晤对书艺—刘正成书法对话录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7 23:44:18

晤对书艺—刘正成书法对话录

1+1>2 和 1+n>2
   ——前序与后序

刘正成

前序2004

   形式当然不能决定内容，但一种有益的形式，将使思想得到有效的展示与递增。中国古代有两部最伟大的经典，一是《论语》，一是《六祖坛经》，都是对话体，塑造了儒、释两学的核心观念。巧得很，奠定西方两千多年学术观念基础的经典也是对话体，一部是色诺芬整理的《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一部是《柏拉图对话集》。记录整理而成的对话，并非简单地将两个人，或更多的人的思想罗列在一起，它有着一般文体所不及的复合功效。

   如果对话者对自己专业所知甚浅，必然言之无物。言之无物就无法把对话进行下去。对话者必须抛出自己的某种核心观念，言简意赅，直指本心。

   如果对话者仅仅使用本专业的行内语言，对方听不懂，对话也难以进行。使用公众语言，把自己所在学科的学术语言规范化、现代化，剃除那些范畴概念模糊，甚至连本人也搞不清的行帮词汇，是学术对话的基础。
   不同学科的对话，往往是在边缘地带展开的。边缘与边缘的叠化，必然形成新的知识增长点，从而促成本学科的拓展。这就是本文题目的含义：一加一大于二。

   1990年代初，书法艺术作为艺术学的二级学科，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正式下文确定下来，虽然教育部至今尚未落实书法学科教育，但引起了书法界学科建设的热烈讨论。与此同时，新时期群众性“书法热”已持续了二、三十年，“书法家”在与日俱增。书法的形式技法突破了某种神秘性后，书法技术实现了全民大普及。很明显的一个例子，1980年代初的那种写字不像颜、不像柳，就称没有“体”，就不是书法的陈旧观念已一扫而空。但是，另一个问题却也滋生出来了，难道中国古代几十年、几百年才能出一个大书法家的时代结束了，几年、十几年就可以成就一个书法家？中国人谁不会看书写字？那些有权位的一拿起毛笔写字，就是书法？书法是一种文化，还仅仅是一种技艺？书法作为一种传统悠久的文化，它还包涵有什么别的成分？书法家除了临字帖，他还需要具备哪些文化原素构筑整体知识结构？书法到底是什么？中国当代第一流的学者虽然大多在书法圈以外，他们也几乎同时在问这个问题，例如朱光潜、宗白华、熊秉明、叶秀山、韩玉涛……但并没有引起书法大众的整体关怀，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大都被吸引到参加书法展览、争当中国书协会员——书法家的身份竞争中去了。中国书法的文化品质如果继续流失，也许书法真会走向文化的反面去。出于寻求答案的思考，由我主持的《中国书法》杂志社与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国美学学会等学术机构联合举办了六个多学科书法讨论会。1993年8月21日，我与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秘书长、著名古文字学者赵诚先生共同主持了“著名古文字学家‘文字与书法’座谈会”，参加的古文字学家有张政烺、李学勤、裘锡圭、高明、骈宇骞、刘宗汉、张亚初、李家浩、王世明诸先生，胡厚宣先生当天有事请假，随后也补来了发言稿。座谈会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古文字学家对书法的渊博知识和深入思考，给书法工作者们带来莫大的惊喜。于是，我们接着召开了“著名哲学家谈书法”、“著名美术史论家谈书法”、“著名古书画鉴定家谈书法”、“著名文学家谈书法”、“著名艺术家谈书法”，共六次跨学科对话会，在《中国书法》上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后来由荣宝斋以《学界名家书法谈》为名出版专集，热销全国。中国当代这些人文学科顶级专家对书法的精辟之论，给予书法界很大的震撼与启发，其影响的确有些始料不及。有一点我始终坚信，把书法引向多学科的领域，是促成书法艺术学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与方法之一。这也是本文题义“一加一大于二”这个学术思考的实践来源。

   六个座谈会以后，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个学科对话的方法继续运用，甚至引向深入，便以访谈的形式，把这种对话坚持了下来。十多年后，便有了这本对话集。山东画报出版社苏海坡先生为之取了一个书名：《晤对书艺》。我觉得这是点了一个很好的题：面对面对话谈书法艺术。当然，这种对话，我尽管选择当代各学科的前沿学者，但鉴于我的浅陋，显然不能跟起首所提到的经典去攀比，但对这种经典方法的学习倒是可以立竿见影的。

   记得，1993年，我第一次出国去日本访问，在所住宿的东京上野的宾馆里，与初次见面的日本文化学者、二玄社总编辑西岛慎一先生就有一个很好的探索性的对话。当时，他就拿着一本《中国书法》，上面正刊载有“著名古文字学家谈‘文字与书法’座谈会”。我注意到西岛先生在那些谈话文字上划了不少红线标识，显然是中国学者对话引起了他的关注。他又向我提了大量内容广泛的问题。我们都深感这些问题的探讨使相互均受启发。可惜没有想到录音，丰富的内容只留下片断的记忆。两年以后，我再去东京时，便把我们对话又继续下去，并进行了录音。于是，便有了本集中的那篇《中日两国书法发展面临许多共同问题》。其中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传统的经典。西岛慎一先生所强调的对二王以来中国书法的经典不能轻易抛弃的忠告，促成了我关于清代以来碑学书风对近现代书法影响的思考，撰写出了后来发表于“康有为书法国际讨论会”上的论文《论康有为的书法历史观》。我想，如果没有西岛先生基于日本现代书法史所提出的问题，我便不可能在当时就思考和提出康有为碑学思想对二王以来书法经典解构后所造成的选择困境。其后，我又与日本著名中国书法史学者西林昭一先生有过对话，亦用比较的方法，从中日两国不同视角的观照中深受启发。

   在香港半山那间并不宽敞的书房兼客厅的寓所里，我拜访饶宗颐先生的谈话，一下子把中国书法拉向了中西历史文化大视野背景下，让我似乎进入了一个眼花缭乱的宝库中。当时，饶宗颐先生要把他谈话中所提到那张《罗塞塔》石碑照片找出来给我看，虽然当时没有找到，是我后来回到北京才找到，但他以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化作比较所提出来的关于文字与书法的问题，使我不仅仅关注到人类艺术起源的共同性特征，还让我摘到了“汉字树”（饶公所赠新著之名）上所结出的许多果实。

1990年代中、后期，我利用工作的便利，先后拜会了上海的赵冷月与山东的魏启后两位书坛耆宿，他们与我交谈时都有一句很相似的话作为解释：“这些话我只说给你听，对别的人我是不会说的，他们听不懂！”显然，他们的话并非我一人才懂，但有一点是事实：真经不与不知者道！他们几十年创作的经验，他们藏于肺腑之言，没有这种“晤对”，仍将藏于名山而不为人知，这种“天机泄露”难道不足以称之为学书人之大餐吗？

   与陈振濂先生的三篇对话当年分别发表于《书法报》上。当时，书法界正在开展对“学院派书法”的批评，我坚持在学术上必须“百家争鸣”的原则，不仅在北京，也到杭州的浙江美术学院教学现场，与陈振濂教授面对面作了直入主题的探讨。我相信这些对话是具有某种前沿性的。我们的谈话，特别是对书法史、书法创作、“学院派书法”的阐述，是放在整个人文大学科的视野里的，是超出“书法学”的一种“跨学科对话”，今天读来，还令我怀念1990年代的书法界学术氛围。今天，在书法界已罕有这样的对话者和对话机会了。

   已故的熊秉明先生在1990年代与我有无数次的对话，令我增长见识。只可惜仅有一次用录音记录下来，即编入书中的《艺术也有规律，但和科学要求的不一样》。熊先生对我一再阐发的“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观念，始终贯彻于他晚年的所有学术谈话之中，每一次谈话，都使我的理解力递增。在当今，称得上学贯中西的大师中，对书法本体的探索，尚无出熊先生之右者。我想，如果这种谈话能继续下去，将予我有多大的教益呵！

   关于艺术与科学的谈话，肇始于本世纪初我赴中国科技大学的讲课之行。那一次，我认识了中科大校长、著名物理化学家朱清时院士，以及好几位中科大关心书法探索的教授。我与朱校长的订交即始于此。其后，我们成了笃交，尤其在最近两、三年内，他不仅如兄长般关心着我的境遇，也就多学科话题与我作了三次有记录的重要对话，发表在“中国书法在线”网上。还有一次有李学勤先生参加的关于广泛的文化问题的谈话，因录音带遗失未及整理出来而颇令人遗憾。朱清时院士作为一个杰出的自然科学家，他对人文科学的关注的广度与深度可以从本集所选入的谈话中窥见一斑。《从藏传佛教到认知科学的崭新链接》一文甚至引起了国内和国际学术界的热烈争论，从“中国书法在线”这个专业书法网站延伸到了“搜狐”、天涯社区“关天茶社”及中科大BBS等网站的大讨论，充分显示了自然与人文跨学科对话的前沿性。我作为一个书法专业的学人，不能不受到此类新知识的深刻影响。此文似乎离书法远了些，但苏东坡有教诲：“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一个书法学人的视野，庶几有益于同道。

   本世纪初，我结识了仰慕已久的两位同乡学者王岳川教授和徐寒教授，于是我进而拜识了金开诚教授，并与早已拜识的季羡林先生有了更多近距离接触。这些北大学者的广博与深邃，使我的书法观念受到熏陶。他们站在中西文化交流和“全球化”背景中关注书法问题，这令我获得了更为巨大的民族文化现代阐释的学术自觉性。在谈话中，季羡林先生对《中国书法全集》的赞赏，不仅使我获得了荣誉感，更重要的在于明确了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是迎接属于中国与东方文化新世纪的重要准备并由此而增添某种责任感。

   这些年来，尤其值得我提到的被称之为“首席科学家”的历史学大师李学勤先生。笫一次与李先生谈话，是在1993年的古文字学家书法座谈会上，其后在荣宝斋《中国书法全集》座谈会上，李先生与顾廷龙先生、季羡林先生、冯其庸先生、金维诺先生对《中国书法全集》的点评。算来，我拜识李先生已经十多年了。但是与李先生更频繁的近距离接触，是从1990年代后期我对考古学感兴趣与关注之时。李先生是横跨历史学、古文字学及考古学的一代大学者，他对书法的关注，非常直接地切入我的中国书法史观念中。本集所收入的《中国文字从起源到形成和书法同时产生》，记录了我是如何从李学勤先生的学术观念中所接受和派生出来的书法发生学观念。李先生“走出疑古时代”的学术呼吁，更成了我书法研究的座右铭。今年初的《中国书法全集•甲骨文卷》编撰座谈会上，作为该卷学术顾问的李学勤先生的谈话，不仅体现了他精辟的古文字学术见解，也让我直观感受到他贯彻于学术工作中求实与民主的学风，实为难得。

   我主持《中国书法》杂志工作整整十七年，没有在这本期刊上发表过一件自己的书法作品，更没有发表过对我本人介绍的专题文章。同时也没有利用关系在《书法》等兄弟专业刊物上作过专题，因为我坚持不作任何非学术的利益交换。然而，自去年以来，即有四、五家专业刊物为我作了专题介绍。不过，书法界的所谓“主流媒体”却对我这个“下岗职工”实行言论封杀，我的名字和消息突然全部消失。真正使我难以释怀的一件事是我与周汝昌先生的那篇访谈，两年前我下台当月从发排稿件上撤下来后，至今未得以发表。在谈话中，周汝昌先生曾感慨地说：“这么多年来，我还没有遇上过像你这样提问和谈话的人！”那一次谈话，是从周先生再版的《永字八法》开始的，我非常感佩他对“法”的深入浅出的洞察力，这对当代书法是一剂良药。他提出的“讲书学比讲红学难”，为我们当代学人提出了一个书法学科的品质定位。而后，我们把谈话外延到他专擅的“红学”上，再外延到对传统学术精神的讨论上。凡阅读者，皆称为妙论。事隔已两年，不久前，周老的女儿来电时，还询问那篇访谈发表了没有。我们告之在“中国书法在线”网站上发表过了，而深深愧疚于因我的原因没有如约在《中国书法》上发表，以回报周老的真挚之言与精妙之论。这篇对话能借本书的出版让更多读者看到，实在是可以告慰于周老的幸事。网友谷雨生在跟贴中说：“两个有学问的人，一个问得精，一个答得妙。深受教益！”在下未敢称有学问的人，但我可以断言，周先生之论是必使读者“深受教益”的。
   巴蜀鬼才魏明伦是我的乡兄，他才情横溢，每有所言，必惊海内。有一回，我们在峨眉山上品茗论道，他说他不懂书法，也不搞书法，但很羡慕书法。他说，现在书法很“热”，而川剧很“冷”，什么原因？书法成本低，一支笔就行了。川戏、京戏行头一大堆，演完了就算了，就一次性消费完了，而书法呢，有市场，还可以倒来倒去，不断增值！他敏锐的直觉与观察力，几句话，对“书法热”的动因就阐发得形象生动，淋漓尽致。一个戏剧作家对书法的观念，当然会影响一个书法家的，因为他有独特的视角，他能道人所未道。茶香清冽，当时只觉得万年寺冷杉林中天花乱坠——魏明伦用他惊世骇俗的睿见创造了一种思维的独特境界。这两年来，在京城，在川中，我们相见聚首，每有所论，我皆有获，可惜记录下来的，便只有峨眉山的这一回“龙门阵”了。

   最令人遗憾的要数与张铁林先生的对话了，非常精彩，但竟无录音留存。按张先生的话说，这两年来，我们走得特别近。只要有拍戏的空档，松竹草堂便溢荡着他热情感人的笑声和恢宏幽默的谈话声。他最近出了一本《张铁林写生笔记》，令世人惊叹他的速写绘画之功。还有人说，他在速写旁边添注的文字描述更精彩。确实，张先生创作了六个电影文学剧本，有三个剧本在台湾获了大奖。他在英国国家电影学院读了电影编导硕士，他的电影艺术观念决不是《还珠格格》、《纪晓岚》等电视剧所能展现和囊括的。通过其获奖剧本自编自导的电影《椅子》，就足以看到他别样才能。他笃爱书法三十年。甚至到今天已放弃了绘画，然而于书法却“一日不可无此君”。他每天除了练字还要用毛笔记日记。然而，他对书法的观念追求却更执着。对当世书法，他眼睛特别“毒”，优劣高下判断力极准。难怪他会用二百五十万买下赵之谦信札。这既成了收藏佳话，又成了他有眼力的佐证。我们时常聚谈书法，有时甚至海阔天空，彻夜不眠。我当然也常把话题引向他兼擅的其他领域，竟也让我每有所获。从中西文化交流，自经典到流行，从书法到京戏，自电视剧制作到书法人物的褒贬，让我发现了一个真理：一个人创造艺术的深度，必然是这个人的深度。绕过做人这一道门槛，艺术价值不足一谈。这两年，我和我的家庭正在度过人生的低潮，张铁林先生每每来跟我谈艺论道，都会增添我人生的勇气，也就是艺术的底气，令我时时萦怀于心。这一切，我们没有想到用录音保存下来。不过，即使想到了录音，无数次并无安排的“晤对”，它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也是难以用语言保存的。人生几许知己，也许“晤对”而无言，但心灵已经感知到了力量与境界。我的另一个老友李廷华，二十多年来，相互间不知作过多少次的“晤对”，却也没有用录音记录下来。这是遗憾——包括其他不少高明的朋友在“晤对”中的许多教益。但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吉光片羽，羚羊挂角。当你留心于“晤对”，又岂止可以从这些文本的遗存中获取了！

   这些对话可能得意忘言，点到而已；也可能雾里看花，无迹可寻。热心书法的读者，当然不必刻舟求剑，而只须把这些或许有所可取的对话，作为启发你思维的“引子”，打开你智慧的多方想像空间，去追求高蹈超凡的书法境界。亲爱的读者，这又变成经由文本的形式让您也加入的“晤对”了。

   我要为自己的多言和失言抱歉；我要感谢“晤对”的良师益友们给我的机缘；我也要感谢读者诸君的赐读与指教！

   谨代为序。
                                       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日于松竹草堂

后序2010

   没想到，六年前主动上门约稿并信誓旦旦的山东画报出版社放了一个空炮，应该说首先让周汝昌先生失望了——迟迟看不到自已的谈话在平面媒体发表。今天，我翻阅新到的《书法》杂志，偶然读到“卷首语”称颂吴冠中敢于为文艺请命把话讲得很到位，但其后却哀叹“当代的书法批评显得苍白与虚弱”，我亦哑然而笑了：“叶公好龙”并非仅仅是传说！记得，2005年西安“白鹿论坛”时，我曾让李廷华兄将我的《当代书法的后现代选择》这篇批评当代书法现状的自许力作转给这位写“卷首语”的编辑时，被退稿了，还婉言解释说并非这篇文章不够水平。什么原因呢？大家知道。但是我要说，在这“卷首语”所指称的“哈哈主义”的时代，并非人人都在打哈哈！换句话说，那些握有主流话语权的人确实在打哈哈，而无法获得主流话语权的人并非打哈哈！在编纂这本对话录的2004年之后，我所收录的一系列“对话”就是证据。

中国书法网为网友搭建了一个与名家面对面的平台：推出“对话名家”栏目，邀请当代书坛名家与网友在线互动交流，答疑释惑。我被选择作为第一个“对话名家”，于2007年6月20日下午5点至8点在线回答所有网友提问！没想到该贴共计发了62个网页623个跟贴，其点击率达到169，873人次！不到一年，即2008年4月24日，中国书法网总版主又以《刘正成如是说——关于中国书法评价体系的系列访谈之一》为题，对当代书法现状提出了同样尖锐的批评。这一贴计有34页331跟贴，点击率也达到149，343人次。这个点击率不仅让当代所有主流媒体的发行量相形见绌，也证明书坛并非没人敢批评，而是书坛主流不能容忍批评。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并非要和谁辩论书坛的“哈哈主义”问题，而是要补充和修正我六年前撰写序言标题中引用的“ 1 + 1 >  2”这个不等式。在这延宕出版的六年中，我除了1＋1的两人对话外，还有许多1＋2、1＋3，甚至1＋n的对话。这种>2的数量关系已按几何级数递增。这真可以叫“一夫开口，万夫争鸣”了！

在我补充这本对话录时，我发现这些收录的双边对话和多边对话，呈现一个奇妙的特征作为“哈哈主义”的内在规律：板凳哲学。从1993年的与冯其庸、沈鹏、包立民的《<中国书法全集>四人谈》，到2010年与《书法网》一痴、候勇的《文化外交和书协去行政化》，前后整整17年时间。前面8年半的时间某种意义上我在主流打哈哈，后面8年半的时间我似乎在边缘唱反调。真怪，时间与空间跨度一半对一半，主流与边缘的话语权转换，也让我的实现了理性的“被”转换。“十年文革”中有一句最为经典的话“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句话其实并没有过时，“板凳哲学”就是它的代名词：不在于你坐姿如何漂亮，在于你坐了那个板凳。在这里，可以看见一个文人变化递进的思想轨迹，它不仅是被动的，也是合乎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义理的。范仲淹有“进亦忧，退亦忧”之慨，但其“忧”必有所异，必有所变，绝非“到了哪个坡唱哪个歌”的犬儒主义！

2005年底，中同驻外政府机构要搞“文化外交”，把我聘为“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前年，九三学社中央召集了我去参加一个会议，讨论文化建设问题，后来还下文委任我为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于是，当和尚也要撞钟嘛，我在主流媒体做了两次关于文化的访谈节目：一次是在新华网，一次是在新浪网，都是视频直播。新华网与新浪网可了得，是超级主流媒体！可惜，行帮习气，书坛的人不大关心书坛外的事，它的影响还不如前面提到的上海《书法》杂志。关于“文化外交”问题，其实我与王岳川教授在2001年的“成都对话”中已经说到了，但我认为真正有价值的观点，还是2009年春我与朱清时院士的“峨山对话”。在政府与民间的不同立场上，可以得出裁然不同的结论。我一再说，艺术是宣传，但宣传绝不是艺术。这也是近些年来“板凳哲学”给我的重要启示。因此，“成都对话”有些“哈哈主义”，但“峨山对话”绝非打哈哈。这是读者诸君可以明鉴的。当然，我不打哈哈，是有两位乡兄不打哈哈对我有所影响而效法之。两位乡兄一个朱请时，一个魏明伦，他们均是得道高人，在政协会上均敢于直抒胸臆语惊四座，既让我敬佩，也让我心向往之。魏明伦与我再次的“草堂对话”又延伸几年前“峨眉对话”，发出“翰墨”、“粉墨”之妙论，直接当代书法艺术的人文价值缺失的大主题，颇值得玩味。

当然，在2004年以后补进的诸多对话中，值得提到的那些专业范围的内容。诸如我与周韶华关于中国画当代性的对话，对石开和肖文飞关于我的创作理念的对话，以及我在济南与魏启后的再次对话，我认为均直指艺术“本心”之言。这中间有对话者的选择问题，例如我问周韵华，和石开问我，均直接艺术主题，其言均在艺术的实处。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最近两年香港《书谱》杂志复刊以来，其社长张培元先生秉承梁披云先生遗志，抓住一些艺术核心和热点多次找我对话，从章草问题、甲骨文书法与汉字起源问题、关于当代书法研究的现状问题，特别是为我做“人物研究”专题时的一个长篇访谈，有机会让我发挥出这些“得意”之言。魏启后先生说过：“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应该感谢这些“真人”，让我在思想的撞闯中溅出了“火花”—或许自己的这些“真话”难免错话废话，亦祈读者诸君原囿之。

在我编纂重读这些旧作时，也油然生出一些悲痛：赵冷月、魏启后、熊秉明、马国权、梁披云、季羡林这些“真人”已先后遗世升仙，他们的教诲、箴言、理念、追寻，虽音容犹存晃若昨日余音绕梁不绝于耳，毕竟已成一世名言百年绝唱。我向之涕泣而三鞠躬！

梁启超《李鸿章传》中引李鸿章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言：“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这也是“百年绝唱”，并可延之于华夏之人文处境。古今中外之论，悉汇聚冲击于华夏之人文价值观，身为“国粹”之书法艺术岂可置身事外？苟有追求者，披阅群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精用宏，或有益焉。结束后序前，谨以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名对与读者诸君相砥砺之：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再代为序

2010年8月25日于泥龟梦蝶堂上

( 原载于湖南美术出版社《晤对书艺 ——刘正成书法对话录》2011年6月版)

附目录：

1 + 1 >  2和1 + n > 2
   ——前序与后序

《中国书法全集》四人谈
---与冯其庸、沈鹏、包立民的对话

与陈振濂关于书法创作观念的对话

与陈振濂关于书法史研究的对话

与陈振濂关于“学院派书法”暨创作观念与创作模式的演讲与对话

中日两国书法发展面临许多问题
——与西岛慎一关于书法的对话

要阳春白雪不要下里巴人
——与赵冷月谈当代书法创作

微言大义妙趣横生
——与魏启后谈书法创作

与饶宗颐关于古文字与书法的对话

古文字•篆刻•书法
——与马国权谈篆刻、文字与书法

与梁披云畅谈其一生与书法结缘

艺术也有规律，但和科学要求的不一样
——与熊秉明谈科学与艺术及其它

书法艺术的文化价值观念
--与季羡林、王岳川的对话

中国文字从起源到形成和书法同时产生
——与李学勤关于历史学现状与追求的对话

中日两国中国书法史研究现状与追求
——与西林昭一关于书法研究的对话

科学与书法艺术
——与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等科学家谈书法艺术

全球化趋势下的书法意义
----与金开诚、王岳川的对话

竞争的书法
与湖北电视台“财智时代”节目主持人对话

书法需要人文精神和文学底蕴
——与魏明伦峨眉对话

书法本土立场与书法外交问题
——与王岳川关于书法文化发展的成都对话

关于中青展和流行书风
--接受汪永江等的访谈

讲书学比讲红学难
——与周汝昌谈书法及其它

与考古学家刘一曼、冯时谈眉县青铜器

与李廷华谈《边缘》及当代期刊的现状

通过墨迹成份分析来鉴定中国古字画
——与朱清时关于墨的研究对话

关于批评的批评
——与王南溟、许宏泉、徐聚一关于书法批评现状的对话

从唐代的省油灯谈到文明的起源
——与朱清时关于瓷器和陶器的对话

王立鹏北美归来与谈书画艺术面面观

从藏传佛教到认知科学的崭新链接
——与朱清时院士关于藏传佛教的对话

当代书法的人文关怀
---与余杰、许宏泉的对话

时代环境的影响与艺术个性的追求
----再与魏启后对话

当代书坛热点问题答问（附：当代书坛状态/聊天记录）
----与艺术部落网闻正的访谈

跨学科对话：关于甲骨文的艺术问题
   ---与李学勤、赵诚、刘一曼、冯时关于《中国书法全集•甲骨文》卷的对话

中国当代水墨画三问题
——与周韶华关于中国画当代性的对话

关于甲骨契刻方法的新认识
---与朱清时关于书法研究与科学技术的对话

翰墨与粉墨
--与魏明伦关于书法与戏剧的对话

书法艺术与国际文化交流
---与新华网书画频道袁思陶的视频访谈

我崇尚有行为意识的书法
---与《书法杂志》石开、肖文飞关于书法创作的访谈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与《中国书画博览》马汉跃的访谈

就当代书法答中国书法网网友问

关于书法艺术审美的标准
---与中国书法网风行客 medialei的访谈

水墨传奇之一：美女博士对话书法名家谈书法人生
---与新浪网郑勤砚博士的访谈

关于章草：十家论坛之名家访谈
---与《书谱》张培元的访谈

书法艺术现状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
----与朱清时峨山对话

甲骨文•书法•汉字起源
——与《书谱》张培元的访谈

刘正成专访：大话碑帖与书法
——与《中国收藏》孔祥祥访谈

人物研究：刘正成专题
——与《书谱》张培元的访谈

关于当代书法研究的现状
——与《书谱》张培元的访谈

楚简书法与当代书坛现状
---答楚天都市报高层视点记者问

创造的途经和“北漂”的优势
——与《藏画导刊》马龙的访谈

褚遂良书法的意义和《雁塔聖教序记》
--答《書譜》杂志记者问

文化外交和书协去行政化
---与《书法网》一痴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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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书法的历史流变与当下困惑:白鹿书院首届文人书法论坛纪要

编者按:

　　2006年6月17日，白鹿书院成立周年之际，陈忠实院长在全国范围，邀请作家、学者中有书画造诣者和书画家中有文字撰述者，作书绘画，以诗文致友，以书画会友，举办首届中国文人书画展览暨首届文人书法论坛。将近三百位作家、学者和书画家联袂献艺，堪称当代艺坛盛事，古都文化大观。

　　白鹿书院首倡“文人书法”，首届文人书法论坛上，作家、学者及书画家深入探讨了文人书法的历史流变与当下困惑。所谓文人，是指品德高尚而且擅长做诗能文之人，与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相通。文人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的阶层和人群，更是一个社会的精英分子，文化精英，他们在生活方式、思想情趣各个方面，都形成了他们特有的传统、风格和个性，书法更是如此。

　　文人除了论学传道，还是一个兴趣极其广泛和高雅的群体，琴棋书画是传统文人的基本雅好。诗言志，文以载道，其实书法也具有言志传情的功能。独立精神、自由意志，乃文人书法之风骨；独抒性灵，以笔写心，为文人书法形式上之追求。

　　我们在这里刊发这次论坛部分嘉宾的发言纪要，为的是引发更多有识之士对“文人书法”这一现象进行更深入的关注和思考。

　　张铁林（国际书协副主席，暨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明清文人手札中的学术信息

　　文人手札是最直接、最能体现文人书法精神的。我们可以通过手札去了解一个名人，这往往超过野史的描绘、杜撰和戏说。

　　我在收藏明清文人手札的过程中有一个体会，在看到这些私人信件的过程中，以往被我们所神话了的名人，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此人跃然于纸上了。

　　能写手札的人，往往都有家学渊源，学识渊博，而且都有很好的写字功底，通过手札可以体现最真实、最细腻、最自然的书法精神，能见出许多当时社会的历史文化和学术信息。由于我个人的偏好，我常常认为通过手札是最能够了解书法家或者文人书法家的。文人写的毛笔字，真正能够反映出书法精神。

　　刘正成（国际书协主席）：解构重构，当代书法的后现代选择

　　我们探讨当代书法的后现代选择，有如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中国书法的历史性的选择。

　　书法的载体是文字，而文字是文明与文化的载体，同时是历史的重要分界线。有文字的时代称为“历史”，无文字的时代称为“史前”。

　　文字之始即书法之始。中国书法伴随着文字的发生与发展，也有近万年的书法艺术发生与发展史。中国文字所经历过的最大的一次危机，是上世纪初古汉语向白话文转换的时期。可以说，这近一个世纪，是中国近万年文字历史中最大的一次危机。直到王选先生发明五笔字形电脑录入法以后，才真正化解了这个危机。

　　书法最大的改变，是它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巨变。几千年在士人——文人手中的文化工具与艺术，迅速变成接近全民的文化工具与艺术，这种通俗化的进程，既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是原有的精英文化与艺术的危机。近一百年来，中国文化、中国书法在急速地通俗化，特别是由晋唐以来一千七百多年所发展构筑的人类艺术的高峰——文人书法这种精英文化的前途，面临着巨大的生命拷问：“活着，还是死去？”

　　第二，历史的经验：两次划时代的解构与重构模式。

　　中国书法自魏晋时代成熟以来，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变革。当代书法正处在第二次变革之中。

　　钟繇与王羲之确立了文人书法传统。汉末至东晋是中国书法经历了漫长的篆书、隶书阶段而成熟于楷书的时期。这个成熟期的代表人物是钟繇与王羲之。钟繇是楷书的开创者，王羲之是楷书的完成者。这个过程在书法史上称为从古隶到今隶的成熟过程，即楷书书体完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成了书法艺术史上的分水岭。以创作主体为中心的魏晋书法，是对此前几千年书法艺术的重大解构，它导致构成了经典作品在书法史上的选择标准，人们对书法艺术的关注聚焦于知名书法家本身及其作品上。以王羲之、王献之及其以后的颜、柳、苏、米等为代表的经典书家与书作，构成了中国书法艺术与文化谱系。

　　从魏晋到清末这一千七百年漫长的文人社会历史，造就了中国书法历代辉煌的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由于其特殊的社会身分，书法艺术始终处于实用与审美的双向追求之中。

　　康有为以“帖学衰落”为口实而尊碑，他以“神、妙、精、能”诸“品”的风格价值作审美选择，完全排斥了对创作主体的行为观照。这是对晋唐以来一千七百年文人书法的解构与颠覆。

　　当代印刷术空前的普及、书法家与书法家创作交流的空前频繁，使书法技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和提高。但这种高度的技术性失去其文化内涵后，书法实际上处在一种亚文化的范畴内。这种朝亚文化方向的发展，确实构成了中国书法发展的一个危机。

　　第三，文人化书法——当代书法的后现代选择。

　　自清末以来经历了一百多年对经典书法的解构后，我们必须思考如何重构，重构什么？我们在批判现实的过程中，要抓住最有价值的线索，去实现当代书法的历史性发展。

　　首先，现代考古学提供了后现代选择视野；其次，重构文人化书法：吸取当代艺术的精髓。当代艺术的精髓，即是消解艺术与艺术的界限、追求作品与行为的同一性；最后，“艺术书法”与“文化书法”的悖论。

　　综上所述，书法的审美心理尺度是喜新厌旧：创新是主调；技法是基础；曲高和寡，崇高是目标。

　　王岳川（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教授）：文化书法与文人书法

　　所谓文人书法，就是文人个性综合表现的书法。文人书法有三个重要特征，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特征。第一，生命的修为；第二，对生命极限的冲击；第三，内容的独创。

　　文人书法一方面被西方现代化彻底中断了，另一方面是自毁前程。

　　最高的文人境界是“文以载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是古人在15岁就能理解的，现在，却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文人书法的境界很高，信息综合、喜欢独创，同时和生命紧密相关。中国书法目前处在“战国时代”。中国的书法史分为前现代和后现代。前现代是传统的书法，即以文人为主的书法史。后现代书法出现诸多流派，这些流派都跟着西方的理念走。

　　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文化书法。文化书法有三大危机，第一是笔墨危机。第二是书法创作主题的雷同。第三是与西方艺术的雷同。

　　文化书法包括四方面的意思：第一，文化书法是一种理论的思考和理论的反省，主要强调书法的文化内涵。书法不仅是形式，更是一种载体。第二，文化书法是内容和形式的综合。第三，文化是对身份的改造。有些书法家作品很不错，一旦名声有污，就会被马上把字取下来。第四，文化艺术是全盘西化的艺术。东方的艺术，音乐、舞蹈、电影、建筑、诗文，西方也具有。唯有书法，是东方所独有的。

　　中国是三和文化，对天下而言是和平的，对国内而言是和谐的，对家庭则是和睦的，这三和文化我们应该鼓足勇气慢慢向西方宣说。

　　胡传海（《书法》杂志副主编）：暧昧的书法
　　——关于当下书法运动的简明报告

　　自改革开放以来书法的运作模式始终没有改变过，这对书法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的书法与政治格局基本相同，领袖人物的作用至关重要，可以说，直至今日的书法，其操控和运作方式始终是政治化而非学术化的。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周志高时代、刘正成时代、刘炳森时代三个阶段。

　　周志高时代的重要标志是创办《书法》杂志和举办全国首届群众书法大赛。意义在于确立了书法的“群众性运动”的特点，模糊了知识阶层与非知识阶层的界线。

　　随着周志高时代的终结，需要一个更加具有文化内涵，同时，更具有政治手腕的人来使书法机器向最高速运转。于是，刘正成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他所主持的《中国书法》很快就超越了上海的《书法》，牢牢把握住了书法的话语权，并随之慢慢地进入权力核心。刘正成时代是将权力、学术、金钱、热情、艺术完美地结合的典范，也是书法高度泡沫化的时代。

　　刘炳森时代的符号性在于带有官员身份但对书法或一知半解或有极大爱好的人开始介入领导层。在艺术倾向上以更保守的姿态出现。刘炳森时代的操作者以回归传统为旗号，其实质是对书法本质的反动，书法又回到了起点。
当下的书法是一种暧昧状态的书法，为什么如此说，因为，书法主流形式并未因此而改变，这是由于拍卖方式取代了官僚阶层的认同，所以，这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这种现状不会改变，而流行书风由于权力层支持的断阻也逐渐变得步履维艰，至于现代书法更可以说在中国领域里并没有真正出现过。正是从这种角度出发，书法的前景显得暧昧不清，前途莫测。

　　徐步(陕西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国画系主任)：王羲之书法的文人气息

　　历史上没有文人书法的概念，但是从书法的发展史上看，我个人的观点是，在王羲之书法的创作过程当中文人书法就已经确认了，王羲之书法的最高成就就是文人书法的最高成就。

　　王羲之的书法作品达到了一种道的定义。完全是一种道的显现，精神的显现。王羲之以前的书法是以实用为主，审美其次，或者实用审美相结合，到王羲之书法的时候，他的个性完全显现出来，书法的线条完全是他精神的表达。
文人书法最重要的一点是对“韵”的发现。这是微妙的生命感受。王羲之的书法是气韵结合的状态。文人书法的提出，如同文化的提出，它是一种高规格的追求和仰望。要达到文人书法有五个要求。

　　第一，高尚的人品。王羲之具有高洁的人品，他摆脱世俗，心灵自由，简单豪迈，高尚的人品是第一要求，没有高尚的人品，就不可能有心灵的自由，从而达到了一种创作的境界。

　　第二，丰富的学识。王羲之提出了“韵”，“韵”是一种文化感受。

　　第三，出色的才气。

第四，对高素质的追求，这是文人书法至关重要的，文人书法不是文人写字，文人书法的提出，最重要的就是文化修养的追求。王羲之这样的大天才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长期积累，不断学习，反复锤炼，才达到了这种高度。

　　第五，创造力强。王羲之达到了文人书法的一种境界，即“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意境。王羲之的书法气势很大，意趣丰富。

　　最后，文人书法达到高的境界，实际上是长期功夫的锤炼。这个境界，是自由的境界，是至高的境界。

　　聂鑫森(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性与文人书法

　　纵观中国的书法史，凡是有造诣的书法家，无不首先是诗人、文学家和学者，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王羲之等著名的书法家，他们的文学地位和成就历来为人称道，在他们的书法作品中，我个人最为欣赏的，是其呈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品格和丰富的文学情趣。

　　文学性在书法作品中的体现，第一是书家书写的内容。不管书家用何种字体进行书写，也不管他的书法达到何种精妙的程度，他书写的内容如果不是自己独创而且满意的文学作品，那这个书法作品绝对称不上上乘之作。

　　文学性在书法作品中的体现，还须让人感受到一种文学情趣的充盈和流淌。

　　好的文人书法作品里面有一种文学品格，也可以说是文学的趣味。文人书法须具备独特的字形，即面貌；独特的章法；独特的精神气质，独特的精神气质往往衍化成一种文学情趣，凭借字形和章法表现出来。提高书法作品的文学性，读书是一条通坦的大道。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学识修养，净化自己的道德情操。一个人不但饱读诗书，还有对书法独特的字形面貌的理解，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书家通过读书，进而实践，提高自己的文体意识，能够做出优美的文本以供书写。同时，通过读书，开阔眼界，扩拓胸次，从对事态和大自然的体察中，酝酿和催化丰富的文学情趣，并将其倾泻在自己的作品中。这也是文人书法的魅力所在。

　　陈源斌(浙江作家书画院院长)：文人与书法

　　我有一个简明的认识：历史上的文人，绝大多数都是书法家，历史上的书法家无一例外都是文人。现代文人很多是书法家，现代书法家很多是文人。当代文人绝大多数不是书法家，当代的书法家绝大多数不是文人。当代的文人是书法家的很少，而既是书法家又是文人则少之又少了。文人书法不会死亡，但是也不可能恢复到北宋时的辉煌。

　　李廷华(作家，文化学者)：流变与趋向
　　——中国书法的文人化历史考察

　　文人书法是在中国文字的特定规范里自由书写而达到表述独特感情的笔墨状态。这里，由历史文化逐渐形成的规范，是其必须遵守的边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这规范之内，书写者的精神应该是自由的，而感情的流溢是其表征。所云笔墨即规定了介质的特殊性，又与规范合组为技艺的要求。

　　寻绎文人书法的发展成因，它是在中国文字成熟期以后的产物而非之前；它是在中国文字书写工具成熟期以后的产物而非之前；它是在中国文人阶层形成并成为传统之后而非之前。即使今天发现孔子之书，也不能谓之为“文人书法”，文人书法的产生与文人阶层的形成并不完全同步。

　　东汉的“草书运动”及其代表人物张芝的《冠军帖》，其书体形式和笔墨运动的空前自由，以及内容的“无关宏旨”，是文人书法的特质表现。可视其为“文人书法”的先导和滥觞。

　　从王羲之开始，中国文人书法形成了。不是出现王羲之为代表的以简易平常的工具完成的书法，中国书法不会走向全民性；不是出现王羲之为代表的将中国书法技艺发挥无限的书法，中国书法难以成为以后历代文人追求的精神表征；不是王羲之为代表的文人书法在漫长的中国社会文化里代代相承，蔚成传统，中国书法除却其实用书写价值之外，很可能只是具备工艺性而如同上古之甲骨钟鼎摩崖终将成为文物。

　　文人书法的高峰不在唐代，而是北宋一代。苏东坡和黄庭坚代表了宋代以意趣为标志的文人化特征。苏、黄的墨翰和他们的道德文章一起，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瑰丽的文化遗存，既延续着中国文人的精神传统，又光大着文人书法的辉煌殿堂。在苏轼和黄庭坚的人生轨迹和书翰墨迹里，可以看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中国文化的基本属性是规范与自由融合中达成的高雅精致，中国书法的属性也融汇其中。在规范中追求自由，规范严密到极致，自由发挥到极致，这也是中国文人智慧发挥的极致。

　　匡燮(作家、书法家)：文人书法的当下提出及其特色

　　文人不是一个社会角色的概念，而似乎是凸显文化人的一种特质，近似于文化人格。

　　中国汉字的毛笔书写终究能成为书法者，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完全在于书法和写字的区别，而在于书法的三种品性：一是文化品性。书法需要技巧，要有法，但法度不是绝对的，由书写中所张扬出来的个人情趣、性灵、人格、修养等等这些文化品性才是书法的灵魂和生命；二是书法的历史品性。书法的意义既是当下的，更是历史的。也就是说汉字的毛笔书写被历史认可，能够流传下来的，就可能有供后人研究揣摩的书法价值；三是名人品性。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书法作品，很多都是出自当时的名人之手，特别是汉末魏晋以降更是如此。

　　“文人书法”的提出，有其历史的和文化的双重背景和根源。书法的发展就目前看。是由精英向民间下落。书法原本的贵族气质和文人情怀在书法艺术中被弱化和被稀释的情况日趋明显。

　　目前陕西的文人书法，在四个方面显示了自己比较鲜明的个性和特色：一，文人书法的文化内涵；二，文人书法的情趣意识；三，文人书法的性灵灌注；四，文人书法的票友心态。书法的票友心态，才是真正的艺术心态。
文人书法还有一个突出方面，就是技巧问题，即形式问题。文人书法家与职业书法家进行文化互补，将造成我国书坛的真正繁荣。

　　斯舜威（浙江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美术报》编辑）：当代文人书法式微的原因分析

　　文人书法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主流。传统文人可以说无人不书，能够在书法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书法家，极大多数都是文人。文人气、书卷气是书法审美的一个重要标准。
在当今书坛，文人书法有式微的趋势。主要是文人书家稀缺的缘故。

　　“文人”是一个特殊的概念，在当下社会，传统文人稀如星凤。“文人”有着特殊的内涵，文人不等于知识分子，甚至不等于文化人。要了解“文人”的内涵，应该把握以下关系：“文人”和“士人”的关系。“士人”往往是从“文人”中产生的。这就是古代的书家，特别是唐宋以来的书家，往往是身居要职的官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在野的隐逸文人；二是进入仕途的官僚文人；三是短暂为官，大部分时间弃官为文的，或是大部分时间在宦海度过，告老还乡后做一个纯粹的文人的。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只要是“文人”，他们除了熟悉传统文化，具有较高的学养这一基本条件，还必须具备以下特点：一是有风骨，有傲气，将名利看得比较淡，不甘同流合污；二是有个性，有性情，喜欢达情适意，率性而为；三是有雅兴、雅趣、兴趣广泛，往往兼擅琴棋书画；四是比较闲适，属于有闲阶层。

　　中国书坛“文人精神”水土流失以及“文人书法”、“文人书家”稀缺的原因分析：一是官本位意识侵蚀了文人风骨。二是商品经济大潮动摇了文人的操守。三是通俗文化瓦解了文人信念。

　　传统文人往往不修边幅，不受约束，率意而为。真正的文人，即使不以书名世，也定然格调高雅。真正的文人，书法是博学之后颐养性情的“余事”。

　　时代在发展，文人的内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到现代社会，传统文人的土壤日渐消解。在古代，作家、诗人定然是书法家；在近代，不少作家、诗人同时是书法家；而现在，作家、诗人和书法家越来越分离了，很多作家、诗人不是书法家，甚至不会写毛笔字，而书法家队伍也缺少作家、诗人。这也是“文人书法”、“文人书家”稀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方英文（《报刊荟萃》主编）：文人书法必将形成

　　“文人书法”在当今是指非书法家协会会员的，书法从业人员之外的，多少有点文化影响的人，所写的毛笔字。历史上却不是这样。历史上凡被称作书法家的人，首先，一定是想当然的文人，或者说，是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人。历史上的书法，是由于书写内容的经典，值得传播而传世。

　　书法的法，当然是指应该遵循的某种书写规矩，但也决不能墨守呆板，因为它毕竟不是交通管理法、计划生育法、婚姻法甚至反国家分裂法。书法既然属于艺术，那就要体现出唯艺术才可能有的自由、浪漫以及难能可贵的创新境界。“书”再怎么“法”，一看那字，便判断出它是临何帖而来的，终归算不得什么光荣。
　
　　书法，历来不是孤立的艺术。王羲之的《兰亭序》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内容与形式完美于一体的非凡瑰宝。并且，首先是在文学史上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假如王羲之所写内容不是自己独创，而是别人的，他就是写得再怎么落英缤纷、流风回雪，哪怕在事实上真的达到了中国书法圣人的境界，书圣这一名号，大概也不会给他的。

　　但是否文章好了，字就跟着好了，不是的。不过在古人来讲，大抵是文章好，字就相应的好。书法不能唯书法而书法，而是做人第一，做事第二，写字作文当在第三。

　　传统的书法，内容与形式是血肉一体的，文人即可书法，书家也同擅文章，只存在一个哪方面更突出的评判。现代社会，由于书写工具的变更，书与文逐渐剥离开来。书家多半不够文人，文人多半作书难看，这恐怕是一个现实。
文人书法的兴起，表明文人对于古典美学的怀念，是由民族复兴这一大背景诱发出来的。所以我认为，文人书法是能够成立的。你可以瞧它不起，认为它压根不是书法，但你不能忽视它的面积广大的客观存在。

　　无论现代文人的书法，还是现代书法家的书法，只能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一部分作品，才算得上“文人书法”。文人书法虽然“其兴也勃焉”，但要达到比较理想的境地，尚需时日。

　　吴振锋（陕西美术博物馆收藏部主任）：文化断裂中的文人书写

　　20世纪中国文化的裂变对中国书法传统的影响是难以估计和描述的。清理对书法文化传统影响至烈的重大事件，表现在语言文字方面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汉字的革命；二，文言文的隐退。

　　使用“文人书写”而不用“文人书法”，是由于：一，“文人书法”这个概念，从古至今，无确定指称。二，我们所指称的20世纪的“文人书写”，则包含了这样的含义：由于社会分工的愈来愈精细，至20世纪，“文人”这个概念已不同于古代“士”文化中的知识分子，而含纳现代意义上的一切人文知识分子，是“文化人”的简称。

　　将当下的书法状态切分为“文人书法”与“书家书法”的提法是欠妥的。书法是可以从形而下的技术层面和形而上的精神层面两个不同视角来进入认知的。但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不能切割的。那种“文人”就有“文化”，没有技术；而“书家”就没有“文化”，只有技术的认识是肤浅而缺乏理性的。继承书法的技术传统和文化精神同样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在从事书法活动的所有人群中提倡加强传统文化（包括汉文字以及文字书写）的修养，同样是十分要紧和迫切需要的。

　　当代的文人书写，如何才能完成与书法传统的对接，如何才能完成与世俗低层次书写的剥离，进而提升为“有效的书写”，这是我们应当切实关注的一个问题。在目前历史情景中，在文字断裂、文化隔阻的当下，首先肯定最基础层次的汉字书写的价值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来源：白鹿书院兰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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