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显城市品格：江南文化的现代转型

教师之友网

彰显城市品格：江南文化的现代转型
2011年08月11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9日第212期 作者：葛永海






　　按照20世纪30年代卫聚贤等史学家的观点，“吴越文化”泛指上古时代（包括新石器时代与金属时代）江南一带的文化。后来，史学界学者对此作了补充探讨，基本形成了“以六朝为分界，六朝以前称吴越文化，以后称江南文化”的看法。笔者认为，该观点似还可修订，如果将“江南文化”视为吴越文化之后江南区域文化的特殊阶段，则江南文化之进入近代，其内涵与形态发生大变，历经中西文化之交流与融合，遂形成了以上海为龙头和轴心，影响力涵盖长江下游地区的“海派文化”。其文化内涵自居一格，可与吴越文化、江南文化交相辉映。

　　城市文化是近代江南文化的典型形态

　　检视江南区域文化的现代转型，首先需要明确其在典型形态上的转变。

　　在江南区域文化中，城市作为各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区位优势。但长期以来，小桥流水的乡村文化庶几成为江南区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图景和形象标识，直到近代，城市才真正走到了历史前台，城市文化随之成为江南区域文化的典型形态。在江南区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存在一条清晰可辨且富有深意的历史轨迹：方国文化—地域文化—城市文化。从方国走向地域，如同消解释放，从地域走向城市，则是收缩集聚。

　　那么，城市文化何以成为近代江南区域文化的典型形态？可以说，这是内外文化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明清以来的江南商业文化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在物质积累与精神资源方面都为上海的城市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尤其是明中晚期以来由阳明心学所引发的、源于士商文化交融与冲突的启蒙思潮，更成为上海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西方工业文明的进入，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的移植，使上海迅速获得了通向现代化道路的物质实力和制度保障。在解释历史发展的动力来源时，有一种观点值得关注：“历史运动的向度并不是单一的。有时时间的积累构成了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在做纵向的线型运动；而有时空间的沟通与传动也能形成一种历史力量，使社会在横向运动中发展前进”（乐正著《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在近代中国，随着工业文明的渗入、经济交流的加剧，纵向的“时间递进”逐渐让位于横向的“空间传动”，城市无疑成为“空间传动”的主要受益者，茁壮发展的城市文化最终决定了江南文化的历史方向。

　　现代传媒助推江南文化的历史转型

　　江南区域的城市文化又是如何实现精神内涵的现代性蜕变？笔者认为，现代传媒对于城市文化的革命性意义尤其值得关注。现代传媒的出现，改变了城市空间，改变了传统的文化娱乐方式，也改变了市民的生存状态乃至介入社会的方式。

　　江南报业的出现以上海为最早。最早是外国人办外文报刊，读者对象为外国人；后来逐步发展为中国人自己办中文报刊以供国人阅读。报刊建立在商业经营的基础上，它的繁荣往往需要较大消费需求的文化市场，而上海恰恰可以提供这样的市场；同时，报刊也培育了它们所需要的读者。1872年，英国人美查创办《申报》，开始的发行量只有600份，三年之后，一扩而为6000份，成为当时盈利甚多的报纸。《申报》之创立影响深远，它标志着上海报业的成熟，也表明上海的报刊消费市场已经形成规模。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市民需要，文学期刊也应运而生，涌现了一大批有着全国影响力的小说刊物，如《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新新小说》和《小说林》等。

　　现代传媒的出现，从整体上改变了城市文化的内在结构，推动了江南区域文化的现代转型，具体表现在文化主体、生活内容、文化精神三个方面。

　　市民是城市文化的主体，上海市民所继承和吸纳的正是明清以来在江南商业文化氛围中浸润良久的市民阶层的固有传统。在传统社会中，从城市居民到市民的转变经历了特定的历史阶段。北宋初期，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将城市居民列为“坊郭户”，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区别开来。这是对市民身份的首次官方确认，可以说，从此时开始中国古代的城市居民才真正成为市民。而近代以来，城市居民完成了主体身份的第二次重要转换，此次动力来自西方媒介文化的洗礼。某种程度上，正是现代传媒的出现，在城市中通过培养文化趣味和营构舆论空间，使市民进一步变身为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

　　报纸期刊等现代传媒对人们的城市生活方式乃至生活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随着上海被辟为“租界”，十里洋场，纸醉金迷，报纸期刊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对洋场风月繁华的记述和描绘中，以《申报》为代表的报刊媒介极尽推波助澜之能事。早在1872年4月30日《申报》创刊伊始，就公开征求“骚人韵士”们的“短什长篇”，描绘城市生活，并很快得到了强烈的反应。当时的诗作典型如“丹桂园兼金桂轩，笙歌从不间朝昏。灯红酒绿花枝艳，任是无情也断魂”（《申报》第69号），极力渲染风月繁华。这种风气一直在报刊界弥漫，1897年，李伯元主办上海第一份小报《游戏报》时，意在强调文学的消闲性质，表达享乐主义的人生态度。此后，创办于20世纪10年代的《礼拜六》对此更是推波助澜，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成为“鸳鸯蝴蝶派”的标志性刊物，“鸳鸯蝴蝶派”将城市言情的文化传统推向了一个空前的高潮。

　　另一方面，19世纪80年代以来，从宣传维新变法到主张革命，上海又成为时代先进思想的宣传基地。1896年8月《时务报》创办于上海，梁启超成为报馆主笔，以文字为武器宣传维新思想，大力提倡和推广报章文体，使之在全国蔚为风气。《时务报》创刊号开宗明义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强调了报纸的地位和作用；第二篇文章是《变法通议自序》。这两篇文章奠定了梁启超报章文体的写作风格，从中足以看出，其时论文章充沛的感情和强大的号召力与感染力。

　　言情与时议重构江南文化内涵

　　从城市生活内容到文化精神，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城市文化之发展俯仰依违于传统趣味与现代意识之间，顺着言情文化、时议文化两条主要线索前进。该两重文化主题的发展演进，形象地诠释了上海城市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内涵重构。

　　享乐冶游、风月言情是江南的固有传统，张瀚《松窗梦语》有云：“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上海立足于明清以来以苏、杭、扬为中心的江南市民文化传统，同时吸纳和接受更多具有西方特色的文化娱乐形式，营造出中西合璧的商业文化氛围。尤其是借助现代传媒，通过各类新闻报章、文学期刊采写和编织悲欢离合的婚恋故事，以投合广大市民对于风月言情故事的天然爱好，在展示江南区域文化感性婉约的精神内涵的同时，也凸显出城市消费文化的本质属性。

　　时议则是另一种文化气度，它上承明清启蒙文化的思想传统，突出城市作为舆论中心的功能和意义，展示了江南文化中集名士气度与公民意识于一体，融会贯通、推陈出新的批判品格，将江南文化精神中的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兴亡有责等思想质素和精神因子淋漓尽致地加以挥洒，它所树立的思想标杆则成为后来海派文化生生不息、绵绵不绝的精神动力。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