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从小播下歧视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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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从小播下歧视的种子 2011年11月18日　 作者：朱玲 等　 　来源：浙江日报

本期主持：朱玲 　　老师，一直以来被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学校，自古就是教书育人的儒雅之地。按理说，很难将老师、学校与暴力相联系。 　　但是，近来却频频出现 “绿领巾”、“红校服”、“三色作业本”以及让差生测智商、让不守纪律的孩子脱裤子跑操场等教育冷暴力现象。这些教育歧视乱象，有些是老师的个人行为，而有些则已上升到学校层面的制度行为。 　　冷暴力，也是一种暴力。虽从表面上、在短期内看不到实质性危害，但在精神和心理层面，这颗歧视的种子，其负面影响将远远大过体罚等行为暴力。 　　教育冷暴力问题频频爆出 　　朱国良：我看到时下一些老师责打学生、体罚孩子的社会新闻，还有种种以分数简单区分好坏学生的“冷暴力”，在气愤之余常想，在我的求学时代，虽物质匮乏，但却有质朴的师生之谊，有值得骄傲的老师。说来我早该近视了，小学三年级时视力不好，班主任张老师不仅在课堂里提醒我注意保护视力，督促我做眼保健操，还几次家访，要家长监督。在我四年级时，他送我一本《红岩》，这对于我走上文学写作的道路很有帮助。后来升入高中，班主任是位姓蹇的女老师，著名作家的女儿。我有时会自卑地想，学校干部子女多，她大约不会看得起我们这些工人子弟吧。但有一次，我生病了，高烧一直不退，家里没人，老师亲自送来了药，还做了粥，又帮助做家务。教过我的这些老师，让我常常由衷感到：师恩如海，不可忘怀！ 　　吴晔：其实现在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现在教育各方，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都觉得压力大、不快乐。这个是典型的缺乏幸福感，其实也深深影响到老师教书育人时的心态。而由此也想到，我们的教育目标到底是什么？孩子成才为了什么？ 　　王玉宝：此类冷暴力事情绝对是违背了教育本身的应有主旨。不说有教无类、循循善诱之类的大原则，戴“绿领巾”、测智商之类行为直接给学生贴上差等生标签单列出来，伤害了学生幼小的心灵，伤害其敏感的自尊。美好的教育，有教无类的教育，教人向善的教育，教人自尊的教育，就是这样教育人的？ 　　当然，近期教育暴力问题被关注、被热议，映射了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个体尊严意识的觉醒。而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教育“出此下策”，是违背社会主流价值潮流的，是值得教育反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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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暴力是教育功利化结出的果　　谢正法：我们不能从小播下歧视的种子。冷暴力的本质是歧视，即对学习成绩差或纪律表现差的学生不但没有一视同仁，没有给予更多的关爱，反而实行不平等的惩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今天你种下了歧视的种子，明天收获的将是不平等的果子，这种逆历史进步潮流而动的做法，与建设和谐社会、培养现代公民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吴晔：我们这些80后，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成为门门功课全优的人。但是，反观现在那些优秀的高校毕业生，他们却面临着“毕业即失业”、专业与社会脱节等就业问题。于是，“考研热”、“考公务员热”、“出国留学热”在他们迷茫的人生选择中开始兴起，而这却又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
　　江于夫：原先我们都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医生是“白衣天使”，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自豪感，但是现在各行各业的职业操守都有弱化的趋向，这是大环境的因素。其次，学校和老师都不得不围着高考的指挥棒转，这也是造成教育冷暴力的深层原因。此外，现在每家每户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很迫切，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家长在衡量学校教育水平方面，也会或多或少对老师施加压力。
　　王玉宝：我们一般很容易将此类现象与教育功利化挂钩。但实际上，羞恶差等生，在这些事件中，采取了集体化、制度化、公开化的形式实现。从中国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这说明功利化现象在教育领域更加嚣张了，它实际是教育的倒退。某些教育者，目标不是为了学生的成长，而已经退化到只管争业绩、通过这一套异化的考评机制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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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冷暴力要不得　　朱国良：我们要求作为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教师“堪为人师而模范之”，还是应该的。但是作为老师，他们也需要社会的理解，家长的谅解。如今他们也面临压力大、教务重、焦忧多、心绪差等情况。但如今社会风气也趋向浮躁，对老师的关怀爱护有时候只成了教师节的几句客套话，对老师生活、工作上的疾苦体谅和理解很不够。老师是一个很崇高也很辛苦的职业，教书育人，早起晚睡，薪水微薄，我们应当加强对老师群体各方面的关心爱护，这是非常必要的。
　　吴晔：面对教育，教师、家长、社会、孩子都应该有目标。首先是家长希望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其次是家长在明确培养目标后，如何与学校、老师沟通好，共同留心孩子的兴趣，开发孩子的潜能；最后，希望能够有一个宽松的社会教育环境，为教育减负，为老师减负，这样才能真正给学生减负。
　　江于夫：整个社会应该要转变人才观、成才观，特别是用人单位需要转变用人观。现在，我们对于成才的观念还比较狭隘，官本位的思想对成才和教育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导向影响。其实，从社会分工来看，我们最缺的是技能型人才，而现在高等教育是发展了，但职业技术教育却还很短缺，我希望在未来可以有某几所职业学校成为莘莘学子所向往的理想志愿，也许到那时候，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就会真的退出舞台。
　　王玉宝：所有的文化都有根。中国足球走不上世界舞台，有中国足球文化的根；出不了诺贝尔奖，有科研文化的根。教育的功利化也有它的根。假如高校选拔学生不是唯分数论，这一套分数机制就不会一节节传递到中小学；假如我们的高等教育不是如此的市场化、功利化、单一化，家长就不会给学生施加如此大的压力。假如教育管理部门对学校、学校对老师的考核多一些人性化，避免过度的恶性竞争因素，学校也就不会被逼上出“馊主意”的境地。有数据显示：47%的教师认为新课改后学生的课业负担反而加重了，31%的教师认为新课改在促进素质教育方面效果“不明显”。这是值得反思的。不改进不合理的教育行政管理机制，任何创新和新做法经由这种不合理机制的作用，都会变形。
　　谢正法：“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发展”，解决教育冷暴力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而改革的首要工作是重构价值观。教育价值观的根本在于把学生培养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确立了把学生培养成为现代公民这个目标，自觉地把现代公民民主、科学、法治这些基本素质融入于教育全过程之中，那么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不要等到坐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识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陶行知先生的话，至今还对我们很有启迪。
　　（本期“圆桌论坛”参与人员为本报理论评论部谢正法、朱国良、江于夫、王玉宝、朱玲，实习生吴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