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书法批评形成的文化背景

遥看天河

魏晋南北朝书法批评形成的文化背景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无论是技法实践，还是理论建树，它都是漫长书法艺术形成与发展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镇。政治上的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战乱不断、礼崩乐坏的民族大分裂时期。然而这丝毫没有阻碍书法历史和其它艺术的发展，相反，还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文学艺术上的高度自觉，尤其对于书法而言。此时正是各种书体备至成熟、各种技法臻于完善，书法理论和品评走向自觉的时期。从书法批评立场来看，魏晋南北朝向我们展示了其重要的内在活力，作为一种批评模式与方法的提出与构建，此时更是影响着几千年的书法批评历程。
       谈书法批评，我们首先要上溯到东汉，从现存最早的文献来看，崔瑗的《草书势》和蔡邕的《书势》等几篇书论，主要是从技法、创作与美学上去作的总结。我们甚至可以说，在魏晋南北朝之前，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书法批评文章。值得说明的是，虽然东汉赵壹《非草书》中提出过对书家的批评，但其文章的出发点却是反艺术之道而以实用、正统的儒家思想为主导，从他以非艺术立场去否定草书即可看出，该文与书法批评并无牵连，或者我们可以说，魏晋以前，还并不具备发展书法批评的文化背景，只有到了魏晋及南北朝时期，才有了书法批评可供发展的条件。
        书法批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非常兴盛的，这可以从众多的书法理论文本中看出，能形成这样的“学术氛围”主要是具备了如下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魏晋时期，在政治上有了“九品中正制”，讲究“门阀制度”，社会重视家族祖辈，士族之间形成了人物品藻的风气，以人为主题成为了文学艺术的时尚。尤其是“文人的兴趣从议论政事转向了人物品鉴，且这种品鉴从实用的道德的角度转向审美的角度”，叶朗先生曾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指出：“到魏晋时代，在士大夫之间人物品藻大为盛行，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是人物品藻已不再像东汉那样着重人物的经学造诣和道德品行，而是着重于人物的风姿、风采、风韵。”这种人物品鉴是书法批评风气形成的基本条件，很多书法批评理论文章就是用这样的风格来书写的。
        第二，书法创作活动空前的兴盛。魏晋南北朝是各种书体发展完善的重要时期。篆、隶、草、楷、行，再加上一个“二王”现象和涌现出的数不胜数的那些书家，足以向我们证明当时的状况。书法创作的兴盛，必然会产生许多不同风格的作品，尽管时间久远，其间大多数人的作品我们今天已经无缘看到，但从文献资料和残存下来的几个名家的作品和传本墨迹来看，正由于有了这样的兴盛、这样多的书家和这样多不同风格的作品，才使得书论家们能从不同的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把这一条件看成是书法批评形成的物质基础。
        第三，“文艺理论的空前繁荣和艺术批评的大力提倡”。在理论与学术建树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说它重要，主要是指它的“多产”。这一时代，各种艺术门类的理论著作，层出不穷。文学上，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锺嵘的《诗品》等；画论上有顾恺之的《论画》和《魏晋胜流画赞》、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谢赫的《古画品录》等。“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许多理论家对文艺批评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如《典论·论文》以‘气’鉴文，分析作家气质与作品的关系；《文赋》通过将文本的分类，对他们在意与辞上不同的审美特征作了精细的辨析；《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遍涉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并提出一整套方法、原则与鉴赏标准；《诗品》以官品喻诗品，将诗品分为三品九等；顾恺之提出绘画的‘传神写照’原则，《古画品录》创立绘画之‘六法’，并以之品第前贤……这些文艺理论成果为本

时期书法批评的繁荣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学术土壤。”
        正因为有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基础，才促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及其批评风气的兴盛，这亦即是此时期出现众多书论著作的前提。

                                                                                                                                                          王    景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于堰逸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