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词汇研究须“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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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词汇研究须“高调”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53 期 11 版“语言学 ”文章之一。　
现代语言学创立人索绪尔认为：词“是一个加于我们的心理的单位，是语言的机构中某种中心的东西”。然而，对于词这种“东西”，是人人耳中能听却又人人把握不定。语言学概论著作常常说，词是语言中可以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话虽简洁，却不大顶用。还是中西语言哲学理论更能启人深思。譬如，老子认为：“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卡西尔立足于人与生存空间的互动历程，深入地考察了语词等各种符号形成发展的机制，提出了人是“符号的动物”的著名观点。哲人们的论断很是深刻，但不免也带点玄妙，必须在观察、学习和研究中加以消化与验证。

开启多维视角而突出主要视角
观察和研究汉语词汇，首先必须感知到它们在汉语系统中的存在和在汉民族与其生存空间互动中的存在，必须感知到它们对于主体人而言的存在和对于所指物而言的存在，必须感知到它们的整体性、系统性存在和部分性、个体性存在，必须感知到它们在储存状态中的存在和在创造过程、运用状态中的存在，从而开启多维的观察研究视角。例如，着眼于词汇系统的内部规则或着眼于词汇系统的外部关联，解剖词汇、词义的微观结构或把握词汇、词义的宏观发展，对词汇系统存在的事实进行定量、定性的分析描写或对词汇系统发挥的效应进行合理可信的综合解释，开展符号学、名称学的词汇研究或者开展社会学、文化学的词汇研究，编写特定时代与社会的“文化词典”或者编写特定个人与群体的“心理词典”，进行词汇的分类统计或者进行词汇的信息处理，等等。每一种研究视角必有自己的彰显性和遮蔽性，必有相应的独特性与关联性，每一种研究视角都不能包打天下，也不能相互代替。

　　但是我们认为，在这多维视角之中，有一种更为根本的视角应该重新开启，那就是坚定地立足于汉民族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历程，关注民族人的造词、用词、释词活动，考察汉语词汇作为表征符号、中介符号形成发展的机制与规律。这主要是因为，语词作为“心理的单位”的表征符号，是人为了更好地开展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而创造的，是作为人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中介符号而存在的，是在人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中造就其根本属性、发挥其主要功用、形成其发展规律的。如果没有人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就没有语词符号的形成、存在和发展机制，更无所谓语词符号的根本属性、主要功能和发展规律。所以，只有立足汉民族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我们才能开拓主要视角，更新词汇观念，正本清源，把握关键，强调以前不曾强调的机制与规律、特性与功能。

确立多层目标而突出最高目标
由于汉语词汇既在汉语系统中存在，又在汉民族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中存在；既是对指称物而言的存在，又是对主体人而言的存在；既是个体性、部分性的存在，又是整体性、系统性的存在；既在贮存状态中存在，又在创造、运用状态中存在；既是“存在的家园”，又是人居住的“家园”。所以，汉语词汇研究的目标应该是复合性的、层次性的、人文性的。具体说来可以是：由个体的而群体的而整体的，由专书的而断代的而全史的，由词形的而词义的而词形、词义相结合的；既是词汇系统内部规则的，又是词汇系统外部关联的更是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既是对词汇词义发生发展轨迹之描写的，又是对词汇词义发生发展机制之揭示的更是二者之相互发明的，等等。

　　每一种研究目标，都有其价值与局限，每一种研究目标都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相互的关联性，各种研究目标可以相互补充并且有序地组合成一种更高的目标。我们认为，在这多层研究目标之中，应该有一种更为高远的目标，那就是“认识（民族）人自我”。这主要是因为，人是创造语言符号、运用语言符号、通过语言符号与其生存空间开展互动并且由此创造文化的动物。正是在语词符号化活动的激励下，人才能滋生出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抽象力，才能在与交际之“你”的关系中产生出主体性，才能开始反思生活和理论生活的过程，才能建构起理想并找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从而发展出一种不断审视和更新生存空间的能力；正是在语词符号化活动的作用下，人才能使各种存在物在分类概括中呈现出来并且变得可以理解，使整个世界在切分重组中呈现出来并且得到重构，人也因此而能拥有存在物、拥有世界并超越之。总之，正是这种语词符号化活动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所以，只有为人文科学之一部分的词汇学确立这种最高目标，我们才可以立足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基础，突破其畛域，追溯其源流，关注汉民族人的造词、用词、释词活动，探求汉语词汇词义形成发展的动力、方式、结构与效应，从中窥见民族“人”的生存方式或根本特性。

拓展多种思路而突出基本思路
通过以上论述应该可以理解，汉语词汇研究既要拓展多向思路，又要突出基本的思路，即从主要视角出发，面向最高目标，将个体的语词符号放入整体的词汇系统之中，将整体的词汇系统放入汉语大系统之中，将汉语大系统放入民族人与生存空间互动的中介系统之中，从而认识汉语词汇形成发展的机制与规律，认识汉民族人在语词符号化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生存方式、根本特性和存在价值。对于具体的词汇研究而言，这一基本思路又可以分解为认知学思路、解释学思路、文化学思路和哲学思路。所谓认知学思路，主要强调，着眼于民族人的认知活动，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发掘词汇资料，寻找相关史料，探究汉语词义词汇形成发展的主要动力、内在根据、基本规律及其在民族人与生存空间互动中的作用和效应，以发现汉民族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进而窥见民族人的心智特征。所谓解释学思路，主要是强调，在认知学思路的基础上，从解释活动的角度，运用解释学的方法，研究民族人是如何在解释中形成词义、在解释中运用词义、在解释中理解和发展词义的，特别是探讨词汇的创造、运用和接受对于存在的解释和对于“人性”的彰显。所谓文化学思路，主要是强调在认知学思路和解释学思路的基础上，从文化活动的角度，运用文化学的方法，研究语词作为文化表征的必然性和功能性，研究语词与文化的多重互动关系，研究这种多重互动关系对于“人性”的促进与彰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探讨“文化的创造发展与词汇的创造发展”、“文化的超越方式与词汇的运用解释”、“文化的内在秩序与词汇的内在秩序”。所谓哲学思路，主要是强调，在以上思路的基础上，进而从哲学的高度、用哲学的方法研究：民族人如何创造和运用词汇以揭示世界的存在、彰显自己的价值、建构自己的文化世界，而人的这种特定存在方式，又如何促进着、引导着、制约着民族语言词汇的创造、运用和发展，并且因此而形成了何种风貌与哪些规律。以上四种思路，是以人为起点、为中心、为归宿的多样而统一的系统，其深处则是相互结合、相互贯通的。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周光庆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