治运动的视域来考察广场的存在和意义。这一代人的广场叙事并非简单的要张扬或祛除历史的记忆，而是在普遍的反讽意识和“离心”状态中揭示出一代人真实的生存现实、历史境遇、心灵感受。政治年代最后残存的火焰和理想主义精神仍然燎烤着这些“70后”一代人日渐沧桑的面庞和内心。然而，当工业时代在无限制的加速度中到来的时候，理想情怀和生存的挣扎所构成的巨大龃龉也使得这一代的生存和诗歌话语中呈现了不无强烈的诘问精神和怀疑立场。广场成为“70后”一代人在由残存的理想主义的尾声年代向商业时代过渡的重要象征。而当商业时代的广场上的落日投射出他们长长的身影的时候，一个农耕情怀的年代却如此真实地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