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一个理论的前提是先要有“同情之理解”

管季超0712

批评一个理论的前提是先要有“同情之理解”   一、略释“同情之理解” 来源：http://www.0517lif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23     同情之理解是文学批评和史学批评的常用术语。庄子说，必先成乎心而有是非。“同情的理解”，指的是：首先假定对方的言论是正确的，然后试图去理解其语言背后的逻辑和用意，然后再看其逻辑中是否有疏漏或不全面的地方。 举几个例子说明吧，就像现在许多人说胡适的白话诗不好，自己不是诗人写得都比他好，但你不要忽略“五四”时期的时代背景。在文言写作盛行的时代，胡适能写出《两个蝴蝶》那样的诗来，需要多大的勇气和信心。再比如，有人说陈寅恪作为大师级的专家，却去研究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真是不值得。一个妓女有什么研究价值，但你如果了解陈的不幸身世，就知道“著书唯剩颂红妆”中所隐含的悲愤和深意。再举一例，钱锺书的《宋诗选注》，有人不理解，说钱锺书为什么不去注唐诗呢？注唐诗不更有学术价值吗？可你如果知道文革的背景，知道钱已被批斗，哪里有学术自由啊。宋诗选注是“钦定”的任务，选的宋诗又很不好，但钱锺书的过人之处是，以自己的渊博学识，“戴着脚镣跳舞”，注解相当好。现在研究宋诗的，绕不开这本论著。行家一看其书，就知道选诗和注诗的不是一个人，可外行却说，以钱锺书那样的“文化昆仑”，怎么选那么差的宋诗作注。 稍作拓展，很多文学交流之所以最终“流产”，原因就在于参与者在没有充分完整理解发言者的意见之前，就主题先行，迫不及待地说出了自己的错误观点，从而贻笑大方。如有同情之理解，则评论相对会客观和公正得多。 二、史学家的“同情之理解”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2月07日南方都市报 　　《袁氏当国》近日内地出版，重审袁世凯的是非功过 　　史学家的“同情之理解” 　　热点聚焦 　　谭伯牛(特约书评人) 　　二次转型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背叛共和，是否情非得已？　在“复辟”闹剧中，袁世凯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 　　“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世凯)有正面评价之书。有之，或自不才始也”；对近代史稍有涉猎的读者不难看出，这句话的句式，乃戏仿谭嗣同的名言：“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个戏仿者，便是当代史学名家唐德刚先生；而对袁世凯“正面评价之书”，便是他写于1998年的《袁氏当国》。 　　长期以来，有关袁世凯的著作、论文，尤以论述自戊戌变法至洪宪改制之间史事者，几莫不以全盘否定为宗旨，厉声痛骂袁氏告密(出卖谭嗣同等人)、卖国(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窃国(改制当皇帝)的诸般劣行。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史观上的调整及新史料的发现，经杨天石、房德邻、孔祥吉、茅海建等史家“联名”“辩护”，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犯下告密罪、与日本磋商“二十一条”时犯下汉奸罪的指控已被驳回；唐德刚此时犹然自诩作为“正面评价”的开山之作，且此书又题为《袁氏当国》，那么，可以想见，对于袁氏最大一宗罪状——在共和年代突然开倒车、做皇帝，唐德刚此书将会有一番与众不同的阐释。拜读毕，窃谓此书固非人云亦云，然亦非强求立异、刻意翻案者，实在是深具“同情之理解”的“一家之言”。 　　三千年历史，两次大转型 　　所谓“同情之理解”，指的是唐德刚在“读破千卷史书”后，即已对洪宪登基前后之时局(历史事实)洞若观火，乃能结合自创之中国社会“转型”说(历史哲学)，用以“正面评价”袁世凯及同时诸人乃至那个时代。 　　唐德刚认为，三千年来中国经历过两次“转型”。第一次，即“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使中国“从一个高等群居动物的部落主义(Tribalism)转向一个以自由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制度；和中央集权，以高度科学化的文官制度为骨干的，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宇宙帝国(Universal　Empire)”(唐德刚著《晚清七十年》，第37页，岳麓书社版)，这次转型肇端于战国时的商鞅变法，完成于汉武帝时的“盐铁专卖”，历时二百馀年。第二次，则肇端于辛亥革命，将“从帝国制度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此一转型，在唐氏看来，虽历时近百年，犹未告成；如舟行三峡间，沿途尽是激漩急湍，凶险万状。然唐氏又坚信，“不论时间要拖多久”，此一转型必将完成，因为，这次转型“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都改变不了的”(本书第92页，后仅标页码)。袁世凯在民国建立后践踏法律、悍然改制，正是转型期内必然会出现的怪现状之一种，无足诧异；正如此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虽是“比传统帝制还不如的寡头政治”，但毕竟是时代的反映，是转型中“不可或缺的恶政(a　necessary　evil)”(97页)。前途光明，道路曲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二语，庶几为唐氏历史哲学的宗旨，然更可视作他对中国之爱的真情流露。他常常强调，“历史学家也是人嘛”，著书立说哪能毫无情感呢。由此，在“理解”唐氏的历史哲学之后，我们更易体察到他对人物及其时代的深切“同情”。 　　背叛共和，是主动还是被迫？ 　　据其所述，袁世凯之称帝，可概括为：为时所逼，为人所诱。 　　民国建立，首任总统为孙中山。但是，孙中山以及他的同志都明白，“袁世凯那时在国民心中的声望，似乎还在孙公之上”(37页)，以当日之混乱局势，舍袁世凯外，实无真正压得住台面的人物。袁世凯“声望”之隆，不仅在于他掌握了最精锐的部队——北洋六镇，更得益于他一手操办了清室逊位的大事——唐氏称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以此，民国才能在武昌首义后迅速建立，而全国不致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于国于民，袁氏此举功莫大焉。鉴及于此，孙中山只做了45天的临时大总统，便辞职让贤，与参议院诸君一道敦请袁世凯出任总统。 　　但是，孙中山并非全无机心者，为防止袁世凯日后专权过甚、妨害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特地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原定效仿美国之“模范”制度——总统权力甚大，改为法国的内阁制——首相当国。这部《约法》由宋教仁起草，他就是那个汲汲于担任内阁首相以架空袁世凯的人。然而，宋教仁是“一流的政治家，却是末流的政客”(62页)，他到处演讲，声言要组织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且不讳言“加强党务，宣传夺权”。袁世凯此时虽未萌称帝之心，但绝不甘心做一个内阁负责制下的“虚君”，因此，宋教仁旋即被暗杀，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并无证据表明袁世凯直接下令杀宋；然其事为“袁党”主谋，则事实确凿，不容诡辩。 　　不过，孙中山因此发动“二次革命”，兴兵讨袁，在唐德刚看来却是大大的不对。他借用袁世凯的话，说：“共和国家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范围。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权案始末又经法庭公开者，不得轻加论断。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实与法律违反者，不宜信口雌黄”；孙中山此举，不啻视法律如废纸，欲以军事手段代替刑事侦判，直可称之为“叛军”矣。袁杀宋固为一错，国民党以暴易暴，也是一错。唐氏乃曰，“历史不是数学，两负不能变成一正”，“此例一开”，“三错、四错随之而来，就变成武力至上、军阀混战了”。杨度尝谓，宪法之可贵，在于“贤者不能逾法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而为恶”(《君宪救国论》)；梁启超很佩服这句话，说“于立宪精意，能一语道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孙中山固为“贤者”，然罔顾国法，虽“为善”亦无足取也。至此，“第一次内战”开始，袁世凯与孙中山彻底翻脸。两方军事实力对比，国民党莫望北洋之项背，故不期月，袁世凯便平定了“叛乱”。孙中山奔日本，开始“联日倒袁，搞分裂活动”(83页)。战乱虽平，袁世凯之心却不能平：原来，共和之世，大家仍不讲法律，犹“须由枪杆决定一切”，这与帝制有何本质区别呢？此可谓为时所逼，袁世凯渐萌背叛共和、转回帝制之心。 　　袁世凯称帝，谁在背后推动？ 　　袁世凯身边，善于揣摩上意(read　his　mind)者，不乏其人，杀宋教仁固然是他们的功劳，推动帝制当然也少不了他们。除了众所周知的筹安会、请愿联合会，他们还从美国引进一位高人，为帝制给出了学理上的根据。此人便是一流政治学专家、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后来差点被推选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古德诺教授(F.J.Goodnow，1859－1939)。他被请到中国作了一年半调研，写出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广征博引，结论曰：“中国如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二卷，951页)。吾国近代一直有崇洋之风，流被所及，袁世凯亦不例外。民主先进国家中第一流专家今亦赞同帝制，对此前“又想，又怕；又默认，又否认”(170页)的袁世凯来说，不啻服用了一颗超级大力丸，再经其子袁克定、智囊杨度等狂热分子一通天花乱坠的鼓吹，袁世凯终于把持不住，做出遗臭万年的事体。此可谓为人所诱也。 　　虽然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原谅 　　当然，虽可谓被逼被诱，袁世凯决不能以吾国足协惯于借口之“负该负的责任”逃罪，他必须负全责，盖“士君子为政，治国安邦，自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而曰为小人所误，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152页)。不过，唐氏之议论若止于此，犹算不上真正的“同情之理解”。他的高明，在于厘清史事，取得对袁氏当国的“同情”后，能够表示出对近代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辛亥革命后，绵延数千年的帝制在表面上虽被废除，但中国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即完成第二次“转型”——仍需很长很长的时间方可奏功。袁氏痴梦固不久长，百年亦嫌其短矣。 　　唐氏之论，固可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然其确具“同情之理解”，不愧为“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则窃心许焉。简雅可诵之文字，引今证古之妙喻，尤其馀事耳。 　　图： 　　《袁氏当国》唐德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17元。 三、有效的交流需要“同情的理解” 来源：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259815/ 我曾经一度退出豆瓣一年之久，原因就是我发现很多交流是“无效的”，最终除了自说自话并无其他益处。“同情的理解”这个说法已经提出很久了，我深表赞同。尽管我个人的确也曾被指责过于主观，但我希望能够和大家一同努力达到“有效的交流”。 所谓“有效的交流”在我看来就是针对某一个问题能够产生建设性的、更全面和合理的意见，并且得到交流者的认可。 要达到“有效的交流”，我以为“同情的理解”必不可少。庄子说，必先成乎心而有是非。很多交流之所以最终“流产”，原因就在于参与者在完整理解发言者的意见之前，就迫不及待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我理解“同情的理解”，指的应该是：首先假定对方的言论是正确的，然后试图去理解其语言背后的逻辑和用意，然后再看其逻辑中是否有疏漏或不全面的地方。 当然，“同情的理解”作为一种态度，首先是需要前提的： 1 交流者共同约定以严肃、真诚的态度进行讨论，而不以树敌为己任；同时总是力图更“清楚”地表达自己。 2 交流者都同意：任何成员都不掌握绝对真理，讨论的目的便是共同达到一个更优的解释，就像Team Work一样 3 这并非必须，但我这么认为：“真理”是不存在的，我们永远只能达到“近似地正确”，讨论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加近似”。 希望能够得到关于“有效的交流”更多的意见，令其“更加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