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非四十岁生日推出首部个人自传《随遇而安》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1-14 11:35:57

孟非四十岁生日推出首部个人自传《随遇而安》2011年10月13日来源：凤凰网读书

10月12日，《非诚勿扰》主持人孟非在南京大学举办了四十岁生日会。一向低调的孟非如此高调的举办个人生日会，令很多人觉得好奇。到了现场才知道，这场生日会真正的主办方是磨铁图书，磨铁图书和孟非一起，给喜欢他的读者和媒体卖了一个很大的关子——孟非首部人生自传《随遇而安》在这一天出版。这本书率先在南京上市，10月18日全国统一上市。
四十岁，送给自己的一本书
据磨铁图书总裁沈浩波介绍，孟非一直以来很排斥写人生自传类的书。自从《非诚勿扰》一炮打响后，找孟非写个人自传的出版商不计其数，但都被他拒绝了。一年前，沈浩波对孟非说，你应该写一本书，送给自己，他之所以接受了磨铁的提议，是因为正好今年10月12日他的人生走完了整整40年。四十不惑，对于男人来说，这恐怕是一生中最值得纪念和回味的一年。把这40年来经历最珍贵的东西记录下来，不要让他们在时光中被慢慢忘记。
孟非接受了这个建议。但他并不想写成那种庸俗的，絮絮叨叨的“名人成功传记”，而是用散文化的方式记录过去的正货，一篇篇的写，正好40篇文章。这四十篇文章，都是留存在他心中最刻骨铭心的那些记忆。重庆的童年生活，那些爱他的亲人，那些美食，甚至一碗重庆小面；黑暗的高中生活；高考落榜后的彷徨；在印刷厂工作时的艰苦与挣扎；走上电视之路后的一幕幕场景……人生中的那些重要的人和事，四十幕扑面而来的人生场景，四十种酸甜苦辣的各种滋味，最终被孟非浓缩成了4个字：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不一样的人生态度
《随遇而安》这个书名是孟非自己取的，出版方最初觉得这个书名不够励志。但是孟非很坚持。
最终，磨铁还是尊重的孟非本人的意思。因为“随遇而安”确实最能概括孟非的人生态度。孟非并不想把这本送给自己的书，搞成什么名人励志之类的东西。因为在他心中，自己始终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习惯了，在任何时候，做好任何一件事情。不把自己看轻，也不把自己看重。沈浩波说，“孟非的随遇而安，是一种非常积极、豁达、进取的人生态度，真实从容，顺应本心，不执迷，不惘然，坦然面对生活中的每一次改变。”
孟非说：“我的人生远没有有些媒体描述的那么苦逼和励志，这让我一直感到难堪。”他觉得自己的一切经历都是顺理成章的，没什么稀奇。孤独的童年、叛逆的少年、初入社会的辛苦……这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人生，而之后在电视台的生活，他发扬了“静水深流”的精神，实现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实现的人生，从“孟记者”到“孟主播”再到“孟爷爷”，多年来，除了不同的岗位给他不同的角色，在他自己的人生中却始终只有一个角色——一个不屈的生活者。无论人生面对怎样的低谷高潮，他都坦然面对，以“淡定从容”的态度和“随遇而安”的心情去享受。
有人说他励志，有人说他幽默、有人说他睿智、有人说他本色，一本《随遇而安》，也许能道破孟非身上的全部天机。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1-14 11:39:43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1-14 12:15:26

陈思和：传记文学的原则与基本精神

2010年12月17日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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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传记在中国的起步
　　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朱东润先生，曾在他的第一部传记著作《张居正大传》的序言里，充满激情地说道：“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的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的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的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的时代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张魏公行状》，黄幹《朱子行状》的时代也过去了。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300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我们对于古人的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决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人主张，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 朱先生虽然是一位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他对于现代传记文学的认识却是体现了“五四”时代的大无畏精神，他大声疾呼要割断古人对今人的支配权，提倡要学习西方300年现代传记文学的新形式和新传统，那就是：“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这14个字，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传记写作的基础，它将学者治学的谨严态度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熔铸于一炉，将史学的科学态度与文学的文采艺术融汇起来，构筑起现代传记文学的总体要求。
　　中国现代传记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同步发展起来的，两者仍然有不同的侧重面。现代文学强调个性的解放和自我的发现，强调文学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现代传记在这一点上并无二致，但是传记有自身的特点和要求，首先就是要求把人物传记建立在史传的基础之上，传主不仅必须是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而且是有据可查的。这就是“有来历”，并非是向壁虚构，凭空捏造的人物，也不是什么神仙列传里的人物。其次是“有证据”，也就是强调了史传结合，传记人物的行状不能任意编造，必须有证有据，这是传记与一般文学创作的最根本的区别，传记文学是不允许编造情节的。其三为“不忌繁琐”，这是朱先生针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所提出的一项自我限制。传记有各种写法，有繁琐的史料长编式的传记，也有简约、活泼、有见解的传记。如鲍斯韦尔的《约翰逊传》，就是一部体现了作者与传主亲密无间的生活关系，以致在传记中揭示出大量不为外人所知的生活细节；再如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作者去繁就简，探赜钩玄，在研究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写出一本寓意厚重的传记；再有，如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完全着眼于传主的精神世界，写出了一部简练的艺术领域的英雄传记。这些作品都是世界传记文学领域的标杆性著作，但是在朱先生生活的上世纪40年代，他根据中国的学术传统与文学实践两方面的情况综合考察，觉得这些世界性的标杆之作无法在中国的传记文学领域予以提倡，因为中国的学术传统本身缺乏谨严的治学态度，虚浮的、夸饰的、追求表面华丽的学风一直弥散在学术领域，对于学术缺少敬业的诚实的态度，现代传记如果允许走虚浮道路，必然会导致那些违反科学精神的文过饰非的作品，或者缺乏学术考据的有闻必录式的作品——如朱先生所批评的：“似小说不是小说、似史实不是史实”的怪胎到处泛滥。事实证明，朱先生是有卓越远见的，他提出“不忌繁琐”就是为了强化“有来历”、“有证据”，强化史传合一的传记本质的特点。其四，所谓“不事颂扬”，也是针对中国“国情”的一条自我限制。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一向缺少宗教因素，人生享乐都在现世里完成，因此“不朽”的念头常常会支配人生理想：凡人有了一点权、有了一点钱，就想着养生、成仙甚至不朽，退而求其次的行为，就是作传，于是，权力与金钱的渗透下的传记写作很难抵挡“阿谀颂扬”的陋习，过去是为帝王将相列传，现代传记还难免为富豪阔佬列传，为企业集团列传，甚至为一些社会上的骗子、暴发户、装神弄鬼者、邪教教主去做宣传，而“不事颂扬”则是现代传记要在社会歪风邪气包围之中保持清流和独立精神的基本态度。
　　很显然，结合今天现实社会的种种奇怪现象来看，朱先生为现代传记文学所概括的四个特点，可以说是现代传记文学赖以健康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原则。至于传记究竟应该属于文学范畴还是历史范畴，资料的使用应该繁琐还是简约，传记的文笔应该华丽还是朴素，都不是最重要的、必须遵守的原则和方法。现代传记不是从古代传记文学自然而然发展过来的，而是断裂了古今演变，面对300年的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的新形势和新传统，从中国的现实环境出发，从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发扬的目标出发，逐渐在写作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具有活力的文学种类，然而，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的四条基本原则，归结起来就是一条：那就是现代传记不是为剥削阶级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工具，而是建立在严肃的科学的认识论上的一门研究人物与时代关系的写作样式，而反对怪力乱神、反对随意编造、反对弄虚作假、反对歌功颂德，则是现代传记文学的四大写作原则，这四大原则既有同一性，又有着各自不同的侧重面。这些原则，到今天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1-14 12:15:54

自传的特殊性　　现代传记文学是中国晚清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学长河中的一个分支，它与现代文学的主流基本上采取了同一的流向。在现代文学的创作里，有一种自传体的散文，如胡适的《四十自传》、鲁迅的《朝花夕拾》、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巴金的《忆》、郁达夫的自传体散文以及郭沫若的《少年时代》、《学生时代》、《革命春秋》、《洪波曲》等多卷本自传体作品，都构成了波澜壮阔的现代传记文学的最初阶段的主体。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从西方传记文学发展来说，当然不乏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歌德的《诗与真》、卢梭的《忏悔录》这样的自传作品，但是更为主流的则是为历史名人、宗教使者、帝王圣贤、社会名流等作传，两者的比重并不一样。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初期阶段，虽然也有一些作者尝试着写传记，如梁启超为始作俑者，但是真正成功的传记文学作品并不多见。相反，自传作品则有泛滥之势，“五四”以来几乎重要的作家都写过自己的自传。追究起来，这也许与“五四”提倡的“自我的发现”有密切关系，在社会科学、生理医学、心理学的领域处于一片空白的时代，自传是人们用自己的肉身经验和社会经验来作活体解剖，从自我经验中证明某些新的科学原理的正确性，这多少有些悲壮，同时也证明了中国传统中的自叙传的因素仍然对现代传记存在着影响。
　　日本学者川合康三所著的《中国的自传文学》一书中敏锐地发现，中国的现代自传虽然是在西欧自传的影响下产生的，但与西欧自传相异的中国自传独特的性格，也同时与生俱来。他认为中国的自传中，一般缺少忏悔、告白那样自我批判的性质。以郭沫若的自传作品为例，“不仅与西欧自传的两大类型划清了界限，而且不期而然地揭示了西欧罕见而中国独具的自传的鲜明特色：‘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就是说，社会是个人的背景，个人存在于社会之中——这种紧密结合社会、时代来描述个人的方式，正是与缺乏自我省察精神互为表里的中国式自传的重要特征。” 川合康三把中国的现代自传的特点界定为对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描述，这大致无误，把这些特点与朱东润先生为现代传记所规定的四条原则结合起来看，基本上也可以看出现代传记与自传之间的内在的一致性来。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1-14 12:16:35

加强传记文学的研究　　真正把现代传记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一门文类来研究和写作，应该是从朱东润先生开始的。朱先生从理论探索到写作实践对现代传记作了全面的推动，并且在上世纪80年代初经教育部批准，一度正式建立了现代传记文学的二级学科和硕士、博士生的学位授予点。现代传记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和文类，正是在朱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经世济国的热情和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并走向成熟的。因此说，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历史并不长，还在发展之中，何况，它的发展过程中与整个现代文学史一样，都曾经遭到政治、社会、经济等各种风浪所及，难免还有曲折低回的经历，这一切经验和教训都是亟须我们来研究和总结的。18年前，朱先生的高足李祥年的《传记文学概论》出版时，陈允吉先生曾作序说：“从最近十多年的情况来看，人物传记创作可以说在国内出现了较好势头，使过去那种传记创作无人问津、作品寥寥无几的状况为之一变。外国传记的翻译与古代文献的注释整理也不断有新的成果产生。唯一显得薄弱的是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这个属于传记文学总体工程上层架构的部分，现在仍不免给人一种荒疏阒寂之感，如不努力改变这种偏畸，势必会严重地影响到本门学科的健全拓展。” 陈先生这里所说的“最近十多年”应该是指“文革”结束以后的十多年时间，这一晃又有近20年的时间过去了，加起来就是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在这期间，传记文学的研究和实践自然是有了很多变化，但传记文学理论上的拓展是否有相应的进步，仍然值得我们去关注。
　　应该说，《解放军报》的资深记者李健是这十几年传记文学领域涌现出来的十分出色的新人。她在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实践中，已经摸索出一条结合了报道、特写、文学等综合经验的写作方式，在采访和报道当代军人风采领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十分引人注目。不仅如此，她还以传记文学为研究对象，先后进入高校进行深造与进修，先后攻读了以传记文学为目标的研究生学位和从事博士后流动站的工作。她在兰州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对于当代传记文学的实践状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获得学位以后，她又进入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研究报告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
　　在这份研究报告里，李健没有孤立地研究现代传记文学，而是把它放在古代传记文学写作的传统流变之中，放在西方传记文学的翻译和理论影响之下，综合地考察传记文学如何从古代史传向现代文学转型的过程，她思路开阔，纵横捭阖，偏重于理论形态的探讨，对于现代传记创作和理论都有比较丰富的阅读和研究。应该说，是填补了这一领域“荒疏阒寂”的状况。李健的研究属于这一领域初期的拓荒，未免也有失之笼统的地方，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尝试，她的努力是可贵的，有系统并且有成效的。　(陈思和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1-14 12:17:07

传记文学的可信性与可读性

刘江王莲香李婉
　由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第十届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年会，去年１１月在重庆市西南大学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为“传记／自传文学：理论、类别和媒介”。
　　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传记研究中心主任赵白生以“日记家的八卦图”为题，重点阐发了“日记家”的概念，并深入论述了日记文学在传记文学研究上的重要价值。他以《胡适的日记》为个案，同时参照“大日记家”吴宓的日记，研究了“日志”、“日记”、“日记文学”和“日记体文学”的分野际合，提出设立“日记日”（每年１１月１１日）的动议，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
　　传记文学与网络媒介关系是令与会者感兴趣的课题。许德金的发言着重探讨了网络时代自传叙事与传统叙事的异同。他指出，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赛博时空的自传叙事与传统的自传叙事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读者实时参与创作的问题。他以清华博士生王垠的退学申请书的两个不同的网络版本为例分析说，２个月前，王垠在网上发布了以“清华梦的破碎”为标题的万言退学申请书，顷刻间在国内引起轰动。但经过热闹非凡的网络大讨论后，又悄悄“变脸”。严格的说，初版的万言退学申请书是王垠真正的自传叙事；而修改加长版的退学申请书，因网络媒介的存在导致读者的积极参与，对已有的叙事产生了重大影响，应该称为群体性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私人性自传叙事。读者的实时参与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横亘在阅读与创作之间的藩篱，使得网络叙事由传统的个人经验化叙事而变成集体经验化叙事，从而彻底背离了传统的自传叙事的私密性与经验的个体化。王莲香则以博客（网络日记）为切入点，阐述了研究博客在传记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论到传记文学的特性，发言者都强调了传记文学的可信性与可读性。何元智认为传记文学是历史与文学二者融合而成的一种独特文体，即历史的真实性、传主生平经历的相对完整性和个性表现的艺术性。张维表示，自传作者应该能够勇敢面对读者，真诚面对自己，不避重就轻，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作品应融世俗与理性为一体，不但有亲和力，而且有思辨性，给人以思考与启迪。他认为西方的《忏悔录》和中国的《从文自传》就是这样的优秀代表作。他批评一些中国名人自传受传统束缚较深，不仅“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亦“为自己讳”，作品中说好不说坏，“报喜不报忧”的现象较多；他还剖析了当下中国的名人自传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受社会浮躁风气影响，粗制滥造，追逐商业利益的现状。唐岫敏则以“传记阐释的伦理依托——以‘新传记’为例”进一步探讨了传记的功能。她指出，传记的传统功能是纪念、教化，而过分强调教化功能的后果有可能造成传记实而不信，有事无人。她认为，新传记作家的责任与传主就是实现平等民主的交流，与读者就是实现真实与教育功能的传达。李政根据赫梯文献中的自辨思想，提出传记文学应注重探讨自辨与自我形象刻画的关系。谢昭新与黄静论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现代传记的类型及其特征。他们认为３０年代中国现代传记的勃兴，是个性主义等思潮在文学领域中的表现；初步的理论准备和一定的现实动机也是其勃兴的原因。缺点在于这一时期传记作品的文学性普遍不强，质量参差不齐，文体认知程度有限，经典文本缺乏。
　　华裔美国作家的自传是本次会议关注的一个热点。薛玉凤和焦小婷以刘裔昌的《虎父虎子》（１９４３）和黄玉雪的《华女阿五》（１９４５）为例，探讨了华裔美国作家自传在叙事原理、叙述方式等方面的独特叙事特征。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研究生们则尝试从不同的方面对汤亭亭的《女勇士》的跨文化现象进行了解读，深入分析了《女勇士》的内部结构、主题和叙事策略，认为汤亭亭将神话与传说、想像与现实融为一体，开创了传记文学的新风。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1-14 12:17:48

为自传文学的研究拓荒

读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

仲

　　中国是传记文学的大国，自太史公作纪传体史书《史记》始，传记便以史传、碑记诸形式纷纷涌现，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足令人叹为观止，对传记文学的研究，也代不乏人。唯有对传记之一体——自传的研究，却一向寥落，偶有言及者，也是语焉不详，不得其要旨，可以说，自传文学的研究，触目处是一片荒原。这种“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状况何以出现在自传文学的领地呢？我以为以下几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自传文学的产生，并不晚于《史记》所载诸传，且代有所作，可谓源远流长，但自传并未单独成体，而是寓于其他诸种文体之中，如书的自序、诗歌、墓志铭、乃至表、状之中，有些自传又以诙谐之笔出之，如《五柳先生传》等，使人莫辨其虚实。至中唐，始有“自传”之名，却继之者寥寥，这一切使得研究者对自传的存在视若无睹。其次，中国的传统中，向来重视群体，忽视个体，对生命自我的珍视、自我的观照，则视之蔑如。自传的不引人注意，放入这一传统，就显得毫不奇怪。再次，自近代西学东渐，西方的自传文学亦随之输入，以西方的自传来反观中国的自传，就显得扞格不入，且西人对自传的观念，亦非中土所有，时日既久，其观念深入人心，并以此观念推断中国无自传。有这样一些因素在，自传文学的研究园地一片荒芜，便成定局。

　　日本学者川合康三先生的大著《中国的自传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是这一领域的拓荒之作。唐人刘知几在其《史通》中将“识、才、学”标为修史者需具备的三大要素，此三者之中，他尤其注重“识”，因而将其标在首位。从川合先生的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不同于一般研究者的卓识。在本书的《中文版序》中，他有这样的话：

　　促使我做这个题目的最初动机，是看到法国文学理论家菲利浦·路逊努（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Ｌｅｊｅｎｎｅ）对西欧自传所下的严格的定义，拿到中国自传性作品那里，却怎么也套不上，有时甚至恰恰相反，令我大为吃惊。但正是这种套不上西欧基准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自传性作品的特点。理由很简单，西欧的基准，并不是唯一的金科玉律。而从两者的比较中，或许可以发现中国人独特的自我认识方法。（Ｐｉｉｉ）

　　首先看到中国有自传的存在，然后看到中西之间巨大的差异，并由此去探寻两者之间的具体差异，进而搜求中国自传的特点与中国人的自我认识方法，这是川合先生研究中国自传的过程。承认中国古来就有自传，这一点就很不容易，看到中西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不为西方观念束缚，仍去探寻中国自传的特点，这一点尤为不易，川合先生独到的眼光穿越了层层迷雾，终于定格在中国自传上。

　　摘其要而言之，《中国的自传文学》一书，除其开创之功外，在以下几方面，很有特色。

　　首先，将先宋的自传文献进行了梳理，寻其渊源，辨其流别，基本上建立了中国自传文学的立体系统。在本书中，川合先生将中国的自传分为五个不同的系统：“与众不同的我’——书籍序言中的自传”、“希望那样的‘我’——《五柳先生传》型自传”、“死者眼中的‘我’——自撰墓志铭”、“诗歌中的自传”和“‘我’是什么——自传的登场”，并将每一系统内的源流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订，从而使系统内的发展显得条例明晰。如《五柳先生传》型自传，以东方朔《非有先生传》、阮籍《大人先生传》为滥觞，陶潜《五柳先生传》作源头，袁粲《妙德先生传》、王绩《五斗先生传》沿其波，白居易《醉吟先生传》、陆龟蒙《甫里先生传》殿其后，这种从先到后，环环相扣的紧凑安排，使传承关系显得异常分明。应该说，本书的这种结构安排基本上能使读者对先宋的中国自传文学及其发展了然于胸。

　　其次，在对每一篇自传进行细致剖析的同时，注重比较中西自传的差异，在比较中寻找中国自传的特点，进而探求中国人认识自我的方法。可以说，在每一处与西方自传相异的地方，川合先生都作了认真的比较，然后根据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通过《太史公自序》的分析，他认为“如果说西欧的自传是以一个人在回顾个人历史时发现自己与过去之我有异为契机的话，那么中国的自传则是以发现自己与人类社会大多数人的不同为基点。”（Ｐ１９）在对王充《论衡》自纪篇的分析中，他说：“西欧自传能称其为自传，据路逊努的说法，第一人称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中国则不然。尽管明明写的是自己，在人称上却和第三人称没有区别。”（Ｐ２３）“中国自传的特征之一，正像第一人称阙如所表示的那样，与其说是以进退失据，定位难明的自己为中心论述的，不如说是在作者和读者共存的情况下写成并被阅读的。”（Ｐ２４）在对《五柳先生传》的解说中，川合先生提出中国自传的另一特点：“与作者和五柳先生的交缠错位相关联，文中所展示的不是陶渊明人生的实际，而是陶渊明人生的理想。这和西欧自传的条件之一‘个人的生平，人格的历史’，又相抵触。略去事实，表现理想，《五柳先生传》型自传的这种做法，和人们常用以对比的西欧文学的虚构性与中国文学的现实性，恰恰相反——在《五柳先生传》型自传中，把隐逸者的理想、愿望假托于某一现实个人生活的叙述方式，此后也一以贯之，并成为这类自传的本质特征。”（Ｐ６８）类似的比较，由比较得出的结论——中国自传文学的特点，如珠玉散落在这本著作的各处，如果将它们一一串联起来，中国自传文学的大致眉目就会彰显出来。

　　对中国人自我认识方法的关注，也是本书中的一个亮点，而且这种关注贯穿于全书的始终，从某种程度而言，对认识方法的关注可能是作者处置本书时的重中之重，在本书的最后，川合先生对自传与中国人的自我认识方法作了一番总结：

　　所谓自传，其出发点本来应该是觉察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从而确定自己的存在，但在酷爱典型的中国，类型化往往压倒了差异性。即使是自己的面孔，不放到类型当中去辨认，也会一团模糊。与同一时空条件下的别人不同的自己，却可以从过去的典型中觅得侪类，把自己按进那块既有的模子以后，便好像找回了一度失落的自我，获得了某种精神的安定。这就是中国人一般的自我认识方法。（Ｐ２０７）
　
　　通过自传可以看到作传者自己对自己的认识，那么通过古人不是也可以来反观现代人吗？由此看来，川合先生的这一思路实际上有方法论的意义。

　　鞭辟入里的分析，舒卷自如的文风，引人入胜的文笔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日本学者沓挂良彦先生的评论“（本书）已超出了单纯‘研究’的领域，而堪称一部优秀的‘作品’（ｏｅｕｖｒｅ）”正是看重了这一点而言的，这只要看看在分析每一篇自传时理性的辨析中蕴含的那一份鉴赏的意味及以欣赏之笔出之的文字便可发现。

　　作为第一部研究中国自传文学的著作，其间自然有不尽完善的地方。譬如，关于中国自传文学的分类问题，在本书中川合先生将其分为五类，但是鉴于自传文学寄寓于他种文体的特点，如果将尺度放宽一点，我们还可找出其他的种类。我在翻检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后，发现还有这样一些类型可以作为自传研究的对象：自荐书、书信、致仕疏、诫子书、狱中答辩状、赋序、陈情表等，这些文体中存在的自传有代表作品，也有传承，都可以自成系统。假如把这些类型的自传纳入研究视野，那么中国自传文学的内涵无疑会丰富许多，对中国人自我认识的研究就会多一个角度。

　　一旦自传研究的视野拓宽，那么自传的渊源问题也就会再作考虑，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将不会是自传文学最早的惟一作品，除了它之外，与司马迁同时代人东方朔的《上书自荐》应该是不可放过的一篇。加上司马相如遗失了的那篇自叙，反观《太史公自序》，我们就不会觉得自传于此时出现显得突兀，而是合情合理。

　　毫无疑问，《中国的自传文学》是一部能给人多方面启迪的著作。读这本书，禁不住会对川合先生那种宏通的视野，跨越文化疆域的宏大学术眼光，见微知著、由博返约的治学方法深深感佩，也会对他那种超越流俗的见解，独辟蹊径的思路钦服。由此也可体会到，一部好的学术著作给予人的不仅仅是死的知识。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1-14 12:18:18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1-14 12:19:01

传记文学理论连载

第三篇

传记形式的分类

陈兰村

　　传记形式的分类，现在尚无一个固定的标准。我们以传记创作对象来划分，则人物传记可以分成“他传” 和“自传”两大类。“他传”的创作对象是创作者以外的其他任何人的传记。而“自传”指传记作品的创作对象就是创作者本人。他传和自传又可以依据其具体内容和形式再分为若干小类。介于他传和自传两者的还有回忆录和小传。
　　现在把常见的传记分为1、正传（或叫史传、历史性传记、标准传记）；2、文学传记；3、自传（附小传）；4、回忆录；5评传（或叫学术性传记）；6、古代传记；7、年谱、年表等五类介绍。
　　一、正传
　　正传：或叫标准传记。又叫史传。这是传记的标准形式。作者用散文形式和
记叙性文笔介绍传主一生的经历、成就、性格、思想演变和生活工作情况。属于他传性质。
　　“史传”之名来自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南朝齐梁时期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后人主要指古代如《史记》、《汉书》这类正史中的人物传记。史传，往往结合记叙重大历史事件，描写历史人物的典型事例和性格特征，并对人物有一定的评价。
　　现代史传，主要指结合现当代历史事件，记叙历史人物的生平，突出其对历
史的作用和本人的性格。如果这类历史性传记，能同时运用文学手段刻画历史人物形象，具有浓厚文学色彩，则可以称为史传文学。现代史传，如王朝柱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宋健主编《两弹一星元勋传》中《邓稼先》，如王元作的《华罗庚传》等。这里的他人，指传记的主人公，一般称传主。毛泽东、邓稼先、华罗庚就是传主。这类传记一般能完整地叙述传主的一生过程，或相对完整地叙述传主的某一人生阶段。篇幅可以有长短，但能写出传主的性格。为写出人物的性格和记录与传主相关的重要事件，在材料的运用上作者有合理的取舍。作者对传主有一定的理解和评价。这类作品要求所写的人物和事迹材料符合历史真实，作者对传主及相关的历史有自己一定的见解，叙述语言有一定的可读性。其中优秀的传记作品，能让历史性和文学性达到相当的平衡与统一。
　　二、文学传记
　　文学传记：是一种以文学的笔法和语言来描写和刻画传主，既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又具有艺术的感染力，和很高的可读性的传记。从传记的写作手法是否具有浓厚的文学性上看，史传，往往运用史学笔法，对传主的生平经历进行严谨求实的叙述，偏重传主在历史事件或某种学术背景中的作用的记叙。本书所选《华罗庚传》、《邓稼先》就是属现代史传，这两篇作品侧重介绍传主在自学数学和两弹研究中的活动和作用。评传、学术性传记，偏重对传主及其某种成就、地位作理性的分析和评论，文学色彩较弱；如本书所选《孔子评传》。而文学传记，把历史事件、时代精神只是作为传主活动的背景，而偏重对传主的生平作文学的描写，尤其注意对人物性格，内心世界的描写，塑造真实丰满的人物形象，并对传主的各种人性形态表现进行深刻而生动的阐释和揭示，它具有明显的浓厚的文学色彩从而实现文学传记特有的艺术价值。如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和法国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都是国内外的文学传记的名著。
文学传记的文学笔法是在人物及其性格真实的前提下运用的。不虚构人物和事件、甚至不虚构重要的细节，这是传记与小说等虚构性作品的界线。在此前提下，它可以吸取包括小说在内的其他文学样式的艺术技巧。文学传记作者也有合理想象的余地，他可以依据人物的经历和把握其性格后对传主作心理活动的描写。
　　三、自传（附小传）
自传：简要地说，就是个人自叙生平及个性的一种写作样式。能够真实地而且艺术地记叙自己的实际的人生的作品，可以称为自传文学。“自传”之名作为文体标题最初出现在中唐时期，如陆羽作《陆文学自传》、刘禹锡作《子刘子自传》。
随着近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人们的自我意识也有很大的发展。
自传作为表达对自身和社会的认识与反省的一种独特写作样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近现代西方人写自传很风行。自传作者包括上至国家元首，下至作家、商人、明星、百姓。如西方在18世纪出现了法国卢梭的《忏悔录》，这是一部著名的长篇自传。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一个大汽车公司老总艾柯卡写的《艾柯卡自传》就很流行。中国在“五四”后曾出现过一个自传写作小高潮，如胡适的《四十自述》、沈仲文的《仲文自传》等。上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写的《西行漫记》是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其中毛泽东口述自传，由他记录整理。
　　自传写作与其他传记相比，有其便利的条件，因为创作对象是作者本人，自传所写的材料主要来自本人，是自己某段历史的再现，所写的是自己的感受，这当然比写他人方便。作者如果参与过某种历史事件，自传提供的材料和本人的经历就有一定的历史资料价值。
　　自传的要领是人贵自知之明。在自传中，人怎样认识自己？这可以衡量传主的人格和认识水平，所以这是阅读和写作自传的一个难点。无论是对阅读自传，或自己准备写自传，人贵自知之明，这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自传在享受便利性的同时，也伴生着困难。传记中的独特性，即自传存在程度不同的主观因素。因人少自知之明，如何客观、准确地认识自己、评价传记，便是自传作者的最大难题。自传作者尤其在牵涉本人名誉、地位时对材料的不适当取舍，容易造成失真。作者必须超越本身主观的局限，才能达到客观、准确地认识自己、评价自己。
小传：即人物小传，就是人物的传略，可以从一个侧面来写，它是再现人物的生平事迹和个性的一种篇幅短小的传记。它既可以写自己，也可以传他人。
古代就有人物小传，作者写自己的小传，如唐代陆羽的《陆文学自传》，写别人的，如唐代李商隐的《李贺小传》，明代归有光的《先妣事略》。
现代人写自己的小传，如老舍的《自传》；写别人的小传，如鲁迅的《柔石小传》。老舍的《自传》、启功的《自撰墓志铭》，传主皆文化名人。他们或“教书作事，均甚认真”，或谦虚自称“名虽扬，实不够”。他们的为人及事业成就，均可以给后人以启示。
　　小传与正传、以及一般的自传在内容的真实性上要求是一样的。一般可以写：主要经历（根据需要，加以详略）；爱好；为人。表现手法以叙述为主，夹叙夹议。
　　掌握小传写作中三个基本要素：生平简历；个性或某一方面特长、事迹；语言朴素、生动。学生自己写小传一定要注意内容的真实性。
　　四、回忆录
　　回忆录：是传记中的一种特殊文体形式。它是作者回忆自己生平或生平中的某一阶段的见闻。回忆录以回忆的重点不同，大体可分两种，一种是完全以回忆本人的事迹为主，可以归入自传一类；再一种以回忆别人或某个事件为主，就是单纯回忆录。廖静文的《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是徐悲鸿的传记，也是作者的回忆录，主要是回忆徐悲鸿的一生。
　　回忆录由于写了作者的亲历、亲见、亲闻，常包含许多佚事、对话、细节，给人以亲切之感。其中作者个人的形象有时不一定很丰满，但其中的历史容量可能比一般自传要大，其宝贵的文史资料比一般文学性更受人们的重视。
　　五、评传
　　评传：即评论性传记，又称学术性传记。这是作者以评论家的眼光，在广泛收集和考证资料的基础上，用散文或评述性文笔来评述传主的人生道路、历史地位和学术成就的一种传记。这种评传的传主大多是某一方面有杰出成就或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这就要求作者对传主所处的时代背景、传主的生平和性格有深入的了解，对传主从事的专业或活动领域也有相当的知识。否则很难发表评论。评传与一般传记要求有真实性和文学性外，还要有学术性。即对某种专门知识有较系统的研究。
　　这类传记作品，作者以评论传主的生平及其成就为主，或考证传主的事
迹，可能文学性弱些，但有学术价值。如匡亚明的《孔子评传》。
　　六、古代传记
古代传记，是为了和近现代传记区分，一般指古代用文言写的传记。古代传记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史传。如《史记》、《汉书》中的人物传记；第二类、杂传。主要指单独成书的某一类人的传记。它起于汉代，兴于魏晋南北朝，如汉代刘向的《列女传》、南朝梁代慧皎的《高僧传》；第三类、散传。指一人一传，但不单独成书，以单篇流传，或散见于各家文集中的个人传记。这类传记唐宋以来历代文人都有大量创作，成为古代传记文学创作的主要体裁。散传之名借用明代中期李开先《亡妻张宜人散传》中“散传”二字，作为这类单篇个人传记的名称。散传，包括自序（自传）、行状、墓志铭等。归有光的《先妣事略》就是古代散传。第四类、专传。指一人一传，单独成书的传记。“专传”之名，始见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梁氏认为：“所谓专传与列传不同，列传分列在一部史书中，专传独立成为专书。”如唐代慧立所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即玄奘传）。这是记叙唐代高僧玄奘生平事迹最早的传记，也是我国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保持完整面貌的中篇单行个人传记，全书8万余字。
7、年谱、年表
　　年谱、年表在传记的家族中，因它们记述人物简单的生平事实，但一般不表现谱主的感情、性格的形成与发展的细节，仅是传记的形式之一，不具备文学的意义。现代的年谱、年表多作为学术研究著作，也可以为传记写作提供资料。
谱，是一种古老的历史记事形式，本用以记述古代帝王的世系。“谱”一般刻在竹片、木片之上，故又称“谱牒”。（牒，〔die〕：古代刻字用的小木片、竹片。）“年谱”，是“谱牒”这一古老的人物生平记事形式在后代的发展。它按照严格的编年顺序条列谱主的生平大事和重要成就，具有传人记事的意义。今所见最早的年谱有宋代人编的《韩愈年谱》等。现代仍有不少年谱著作，如李何林主编《鲁迅年谱》，长达125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年表，本是一种以编年的顺序排列重大史事的史学著述形式。后来又用来对人物生平的载述，在形式上和年谱相似。但年表一般仅列举重大事件，内容较简，后来多以年谱代替。（以上参考李祥年《传记文学概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四节“谱表式传记”）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1-14 12:19:51

自传体文学的娱乐化与商业化　　　文 / 姑苏青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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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部伪传
　　几年前，各大网站争相爆料，在书市与网站热销的央视“当家花旦”王小丫的自传《一路欢歌》从作者到内容到出版社均属子虚乌有，是部彻头彻尾的假冒伪劣之作，且虚构情节恶劣，照片模糊不清。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赵萌在获悉此事后连声喊冤，并声明此书乃不法书商拼凑冒名所为。被伪传“任命”为“责编”的黎波做出声明：“这件事我们已经向新闻出版署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
　　名人被冒名出书已不新鲜。年前，有人冒名影视歌三栖明星周讯，与江苏文艺出版社签下周讯自传《咖喱女孩》的出版合同，并从出版社骗得预付稿酬若干万元。紧接着又是在新浪读书网、《北京青年报》连载，并在全国各大城市上市的《韦唯的激情岁月》被证实为一部没有得到韦唯授权的非法出版的伪书。
　　不法书商为何屡屡作案？
　　名人出书
　　自1996年央视主持人赵忠祥以一部《岁月随想》撩起了名人出书热的帷幕，并因此成功步入百万富豪行列之后，倪萍、白岩松，敬一丹、崔永元等人也纷纷在放下话筒之间隙，努力笔耕，先后推出自己的随笔、自传。
　　2000年9月《财经时报》为主持人出书算了一笔帐。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发行105万册，每册售价19元，倪萍的《日子》发行100万册，每册售价22元，崔永元的《不过如此》发行104万册，按作者拿8-10%的版税估算，三人收入当以百万计。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在2000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以20万册订数排在文艺类图书订货排行榜的第一名，敬一丹的《一丹随笔》也以3万册步上排行榜。白字黑字往那儿一摆，也就难怪“痛并快乐着”是白岩松明知名人出书已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还忍不住要出来溜达了。
　　这就是“名著”一而再三被冒牌的起因和背景。
　　你好我好
　　名人出书既容易，也不容易。首先必须有读者的配合。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名人们的故事既代表着艰辛与奋斗，更代表着成功与辉煌，他们的“功成名就”是有志青年们的梦想与未来，所以就有着比职业名作家更广泛更年轻的读者群。而市井百姓争先恐后，恐怕就只是为了满足一下“偷窥”之欲，为茶余饭后、街谈巷议添些说长道短的话题。其次要有出版社的配合。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明星社长金红丽有一句话耐人寻味：“有的名人具备出书的实力，找好角度，可以挖掘出潜在的畅销因素，但有些名人不具备这些因素，无论如何宣传也不能够畅销。…”畅销的名人才是出版社需要的名人。畅销代表着印数，印数等于利益。既然有社会需求，名人又愿意合作，出版社当然要因势利导。
　　只有名人文化才能造就这皆大欢喜的“你好我也好”局面。
　　真传伪传
　　文学有多种体裁，但名人却只对“自传”情有独钟，即便冠之以随笔之名也都是些亲身经历的大事小事，内容不外乎成长（成名）经历、心路历程、爱情、家庭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为什么？原因或许有以下几种。诗歌对文字的功底要求太高，小说需要丰富的想象与虚构能力，散文要文笔优美要抒情要形散神不散，写“他传”名人们个个日理万机，没闲功夫收集资料。所以只有“自传”、“自传体随笔”最合适不过。
　　如果名人们真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
　　“自传体文学”作为“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包括纯粹的文学自传，也包括具有自传成分和亲历因素的作品，但都是从个体经历出发，重在个体经验与感受，体现文学与时代密切关系的作品。
　　在90年代之前，文学创作还存在着中心与主流，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和“新写实文学”，那时期的自传性作品都是从群体意识出发，立足“为社会代言”。如“伤痕文学”叶辛的《蹉跎岁月》、“反思文学”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等。进入90年代，自传作品则完全从个人切身感受出发，不论社会、公众和世俗的看法，立足“个人言说”。如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和海男的《坦言》等。到了80后的自传作品更是不忌隐私“残酷自白”如韩寒的《三重门》、春树的《北京娃娃》。
　　无论是90年代前还是80后，立足“社会”还是立足“个体”，自传体作品的内容都必须准确与真实，既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又文字表达生动，从而力求可信性与可读性完美结合。这就要求传主首先必须具备真诚和勇敢，说真话，不“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更不自讳，既不夸大其辞，也不避重就轻，接受世人的评判。法国思想家、哲学家卢梭在其自传体作品，《忏悔录》里写到“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他让人们不必照顾他身后的名声，把自己的过错与隐私坦诚地公布与众，赤裸裸地站在世人面前，向世人忏悔，让世人评判。这样写出的自传才会震撼人的心灵，才会激励读者，给人启迪，成为人们成长过程中的精神营养。
　　其次，传主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写作功底和遣词造句的能力。自传虽然不同与诗歌和小说，但也不是记录生活琐事的流水帐，也可以在不损害传记真实性的前提下，运用文学创作手法，对人物、环境、事件、思想活动进行恰当的艺术描写，以提高作品的感染力和可读性。美国聋哑女作家海伦。凯勒的自传《海伦。凯勒传》就是这样一部自传体作品。
　　自传并不好写，它不是加厚的街头小报，火车里打发时间的无聊读物。它还要求传主要有感人的事迹，而不是把诸如初恋、失恋、离婚、再婚、失眠、养宠物等小题大做，或者为了增加卖点而出卖隐私。
　　纵观以上各点，名人自传是真是伪就有点难说了，但无论真伪都让人失望。他们不是沉溺在自我表现的泥潭里不能自拔，消极、颓废、虚假、媚俗，就是故作激清澎湃，党啊人民啊地空发感慨；叙述如出一辙，东拼西凑、鸡零狗碎、冗长、苍白，少有对人生理性的思考，更缺乏思辩性和哲理的深化和升华；或者报喜不报忧，只说优点不说缺点，即便说了缺点也是避重就轻，像善于拍马奉承的下属在给上级领导提意见“领导啊！我要给你提意见，你怎么能为了工作而不顾自己的身体呢！”尽说些“可爱的缺点”；甚至干脆隐瞒历史、恶意篡改、抵赖，对批评者“优雅”开骂。
　　你说这样的自传是真是伪？
　　在这些名人中，许多人无论从年龄、事业、艺术、感悟、才情、人格魅力和文字功底上，都还没到为自己著书立传的时候。“浅薄”与“匮乏”交织着“****”与“利益”，催生下来的是半生不熟的拙劣之果，既耗费了国家的资源，也浪费了读者的时间与金钱。利益的趋势，出版社的出谋划策，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得名人们丧失了本该有的自知之明，出书成了时尚与潮流，谁不出书谁就会落伍和丢面子。拙劣之作一出再出，在获得丰厚利益的同时，名人们也把自己和名气一起当成商品捆绑销售了。
　　不知道下来又该轮到哪位按捺不住寂寞的名人提笔“回忆人生”了。
　　“结案陈辞”
　　名人自传，不是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全部，甚至算不算传记文学的范畴还有待商榷，但其夸张、虚假、八卦的准娱乐性，在三方合谋的巨大造势下，已严重影响了当代传记文学的严肃性和经典性，到了让人担忧的地步。而传记文学界本身存在的“媚俗化、克隆化、快餐化、工具化和不真实”的病症，也严重阻碍了传记文学的发展。
　　整顿传记文学的市场，避免装帧类似、内容雷同，传主重复。发掘传记人物，扩大传记文学主人公的范围，采取多元化格局。在不夸大、不歪曲的前提下丰富人物个性和历史背景，准确把握人物的思想、品质、人生轨迹，杜绝苍白、失实、重复、程式化的弊病。这一切，都需要出版社、作者、读者三方来共同努力，相互监督。我们期待着传记作家和名人作家们能写出像《萨特传》（波伏娃著）、《真爱让我如此幸福》（安徒生著）、《我的爱我的自由》（邓肯自传）这样描写生动、文笔优美流畅、融世俗与理性为一体，既有亲和力，又有思辩性的传记文学作品，给读者以美好的享受和人生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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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非四十岁生日推出首部个人自传《随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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