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利：中国书院的现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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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小利：中国书院的现代启示

《白鹿论丛》（第二辑），陈忠实、邢小利等/编，太白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贾 妍

  2011年是个带着“纪念”标签的年份，辛亥革命100周年，鲁迅诞辰130周年等，俱成公众焦点。可有一种纪念却悄然遗落在公共视野之外，2011年也是中国书院改制110周年。
  1901年，也就是光绪27年，清廷发布上谕，令全国各省府厅州县书院分别改设为大中小三级学堂，是为书院改制。回望历史，总能让某些年份，凸显出分水岭般划时代的历史作用。书院变学堂，开启的是中国教育从古代向近现代整体转型的大门。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著名评论家、作家邢小利做客“长安悦读”，带领读者一起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追溯中国书院的前生今世。
  书院是古代中国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起于唐，盛于宋，止于清末学制改革，历时近千年。我国最早官办书院始于唐、盛于宋，自两宋至元、明、清千年之久。古代书院都有教学行政组织、领导班子，有学田作为经费来源，经济独立，供学生膳食并按所制定的院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等进行有序的教学和生活。书院的主持人古称“掌教”或“主讲”，明代称“山长”，谓其尊同山岳。
  “简单地说，书院就是读书人读书的地方，”邢小利对书院的概念给出了更为言简意赅的解释：“在书院读书，有学有教，与教育有关；研究学问，与学术有关；问道、受道、弘道，书院是探究真理、坚持真理、传播真理的地方。孔子云：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书院是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站在陕西说书院，可谓是得天时地利之便。邢小利介绍说，陕西是书院的发源地，中国书院，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最早都出现于陕西。中国近代第一个进行现代化改制、最先在课程学习中加进西方科学知识的书院也产生于陕西。据中国书院研究专家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史》中说，书院产生于唐代初年，最初它只是士人的读书治学之所，陕西蓝田的瀛洲书院为中国最早的民间书院。唐玄宗时设置的丽正、集贤书院为官府所建的最早书院，它是皇家藏书、修书和读书的地方。由宋代至清代，陕西又出现了许多卓有影响的书院。如北宋张载在眉县建的横渠精舍，这是中国最早的教育与学术研究意义上的书院之一，张载在此授徒讲学，开创了关学。再如明清时期的关中书院（位于西安南门里，今书院门），正学书院（位于西安南院门，今正学街旁），泾阳的味经书院、崇实书院，三原的弘道书院等也都非常有名。刘古愚任山长时的味经书院是中国第一个进行现代化改制、最先在课程学习中加进西方科学知识的书院，其刻印的《天演论》版本为中国最早的版本之一。“居则岳屹，动则雷击，三原辈出忠良。”则是对三原弘道书院学子的嘉誉，此言不虚，于右任、井勿幕、张季鸾、吴宓、李仪祉、高培支等都出自弘道书院。
  中国的文化教育，自古以来，大致沿着两个渠道运行。一个是“官学”，一个是“私学”。邢小利认为， “官学”与“私学”，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时而双水并流，时而此消彼长，因着时代变迁而峰回路转，或显或隐，或大或小。中国古代的书院，虽然从数据上说，官办、私立差不多各占一半，但总体来看，书院还是属于“私学”一脉，居于“民间位置”。诚如台湾学者张作锦所言，“在中国书院发展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首推朱熹。他19岁时就以优异成绩通过科举考试，但他很快意识到教育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于是决心提倡一个不以科举为做学问中心的运动——创办书院。中举做官太功利、太庸俗，学者应该在书院中找到求学的理想。与他同时的陆九渊也接受这个理念，认为学者必须摆脱流俗的学校教育，转向书院去追求真正的学问”。王国维也批评“官”对学术的侵害：“吾国下等社会之嗜好集中于‘利’之一字，上中社会之嗜好亦集中于此，而以‘官’为利之代表，故又集中于‘官’之一字”，在这种社会前提下，“以‘官’奖励职业，是旷废职业也；以‘官’奖励学问，是剿灭学问也。”
  对于书院之废的反思，对于现代教育弊端的思考，从书院被废之日起，一直就没有断过。胡适便曾感慨：“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胡适的这个感慨见于其文章《书院制史略》，1923年底，胡适应邀在南京东南大学做的一个同题演讲。胡适在这个演讲中讲到“书院的精神”时说，书院的精神第一是“代表时代精神”，第二是“讲学与议政”。第三是“自修与研究”，他认为“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虽旧有山长，不过为学问上之顾问；至研究发明，仍视平日自修的程度如何。”“在清朝时候，南菁、诂经、钟山、学海四书院的学者，往往不以题目甚小，即淡漠视之。所以限于一小题或一字义，竟终日孜孜，究其所以，参考书籍，不惮烦劳，其自修与研究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
  台湾学者张作锦认为：“书院是启迪知识、涵养性灵的地方，不是仅仅教授汉语技能的塾馆。”而且书院在今天社会也可大有作为：“我们的大学教育毛病愈来愈多，道路愈走愈窄，有识之士已一再提出评论和建言，但看来是积重难返。书院让离开大学校门的人有机会再向名师学习，使他们的学问更精、思想更深、视野更广。这样一批批青年学者的出现，以‘汉学’代表的中华文化才有能力对人类整体文化有所增益。”
  传统书院在近代衰落，历经近百年的沉默，现代意识观照下的现代格局的书院又悄然兴起。比如，由梁漱溟、冯友兰等联手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山东的万松浦书院等，比如恢复重建的贵州贵山书院（阳明书院），还有陕西的白鹿书院。邢小利介绍说：陕西白鹿书院，得名于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白鹿原》中其他人物都是虚构的，唯有白鹿书院的山长朱先生是有原型的，其原型就是牛兆濂当时主持的蓝田县的芸阁学舍。而芸阁学舍则是在为宋代“关学”代表人物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所修“四献祠”的基础上拓修而成。由“四献祠”到“芸阁学舍”，由“芸阁学舍”到小说中的“白鹿书院”，由纸上的“白鹿书院”再达致现实生活中白鹿原上的“白鹿书院”，历时千余年，而其神脉不变，这就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薪火传承。白鹿书院以文学为其特色，藏书、编书、教书，研究、讲学、交流，编辑出版不定期研究文集《白鹿论丛》。邢小利说：“书院被废至今已百余年，但百余年来，书院似乎一直是中国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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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书院与独立思想

孙见喜 　　近年来，中国书院呈复兴之势。自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恢复有关活动之后，湖南的岳麓书院挂靠了湖南大学，据说承担了研究生的培养任务。接着，有山东作家张炜在其家乡龙口创办了万松浦书院，海南作家韩少功在其曾经下乡的汩罗江上游建了座八景洞别墅，也是书院性质的；前几年，贾平凹在秦岭山的红河谷办了个太白书院，最近又有陈忠实担任院长的白鹿书院在西安与蓝田交界的白鹿原上落成。目前，最具规模的书院当属张炜的万松浦书院，她延续了中国传统书院的精神与操守，又吸取了现代学术机构的管理模式，有学者，有学生，有院刊，有网站，有自己的编辑部和出版物，更有独立的院产；作家张炜常期住院研究和写作，不时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发出自己的声音。著名作家兼学人韩少功幽居的八景洞，虽是一座别墅，但也是最具私人性质的书院，他有着陶渊明式的隐逸情怀，继承了“耕读传家”的中国家政模式，自己养鸡种菜躬耕垅亩，一边又扎扎实实地从事着自己的写作和研究，定期和弟子们研讨学术。韩少功原来用较多的精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据说近年来他的案头也摆满了中国古典，相信他不久就会有成果问世。 　　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作家和文化学者都热衷于办书院呢？我想这与新时期的文化尴尬有关。文化学者是社会良知和未来精神的筑基者，面对时下的商品经济、及其带来的文化混乱和精神下沉，文化学人从知识良知和学术人格出发，他们或者写出文学形象以表现当今人们精神之迷茫和混乱的状态，或者从理论上探讨重建文化秩序的可能和途径；而这种种对文化新秩序的思考质量是以独立思想为前提的，而独立思想的成果最适于在民间书院这种环境里产生。 　　为了改变中国百年积弱的状况，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四”开始就在清算自己的文化，就在引进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但过激的情绪遮蔽了理性，多少年后，还得他们的后辈学人补这个洞，他们曾提出取消汉字、灭掉中医、打倒孔家店，鲁迅还说过那么多对中医不恭的话，这些曾被“五四”前辈踩在脚下的中国文化珍珠，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在今天都恢复到了历史的正位上，也没有谁再对先生们说三道四。但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似乎更具体地反传统、灭传统，更具体地清算自己的文化，直至中国社会越来越全盘西化，“五四”那时候是喊声大，现在却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行。我们承认，二十多年来，科学和民主是更多地引进了，但西方的价值观念也同时在蚕食着我们的灵魂，甚至在某些领域，中国文化成了被讥笑的对象，这首先从我们的时代青年身上可以看出来，比如现在的大学生，他们说的什么话、唱的什么歌、过的什么节、穿的什么衣、谈的什么恋爱，等等，从行为模式到思想方法几乎全是西方的或者殖民地文化的那一套。这种全盘西化由校园衍及全社会，有许多甚至成了时尚。尽管执政当局一再讲我们是经济上搞改革开放，文化上是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但事实上，是文化的西化已经浸入了社会的角角落落。 　　近百年来，中西文化之争一直在吵闹着。吵闹的结果使公正的人们看到，中西文化其实各有优劣。在民族的发展进程中，有时候西方文化兴起有时候中国传统占据上风，此起彼伏，所谓的中西结合似乎很难真正做到。但在中西文化的两极振荡中，人们看到一个时隐时现的现象，那就是每当民族渴望解决生活温饱问题、希望经济快速发展时，则西方文化兴，因为西方文化更多的是物质性的文化，市场经济、商品社会、个人中心主义、资本主义、人本主义、资源的开发与掠夺等等；但在温饱解决之后，人们需要滋养精神层面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似乎有更多的资源力可以发掘。这就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为什么一批西方学者竭力倡导“新东方主义”、而中国却一味向西方开放和看齐的原因（特别二十世纪最后这二十年）。其所以在世界范围出现了中西文化逆向选择的现象，主要是要看这个民族处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因为人的需求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两个层面的需求决定着人们对中西文化的两种价值取向。 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部分，主要存在于官僚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份，则更多地深存于民间；而西方文化的劣质部分，在于无止境的物质欲望，欲望的无限必然导致掠夺，进而导致战争；尽管人家还有原罪呀忏悔呀慈善呀等等作为精神润滑，但传到中国的似乎并不是这些。 　　中国传统文化库里，有安置人文精神最丰富的资源，比如“知足者常乐”就是越过物质层面而直达精神境界的哲言。所以当今西方文化在中国势头正劲的时候，一批文化学人率先看到国人温饱之后面临的精神危机，于是乎，真正的思想者、精神燃灯者，及他们赖以存在的机构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现代书院，现代书院延续着传统书院的精神和操守。 　　按说，国家和各省都有社会科学院，又有官办的民办的那么多大学，难道这里边的学人就不能担当上述责任？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意识形态有太多的需要解决的社会科学问题，商品经济问题、市场化问题、入世问题、全球一体化问题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改革问题等等，很费人力和思想，这种朝市场化改革的体制特性也似乎不便于使思想者顾及未来的精神领域。事实上，中国目前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社科领域的这批官方学人功不可落。 　　所以在探索和思考未来的精神建设和文化选择时，民间的书院式研究和教学形态就必然会出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学术人格的高贵之所在。忧国之后必然忧民，忧国之初就心怀忧民。这批思想者和其赖以存在的形式是体制外的，但又不是体制禁绝的，这也是现行体制的开明之外，它为民族精神的重建、民族文化的的延续和复兴，预留了可以想像的空间。 　　现在到处都讲地球村、讲国际化、讲互联网、讲乡村城市化，但城市生活是标准化生活，衣食住行、水电煤气、坐车走路等等，都必须按照严格的标准规定行事，同时，人们又无时无刻不处在垃圾信息的包围之中，这种生活模式，对持有独立精神的自由思想者而言，显然是一种束缚，这也是传统书院和现代书院都选择在山林河海之滨、平民自然之中的原因之一。贴近自然，远离权力中心，深入最底层的平民百姓之中，吸收道法自然和土地农耕的原始智慧，才可能产生出最切合人文本质和精神涵养的新思想，那种生活在广厦空调电器舒适之中的人文学者，也可以产生思想、甚至独特的思想，但这种思想与最底层百性的精神生活有多少可用的联系，我以为很有置疑的必要。 　　根芽必须从土里生长，有价值的思想必然萌芽于人类生活的“干细胞”。所以书院式的学术环境和教学形式，其精神成果必将成为未来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资源库。所以，作为新一代文化学人，案头拥有百卷古籍，心里装着黎民百姓，种一片土地，听一曲古琴，这种看似陈旧的生活方式，其实最能滋润自己的精神，而且，更易于产生独立之思。                                                                                 根据白鹿书院“精英论坛”的发言整理                                                                                                         乙酉夏于喜雨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