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国：刘绪贻的“思想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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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刘绪贻的“思想按摩”                                                        百岁智者胜宝书。登临九十五岁高峰的著名史学家刘绪贻先生，以对“从儒学获取既得利益”的理性批判，成为当代批判新儒家独树一帜的重镇，成为学界的新热点，李慎之、许良英、高放、徐友渔、方克立、谢泳、朱正、刘洪波等文化知名人士人纷纷表达对其敬意。其作为吴文藻、陈达、费孝通、潘光旦高足留学美国的传奇经历，其校勘五朝，阅尽四海，宁可一再“走麦城”，也坚决逃出“儒生既得利益集团”的九十五年心路历程，多少山重水复，几多柳暗花明！为捷足先登，曲径通幽，2007年7月18日晚，借朋友指路，我独上珞珈山，探入刘绪贻书斋，与刘老“一部旧书喜相逢”，开怀放谈冲禁区；怀念李慎之，笑罢“反右”笑“民本”！悲壮努力，发聋振聩；书信狼藉，“浪遏飞舟”，不知夜深沉！…… 养生之道在于自我全身按摩 看上去，虎壮身材的刘绪贻先生顶多七十来岁，老人常见的虚胖与清瘦皆与他无缘，他红光满面难见皱纹，膀阔腰圆肌肉结实，每天下午到深夜12时，都在液晶电脑屏幕前敲键盘如弹钢琴，一篇篇学术争鸣与社会时评从他指上流出……如此宝刀不老，老而弥坚，有什么健身长寿秘诀？ 刘绪贻先生慷慨解囊：“我就是那么几点东西，一个就是我的生活没有坏习惯，另外就是思想比较开朗，性格比较开朗，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按摩活动坚持得很好。我自我按摩，你看我脸上斑点皱纹不多，你看我手上皱纹都很少，为什么会这样呢？1936年考清华那一年，我在《中学生》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它说你洗了脸以后，就摩擦脸部，很简单，就这样摩擦50下。我从1936年坚持到现在，没有停过。就是这样上下摩擦，我先前是50下，后来到70年代增加到80下。到了70年代，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简易按摩法》，我就按它指导作全身按摩，后来又根据在报纸上看到的和群众中听到的方法，增加了一些新内容。我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自己全身按摩，每天大概要花45分钟左右。” 如若这种自我全身按摩的保健方法确有长寿之力，倒是一种简便易学可以推而广之惠及百姓的健身捷径。不过，这只是刘绪贻先生3条健身法宝之一，另外一条，“生活没有坏习惯”，也有办法争取，最难的是最后一条，如何做到“思想比较开朗，性格比较开朗”？这可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事。                          “思想按摩”可保“思想比较开朗” 当结束5个小时的访谈，了然刘绪贻先生95年心路历程时，我明白了刘绪贻先生是在以“思想按摩”保证“思想比较开朗，性格比较开朗”。 何谓“思想按摩”？有两个层次。 其一，永远工作，永远思考。刘绪贻先生1987年离休时，已经74岁，这比正常离退休年龄延长了14年！不仅仅如此，即使离休后，刘绪贻并没有清闲下来，仍然一如既往，节假日都不休息地进行学术研究，今天虽然已95岁高龄，仍然天天在电脑前工作。 刘绪贻一生的主要著作，基本上都是他60岁以后的工作成果，《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和《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虽然写于1947年和1948年，前者的中文版完成于1995年，出版于2006年，后者结集出版于2001年。寓改革思想于史学的力著六卷本《美国通史》(人民出版社出版，与人共同任总主编，并主编主撰其第5、6两卷)，专著《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人共同主编的《美国研究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编主撰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主编并参与撰写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和主持、参与或审校的《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美国社会发展趋势（1960-1990）》、《罗斯福与新政》、《多难的旅程》等11种译著，都是60岁以后出版的，而且多半是在离休之后的20年中。 刘绪贻相信，如果他在离休后像一些老人一样，真的终止工作享清福，他恐怕早就病倒了。当然，这并非说离休后工作节奏可与离休前一样高速度，离退休后工作节奏可以因人制宜地放慢一些，但决不能将离退休理解为毫不工作的休息。 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思想。人永远不能当闲人。刘绪贻先生的长寿经验提醒人们，今天世界先进国家将退休年龄普遍延长到65岁以上，是有科学根据的。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不是道德的要求，而是人类生命健康长寿的需要！中国也应该根据世界科学家新的生命学保健学来重新界定离退休年龄。              保持思想的批判性和敏锐是更重要的“思想按摩” “思想按摩”意味着人的大脑思维不断要有自力运动和外力冲击。因此刘绪贻一生努力保持思想的批判性和敏锐，由此既自我按摩，也接受外来冲击，以求“流水不腐”。1940年获清华大学社会学学士后，刘先生一直在寻求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194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写成独树一帜的社会学专著《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成为刘绪贻一生坚持批判各种伪民主、“新儒学”的理论基石，直到2007年他迈入95岁高龄，仍然以“再论把‘民主’和‘民本’区分开来”等民主檄文深刻批判种种新儒脸谱下的“皇家和儒生阶层相互合作”，完全应承了一位著名思想家2002年对他的期望：“以老迈之身，无畏之精神，大声疾呼，作悲壮之努力，发聋振聩！” 刘绪贻一生有多次荣华富贵的机会，但他宁可一再“走麦城”，也坚决逃出“儒生既得利益集团”。1949年春，他成为中共武汉地下市委外围组织“武汉市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武汉大学分会教授支部书记，武汉大学教授会主席。武汉解放后，他成为协助中共接管武汉大学的军代表的“协助接管委员会”主席，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代秘书长。为了不愿做个“只听话而不能做事的官”，他婉谢了中共中央统战部让他出任民主促进会中南区筹备委员会主任的建议；为了难与中共任命的武大秘书长徐懋庸合作，他拒绝了武大副秘书长的任命。他想回头从事教学工作，但因1952年社会学学科被取消，他“英雄无用武之地”，开始了人生的“走麦城”，被迫离开武大到武汉市总工会当宣传部长，结果在肃反、反右中定为“内部控制”的“中右”，失去了预备党员身份；好不容易在1964年重返武大历史系，开始专研美国史，却又被“四清”、“文革”搅得暂停，挨整，直到1979年才“枯木逢春”，担任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主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但是，为了坚持公正评说罗斯福“新政”，纠正当时影响改革开放的极左观念“美国仍是腐朽资本主义”论，刘绪贻以“庖丁解牛”的学术论证提出了“美国是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观点——罗斯福“新政”作为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既不同于列宁论述的只对资本家、银行家有利而对工人、农民有害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对内专制独裁、对外扩张侵略的法西斯式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是一种西方学者称为“福利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刘绪贻先生1981年发表了“罗斯福‘新政’对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作用”一文，同年又在美国史研究会苏州年会上宣读了论文《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结果得罪了一些左派大佬，一位高官夫人的老友，此人出身学术世家，身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却将学术之争政治化，她不遵循学术争鸣的正当途径，用学术研究反驳刘绪贻，而是向上级领导写信告刘绪贻“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领导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轨道”。结果有关单位顶不住压力，就把由刘绪贻任秘书长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秘书处从武汉大学转移到了南开大学。然而，是非自有公论，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理事长齐世荣教授1984年4月5日给刘绪贻来信说：“现代史、尤其是战后的当代史，一向列为禁区，无人敢碰，您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很值得我学习。”由于刘绪贻“为罗斯福新政翻案”，结果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界重新认识罗斯福新政，改变了“罗斯福新政完全代表着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摧残了人民民主权利”的极左观。而今，刘绪贻的“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已被我国美国史和世界史出版物所沿用。刘绪贻历24年精益求精与杨生茂教授共同任总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享誉中外，李慎之为他为罗斯福“新政”成功翻案祝贺，美国总统老布什为他翻译其自传写信致谢，《美国历史杂志》聘其为国际特约编辑。 对于这场“罗斯福新政之争”，刘绪贻认为其实质在于“新儒生”与“现代知识分子”之争。儒学的核心就是以最高统治者皇帝为核心形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社会秩序，凡事不是以实践检验真理，而是以“最高指示”和教条为是非标准。一些极左思想顽固的文化人，看似生活在现代，实则仍如古代儒生一样，以“儒化的社会主义”为教条。他们往往像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会出现“人质爱上绑匪”的病态。 勿庸讳言，刘绪贻先生为他的坚持“思想按摩”付出了沉重代价，他虽然学贯中西，思想新潮，著作等身，却常常穿小鞋，挨暗箭。作为一个有60多年学术生涯的老学者，有55年党龄的中共老党员，在年届95高龄时，经常处于一种边缘状态。 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刘先生90华诞时，北京、南京的黄安年、任东来、杨玉圣3位教授主编了一本《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祝贺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其“编者前言”中说：“刘绪贻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老一辈社会学家。改革开放以来，先生老当益壮，在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学科规划、队伍组织、人才培养、著书立说、翻译介绍等诸方面，贡献彰著，德高望重。”本世纪以来，刘绪贻的“新儒生”批判成为“新儒家”批判的新高峰，得到文化界的普遍尊敬。 2002年9月29日，李慎之致信刘绪贻说：“‘由民作主’不是‘为民作主’，近年来在‘进步’舆论中已成为共识。我原来以为是前中顾委、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最早先发此论，现在知道是你的发明，而且最早可上溯到五十多年前，1948年的上海《时与文》，更感觉可敬。” 2003年5月20日，知名青年学者谢泳(时任《黄河》副主编)特别撰写《刘绪贻先生》一文，深表钦佩：“这一两年，我曾在《读书》《今日名流》等杂志上读到刘绪贻先生的文章，处处流露着对社会生活的热情，他这一代知识分子今天普遍受到青年的尊敬，不是没有原因的。青年知识分子从他们身上不仅看到了学者的风范，更体会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气质。”（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 2007年3月7日，《新京报》发表记者张弘的访问记《潘光旦学生刘绪贻望百之年回忆自己学术道路与感情生活》，表达了社会各界对刘绪贻的敬意。 2007年7月17日，知名杂文家刘洪波称赞刘绪贻：刘绪贻有些新思想甚至超越了李慎之！ 由是观之，刘绪贻先生岂止是生命长寿，更有可能“思接万仞”，思想不朽，独与天地往来，为千秋立言！ （此文为五万字长篇访谈《著名史学家刘绪贻评李慎之与费孝通》摘选，刘绪贻 先生2007、8、17日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