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署名的小学课文《餐桌上的大学》剽窃自国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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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署名的小学课文《餐桌上的大学》剽窃自国外作品  


文/叶开























       我在上一篇博文里，提到垃圾教材比三聚氰胺为害更为深远的问题，并且以我女儿刚学完的上海小学语文四年级第一学期（试用本）为例，来进行具体分析。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教材里编入的课文就有大量的同类问题；三年级，因为选入课文更多，剽窃和窜改的地方就更普遍了。我手边的四年级语文第一学期，分析如下。

       这本四年级第一学期的上海语文教材按照不同主题类型分成八个单元，根据目录显示，共收入四十篇课文（实际上教材里还有若干选入的练习阅读篇目）——包括两首诗——其中六篇注明了作者的名字，剩下的三十六篇没有作者。根据我的查找，这些没有作者的课文中，只有六篇疑似为编撰者自撰。《孔子和学生》是根据《论语》相关内容写的——但我怀疑这些编者不是直接从《论语》里抄的，而是从其他人写的文章里转抄之后再涂改的；《守信》写范式和张邵两个人的友情和信用，也可能是改写自原有的故事；《武松打虎》是用糟糕的白话文改写的《水浒》相关章节；《赤壁之战》是他们自己编写的一个小故事；《观潮》则是照宋代周密的《武林旧事》里的同一篇散文基本上是逐字翻译的；《赵州桥》则可能是改写自茅以升的文章。个人时间有限，这六篇东西我一时找不到原文一一对应加以比较，所以，宽泛点暂且算作教材编撰者自己创作的。《观潮》呢，也算吗？也算吧！他们确实翻译过的，虽然译得很糟糕。周密的原文一点都不深奥，我记得中学教材似乎就入选过。这本教材里也没有彻底排斥文言文，并选入了《精卫填海》，文字的聱牙程度还过于周密的原文。
      现在还剩下二十八篇没有作者的课文了。
       我不能每篇都具体分析，只能找里面感觉写得比较好的来研究。我在上一篇博文谈到了这本教材的第三单元是“红色教育”，里面的三篇文章都是抄来的，《狼牙山五壮士》尤其是原样抄袭沈重的原文，连里面“在崎岖的山路上，横七竖八躺着许多敌人的尸体”这种描写，也原样保留。我们的小学教材编写者不是很爱护小孩子的“幼稚”心灵的吗？这样多的“尸体”，对她们难道是一种特殊的爱护吗？请捍卫教材的朋友来讨论一下，我洗耳恭听。现在我按照顺序来分析第一单元。
       这本教材的第一单元是“感恩和友情”，第一篇刘绍棠的《老师领进门》，教材编写者没说有删节，我也没对比，相信他们的“诚实”。第二篇也可能算作编撰者杜撰的《孔子和学生》。第三篇《父亲的叮咛》，我怀疑是抄袭的，但找不到原文，先存疑——因为类似篇目太多，有愿意做点公益事业的朋友，麻烦帮我找一找。第五篇《我的第二次生命》，课文说的是父亲把自己的肾捐给了女儿的“感人”故事。此文也疑似抄袭，待查证。
       这个单元里稍微像样点的文章，是《餐桌上的大学》。这个单元里，刘绍棠的《老师领进门》和《餐桌上的大学》两篇，文字稍可一读。我认真拜读。可是，越读越别扭，觉得课文里面文句断断续续，上气不接下气，会突然在一些比较好的句子里，出现“孩子妈”这类可笑的土语，突兀可笑。整篇课文，描写的是一个中国人家庭的学习。课文里有“孩子妈”，还有被父亲称为“雨生”的叙事者。可是，课文的怎么看怎么不像是在中国发生的故事——中国自然也有“父慈子孝”的《二十四孝图》的，我不像鲁迅老夫子那么痛恨，但要写得有道理，起码逻辑通顺才行。这课文里面有“我和弟弟”的字眼，可是我们知道，全国人们都被计划生育了，弟弟只能是超生的。您或者会辩护说，不能是写农村的吗？我再次拜读，却不算是乡村的景象。课文里，这家正经地摆餐桌，吃完晚饭后，父亲还“斟上一杯酒”，总不像是中国民工或者老农民的父亲的举止吧——也许有极个别高级民工追求高级享受，但肯定不普遍。城市人不能有超生孩子，乡村也不像这么有文化，课文显得很诡秘。那么是写古代吗？古人会谈论《四书五经》，但不会在餐桌上找“尼泊尔”，关注它的人口。我越看越觉得有问题，于是就找了一下。这篇课文果然是抄袭的，而且抄袭了一篇被选入很多辅助读物和励志读本的散文，作者为意大利的雷奥·布斯卡·格里亚，翻译者是谁，我暂时没有找到。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名作《爱的教育》在我国有很多版本，极其风行，内容核心跟这篇散文风格有点类似。意大利人重视家庭教育，在这些文章里略可窥见。
       格里亚的这篇散文原题《晚餐桌上的大学》，上海小学教材去掉了一个“晚”字，变成了《餐桌上的大学》，听起来好像我们国家的家庭教育更厉害，只要一吃饭——无论早餐、午餐还是晚餐——就“上大学”。事实上，格里亚原文写道，他父亲出生于意大利北部一个乡村，家庭贫苦，靠自学和努力工作而养家糊口。他父亲是一个好学的人，且热爱追求知识。不过他只是一名普通劳动者，平时工作辛苦，只能在工作结束后，回家正式进晚餐时，才有空跟孩子们相聚并且探讨问题。这位父亲虽然没有受到过高等教育，但他有一颗好奇的、热爱知识的、宽容的心，他对待孩子，严格中充满慈爱，并形成了交流的气氛。他对什么问题都兴致勃勃，不觉得有什么大小之分，例如课文里写到的这个“尼泊尔的人口是……”
       一篇文章，人物背景的交代，故事进程中真实细节的描写，都是叙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作品好不好，有没有说服力，全都靠这些“细节”的刻画来支撑——准确、生动、有趣，则文章耐读，反正，就味如嚼蜡。格里亚原文里，为了迁就不懂英语的母亲而说“意大利皮德蒙特方言”、父亲餐后“斟一杯红酒”、“点一枝香浓的意大利雪茄”，“扫视他这群孩子”，这些细节才是文中的血与肉。我们一看，就能在脑子里形成这样一个充满了真实生活情感的晚餐场面：一群孩子，兄弟姐妹们吱吱喳喳，父亲则手端红酒，慈爱地看着他们，因为，孩子们长大以后，就看不到了。很平淡的句子，饱含父爱和深情。这才是其乐融融的家庭。
       教材里剽窃了这篇文章，并且删改之后，这种家庭气氛就变得虚假了。细节最讲究的是真实，只有真实才生动。我这里提到的真实，不是字面上“真正发生过”的狭义，而是指在我们目前的认知逻辑下，能够普遍合理地加以认同的真实，是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概念。有些作品写到了我们通常认为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例如布尔加科夫那部伟大的天才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里，撒旦来到了莫斯科，这是不真实的吧？确实，小说里的“莫文协”主席和诗人“无家汉”，就是即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的唯物主义信徒，这不要紧，小说里所描写的一切景物，都是具体、准确、细腻而真实的。例如“牧首湖”的闷热天气，例如莫斯科的电车和莫文协的内部餐厅，这些都写得栩栩如生。在艺术作品里，真实的概念并不严格对照自然科学的万有引力定律，宗教的长期认知，也造成了一种事实。因此，我们强调的真实细节，是建立一部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的最重要的基础。比如时间的穿越，虽然我们不能相信这能实现，但是在艺术创作里，你可以虚构，大的概念是虚构的，细节却是真实的。《阿凡达》里的潘多拉星球是虚构的，但是那些植物，那些漂浮的山，那些管子，都是建立在我们的常识里的景象，只不过稍加夸张而已。
       如果是中国的故事，中国现在自然不会存在“有一群孩子”的父亲了，于是编撰者聪明地删掉这句话，改成了“我和弟弟”，但这也不真实。我们谁能有弟弟呢？“弟弟”跟“哥哥”一样，“只是个传说”。但是，又不能改成只有“雨生”我一个独子，因为这样一来，虽然明知是剽窃的，没有任何道德负担，可是连剽窃者读着都会觉得别扭。一家三口，这气氛怎么渲染？一开头就得修改，可是，文章的开头是最难写的，我们的编撰者有这么大的高水平吗？有的话，他们自己就能写了，何用剽窃？另外，中国的普通家庭，一名工作了一天回到家里的父亲，哪里会在餐后“斟一杯红酒”呢——剽窃者做贼心虚，把“红酒”改成了“酒”，可还是露了马脚。中国大陆，喝红酒是近几年才从小资和中产阶级中渲染起来的虚假品位，普通中国人生活中，谁能动辄买一瓶近百元的葡萄酒？那些三四十元的国产葡萄酒也舍不得买。好酒的中国人，一般是喝白酒、米酒和黄酒。编撰者也知道出了问题，改成了一个“酒”字。这样总是伪装到家了吧？抹一下额头，把渗出来的虚汗擦擦干，倒杯“酒”（编撰者都是有学问的，红酒如何？），品饮一下，放松放松。但是且慢，中国普通人喝酒，无论是白酒、米酒还是黄酒，甚至包括现在也开始流行的葡萄酒，大都是在就餐过程中吃菜时干杯用的。餐后饮酒，那是欧洲“资产阶级”和“贵族”们一脉相承传下来的葡萄酒文化。这样一窜改，就顾头不顾臀，完全乱了方寸。
       这本教材的编撰者的水平之低劣，剽窃都做不好。既然已经犯下了剽窃的罪行，又大规模造假，企图把意大利改造成中国，为什么不把这“斟一杯酒”去掉，改成“点一枝烟”呢？如果一定要表示自己道德很高，配合禁烟，中国人喜欢饭后喝茶，中国父亲“泡一壶茶”如何？虽然我这个也算不上高见，无论如何，在改装别人的文章时，基本的细节和前后逻辑要通顺吧。
       我要作一个小小的声明，格里亚的原文，我是从网上搜来的，不知道翻译者是谁，有失敬重。我逐字对比，可以肯定地说，教材里剽窃的课文就是根据这个译本来进行的，而决不会是我们可敬的剽窃者自己精通意大利语而亲手翻译的。读惯译文的读者都知道，即使是同一句很普通的原文，如果不抄袭的话，每个翻译家翻译出来的汉语句式都不一样。一样的话，一定存在某一方的抄袭可能。而上海小学语文四年级第一学期的课文，就剽窃自格里亚的这篇我暂时不知其名的翻译家翻译的中译文。
       以下是格里亚的原文中译版，被教材编撰者删掉的地方，都用红色字体标明。
       第二篇是上海语文教材里的课文。
       这篇课文，我认为有三个问题：第一是严重的剽窃，即把别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这是违法的行为。第二第三条问题是其次的。这跟有一名窃贼到您家里盗走了财物的性质一样，同时即使在中国大陆的法律条款里最大限度地给了教材编撰者以随心所欲的自由，但是并没有给予剽窃的自由，此教材自己在“说明”里也引用了《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是窜改水平极其低劣，让本来还言之成理的一篇文章，在被窜改之后变得粗糙混乱，淡薄无味。第三是弄虚作假，因此造成了第二个问题，把虚假的内容加入原没有的文章里。这种低级的东西，却拿来给小学生读。你们可以看到，网上的相关“课件”满天飞，一步接一步，写得似乎头头是道，很专业的样子。可是，这个头头是道的专业，却建立在一篇剽窃来的低劣课文上。
       有些人并没有看到这里面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盗窃，多在讨论删改得好不好。其实，非法“剽窃”才是这篇课文的最大问题，删改和造假还在其次。这篇课文，如果删节了，但是保留原作者的名字，并不据为己有——请注意，在这里，这篇课文变成了“编撰者自己创作的了”——那么删减的课文虽然差，但还没有现在这么恶劣。不然的话，以这个可怕的逻辑类推，如果删改得比原文高明呢？是不是就可以“剽窃”了？比如一家人住在一套售后老公房里，本来要求不高，住得平平安安的很满足——虽然习惯不好，有点脏乱差——可是突然闯进来一个强盗，宣读一份文件说自己代表全国人民要对这套房子进行美化改造更新并把这一家人赶出去。这家人会争辩说，户主是我啊，你有什么资格来改造我的房子？强盗说，这很简单，把您的房产证拿来！强盗把房产证拿在手里，在户主的一栏里修改液一涂，填上了“强盗”这个名字。这位有修养的强盗住进来之后，把房子装修好了，摆设好了，墙上挂着从别人家里拿来的艺术品，其他的强盗朋友们来做客，都点头称赞，这间房子装修得真好。“装修得真好”是不是就意味着，强盗霸占别人的房子是必要的？而且一切都顺理成章，合情合法了呢？如果教材在剽窃别人文章上的做法，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变成了大多数人都赞同的共识，这就意味着强盗霸占您的房子也是合理的——而且，人家强盗先生不是还花钱装修过了么？这种教育的结果，即会造成一种“强权即真理”的强盗逻辑，这个社会就会变成强盗社会，不仅笑贫不笑娼，而且偷到手的就是合理的。好吧，假设这也是一种道理。那么我们还要教育干什么？我们还要建立什么文明社会？我们回到原始社会，在丛林中拚生死不行吗？我相信，不进行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合作，而返回丛林，我们这里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被吃掉的点心，而没有一点存活的机会和希望。
       人类文明在长期发展之后，为了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慢慢形成了一些最基本的文明底线，这是确保人类得以继续生存下去的重要智慧。我个人的有限认识，在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亚洲还是欧美，抢劫和盗窃都是有罪的，古代的惩罚比现代更加严酷，前文明社会的惩罚也比文明社会更加残忍——庄子的“窃国者为诸侯”的高见撇开不论——这种对盗窃的罪恶认定，在各个民族本身，都是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如果偷盗、抢劫、剽窃都是合理的，那么这两个月来，那些闯进幼儿园里对小孩子痛下杀手的人渣的暴行也是合理的，而深圳的富士康公司的跳楼者也只是活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富士康公司的“主编”郭台铭和他的编委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和GDP的每年递升这个更高的理想，有权随便打压和漠视普通员工们的基本精神需求。这就是“剽窃逻辑”和由此衍生的“强盗逻辑”带来的恶果。这个恶果，就会让我们还停留在前文明社会，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那些无力去为自己的冤屈申诉的人，性格上又正好是个孱头、并且天性潜藏着邪恶因子的话，于是就会导致“弱者往往会向更弱小的人下手”的可怕恶果。这就是剽窃的强权法则，可能强者喜欢这种逻辑，但是作为普通的民众，我们真的能够承受和存活吗？我们真的从小就该受到这种“丛林法则”的教育吗？教材编写的人，打着编写教材的“权威”旗号，就能合情合法，理直气壮地剽窃别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吗？
       我不知别人怎么想，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我个人强烈谴责这种无耻的行径。
       我一再提出自己的观点：一个孩子，对这种垃圾课文读得越多越有害。很多人会反对自己的孩子吃零食，反对孩子吃肯德基，反对孩子吃地摊食品，但是他们不知道，垃圾课文比地摊食品还有为害深远。垃圾食品损害我的身体，垃圾教材损害我们的精神。小孩本来是一张白纸，他们和普通家长一样，都不容易分辨一篇课文的优劣。人们有一个错觉，以为选入教材里的课文，那一定是最好的。很多家长还很起劲地督促自己的孩子辛苦地背这些课文，付出双倍的努力，收获了一地鸡毛。
       一个垃圾桶，无论垃圾装得多满，都只是一桶垃圾。
                                                                             晚餐桌上的大学
                                  （意）雷奥·布斯卡·格里亚
        本世纪初我父亲在意大利北部一个乡村长大的时候，只有富有人家才有能力供儿女受教育。父亲出身贫苦农家，他常告诉我们说，就他记忆所及，他从未有过一天不用工作。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未有过不做事的观念。事实上，他不能明白一个人怎么可以不做事?
　　父亲读五年级那年，家里不顾他老师和村中牧师的反对，硬要他退学。老师和牧师都认为父亲是读书的料，可以接受正式教育，可是父亲却到工厂做工去了。
　　从此，世界便成了他的学校。他对什么都有兴趣。他阅读一切能够接触得到的书籍、杂志和报纸。他爱听镇上父老们的谈话，以了解我们布斯卡格里亚家族世世代代居住的这个偏僻小村以外的世界。父亲非常好学，他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不但随同他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后来还传给了他的家人。他决心要让他的每一个孩子都受良好教育。
　　父亲认为，最不可饶恕的就是我们晚上上床时还像早上醒来时一样无知。“该学的东西太多了，”他常说：“虽然我们出世时愚昧无知，但只有蠢人才永远如此。”
　　为了防止他的孩子们堕入自满自足的陷阱，他坚持我们必须每天学一样新的东西，而晚餐时间似乎是我们交换新知的最佳场合。
　　我们从没有想过要拂逆父亲的意愿。所以，每次我们兄弟姊妹聚集在浴室里洗手准备吃饭时，我们都必定互相询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如果答案是“什么也没学到”，那么，我们一定会先在我们那套残旧百科全书里找出一点什么来，否则就不敢上桌吃饭。例如，找出“尼泊尔的人口是……”
　　我们每人有了一件“新知”之后，便可以去吃饭了。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张饭桌总是高高地堆着面食，往往高得使我看不见坐在对面的妹妹。
　　晚饭时声音嘈杂，杯碟的碰撞声衬托着热烈的谈话声。我们说的是意大利皮德蒙特方言。这是为了迁就不会说英语的母亲。我们叙述的事情不论怎样无关重要，也不会不受重视。双亲都会仔细聆听，并会随时作出评论。他们的评论往往深刻而带有分析性，且都非常中肯。
　　“这样做很聪明。”“笨蛋，你怎么会这么糊涂的？”“这样说来，你只是咎由自取。”“可是，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真笨，难道我们没有教过你吗?”“好，那真是不错。”
　　然后是压轴戏。那是我们最怕的时刻——交换我们今天所学到的东西。
　　这时，坐在餐桌上位的父亲会把椅子推向后面，斟一杯红酒，点一枝香浓的意大利雪茄，深吸一口，将烟吐出，然后扫视他这群子女。
　　这个举动常常令我们感到有些紧张，于是我们也瞧着父亲，等他开口。他会告诉我们说，如果他不好好地看看我们，不久我们长大之后，他就会看不到我们了。所以，他要盯着他的孩子们看，看完一个又一个。
　　最后，他的目光会停在我们其中一个身上。“费利斯，”他叫着我的受洗名字说，“告诉我你今天学到些什么?”
　　“我今天学到的是尼泊尔的人口是……”
　　餐桌上顿时鸦雀无声。
　　我一向都觉得奇怪，不论我说的是什么东西，父亲都不会认为琐屑。首先他会把我所说的东西仔细想想，好像拯救世界就要靠我所说的那句话似的。“尼泊尔的人口。嗯。好。”
　　接着，父亲会看看坐在桌子另一端、正在照例用她喜欢的水果来调配一点剩酒的母亲。问道：“这个答案你知道吗?”
　　母亲的回答总是会使严肃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尼泊尔？”她会说，“我非但不知道尼泊尔的人口有多少，我连它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呢!”当然，这种回答正中父亲下怀。
　　“费利斯，”父亲会说，“把地图拿来，我们来告诉你妈尼泊尔在哪里。”于是，全家人开始在地图上找出尼泊尔。
　　类似的事情一再重复，直至全家每一个人都轮过了才算完。因此每次晚餐之后，我们都会增长六种诸如此类的知识。
　　我们当时都是孩子，一点也觉察不出这种教育的妙处。我们只是迫不及待地想走出屋外，去跟那些教育水平不及我们的朋友一起玩喧闹的踢罐子游戏。
　　如今回想起来，我才明白父亲给我们的是一种多么生动有力的教育。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全家人一同长进，分享经验，互相参与彼此的教育。而父亲通过观察我们，聆听我们的话，尊重我们提出的知识，肯定我们的价值和培养我们的自尊心，毫无疑问的是对我们影响最深的导师。
　　我进大学后不久，便决定以教学为终身事业。在求学时期，我曾追随几位全国最著名的教育家学习。最后我完成教育，具备了丰富的理论，术语与技巧，但令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发现那些教授教导我的，正是父亲早就已经知道的东西——不断学习的价值。
　　父亲知道，世上最奇妙的东西是人的学习能力，极小的知识点滴也可能对我们有益。“生也有涯，”他说，“而学海无涯。我们成为怎样的人，决定于我们所学到的东西。”
　　父亲的办法使我终身受用不尽。如今，我每晚在就寝之前，都会听见父亲在说：“费利斯，你今天学到了些什么?”
　　有时候，我对我在这一天学到的东西可能连一件也想不起来。这时，尽管我一天工作得很累，我也会从床上爬起来，到书架上去找点新的东西。做完这件事之后，父亲和我便会安心休息，知道这一天没有白费。毕竟，谁也无法预料，知道尼泊尔的人口会在什么时候对你有用呢。

上海《小学语文》教材四年级第一册经过了窜改，不署作者，名为：
                                   
                                       餐桌上的大学
父亲常说：“人最不可宽恕的，是晚上睡觉时同早上一样无知。”他规定：我和弟弟每天必须学一样新的东西，在晚餐时交换。
晚餐时声音嘈杂，碗碟的碰撞声衬托着热烈的谈话。我们叙述的事情不论怎样微不足道，双亲都仔细聆听，并随时评论。
然后就是压轴戏。那是我们最怕的时刻——交换今天所学到的东西。
这时，父亲就把椅子推向后边，斟上一杯酒，然后扫视我们。于是，我们也紧张地瞧着父亲。
最后，他的目光会停在我们当中的一个身上。“雨生，”他叫着我的名字，“告诉我们，你今天学到了什么？”
“我今天学到的是尼泊尔的人口。”
餐桌上顿时鸦雀无声。
我一向觉得奇怪，不论我说的是什么，父亲都不会认为琐碎。首先,他会把我的话仔细想一想，好像我的话能拯救世界。“尼泊尔的人口……嗯。好。”
接着，父亲会看着坐在餐桌另一头的母亲：“孩子妈，这个，你知道吗？”
母亲的回答总会让气氛轻松起来。“尼泊尔？我连它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呢！”当然，这种回答正中父亲下怀。
“雨生，”父亲又说，“把地图拿来，我们来告诉妈妈尼泊尔在哪里。”于是，全家人开始在地图上找尼泊尔。
类似的事情一再重复，直到全家每个人都轮过了，晚餐才结束。所以，每次晚餐以后，我们必定会增长不少知识。
当时我们都是孩子，只想迫不及待地走出屋子，去玩喧闹的踢罐子游戏，丝毫也没察觉这样学习的妙处。等我上了大学才发现，那些教授教导我的，正是父亲早已知道的东西——不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