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古老的赵州桥上————访摄影评论家杨恩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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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古老的赵州桥上————访摄影评论家杨恩璞



个人简介： 杨恩璞，摄影评论家，上海市人。1939年出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后留校任教。1976年后，任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导演兼摄影、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会员。代表作品主要有《难忘的笑声》、《科学家茅以升》、《海上丝绸之路》、《摄影指南》、《蒋兆和的国画艺术》和《斯里兰卡植物园》等。 退休后曾任泉州华光摄影艺术职业学院院长，现任该院名誉院长。是著名导演张艺谋、顾长卫的恩师。曾多次担任国内外重大摄影比赛的评委，他的摄影艺术创作理论在国内深受广大摄影爱好者喜爱。2006年，被中国摄影家协会评为新中国建国50周年杰出摄影工作者。2007年，斯里兰卡政府授予斯中友谊特别贡献奖。

　　




走在古老的赵州桥上

——访摄影评论家杨恩璞

绵绵秋雨，洗蓝了天空，驱走了暑气。赵州桥的家乡——赵县又迎来了金风送爽，梨果飘香的最美季节。那天，古老的石桥上走来一位身着草绿色摄影背心、肩背专业相机的摄影人，他叫杨恩璞。如果不是他亲口说出自己的年龄，谁也不会相信这位精神矍铄、谈笑风生的教授已经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了。老人说他的健康态得益于常年累月到各地奔波、拍摄，“走南闯北拍片，让我身体非常好，这辈子还没住过医院。”这是杨恩璞先生第二次到赵州桥采风，这次来，与第一次相约古桥整整时隔了30年。

带着茅以升的故事一起来

历经1400年风雨的赵州桥，它的身上寓满故事，且与众多古今名人结下不解之缘。被誉为“中国桥梁之父”的茅以升先生便是其中一位。茅老长期研究、热心宣传赵州桥。早在1962年3月4日就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散文《中国石拱桥》，将赵州桥盛赞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石拱桥。之后，文章又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至今仍在沿用。本文的主人公杨恩璞虽是摄影人，却与茅以升先生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说不同寻常，不仅仅因为他的岳父与茅以升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同窗好友，还有一层关系就是，他负责拍摄了纪录片《科学家茅以升》，并且在1980年6月同茅老一同来到赵州桥，这是茅以升先生发表《中国石拱桥》之后，再次考察赵州桥，从此，中国桥梁之父的足印便也在古老的石桥上清晰起来。

我是受河北省摄影家协会副会长、秘书长杨越峦先生委托，接待杨恩璞夫妇采风的。一天时间里，我陪同杨先生一行参观了柏林禅寺、赵州桥和古城其他国宝文物。午餐时，和善可亲的杨先生特意嘱咐，不进宾馆，不进大饭店。他念念不忘的是30年前在我们古城曾经品尝过的油酥烧饼。这样，我们就随意找了一家小吃店，点了当地的风味小吃鲜驴肉、油酥烧饼等。坐在饭桌前，先生谈着第一次来赵县时的感受，谈赵县的变化，深情地回忆了他与茅以升先生在赵州桥时的情景：“1980年夏，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接到当时国务院谷牧副总理的批示，基于当时许多著名国画家深受‘文革’摧残，有的重病缠身、有的年事趋高，为了防止他们的艺术失传，要求立即拍摄一批介绍国画大师艺术成就的专题影片，其中有：李可染、李苦禅、叶浅予、蒋兆和、吴作人……等。我当时在该厂兼任导演，带领电影专业学员实习，被分配拍摄《蒋兆和的画》。

蒋兆和是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专攻彩墨人物画创作，其代表作有：《流民图》、《医学家李时珍》、《诗圣杜甫》、《曹操》和《给志愿军叔叔写信》等，并培养了范曾、马振声、韩国臻等新一代中国人物画家。我们为了表现蒋先生的高超技法，在影片中设计了蒋兆和先生为茅以升现场写生的情节，记录了蒋老用毛笔进行素描造型的全过程。”

杨恩璞说：“蒋兆和先生将宣纸挂在墙壁上，他手握毛笔，案台上是一方大砚，神情专注地看着不远处坐着茅以升先生，只见蒋先生将毛笔在墨砚中舐了一下，接着他眯起了双眼，朝茅以升先生打量了一眼，就直接蘸墨在宣纸上作画，先画眉眼，接着画鼻子、嘴唇，只几秒钟功夫，茅以升的形象就逼真地跃然纸上……”

通过这段拍摄，摄制人员慢慢就同茅老熟悉了。杨恩璞的夫人施湘飞插话道：“茅老1916年赴美留学，是我父亲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同窗好友，回国后1926年任交通部唐山大学校长，1933年主持策划和营造著名的钱塘江大桥”。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茅老向摄制人员吐露了他内心的愿望，那就是他研究和撰写《中国桥梁史》，希望再次亲临河北赵县，到现场参观和考察过赵州桥。听到此事，摄制组就决定让科学家茅以升和画家蒋兆和一起同游赵州桥，让二位长者加深彼此间了解，触景生情，以便更好地刻画茅以升形象。

当时茅、蒋二老均已古稀之年，年迈体弱，但听到摄制组安排他们到赵县看古桥，都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和兴趣。

介绍到这里，杨恩璞甚是得意，嗓音顿时高亢起来：“这就有了当年的赵州桥之行。1980年5月28日，我陪同茅、蒋二老在从北京启程，一路上，茅老谈兴很浓，他说，石拱桥不但形式优美，而且结构坚固。  我国的石拱桥有悠久的历史，几乎到处可见，赵州桥横跨在洨河上，是世界著名的古代石拱桥。这座桥修建于公元605年左右，到现在已经一千三百多年了，1965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大地震，它巍然不动，还保持着原来的雄姿，堪称是世界桥梁史上的奇迹。”

“当晚，我们下榻在河北省政府的招待所。5月29日一早，便驱车前往赵县，参观赵州桥。那时候，桥体周围没有人行道，茅、蒋二老就漫步在河岸上，兴致勃勃地仔细欣赏赵州桥每个细节，赞叹着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茅老兴奋地说，从赵州桥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至今仍没有过期的造桥技术，而且还感受到中华民族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创造精神。蒋兆和先生听到茅老这一席话，当下就有了想法，他决定，以恢弘的赵州桥为背景来构思创作茅以升的肖像画，以景写情刻画当代中国科学家再创世界科技奇迹的决心。1981年，蒋兆和完成画作，此画曾在中国美术馆展览。”

在赵州桥的展览馆里，杨恩璞先生看到迎门陈列着茅以升的题词：“历经沧桑一千三百余载，李春的安济桥依然为中华民族文化大放光芒。”欣然在题词前拍照留念。他感慨地说：“见到题词，恍如又回到30年前。我陪同茅以升、蒋兆和来到赵县的情景历历在目。当年，我们曾受到当时省、县政府的热情接待，县里还请教茅老指导工作。为了更好地宣扬赵州桥，茅老回京后6月4日挥毫题写了题词，回赠赵县。弹指一挥间，转眼就是30年，今天我又来到赵州桥，情不自禁地追忆起茅以升、蒋兆和两位大师。尽管他俩均已仙逝离世，但他们对赵州桥的热爱和赞颂在我心中难以忘却。赵州桥1300多年不塌，茅老主持建造的钱塘江大桥经历70多年风雨，依然昂首挺立。再想想当下我们时而听到某些新建桥梁和建筑如同“豆腐渣”一样弱不禁风，对比之下，更觉得那一代科学家的伟大，茅、蒋二老旨在创造中华文明的谆谆教诲，实在是对我们最好的鞭策。”

杨恩璞先生离开赵县之后，我走访了县文保所，对茅以升等考察赵州桥做进一步了解。经查证当年与蒋、茅两位大师一起来赵县的人员还有蒋兆和的夫人、书法家肖琼；茅以升先生的女儿茅于美等。茅于美在一段回忆中说：“1980年夏天，我陪同父亲一起前往赵州桥。父亲对桥的研究，除了查阅《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这些工具书以外，对实地考察也很注意。父亲当时已是84岁高龄，但仍不辞辛苦地来到赵县，他细心地观察，对桥上每块栏板上的雕刻都能详细给我们讲解一番。”

大约四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10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茅老到邢台市参加郭守敬纪念馆奠基仪式，又特意考察了赵州桥。茅以升老人参观考察赵州桥后在自己的题词前留了影。直到老人1989年去世，一生推崇、挚爱着赵州桥的茅以升老人，再也没能看到这座人间伟大的桥梁。




采风传道两相宜



杨恩璞先生这次是专程陪着远在美国教书的夫人施湘飞而来，同行的还有两位来自石家庄市的影友。施女士是杨先生北影摄影系的同学。曾在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央视科教节目中心、峨眉电影制片厂担任摄影师以及高级编导等职务。1998年赴美国，在jcpenney公司和哈维中文学校工作。她从美国飞来，主要目的就是拍摄赵州桥。她说，自己在美国大部分时间从事摄影和教学，在课堂上也为学生们讲过赵州桥，但没有一张赵州桥图片是自己拍摄的，今天来就是要弥补这个遗憾。

除了拍摄赵州桥、柏林禅寺外，杨恩璞夫妇还要求到赵县的其它景点走走。午饭后我又陪同客人参观了赵州桥的姊妹桥永通桥、大观圣作之碑和陀罗尼经幢。这样，赵县五处国宝文物一一纳入了两位摄影大家的镜头。

我们这些身背长枪短炮的年轻后生，一边跟随杨恩璞教授学习拍摄，一边与他交谈，对先生的经历也有了大致的了解：杨先生小的时候，家里比较富裕，所以有条件较早接触摄影，考取北京电影学院那年，他还不满十七岁。毕业后留校，在摄影系教学。在学院一干就是50年。他说，自己很留恋这半个世纪的时光，母校的教育不仅让自己学会了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懂得了怎样用电影为国家、为老百姓服务。

杨恩璞学摄影、教摄影，最大的爱好还是摄影。在伴随杨教授在赵州古城的采风过程中，他的活跃和激情总能感染我们这些随行者。遇到好的画面，先生就会主动地与我们交流，探讨拍摄的角度、构图等问题。记得在柏林禅寺的万佛楼拍摄时，杨教授主动站在栏杆处当起了模特，让随行的我们分别来拍。拍完，他走下台阶逐一点评，当发现新闻科小朱所拍摄的人物，头顶上方的牌匾影响画面效果时，当即告诉他怎样选取角度，如何构图。

他还不停地把自己从事摄影工作中所得所悟，传达给我们：“要想在摄影方面有所成就，一般要跨越四个台阶，即：技术、技巧、语言和独创。“技术”，就是掌握摄影器材的使用方法，古人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技巧”，就是运用摄影技术表现出造型美感。 “语言”，就是要求摄影人走向世界，拥抱生活，进行有主题、有情感的创作。当技巧发展成叙述你所发现的生活故事、或抒发你对生活感受的表现形态时，技巧也就拓展为摄影视觉语言。这时，你所拍摄的作品从形式到内涵都有社会和审美价值。“创新”，艺术贵在创新，如果老是重复他人或自己的模式，也就不是艺术品，充其量只是作坊加工的工艺赝品。摄影创新没有什么灵丹妙药，除了提高自己各方面修养外，主要靠自己真正投身于生活，发挥独立思考，脑勤手快反复实践，用自己的视点发现题材，用自己的方式叙事传情。”

他还告诫我们，摄影人在外面拍片子，不要怕吃苦。接着现身说法讲了段自己的故事：一次参加《海上丝绸之路》拍摄，杨先生随我国远洋船出航拍摄郑和等古代航海遗迹，一走就七个多月。生活虽然辛苦点，但离老百姓很近，让他接触到一大批平凡但是又很优秀的人，让他感到生活里充满阳光。

杨恩璞先生回到了北京，不久我便收到了先生发来的电子邮件：“感谢你的热情接待。与赵县阔别30余年，旧地重游感触良多，看到了这古老的大地焕发着令人振奋的新时代活力。”先生随信发来了几帧采风照片，其中有风光摄影也有他在薛家烧饼铺拍摄的民俗摄影作品，令人惊诧的是，先生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习作。

“习作”两个字叫我感动了良久，这才是名家的谦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