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学术状况之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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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学术状况之忧思

作者：严春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一．思想不能有计划地生产
    当代中国学术状况之堪忧，从学术批评网上可见一斑。剽窃之风未有稍减，媚钱与媚权之势愈演愈烈。剽窃者不以为耻，媚钱与媚权者反以为荣。种种现象，不一而足，此不赘述。这里值得深入思考的，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学者道德的堕落吗？恐怕不这么简单；即便真是如此，那么导致这一堕落的原因何在？
    作为一个对比，不妨回忆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术状况，那时学术制度不如现在规范，似乎也没有任何官方制定的学术规章，但是几乎没有人进行抄袭、剽窃，偶尔有之，则如过街之鼠，人人打之，而当事人也无地自容；当时也没有机构规定学者思想的产量，没有要求如何创新，但学术思想却相当繁荣。
    窃以为，导致目前学术状况的原因，最直接、最根本的便是行政力量的介入，也就是说，是行政力量对于学术的过度关心造成的。从前行政力量也关心学术，但那时的关心主要在于观点的“左”、“右”上，也就是停留在“道”的层面，而不关心学术的产量，总体上说行政力量离学术比较远，并不直接予以干预。九十年代以来，行政机构忽然对学术积极地亲近起来，把它直接纳入了行政管理的范围，以至于成了其政绩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关心已经“进乎技”，到了技术层面，简直是把学术抱在怀里，像个孩子似的养育着。
   
     这种过度关心和干预的表现，其一是制定了种种促进学术发展的制度，规定各种人等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如教授多少篇、讲师多少篇，否则饭碗保不住；连学生也不能幸免，硕士、博士等都要发表论文若干，否则不能毕业。这种规章一直到中小学都有，老师们评职称都要看论文数量，连那些非学术单位的人员在晋升时也要求发表论文。此外还有论文奖励制度和杂志分级制度，在某级别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奖励多少，据说，有的单位规定，若是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可奖励10万元！于是，在这些制度的呼唤下，我们的国度突然成为了论文大国，论文数量如雨后之春笋，学术杂志版面供不应求，我国的学术仿佛真的繁荣了起来。其二便是在经费上官方不断地加大对于学术研究支持的力度，学术基金之数额日渐巨大，以至于一些学者们为了花掉这些钱而发愁。国家社科基金普通项目去年已达13万元，据说今年要达到15万元，五六十万的也不鲜见，更有一些特殊的资助，如所谓“马工程”一本教科书就100万！好像还有更多的，恕我孤陋寡闻，100万已足以让笔者瞠目。连正处于学习阶段的本科生也被纳入了“创新”的范围，设立了课题资助项目。
   
     也许这些机构的初衷是好的，真的想繁荣我们的学术，然而实际情况却适得其反。表面上看，繁荣也的确是繁荣了，论文的产量大增，可是这些措施只是徒然地增加了论文的数量而已，思想的数量并无增加；而其副产品则是学术风气的败坏。何以如此？归根到底是这种种做法违背了学术的根本精神。学术的根本精神是自由，真正的学术是自由的创作，是发自内心的创造，而不是来自外部压力的产物。而现有的这种学术管理制度把思想活动变成了有计划的生产活动。思想怎么可能按照计划来产生？一个学者怎么可能根据计划决定一个年度里自己创造出多少思想？老子、康德、黑格尔的思想能力远远高于我们，我想这应当是大家公认的，可是老子一辈子只写出了一篇五千字的诗歌，康德的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是十多年悠久沉思的产物，而黑格尔到了37岁才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精神现象学》。那么，我们这些思维能力比他们差很多的人怎么可能比他们还更有创造力，一年写出数篇呢？
    这种学术评价体系实际上把学术界变成了养鸡场：我投入多少资金，你要为我生产多少思想。的确，对于母鸡来说这个是能够做到的，你喂它多少饲料，它会产多少蛋；然而即使如此，被催生出来的鸡蛋其质量也大打折扣，更何况是人的思想呢？因此，被逼着下蛋的学术下出来的常常是一些坏蛋，也就不足为奇了；被逼急了，大自然也会弄虚作假，何况是人呢!
   
       机构们应当认识到现代学术在性质上的一个重大变化，这就是：自从近代以来，学术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在中国尤其如此，从事这一职业的人恐怕得以百万计。既然是一种职业，那么其基本的功能就是“谋生”，即我们的学术首先具有谋生的意义，这是现代学术与古代学术的一个根本区别。古代社会中的学术，从事学术研究没有什么资助，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兴趣或立功立言的冲动；虽然也有所谓官学，统治者也想控制思想领域，可惜的是那些被圈养的御用学者们不过是思想的太监，没有什么生产力。可以看到，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古代的学术大多是一种个人行为，伟大的作品几乎都是出于个人的自由创作。既然现代学术已经是一种职业，那么它首要的任务就不是创造，而是谋生。当前学者们发表文章的动机几乎都是为了评职称或完成任务，这一普遍现象足以证明上述论断。从学术史上看，思想家总是少数，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出现过成百上千的思想家，怎么可能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就改变了此种状况，一下子涌现出几百万思想家呢？思想怎么可能成为一种职业？一辈子能够有一个思想就不容易了，怎么可能年年创造出新的思想？现有的学术管理体制要求几百万人都成为思想家，要他们年年创造出思想，可是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思想，他们怎么办呢？方法只有一个：抄袭。他们为什么抄袭？为了谋生，如果你完不成任务，饭碗就会保不住，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惟有“偷”途可走。
    抄袭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狭义的，可称之为直接抄袭，就是杨玉圣们所甄别出来的那种；另一种则是广义的，可谓间接抄袭或思想抄袭。后一种抄袭在形式上是符合学术规范的，似乎没有抄袭，但在思想上却都是别人的东西。可以断言，我国学者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类文章，绝大多数都属于后一种，这些文章，如果去掉了别人所说的，还能够剩下多少呢？空空如也而已。
   
    这种学术管理和评价制度还败坏了学术风气并降低了学术水准。评职称要求论文数量、杂志分级制度、课题资助金额的巨大、论文奖励制度等等的存在，极大地催生了学术界拉关系、找门路的风气，为了得到那些十分诱人的巨额资金或者为了能够达到评职称的条件（因为普遍规定必须有项目才能晋升），学者们采取种种手段，力争评审通过，结果致使看似公正的学术制度（如匿名评审）名存实亡；而学术带头人制度则大大地降低了学术的质量：这些人动辄几百万的经费，有的或近千万，手上数个课题，若是他们自己做，一辈子也做不完，于是就变成了学生做，而带头人们则只是在学生完成的论文或书上签个名、写个序，有的甚至连读一遍的过程都没有，以至于学生抄袭也不知道，这意味着将其学术研究降低到了学生的水平。他们带的是什么头？他们是带头降低学术水准，带头搞来钱而已。人文社会科学的国家和部级的课题资助力度之大令人匪夷所思：思想是花钱能够买来的吗？给的钱多写出的东西就好吗？而且这些课题还特别强调研究的梯队和集体合作，这也让人难以理解：历史上有几本名著是集体创作的呢？事实一再证明，他们花重金买来的这些集体作品基本上都是垃圾（我都不愿意称它们为“学术”垃圾，因为它们还不够格）。理工科的课题需要多少钱我不了解，但人文社会科学的课题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钱，因为只需要买几本书的经费，剩下的，也是最重要的，就看他的脑袋能不能思想了。由于巨额基金制度的存在，各个学术单位便把课题纳入了晋升的条件之中，于是，学术研究不再是一种思想活动，而是变成了经济活动，大家比的不是提出了什么新的思想，而是得了多少经费。

    这种巨额的资助简直是在烧钱，无谓地浪费纳税人的血汗。我们的社会还不富裕，还有不少人生了病只能等死，与其花巨金购买文字垃圾，还不如去救人一命，去救济那些生活艰难的人。这种学术评价和管理制度的坏影响还不止于学术界，因为它所催生出来的这些垃圾增加了生态的压力，大量无聊论文和书籍的出版耗费了巨量的纸张，多少森林倒在这些垃圾面前，又有多少造纸的废水排进了已经不堪重负的大地！

    我说的这些话，有人可能会觉得过分。那么我请他自问一个问题：这些为了谋生而写出来的论文和著作，百年之后还有几篇、几本能够留下来？即使留下来还有人会读吗？不用说百年，就是现在来看，有几篇是值得一读的呢？管理者们真该研究研究这些花钱买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少价值？到底该怎样来花这些钱（据说，基金的钱花不完）？该不该这样来花钱？

    在种种评价制度的引导下，研究单位日渐重视其学术的影响力，学术活动因此演变成了一种商业行为，他们特别在乎自己的名次，于是，学术论著的发表便如同广告，要求它们的知名度。比如发表的论文，要看其杂志的影响因子之多少，看其杂志的级别，发表在级别低的杂志上的文章根本就不算成果。这是因为级别高的杂志影响大，而级别低的杂志影响力小，知道的人少。这样的学术研究已经与商业活动无异了。既然学术研究已经变成了商业活动，只要钱多，知道的人多，名气大，排名就提前了，管理者也因此有了政绩，至于有无思想、创造，也就无所谓了。在这个过程中被吹起的是一个个巨大的气泡，有的是一个个著名的单位，一个个著名的学者，只是没有著名的思想，被吹起来的实际上只是一个个空洞的单位和同样空洞的出了名的大脑。

    还有所谓的外文奖励制度，如果用外文发表文章，而且是在什么核心刊物上（如SCI、SSCI之类），就会有巨额的奖励。这种制度将管理机构们急功近利的心态溢于言表。大多数学者的汉语文章都无法卒读，他们用外文发表文章会有影响？即使用外文发表了几篇文章又如何？就能够扩大我国的影响力？学术的影响不是短时间内能够产生的，而且经典的学术文本一定是母语的，因为学术论著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它是一个整体，有语言之美和内在的气质，这些都是用第二语言难以表达的，除非他的外语达到了母语的程度。一种完美的文本绝不会受语言的限制，独创的思想一定会超越语言的界限，被传播到其他文化中去。这样的文本，无需自己去传播，而是人家要求传播。如果不是这样的文本，即使翻译成了外文，又有何益？而且这还是一种十分愚蠢的评价制度，实在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花巨额经费研究出来的东西，不是给我们自己用，而是拿去给人家用！还是我们自己上赶着让人家用，人家毫不费力，连翻译都不需要，我们已经翻译成英文了。以我之见，我们自己研究出来的学术成果，首先应当为我们自己所用，为此应当禁止用外文发表论文，甚至连外文摘要也不应当有，我们研究出来的东西凭什么要别人无偿使用？这实在无异于为别人义务打工。当然，管理者具有国际主义胸怀，则另当别论。

    简而言之，是我们的学术管理机构在逼良为娼，导致了学术界的乌烟瘴气，它们所确立的学术管理和评价制度是其罪魁祸首。如果没有学术评价制度，如果没有学术产量制度，撤销课题基金或大量减少资助，如果没有杂志分级制度，谁还会冒着道德风险去抄袭呢？抄袭、剽窃现象的大量存在，以及学术界风气的败坏，主要应由我们的管理机构负责。

    这些制度的存在毫无必要，因为学术研究是一种个人行为，而非集体行为。真正的学术，出于个人的创造冲动，即使没有奖励制度，这样的人也不会停止创造的过程，有了奖励他也不会因此而创造得更多，这就是学术的自由，正如孔子所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的学术研究纯粹出于个人的兴趣和热忱，与外界的种种毫无瓜葛。另一方面，那些没有创造力和冲动的人，绝不会因为现有的管理评价制度而获得创造能力，从他们那里只能诱发出一些垃圾产品。思想家不是培养出来的，否则就可以工厂化生产了。由此可见这些制度之无意义，它们对于这两种人都不会起作用的。

    学术管理机构的悖论在于：他们试图管理无法管理的对象，试图把无法控制的东西进行控制，把不能计划生产的思想进行计划管理。学术研究的质量无法用外在的指标衡量，它是通过口碑而产生的，而这个口碑又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大多需要经过长期的历史洗练过程才可以看出其价值。因此它们不应当被纳入管理者政绩的范围，也不可能纳入。于是机构们只能控制数量，规定学者们的产量，用这种外在的方法来管理那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在之物——思想活动，于是就使这种内在的东西外在化了，变成了可以衡量的种种指标。然而，这些指标都是空无之物，没有一个能够确立学术的质量。一篇完全符合其要求的论著，可能根本就是一堆言之无物的废话。

    如果机构们真的想促进我国学术的发展，那就应当采取相反的措施，尽可能少一些“管理”，给学术研究和学者们松绑，撤掉那些过细的条条框框，而多一些自由；同时把期望值放低一些，不要指望学者们每年都下蛋，这样至少可以让那些不会下蛋的鸡不再下坏蛋，而那些能下蛋的鸡或许因此会精雕细作，以一生之力，下出一两个金蛋。学术之功不应以年月计，而当以百年计之；有百年之计，方有百年之树。否则，以年计之，便只能生出一年一枯萎的野草。

    二．对当代知识工作者之估价

    鉴于上述对于当代学术性质的界定，当代的知识分子，最好名之曰知识工作者或知识人，这意味着他们首先是以知识为职业而谋生的工人。作为一种职业，它与别的职业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与扫马路并无实质区别，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常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然而，知识工作者已经没有这样的良心，他们不是为良心而工作，而是为生存而工作。具有这种良心的人那是古代的文人，而知识工作者与他们远不能相提并论。君不见他们中的许多人趋炎附势，俨然一个小人，他们所具有的实在是一颗奴才之心。其他的那些人，也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作为一个工作者，其道德水准与其他职业的人并无区别，为了谋生而已，并无更高的想法，也不可能有。

    既然当代的学术已成为一种职业，那么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知识工作者们趋利媚权：谋生的第一要求是生存，在满足这个条件的前提下便是更高的要求——更好地生存。要生存得更好，就需要更多的物质财富。趋利便是这种要求的一种表现，而媚权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因为权力掌握着资源。当然，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有着冠冕堂皇的借口，给自己的行为贴上金光闪闪的招牌：内圣外王之道或兼治天下。表面上看，古代的文人确实也是如此，往往（并非趋之若鹜，相反，有不少的文人坚决拒绝官方出仕的邀请）步入仕途，但他们大多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良正之心，绝不阿谀权贵，坚持自己独立的主张，这就是文人的风骨。而这些人却不然，他们骨子里把权力看的高于学术，所谓学术只是他们通往权力和金钱之途的工具，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自己独立的主张，无论政治的还是学术的，甚至于无独立的人格，而且自愿地依附于学术以外的力量，并以这种依附为荣。他们的内心秘密也常常不经意地显示出来，比如有些得了一点势的知识工作者，以得到某某官员的召见为光荣，以参加了某某部的会议为荣耀，常常把这个挂在嘴边上。于是乎就可以看到，一些知识工作者一旦有了点权力，便不惜昧着良心颠倒黑白（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良心可昧）。这种把别的东西看的高于学术的人能够是真正的学者吗？

    不过，虽然我对上述种种持批评态度，但同时也持宽容态度，因为作为一种职业，大家都是为了谋生，为了活着，人活在世界上不容易，而活在中国的知识界尤其不容易。但是问题在于，不能把这些个玩意儿当作学术。无论什么时候，学术都应当保持一种独立的品格，不依附于任何势力和力量，否则那就不能叫做学术；当这种品格不能或不允许保持的时候，学者应当保持沉默。

    我并不否认，当代学者中依然有这样的人，依然有思想家和不出仕的人，但凤毛麟角。这也可以理解，本来就该如此，大多数人都是芸芸众生，他们的见解只是一个平均数；而思想家总是少数，他们是能够特立独行的人。

    我们这代学人具有先天的缺陷，无法与前代学者相比。前代学者（1949年之前培养出来的学者）大多具有深厚的国学底子，而且常常还具有西学的功夫。而我们这代学者却不然，几乎谈不到国学的功底，顶多是一知半解，而其西学也多是道听途说。正是由于这些缺陷，造成了当代学术界的种种弊端。

    其一，文字修养差，文章几乎无法卒读。不仅缺少文采，读起来味同嚼蜡，而且语句不通，病句随处可见，语义不清。如果说这样的文章出自名不见经传者之手，还算可以理解，可是它常常出现在所谓名家的手里，问题就严重了。

    其二，对于自己所使用的基本概念不清楚，所以滥用概念；不懂逻辑，常常自相矛盾。在我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和中国哲学等领域，这种现象相当普遍，而且这些问题也出现在知名学者的文中，而不只是博士生或非知名的知识人如此。概念的滥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西方哲学概念的误解，二是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的误解。他们自以为理解了这些概念，实际上却与这些概念的本来意义相去甚远。尤其是对于西方哲学概念，普遍地存在着到处滥套的现象。常言说无知者无畏，或许由于无知他们才敢于这样望文生义。逻辑问题则是：前边否定了的，后边又肯定了，自我否定、自相矛盾而浑然不知。比如有的人反复强调美学应当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甚至说要把哲学清除出美学领域，可是他所构建的美学及所使用的概念几乎都是哲学的！上面所说的是专业方面的问题，此外还有更低级而严重的问题，有些人连所使用的汉语概念都不清楚，不懂得基本的语法，让读者不知所云。这些问题表明，此种论著连为文的基本要求都未达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知名学者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此等作品水准如何，可想而知。

    其三，于是一些人就敢于提出一些号称自创的概念和理论，而实际上这些理论或者前人早有论述，或者根本讲不通，或者缺少根据，或者文不对题。总觉得这代学者写的东西缺少深厚的文化底蕴，看起来似乎具有开阔的视野，中西文化兼而有与之，然而却好像水中的浮萍，没有坚实的根基。所提出的种种学说、观点，多给人一种拼凑、牵强的感觉。研究马克思的人不懂德语，研究拉康的人不懂法语，如何能够使研究深入？对于基本概念的把握恐怕都成问题。连语言都不懂，如何进入文化的核心？根据翻译过来的文本进行的所谓研究，无异于道听途说。如此种种，不能不说与当今学人的西学功夫和国学功底的薄弱有关。

     其四，在我国的现代学术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体，就是所谓的学术文体。这种文体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合乎学术规范，可是读起来却总是让人昏昏欲睡。以这种文体撰写的文章毫无生气，宛如朽木。这种文体对现代汉语是严重的伤害，没有丝毫的美感。然而这一文体被规定为唯一合法的学术文体，其他文体——如诗歌、散文、故事等皆非学术文体，不算学术成果。思想的表达可以有多种形式，为什么必须用某种单一的文体呢？古代的思想就不用说了——《道德经》是诗歌、《庄子》里大部分是故事、《论语》则是格言，即使现代思想其表达形式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尼采的著作多是格言短语、维特根斯坦的代表作也是格言和一些零散的段落，鲁迅则以杂文表达思想，它们哪一个比所谓学术文体逊色呢！形式应当是多样的，正如思想应当是多样的一样。重要的当然是思想，但是在有了思想的前提下，表达的形式也并非无关紧要，真理不应当是赤裸裸的，而应当穿上美丽的衣裳，真的同时也应当是美的。

    号称“现代”的当代知识人不仅失去了古代文人的风骨，丧失了古代文人的风度，而且也根本没有学到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那种胸怀。他们中的许多人心胸狭隘、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形同政客。在学术论争中常常以非学术的手段来使对方屈服，或者用敌对的态度来看待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全无君子风度。你要是对他的观点有异议，他便会耿耿于怀，伺机报复。全然没有那种学术上的敌人、生活中的诤友的气度。

    制度具有诱导作用，所有上述种种恐怕与现行的学术管理制度和指导理念很有关系，不能仅仅将其归咎于知识人个体的品质。这些制度不改变，这样的学术现状就难以有变化，问题甚至可能日益严重。学术是自由的，这应当是学者和管理者们必须记住的核心理念。学术失去了自由，便不再是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