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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26 09: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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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霈：大转折时期一次学术旅行
1977年，我在华中师范学院京山分院教书，分院距离京山县城十八华里，距离最近的本地居民点也有几华里。东面有一条梭罗河，南边是绵延起伏长着松树和灌木的长长的丘陵带。分院中文系只有十多个人，领导、同事之间颇能相安。久静思动，除了教课之外，还想找点事情做做。当时看到聊城师范学院薛绥之老师编的《鲁迅作品教学手册》，既方便大学和中学教师使用，又有相当的学术性，很是喜欢。一次，与同系周伟民老师到附近小河抓鱼，归途中，走在一条田埂上，我在前、他在后，我回过头对他说，“我们发起，编一本《马列文论教学手册》，如何？”他欣然赞同。岂料，这心血来潮的两句对话，引出了后续一个颇大的动作。
在那时，“马列文论选讲”是所有大学中文系普遍开设的课程，研究马列文论，不大会有人明确反对。何况，分院远离中心，领导和群众关系融洽，支持教师把精力用在业务上。我们先到武昌桂子山院本部图书馆作了一段时间资料收集工作，作成“1949-1966年马列文论研究中文论文目录”；又拟出“马列文论教学疑难问题”几十个。计划外出，逐一访问一些大学教这门课的教师和发表过文章的作者，此事获得分院领导正式批准。副系主任周乐群一向对理论有兴趣，在学界有广泛人缘，他愿意参加进来，我和周伟民非常欢迎。于是，领到八百元旅差费，我们就出发了。[1]当时的大背景是“抓纲治国”，所谓“纲”就是阶级斗争，斗争的气息在所有的学校和文化学术单位依然浓厚。我们几个僻处山沟里的教员竟然在这时做了一次五十多天的学术旅行，走了大大小小十多个城市，与一两百位教师、学者面对面交流，到处得到关心、帮助，到处受到启发、提示，也到处感受到不同观念的纠缠、碰撞和递变，这在我的一生中，是一次奇特的、难忘的经历。下面就是当时笔记的整理，或者，其中保留了文学和文学研究历史的一丁点儿踪迹吧。
1977年11月8日，离开京山到武汉，10日下午乘火车北上。我们此前作了一个多月的准备，读了能够找到的很多中文论著，心里装了不少问题，在旅途上也一直不停地读论文，不停地思考。在武昌火车站读刘纲纪发表于1964年第二期《文艺报》的关于恩格斯批判格律恩的文章；在火车上读王佐良《读莎士比亚随想录》，后一篇有一段谈莎剧中的“独白”。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满意席勒戏剧里的长篇议论，说那是“时代精神的号筒”。但莎士比亚却把长篇议论用得很好，王佐良说，“总是在戏剧的一个紧张点上，莎士比亚让他的主要人物长篇独白。”席勒和莎士比亚作品的“独白”不同在哪里？关于这点，我想找研究英法文学的专家请教，这对理解马恩的论断很有必要。
10日当晚九点二十分到达郑州，住郑州大学招待所，即使在我们几个从乡下来的人看来，房间陈设也十分简陋，且有些肮脏。周乐群的姐姐和姐夫当时在郑州大学英语系任教，他们原是外交部干部，姐夫是何长工的侄子，做过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参赞，“文革”中下放劳动后调到学校。他们住在一个小院子的平房里，院子中挖洞养了一些兔子。他们此时已在准备回北京，兔子们都将成为盘中餐，我们沾光吃到一只。
11日到《河南文艺》编辑部访丁琳，他引我去见了于黑丁同志。于黑丁是河南文联主席，原来在武汉作协（武汉作协主管范围超出湖北省界）工作过，1959年因理论观点受批判，后调出。丁琳说起于黑丁“文革”中急促之间全家被赶下乡的境况，很觉凄惨。丁琳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进修班的同学，很早参加革命，有不少社会联系，他说到当时一些动向，最重要的是：“右派基本要平反”。他在郑州行人稀少的街道上告诉我这个信息，我听了很为惊讶，开始意识到局面会有大变化。那时候，从十年灾难中走出来的人们，惊魂未定，都观望着北京的动静，怀着各种各样的期待。
12日下午，与郑州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师座谈，有一位老教师教马列文论，给我们介绍他们开课情况，言语谨慎，他们的研究也做得不多。另一位老师安国良说，他不久前到牡丹江参加外国文学教材协作会，讨论聂赫留朵夫是否算是典型性格，是思想典型还是社会典型。他讲得很细，印象是，教书的人可发挥的空间太小，只好钻牛角尖。晚上，当时在《河南文艺》编辑部的的蓝翎到招待所来谈天，招待所房间狭小，他坐木椅，我们坐在床上。他是在1957年之后被发配到河南来的，蓝翎是一位大名人，我们素不相识，他却毫无拘束，谈兴极浓，纵情高论，谈的不关政治。他说《红楼梦》里写甄士隐梦醒那几句：“士隐大叫一声,定睛一看,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赞叹写得“极好”。我记得好像是脂砚斋评点过这几句，说是“醒得无痕,不落旧套”，而蓝翎说的是文字本身就好，他把这几句连连念了几遍，手掌随之摆来摆去，好像芭蕉叶子晃动。
13日离开郑州往陕西，火车窗外黄土高原被雨水冲刷，沟壑纵横。在孟塬小站提前下车，我把全部几百元旅费放在衣服里，用棕绳捆紧，寄存在车站。两位同伴担心地问，“钱，放在那里？”那时我既没有旅行箱，连一个旅行包也没有，孟塬车站又小得可怜。我回答：“你们就别管了。”我那几件旧衣服，不会有人关注。然后，三人步行到华山脚下，住进“十二洞旅店”。所谓“十二洞”，盖由十二个窑洞组成，故名之。旅店在“玉泉院”之旁，“玉泉院”匾额上三字为郭沫若题写，院里的道士已经成为旅店服务员。宗教气氛没有，政治气氛不缺，每个旅客要登记政治面貌、家庭出身。周乐群看我怎么填，他填的出身是“教员”，周伟民填的是“平民”，我父亲早逝，家在城市，没有划过成分，是成分不明的人。道士们倒没有深究。14日游华山，空寂少人，一派荒芜景象，半山上偶有高龄道姑拒绝地方政府动员，坚持不肯离开山上道观，因为无人管顾，面有饥色，向我们索求食品，我们把随身携带的冷馒头分几个给她们。
15日晨由孟塬抵达西安。访范子保，他也是人民大学进修班同学，我的好友，时任《陕西教育》主编。“文革”中，我在江西山区四年，他屡屡给我写长信，介绍各种动态。这次，他谈到耿飚、朱穆之在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当成天主教教义”。这些是我们在京山不可能听到的。17日在陕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座谈，刘建国、畅广元等老师参加；18日与西北大学文艺理论教研室老师座谈，刘建军老师主持。两个学校老师们对要谈的话题表示出了极大兴趣，反过来使我们深受感染，大家都对运动厌烦了，都有尽快回到书桌前读书撰文的愿望。座谈中，马家骏老师说柳青受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影响；范子保在与我谈天时说，柳青对福楼拜、司汤达有独到研究，《创业史》强调写出心理过程，笔法很细。这些话勾起我的回想，1964年，我在《文艺报》写文章时，查到柳青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谈到西方十九世纪文学对他的影响，张光年同志审看我的文章草稿，对这一点很有兴趣，因为邵荃麟曾与柳青谈话，希望柳青多揣摩十九世纪欧洲文学，我们当时把这个当作邵荃麟“现实主义深化”论的历史渊源。同一件事情，你从不同方向看，会引出不同的结论。经历了正反两面，应该懂得不要先入为主，尤其不应用放大镜到批判对象身上找“问题”。在特定时期认为是“过”的，后来细想，也许正是“功”。
到碑林参观，看到一处刻有《礼记》里的两句：“爱而知其丑（恶），憎而知其善”。不知何故，这两句让我感动——我们对现实中的人，作家对他笔下的人物，要能做到这样，该有多好！
听西安老师们发言，我偶尔想到，“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关系”提法不科学，应该是“政治、哲学观点与创作实践的关系”。又，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不是给现实主义下定义，是谈作家应该怎样认识和描写现实的问题，他围绕怎样认识和处理人和环境的关系来思考。
与周乐群同访陕西师院周骏章教授，周先生是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界的老前辈，他的成名在我等出生之前。在他家里，大家谈起恩格斯对维尔特的评论，说他“之所以是一个大师……其原因在于表现了自然的、健康的感受和热情”，“扔掉了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恩格斯同时又说，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会觉得“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多少年来，中国的文学其实正是这样，“文革”中文学艺术里的人物更没有了性别特征。不过，那时，宾主只讲恩格斯，讲德国十九世纪文学，还不能说自己国度的文艺现状。
20日离开西安，在火车上读几篇关于《城市姑娘》和恩格斯相关论述的文章，思考现实主义问题，怎样看待人和环境是一个关键。
次日午后到达保定，住河北大学招待所，人民大学文学进修班老同学孙振笃告知，由于“文革”保定派性斗争牵连，有老同学受严厉处分。时势的变化可以把人卷进去，叫人防不胜防。后来我去看望这位同学，他显得十分苍老，变得木讷，眼光无神。过去他可总是神采和才华焕发。后来到天津，另外一位也被牵连的老同学反复叮咛：专心做学问，不要掺和政治——痛定思痛之言，也是对我的一片好心。
22日河北大学中文系多位老师先后来招待所谈马列文论教学，有教外国文学的张宏榛老师等，陈若凡老师谈亚里斯多德悲剧观，条理清楚。但我以为，亚里斯多德是从悲剧引起的情感类型立论，后代许多人则是从悲剧的冲突性质立论；而且，悲剧不止一种，不能用一个定义概括一切悲剧。我们讲马列文论，往往把恩格斯的话说成“定义”，用来解释古今中外一切悲剧，这就必定难以前后贯通一致。
24日到天津，到处是地震棚，街道狭窄，行人熙熙攘攘，公共汽车走走停停。天津师范学院许桂廷、姜东赋夫妇住在很小的棚子里，我一进门就碰了头。姜老师给我们介绍马列文论教学情况，不仅关于他们学校的，还讲到别的学校的，他对同行情况了解很多，又乐于帮助我们。
与周乐群同访南开大学教授朱维之先生，朱先生参加过北伐，有许多著作，他和师母都很和善亲切，他们与周乐群家有交往，还问起华中师范学院陈安湖老师，师母称为“安湖”，是说一个老熟人的口吻。朱先生回答我们关于马恩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态度的问题，似乎对我们的题目没有太大兴趣。
与天津师院、南开大学老师座谈，重点问他们对“悲剧性”的看法，围绕马恩给拉萨尔的信。李思孝说，苏联““倏迫”提到斯皮尔哈根，是德国“倾向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在李卜克内西主持的《新时代》上发表过《寡不敌众》。研究马恩列文论，要积累原始资料，这一点我们太缺乏了！
27日早七点差几分，躺在床上感觉到一次地震，好像头脚被人向两个方向拉拽，是为平生第一遭。
当时进北京有一些麻烦手续，我们终于办好了，27日到北京，”笔Υ笳写簿褪侨嗣翊笱鹘夹Ｖ罚“文革”中人民大学已经被撤销，那里一半是归第二炮兵部队，一半是由北师大管理。
与周乐群到灯市口一个四合院访他的亲戚，一位高龄老人，一位民主人士。他赠我自己临写的孙过庭《书谱》，末尾题有“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临第五十四遍”。世界真是多样，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生活，这位老人在临帖中生活。
进修班同学朱一之，正在清华大学做工作队员，十年不见，一见面谈三个多小时，他对政治风云变幻十分感慨。
30日到外国文学研究所访冯至先生。研究所走廊上摆满了烧饭的煤炉，董衡巽蹲在那里扇炉子。招呼后，他放下扇子，带我们进办公室，可是，没有椅子或者凳子能够让四个人都坐下来，他到别的房间寻找。我在等候时想：“这就是我们国家最高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董衡巽的谈话则显示蓬勃活力，他说，“当今外国文学，美国文学影响最大。”我对20世纪美国文学接触甚少，六十年代以后的，当时是全无所知。所以，他这句话，给我强烈印象。
30日下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访施咸荣，他介绍即将出版的柏拉威尔的《马克思与世界文学》，此前《外国文学动态》已发表介绍文章。
周乐群的朋友陈焜夜晚来访，说他多次在群众聚会中产生幻觉，觉得自己是一件工具，一条虫。陈焜是中国大陆较早深入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学者。那时，我还没有听说过存在主义，也还没有读过卡夫卡，他的话对我是太新鲜。但他此时说的不是学术，是他本人的感觉，我立刻就能有一些共感，觉得这种话把若干年来发生过，却一直说不清楚，也不敢追索的感觉讲出来了。
12月2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访程代熙，他还在“五不准学习班”，行动受限制。经人文社外国文学编辑部孙绳武、蒋路两位先生代为请示驻社军代表，说我们是因为他早年发表过关于马恩文论文章，来谈教学问题，与其他无涉，当即获得批准。他能在这样处境下谈学术，有些兴奋，看来作了认真准备。谈了马列文艺理论编选出版的历史线索和对马恩文艺观点看法两个问题，滔滔汩汩，约两个小时，内容很充实，使我们获益很多。他说，从周扬在延安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到解放后的《马恩列斯论文艺》，以及翻译苏联里夫希茨的《马恩论艺术》四册，《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两册。《斯大林论文艺》苏联不出了，中国自己编。法国列斐弗尔编了马恩论文艺，材料没有超过苏联。另外，从东德拍照片找来《济金根》，请南京大学翻译；《城市姑娘》从俄文译本译出。高校教材中马列文论，一是看不出马恩列思想体系，一是解释不符合原意。
在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系过程中，得到孙绳武、蒋路先生大力支持，他们送我们新出版的菲律宾小说《起义者》中译本，还送票让我们到建筑礼堂看苏联电影《这儿黎明静悄悄》。我在1964年，看过《第四十一》、《雁南飞》、《晴朗的天空》等一批苏联电影。历经十年与世隔绝，又看到苏联新的电影，表演、导演和摄影的艺术水平是大大提高了。这对我们几个乡里人来说，可真是大开眼界。在时局的大转折中，个人的思想、心理的变化，就是从一个个细微处发生和积累。
2日下午，在中央编译局访陆梅林。他是一位老革命，是权威机构翻译家，一位有影响的学者，很谦和，谈到在新四军时曾到过京山。我们把他作为长者和领导来尊重，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在北京如过江之鲫”。他与我们谈的是对马恩文论著述一些句子的理解，如典型环境，俄文中“环境”指时代大环境，不是具体环境；“善于经营的农夫”，拟改译为“善于盘算的农夫”。分别时把我们一直送到楼下哨兵站岗处。
3日，到文学研究所访王春元、杨汉池，王春元主张多写“时评”，对“冷静的研究”、“章句之学”不以为然。
6日搬到北大小招待所，据说这是“梁效”写作班子住的地方，从窗口可以遥望卸甲屯，彭德怀被贬后住的地方。杨周翰先生请我们三人到中关村福利楼吃饭，六十年代周乐群参加《欧洲文学史》编写，杨先生是主编。杨先生是牛津大学毕业，亲切和蔼中含有凛然尊严，一位真正的绅士。谈话中拿出笔记，全是英文书写。北大英语系副系主任罗经国是杨先生助手，帮助我们解决各种具体问题。
7日访朱光潜先生。他说，马恩文艺思想的底子主要是反映论，大家注意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有《经济学-哲学手稿》、《费尔巴哈论纲》。反映，要从政治经济的合力来看，不能看得简单了。“现实主义”一词十七、十八世纪开始使用，先是法国人用于绘画，后来英国有一派诗人使用，欧洲人谈的是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区分，不大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分。他对《马恩列斯论文艺》中译本意见很大，在自己的一本上做了大量校改，把他校改的本子借给我们看了好几天。当时他已经八十岁了，每天准时上午八点到图书馆工作，图书馆有他固定的位子。他和我们谈话，只讲学术，毫不涉及其他，脸上看不出情绪色彩。
8日到北师大访梁仲华，他说，恩格斯主张在文学作品中作家的见解“不要特别说出”，但我们应看到时代变化，现代生活本身就充满政治术语，文学是否一定含蓄就好？这也是他的一家之言。
9日到文学所访毛星先生，他说，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谈的不是所有的悲剧，只是历史悲剧。毛先生反对形象思维论，他说，周扬原来不同意我关于形象思维的意见，郑季翘文章发表后，忽然同意了，据说，是毛主席表了态，但最近又听说毛主席给陈毅的信肯定形象思维。无论怎样，他还是有他的独立见解。
10日到外国文学研究所座谈，参加的有冯至、叶水夫、陈燊、吴元迈、柳鸣九、黄宝生等二三十位学者，几乎是当时所里的全部了。冯至说，理解马恩文论，要结合当时的背景，例如“倾向文学”，是四十年代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兴起的，一时成风，海涅有首诗《阿塔托尔》，是反倾向诗，讽刺“倾向文学”的，中译本却当作正面的。吴元迈说，普列汉诺夫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倾向好，而他反对列宁对高尔基《母亲》的评价，理由又是它的强烈的倾向。[2]陈燊说，列宁在一篇文章讲，对托尔斯泰“只能”从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立场去分析，另一篇文章又说，“不能仅仅”从工人阶级立场去分析，两者并不矛盾，“角度”和“观点”是不同的。
12月11日，在进修班同学封敏位于东郊民巷的家里，读到打印的准备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给陈毅谈诗的信》。
12日又访叶水夫先生，请求外国文学研究所各位为“马列文论教学手册”写稿。到北京站，与京山分院数学系两位来京办事老师见面，托他们带一些东西回去。到王府井新华书店买书若干种，陪周乐群在西单商场购物，遇到一位脾气特别大的女售货员，费去了很多时间。疲惫中急于回招待所，22路公共汽车驶出两站，我从车窗偶然看到中组部院子里巨幅标语，显然是刚贴出来的：“拥护中共中央免去郭玉峰部长职务，任命胡耀邦为中组部长”。车上看不真切，到平安里，我跳下车去往回走，周乐群跟着我下车，觉得莫名其妙：“你有什么事？”我说，去看清那个标语。最新消息，如此大事，不是从电台、报纸，而是先从大标语里看到，一个人的任命和千万人的命运关联，这是一个时期的特色，其中况味，后来人怕是不容易体会。
13日上午，在礼士胡同文化部政策研究室访冯牧同志，他告诉明天有《诗刊》座谈会，学习毛泽东给陈毅的信。因此就讲到文艺界多年来对形象思维看法的分歧和变化。又说，华国锋批准成立鲁迅全集编注组，林默涵、冯牧、秦牧负责，调陈涌、周振甫等参加。他对林默涵重新出来工作很兴奋，说林的思维一向敏捷，总是迸发火花。冯牧叫我去看张光年，又说可以找陈涌，告知陈住在北大蔚秀园他女儿杨楠家里。他和陈涌在延安是同学，都是当时很有才华的青年。我到东总布胡同张光年同志家里，1964-1965年曾来过这里几次，他历经浩劫，苍老很多，这天心情很好，一见到就表示遗憾：“今天不能谈话，我要准备明天的会议”，桌子上放着郑季翘关于形象思维的文章。他叫我明天去听会。
回到招待所，周乐群听我报告《诗刊》座谈会的事情，要我立即行动。我说，座谈会范围很小，请的是文艺界高层人士，我们怎么能去？他非常坚定，我只好到《诗刊》编辑部，封敏是那里的编辑，编辑部负责人杨子敏，倒也是熟人。1965年，我和他，还有《文艺报》李基凯，三个人跟随张光年到洛阳拖拉机厂调研群众文艺阅读情况，前后一个星期。杨子敏说，“你看，会议室这么小，哪能增加座位？”确实如此。封敏解围说，你们三个人来，和我们一起坐在编辑室里，房门打开，不也一样吗？杨子敏不很赞成，也不好太反对，我们就挤进这次有些历史意义的座谈会，做旁听生。后来，会开到一半，周乐群发现最后一排有两个空位，我们就挪到外面。
14日在虎坊桥《诗刊》编辑部听座谈会。这是“文革”之后文艺界一次重要活动，大约有六七十位参加，靠南墙坐的是冰心、赵朴初、臧克家、张光年、贺敬之、李季等七八位，算是“主席台”。李季是《诗刊》主编，做会议开“住ｊ翱思摇⒄云映酢⒈娜焕先讼确⒀浴Ｈ酥校云映踅驳母刑猓担胖刑岬胶娜资际枪欧纾孪耄好飨睦乱阈垂欧纾傩┞墒欧绫冉献杂伞Ｊ韬蜕⑽牡那鹁驮谟诮谧嗪驮下桑谧嘣下捎秩【鲇诿褡逵镅缘奶氐恪Ｕ夥庑攀钦接阎渌饺诵藕行┗翱墒≡蚴。灰源呛σ宓乩斫狻１热纾“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意思是说，谈的都是古典诗歌；接着说“要作今诗……古典绝不能要”，意思是古典诗歌形式不能直接用。冰心说，毛主席为什么说他的诗是马背上“哼”成的？因为要讲音韵，现在有些青年人的诗，感情真，可惜不会音韵，改都没法改。民谣讲瑞雪兆丰年怎么说呢——“麦子盖上三层被，明年枕着馒头睡”，多美！听得出来，几位老人都是老实人，就信谈信，没有从政治上阐发公开发表这封十二年前的信的现实意义。他们的讲话符合他们老作家的身份。
张光年做了长篇发言，在三十年文艺战线历史背景上论述。他提到“在形象思维问题上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是“与胡风的形象思维论斗争”，“胡风等人把形象思维孤立化、神秘化”，我们认为形象思维要受世界观指导，但对形象思维在文学、音乐、绘画中各是如何表现，并没有细致研究；二是与郑季翘的反形象思维论斗争。当然，后者才是他这一天要说的重点。他又说，毛星不赞成形象思维，我和他口头争论过，属于学术讨论。毛星那天也在会场上。张光年指出，高尔基同拉普斗争，特别强调形象思维。张光年的发言，有理论性，有政策性，显示了转折的方向，也带上那一时期的痕迹。胡风的平反，是在很久以后，对胡风文艺思想实事求是的评价，就更迟了。
以下各位是从自己座位站起来发言，因为会场前面并没有发言席，座位很挤，坐在中间的人很难走出来。那时会议务实，没有太讲究礼仪形式。阮章竟发言说，毛主席1958年在成都会议讲诗歌的出路是向民歌和古典诗歌学习，我最初写民歌体，解放后要写工业，场面大了，就从民歌和古典诗歌两方面学。这是一个诗人的体会。蔡仪发言：毛主席说形象思维方法，作为“思维方法”来提，和马克思讲的“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一致。这是一个理论家的阐释。
林默涵发言，据说，这是林默涵复出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离开太久，似乎一时还有些不习惯，克制着激动心情。讲的却很细腻，他说，毛主席和马恩都很重视艺术的形式，马克思认为自己早年写的诗韵律不好，梅林说，诗的女神没有把写诗的才能放在马克思的摇篮里。恩格斯谈到拉萨尔的剧本时，说为了形式加工（把对话写得生动活泼），“思想内容必然因此受损失，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艺术家如不努力追求作品的形式完美，就是自己解除武装。（张光年插话：“恩格斯的那句话带有讽刺”。[3]）当时《红旗》杂志不同意发表郑季翘文章，陈伯达一定要发表，中宣部召集理论界、翻译界开会，请了叶水夫等人，征求意见，我给郑季翘写过信，提了两点，一是不能说形象思维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中心，二是不应说形象思维是尼古拉耶娃提出的，我叫他不要闹笑话。
孟伟哉发言：1965年，周扬说郑季翘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讨论大有好处，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讲文艺理论。朱寨发言说，形象思维也有逻辑，是生活的逻辑。魏传统发言说：我不管词牌，只要是佳句就可，我同意林黛玉，同意陈老总。[4]冯牧当天未发言，前一天我访问他时，他说，郑季翘是主张主题先行，毛主席说新诗“迄无成功”是指形式探索上不成功，郭小川、贺敬之在形式探索上有成绩，但不稳定。
13日晚，与周乐群在他堂兄周发勤家晚餐，周发勤是一位老干部，“文革”中受打击，刚落实政策，他说，有各种共产主义——空想共产主义，市侩共产主义，现实共产主义，他认为周恩来、邓小平是现实的共产主义者，是他最拥护的；又说，知识分子是工农中的优秀分子。他给我们转述吴江本月7日在科学院的报告。
15日，与北京大学吕德申、张少康两位老师座谈，他们介绍《致哈克纳斯》信有两种英文版本，曹葆华根据的是纽约四十年代出的版本翻译。
16日到北大访陈涌，他很豪爽，谈对冯雪峰、周扬、何其芳、李希凡的看法，讲了一些生动细节和对一些人人品的评价。
19日陈涌来访，这次是回答我们的问题，讲理论，但还是密切关注当前。他讲到长期以来，高层用方针政策代替文艺理论，导致理论思维贫乏。这次批判四人帮，经济学界能从专业理论上批，文艺上却只停留在从政治角度批。音乐和绘画中感受体验的东西多，有几岁的抒情诗人和音乐家，没有几岁的小说家。历史上常常是文学运动带动其他艺术部门。
22日，朱一之给了一张票，在首都体育馆参加清华大学批判斗争迟群、谢静宜大会。只听大喝一声：“把反革命分子迟群、谢静宜带上来！”各有两人扭住他们左右手，带到会场中央示众。这是1966年以来见惯的，只不过出尽风头的两员大将，也受此待遇，使人想到“请君入瓮”的故事。治其人之身，不以其人那种野蛮的方式，需要一个过程，事实证明，这个过程并不长。
23日独自到沈阳，住辽宁大学招待所。老同学陈引颖任校党办主任，他待人温和细致，把下放做知青的儿子带回来的鸡杀了招待我。访陆贵山，他在人民大学撤消后回辽宁，此时在辽宁大学任教。赖应棠来访，谈马列文论课程教学中具体问题，他对典型问题有长期研究，不久就寄来论文。可惜，因患癌症，早早去世了。
25日到大连，找不到先期到达的周乐群和周伟民，但得到辽宁师范学院许多素不相识的人非常热心的帮助，素未谋面的康伣老师是一位慈祥长者，在家里煮面条给我吃，她是闻一多、朱自清的学生，执教文艺理论多年。在陈奇祥老师宿舍里睡觉，睡前政史系两位老师来闲谈，问及北京种种消息。26日中文系座谈，也被要求谈北京情况。当时，辽宁“文革”遗留问题严重，大连与沈阳两校的老师对当时运动感受就很不一样，甚至对立，所以他们十分关心北京动向，可惜我说不出什么。
在大连，平生第一次见到大海，兴奋地俯身捧海水喝了一口。在老虎滩，站在礁石上，海浪不停冲来，海水溅湿了衣裳，默诵普希金“你在我面前/滚动着蔚蓝色的波涛/和闪耀着骄傲的美色”的诗句。
28日乘海轮去烟台，辽宁师院王悦等四位老师相送，因为船票十分紧张，只买到五等舱位，拥挤不堪，空气污浊，还有人晕船呕吐。拿了辽宁师院老师的信找船上政委，给我们换到二等舱，且不收票价差额。住烟台师专招待所，刘家和老师接待，30日与中文系老师座谈。这里与外界联系较少，相对宁静。
1978年1月2日，到济南，山东师范学院李衍柱、夏之放接待。2日与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老师座谈，3日与山东大学中文系老师座谈。李衍柱钻研马恩文论文本很深、很细，给我讲“黑格尔老人的‘这一个’”的出处。夏之放则表示想改行搞创作，写小说，不过，后来他钻研更抽象的美学理论，著作甚丰。老同学赵锦良调到省委宣传部，他谈得多的是熟人在“文革”中品格的高下不同的表现。
4日到兖州，曲阜师范学院李永庄老师接待，下午与老师们座谈。看孔林、孔府和孔庙，孔林被北师大红卫兵头头谭厚兰带一帮人挖出一个大坑，活活是一个巨大的伤口，文物也被破坏了不少。本来，我们打算从山东到南京、上海，并且已经和两地高校中文系联系好了，人家做了安排。可是，在济南就接到分院几封信，催着赶快回去。后来知道是上面布置，清查“三种人”，又是一次政治运动，学术调研要暂停。
在那物质普遍匮乏的年月，曲阜食品颇丰，李老师用一只大肥鸡招待，我们三个人虽然很馋，也未能吃完。在我们离开前，她找农民宰一头猪，卖了半边给我们带回湖北。我们背着这半边猪的猪肉，还有花生、千层饼……从济南到徐州，徐州到郑州，郑州到武汉，武汉再到京山，多次转车，然后给了好几家分享。
1978年年底，华中师范学院主办马列文论研讨会，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全力支持，全国一百多位同行参加，会上，成立了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吴介民任会长。这是在“文革”之后成立的第一个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团体，至今依然活跃。三十年来，学会会址一直在华中师范大学。回顾三十年前的学术之旅，欣慰和怅惘之情交织于心。（载《芳草》2008第五期）
[1] 后来旅途中又请分院寄了五百元，三人交通住宿等等总共花费一千多元，走了“敫鲋泄Ｕ写糠岩话闶敲咳嗣刻煲辉鸪凳怯沧蚺级参浴
[2]我在会后重读恩格斯的信，关于拉萨尔剧本中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那几句，是在批评之前先礼节性说一点肯定的话，为下面主张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铺垫，那个肯定是对《济金根》的描述（“是如何”），不是阐述本人对文学的要求（“应如何”）。冯至讲的是德国的具体的“倾向文学”，吴元迈讲的是评论者对文学倾向的态度。看来，恩格斯不赞成“倾向文学”，不主张太强的明显外露的倾向性。苏联和中国很长时期对文学倾向性的强调，对文学的艺术性有损害。
[3] 细读原文，张光年的理解似乎不准确，恩格斯确实是在是强调艺术形式完美的重要。
[4]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林黛玉教香菱学诗时说：“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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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26 09: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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