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湖北儿童文学概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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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湖北儿童文学概评
发布时间：2008-12-15
作者：易文翔
近十年的儿童文学创作，由于面临来自转型期社会生活的巨大挑战，一度显得有些沉寂。与八十年代相比，整个儿童文学界似乎平静了许多，儿童文学作品很难再像八十年代那样不时地给人们带来新的阅读感受与刺激。在这种背景下，九十年代的湖北儿童文学创作似乎进入了一个隐忍待发的阶段，由于保留了新时期以来它所具备的“即兴性”与“散发性”特征， 湖北的儿童文学创作沉寂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 儿童诗是湖北儿童文学重阵之一，湖北省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复兴就是从诗歌和童话开始的。萧剑峰的飘逸与清奇，饶庆年、华姿、徐鲁等人的明晰自然，刘益善的忧伤与深情，王新明的气势与抒情……曾经构成了湖北儿童诗的独特风格。进入九十年代后，这些诗人在诗坛上继续为孩子们歌唱，与周百黎、党苗、谢春霖、萧袤、群山、刘小平、喻伟华等后起之秀合奏优美的乐章。 九十年代的儿童诗较之八十年代更接近于儿童自由的天性。姚振起、吕书臣、萧袤的儿童诗及儿歌有着传统儿童诗歌明白晓畅，直入读者心田的诗韵，代言式抒情角度(诗人扮演儿童身份抒情)带来的稚拙美，更多出一种幽默与风趣，如吕书臣的《彩虹》、萧袤的《鞋子》以儿童视角的观察、儿童思维的想象、儿童语言的表达共同描绘出一幅童趣盎然的图画。诗人的极力张扬儿童自由纯真的天性，对于悖逆于这种天性的事物，他们让孩子们发出了自己的心声：姚振起的《书包弟弟减减肥》是对学生负担过重的警示；方宗华的《爸爸的公车我不坐》以挚真的童心反衬以公谋私的不正之风。诗人们以他们的赤诚守护着童心世界的纯洁。他们希望用自己的诗歌引领儿童读者进入一个纯洁的世界，因此他们的诗是直接面对孩子而吟唱的。吕书臣的诗歌便是突出代表。八十年代的创作奠定了他在武汉诗坛的地位，曾与江全章、兰帆被合称为“武汉儿童诗坛三友”。进入九十年代后，吕书臣仍执着地在儿童诗这片土地上孜孜不倦地耕耘：《竹娃娃》、《顽皮的雾》、《翘尾巴的爸爸》、《安全岛》等诗作洋溢着淳朴的天真与童趣；《？号》、《问号的故事》站在孩子的立场对成人世界存 在的种种问题提出质疑；《雪屋的童话》、《童年的诗在哪》追寻着纯真的童心与童年…… 吕书臣从不刻意地在孩子面前掩饰什么，冰心老人称他为“孩子们喜爱的诚实的作家、诗人和朋友”是对他最好的赞誉。九十年代儿童诗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少年诗的迅速发展。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徐鲁的少年诗曾风靡中学校园，他的诗开拓了湖北新时期儿童诗的视野，丰富了儿童诗歌领域的内涵。少年诗由此兴盛，徐鲁、董宏猷、董宏量、郑定友、周百黎、党苗、谢春霖以及九十年代才出道的刘小平、喻伟华等人的诗歌构筑了湖北的少儿诗苑。根据儿童心理成长的特点，孩子进入少年阶段后，视野逐渐从自身投射到周围的人和事，开始关注整个世界，如呼唤国际和平(董宏量《少女与鸽子》)、关注生态环境(董宏量《写给自然保护区》)等。九十年代的诗人希望进一步贴近少年的精神世界，诗歌内容更多少年的心事：萌动的青春情愫(谢春霖《织梦年龄》)、强烈的读书渴望(喻伟华《陪伴农事生长的少年》)、分担家庭重负(党苗《校园民谣》)等，与之相应的是诗歌的哲理意味和知识性增强，前者如徐鲁的《走在晚秋的田野上》、《无根植物》等，诗人在对生命、自然、世界的感悟中获得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意义；后者如兰帆的《绿色的旋律》，寓科学于诗，知识性、趣味性融于一体。 (二) 湖北省的儿童小说创作在八十年代便有令人瞩目的成就。九十年代作家在这一基础上将儿童小说创作推向了又一个高峰。如果说八十年代的儿童小说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沉郁而多思的艺术气质和善于标新立异的多样化形式引人注目，那么伴随着社会生活巨大变革，商品经济发展加速，九十年代儿童小说创作出现了新的倾向，以韩辉光的《校园喜剧》、董宏猷的《胖叔叔》、李景洲的《“三等公民”》等为代表，弘扬一种被传统儿童小说所忽视的游戏精神。儿童天性中本有游戏因子，然而身处当今社会的少年儿童在社会、学校、家庭的压力下，过早地失去了游戏的快乐。这种早熟的形态意味着童趣的失落，意味着心理存在负担。九十年代儿童小说彰显游戏精神，不仅为了释放游戏原初意义所指称的儿童身体内在的能量，更重要的是带给孩子们一份轻松的心情，缓解心中的忧郁，甚至从心灵重负中解脱。这类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的“顽童”形象，浸润在儿童天性中的游戏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张扬、勃发，与此相应的幽默诙谐的语言及轻松明快的节奏使文本始终贯穿着游戏的情绪，读者从中获取阅读的快感。在这个意义上，幽默校园小说同时又呈现出现实与通俗结合的倾向。 九十年代的儿童小说在描画孩子生活的同时，力求把孩子的小世界、小社会与成人的大世界、大社会联系起来，一方面在广阔的、色彩斑斓的社会背景下描写少年儿童的生活，另一方面从少儿的视角复杂的社会。因此，作家可以通过少年儿童生活与心理的展示，暴露商品经济社会中出现的种种不良方面，如金钱对某些老师和学生灵魂的侵蚀；少儿才能、个性的被压抑；父子、师生关系的隔膜；人际交往的庸俗化；传统道德与唯利是图的冲突等等，面对诸多问题，作家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因此，出现在孤独老人面前的“玫瑰使者”是一名小女孩(黄春华《玫瑰使者》)；知道图书馆(象征着知识)所在的只有孩子(张年军《伫望绿岛》)。作家在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刻画人物的及其性格，着力揭示少年儿童内心情感世界，从中探索、追求更好地塑造民族未来性格的因素。这种未来的民族性格，在董宏猷、 叶大春等人那里是“男子汉式”的阳刚之美；在刘益善、黄春华、谢学军等人那里则是人情、人性之美。将民族的未来寄托在少年儿童身上，作家更加关注少年儿童的成长，董宏猷的长篇小说《十四岁的森林》、邓一光的中篇小说《左牵黄、右擎苍》、徐鲁的长篇小说《为了天长地久》都围绕着“成长主题”抒写了一代少年成长的轨迹和心路历程。邓一光是“成人文学”小说家，他的少年小说创作为儿童小说增添了别样的风致。董宏猷是从成人文学走向儿童文学的作家，他的“校园文学”与“长江码头系列”对于当代儿童小说在题材、风格上都有突破意义。八十年代创作的梦幻体长篇小说《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被誉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一座奇特的艺术峰峦”。《十四岁的森林》是董宏猷儿童小说创作的又一个高峰。小说讲述的是一批十四岁至十六岁的“知识少年”在黑风岭国营农场创业的故事。作者以“冬”、“春”、“夏”、“秋”四季构篇，展现少年生活、情感经历，在各章之中穿插九则“森林的故事”，完整勾勒出森林起源、形成、发展的过程。森林的生命循环与少男少女的成长历程交相辉映，营构一种“人——森林——生命”的史诗意境。这部小说的价值不仅仅子在于文本意识的革新，也不仅仅在于作家从“知青文学”中开掘出了少年题材，将少年小说所要求的知识性、趣味性、深层次思想意蕴完美地结合，更重要的是，作家将楚文化的特质不着痕迹地融入其中，在悲壮而优美的“森林诗”中渗透着楚地的浪漫与野逸。这部作品展现的生活厚重感是对市场运作下形成的“消解沉重”的一次反驳。正因为如此，董宏猷是新时期最富有“本土”特色的儿童小说家，也因为他的存在奠定了湖北儿童小说在中国当代儿童小说中的地位。 九十年代儿童小说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对当代少年儿童精神个性和品质新的艺术发现和诗意的把握。例如，在表现青春期少年的心理萌动、渴望或烦恼、迷茫的时候，八十年代的少年小说作家往往忙着作出各种价值分析及判断。而九十年代的小说家并不急于摆出这种姿态，如《十四岁的森林》(董宏猷)、《永恒的<茶花女>》(徐鲁)中都涉及到这些问题，但我们看到作家关注的是当代少年心灵在日常生活流动中的独特生存、展示方式。由此九十年代儿童小说对当代生活和少年人生的揭示有着一种更为质朴而又更耐人寻味的力量。 近几年文坛的“少年写作”，为儿童小说创作增添一道此前未有过的景观。一批八十年代出生的“小作家”闯入了这个以成年人为主的文学阵营，并以其独特的声音引发文坛的躁动。在湖北，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蒋方舟和胡坚，前者年仅12岁就写出《正在发育》，以调侃的笔法描写孩子眼中的成人世界；后者更是在全国掀起“胡坚事件”，其作品《愤青时代》(由《乱世岳飞》、《ＲＰＧ杨家将》、《宠儿》３个中篇组成)受到一些评论界人士的关注，甚至被称为“中国少年人第一部智性之作”，他也被称为“少年王小波”。小作家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天才如果能长在适合天才成长的“土壤”之中，那么，我相信他们会为儿童文学的发展寻找到更广阔的空间。 (三) 科幻小说、童话和寓言在儿童文学领域都是极富幻想(或想象)的体裁。这三类作品综合起来可视为测试一个民族智慧与想象力的标尺。科幻小说的创作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科学发展、普及的程度，它对作家的想象力、知识面都有较高的要求。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科幻小说一直不甚发达，湖北的科幻小说创作的起步也是最近一二十年之事。 九十年代湖北科幻小说整体上仍处在初步发展阶段，代表作家主要有沈光华、邝羽、姚鹏、玲子、定海等人。他们的小说主要受国外科幻小说、卡通、电影的影响，甚至连小说中人物的起名大都是音译的英文名，题材集中于地球与宇宙以及其他星球、人类与外星人、科学发展与人性……的关系，如《来自孤岛的冠军》(沈光华)、《太空城在呼救》(姚鹏)、《万能手枪》(定海)等。在科幻小说普遍沿袭国外作品的风气下，值得一提的是董宏猷的中篇科幻小说《山鬼》，这是一篇带有浓郁地域色彩的科幻传奇。小说以野人考察为题材，突破科幻小说题材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窠臼，将科学幻想引入人文领域。这种科学幻想与故事的传奇性以及渗透于文本的荆楚神巫文化、图腾信仰等文化底蕴合聚而成一部娱情益智的科幻传奇。 湖北童话曾在新时期之初的思想解放潮流中迎来它的辉煌。但随着童话创作观念的转变，加上湖北部分童话作家的转向，从八十年代末以来，湖北童话未见扛鼎之作。尽管如此，九十年代的湖北童话仍在发展。儿童文学长期以来被称为“儿童教育的文学”，“教育性”曾被抬到一个至高地位，儿童文学成为教育的附庸。童话也因此长期以来带有浓厚的教育意味，一篇童话要讲一个积极向上的道理。八十年代的作家还不能完全摆脱这种创作意识，童话或多或少带有“说教”的意味。八十年代崛起并风靡于中国儿童文学界的“热闹派”童话在当时并没有给湖北童话带来多少变化。九十年代张年军、薛大桥的童话创作将“热闹派”童话的游戏精神植入了湖北童话创作的土壤，使童话彻底回归了儿童。九十年代的童话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幻想性质的故事，在童话幻想所构筑的独特情节形成的陌生化处理给人新鲜之外，更重要的是，童话幻想中有着当今时代生活的折光，从中可以看到人际现象中的和谐与扭曲，可以听到生活乐章中的高昂与低沉。因此，童话幻想在思维或情感方面有了时代的烙印。同时，作家站在时代的前沿，关注当今社会最突出最严峻的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为题旨的作品应运而生。谢学军的童话《揣皮球的雪人》、《巨鸟》、《桥》等体现了以上的两个方面，童话幻想因为作家敏锐深沉的美学思想成为了一种思考深入、认识升华的艺术方式。易羊的“生活童话”则在切入生活的同时，更注重艺术元素，2003年出版的《鼠的圣诞节》、《我亲爱的鸭子——话儿》(系列长篇)，以其独具个性的想象力还原童话快乐、幽默的“童话精神”，为湖北童话创作引入一股清新的风。此外，萧袤、徐焕云、邵忠焱的低幼童话，沈光华、兰帆、普丽华、沈晨光的科学童话、知识童话，胡广香的“民间故事型”童话……都有不少赏心悦目之作。湖北寓言作家屈指可数，主要有黄端云、段名贵(凡夫)、任蒙、管用和、刘启恕、黄汉兴、龚去浮、廖解志、傅家煌等人。这些作家大部分在八十年代已取得一定的成就。湖北寓言继承中国古代寓言的特点和精髓，将文化哲理内涵蕴藏在有意味的故事之中，并联系现实生活，使之具有较强的当代意识和现实指导意义。进入九十年代后，作家更是将当代意识溶入寓言之中：龚去浮的《老鼠过街人不打》分析现代人自私冷漠的心理；廖解志的《狮子与夜莺》表达对强暴者的蔑视；傅家煌的《家鸭和野鸭》推崇自力、自强意识……时代的气息渗透其中。 从整体上看，湖北的科幻小说、童话和寓言都还有待作家们新的突破和新鲜血液的注入。 (四) 与诗歌、小说、童话等体裁不同，湖北的儿童散文和报告文学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作家群，尤其报告文学创作，但新时期以来湖北作家在这两个领域取得的成绩也颇为可观。董宏猷曾在《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儿童文学卷》的“前言”中将湖北的散文创作比作荆楚 大地星罗棋布的湖泊，“氤氲漾动在每一个角落”，湖北的儿童散文便是从这一个个角落中 崭露头角，分而视之，有如一颗颗珍珠，每一颗都光彩照人；合为一体，则是一道异彩纷呈 的迷人风景。 荆楚文化的屈骚传统孕育了湖北作家诗人般的气质，因而湖北儿童散文最大的特点是追求诗化抒情，徐焕云、谢克强的散文诗，刘益善、董宏猷、董宏量、徐鲁等人散文，无不流淌着浓郁的诗情。其中最富代表性的是徐鲁，出于对文化与哲理的追求，他从散文诗转向散文创作，他在散文中营造诗的意境，将所抒之情寄托于相应的人事、景物，从而构造出一幅幅意蕴无穷的艺术图画，牵引着读者的思绪进入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并在其中展开对某种哲理的思考，如《山魂》、《暴风雨中的伙伴》等。九十年代的儿童散文与儿童小说一样，力图多角度多侧面地审视生活，扬弃昔日粉饰与过滤生活的创作态度而追求“本真”地描摹现实，故儿童散文在内容艺术表现方式上对纪实性、恳谈性、心理型倾斜，如邓一光的《倾听你的声音》、《我不能主宰你》、王新明的《我对孩子说》、华姿的《母亲笔记》等，同样抒发着亲子之情，邓一光侧重孩子成长中思想意识的变化；王新明惊喜于孩子的降临；华姿则凸显一种女性的柔情，用妙曼之笔歌吟温馨的母爱。儿童的心灵之光便投射于这种人间温情之中。 此外，谢学军、喻伟华、党苗、刘红、周璐、徐勤等人散文中的青春气息为湖北儿童散文注入了青春的质素，他们将是湖北儿童散文在二十一世纪的生力军。在儿童报告文学领域，湖北虽然没有专门的作家，但有不少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八十年代就有董宏猷的《王江旋风》、田天的《谁来关心我》、周六天的《小鸟在歌唱》等。近十年 儿童报告文学代表作有徐鲁的《与十六岁对话》，余●芳、韩辉光合著的《楚天有颗小星星 》，张年军的《背井离乡》、魏光焰的《长头发飘起来》等。 由于对教育目的的过度重视，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主要集中在对“优秀少年”、“小名人”等典范人物的报道，这种树立“社会新风”的创作倾向从另一方面看，是对少年儿童现实生活状况及问题的忽视和回避。真正关心儿童的作家是不会对儿童问题长期地视而不见，尤其报告文学较之其他文学体裁更具纪实特征，少年儿童生活现实中的问题终会成为儿童报告文学的重点，这种创作倾向在八十年代田天的《谁来关心我》已初露端倪。进入九十年代，少年儿童的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儿童报告文学也因此多采用倾诉、对话形式，《与十六岁对话》、《背井离乡》、《长头发飘起来》都有这种倾向，作者以这种方式贴近少年儿童的心理世界。其中《背井离乡》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尖锐地提出家长望子成龙的期望实际导致加重孩子负担、摧残孩子的问题。从这篇作品在内容及形式上的突破可以看出湖北儿童报告文学在九十年代的探索。 正如上文所述，湖北的儿童文学创作呈现开放的格局，除了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许多以“成人文学”名世的作家、诗人也以一颗童心为儿童文学这片花圃增添“新苗”，而那些“不经意”的创作往往能带给我们一些惊喜。如果说八十年代的创作是湖北儿童文学的奠基阶段，那么九十年代的湖北儿童文学逐渐走向成熟，尤其诗歌、小说、散文已具备指代地域儿童文学的特质。同时，新人正在成长，刘小平的诗歌、易羊的童话、林彦的小说…… 无不昭示着湖北的儿童文学在二十一世纪将会有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