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政治与批判的人体摄影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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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政治与批判的人体摄影论述

郭力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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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西方或非西方的摄影实践，对人体这个主题的最大宗创作方向，长久以来总被窄化为女体摄影，或者其实只简化为对年轻姣好之女性裸体的影像。无论保守方向的艺术摄影，业余/沙龙摄影的人体摄影概念，或者大众媒介、广告影像里对人体/女体的呈现或使用方式，改变似乎不大。当西方过去几十年来，在人体摄影的题目上，有着大幅度且多元的进步实践时，华人世界的摄影创作，仍相对地单调、停滞。消费性、业余性的女体模特儿影像，在过去以来的台湾，和目前仍乐此不疲的中国大陆，仍是一种主导性的人体摄影操作。
　　John Pultz的《摄影与人体》，从理论与政治的向度，介绍了人体摄影论述在西方的多元实践进程。这本书让我们了解，当摄影里的人体，被去脉络地简化为裸体或单纯生理上的存在，而从政治与历史时空意义中抽离时，那个去脉络、去政治性的（女性）身体，其实依然有着“政治”效果：它是一个被主流价值或男性文化定义、规范的身体，并且这样的影像，继续牢牢地巩固着此种僵滞的性别政治。因此，作者开宗明义的定位此书检视人体摄影的角度：只要摄影呈现人体，就是在呈现一种权力关系，就有政治。
　　西方世界的摄影论述者，无论以影像或文字，勤于对身体进行思考与反省的原因，可能源于他们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即勇于注视“人”在宗教与世界中的位置和意义。这样的内观与省思，延伸至西方摄影艺术家在现代化的过程里，深刻思考、陈述身体在工业化文明、消费社会、与男性文化霸权等各种语境下的位置，或处境。当西方社会里的家庭意义渐次崩解，或身体在工作中异化、工具化，或人屈从、被收编于消费文化的巨大网络里，孤独、断裂的身体与人，要如何抵抗，如何救赎，在逼着西方摄影艺术家思索。新的哲学思考与身体政治会从这里发生，新的摄影艺术语汇，也会从这样的问题意识中发芽。
　　华人文化的传统内涵，比较没有反省“人”看待自己在上帝前或世界中之位置的面向，而较多的是人在社会中对应的各种伦理关系。我们总是做为某个（家庭、宗族、国族）群体成员而存在着，而非个人意义的存在；对于思索个别身体的政治意义，遂缺乏动机与意愿。人们似乎宁可集体地、浑然无机地活着。但是，长期深受西方现代性洗礼、以及西方大众文化里对身体意识之各种冲击的东方或华人社会，使我们的身体，其实早已经是个又中又西（或不中不西）的混杂体了。这个杂乱流动、尚在发展形塑之中的身体，可以是相当有趣、充满可能性的，但是恐怕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回避对它必须要展开的直接面对、思索、与陈述。既然当代华人的身体里，已经早有（可能很大比重的）“西方”的成分，Pultz的这本书，就有了相当的参考价值。
　　《摄影与人体》的理论架构，是循傅科的社会建构论与权力/知识论，做为核心路径，展开对西方人体摄影的批判性阅读。傅科强调，启蒙思想和实证主义的理念，被包括摄影在内的言说形式承续、发扬，并进而以摄影“客观、理性”的观看与提供的知识/资料，当做正当化其社会控制权力的有效工具。这个理论被傅科派摄影理论家塔格（John Tagg）进一步展开论述，系统的研究了西欧与北美自十九世纪以来，在商业、司法、政府、与社工等各方面利用摄影再现，对人与身体所进行的监控和规训（可参考Tagg, 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essays on photographies and histories,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8）。这个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路径，使此书所介绍的人体摄影，不同于一般西方主流摄影史对人体摄影“经典”的选择角度，让读者得以接触一些较少被认识的、多元并陈的影像材料。
　　女性主义观点的身体影像言说，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性别论述、心里分析等），当然也是此书另一个明确的政治方向。1970年代以降的几位主要西方女性主义摄影家，如史本思（Jo Spence）、雪曼（Cindy Sherman）、克鲁格（Barbara Kruger）、戈丁（Nan Goldin）等，在书中皆有一定的着墨。她们的摄影作品揭示了，女性如何可以动人地陈述自己的身体，将它做为性别政治坚定有力的论争战场，与诉说女性情欲、日常生活、消费文化、生命困境的展演媒介。她们为自己的主体意义而展演，而非为男性的凝视欲望。与此同时的某些男同志影像，与男性身体的重新注视，也有提及。不过，女同志和酷儿的摄影实践则在此书中缺席，就一份出版于1995年的书写，这是一个比较遗憾的缺失。
　　作者以编年的方式，对西方人体摄影实践，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末，概分为六个历史时段，依序进行介绍。这样的分法，有助于对不同之人体摄影创作发生之先后次序、以及同时期内不同之人体摄影方向或理念的对照了解。另一方面，按照线性时间的摄影发展脉络，也可以让读者了解，人体摄影在西方的实践，确实随时间的推移，展现了开阔而进步的多元空间。不过，这样的内容编辑方式，比较难从人体摄影之不同议题类别的角度，阅读某种主题下的创作实践，在过往与现今的演进情形。
　　例如，此书最后一章（自1975年起）有相当的篇幅，介绍前述性别政治观点的人体摄影作品；但是在第二章（1850-1918）里，主要的一节也介绍了当时的女性摄影家与女性题材。而且，例如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摄影家卡美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或哈瓦登夫人（Lady Clementina Hawarden）等作品中的女性，从当代英国女性主义摄影学者Lindsay Smith在《The Politics of Focus: women, children and nineteenth-century photography》（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一书的分析，是以不同方式对当时男性建构的摄影言说，进行着具有性别政治意涵的摄影实践与挑战。若以女性主义/性别政治的主题将这些不同时代的摄影家的作品整理对照，或可在相关议题的发展上，有个更清楚的理解脉络。
　　但整体而论，《摄影与人体》对华文世界的读者，是一份极有价值的阅读与参考材料。如我先前所言，它不仅仅是关于摄影，更是关于从摄影中对人体的诸种言说，如何可以让华人文化里持续被忽视、压抑、或遮蔽的身体与个人主体意识，受到更多的启发与鼓舞，从而苏醒过来。在远流出版社再版这份具有进步性的《摄影与人体》中译本时，我推荐这本好书给对人体摄影、视觉文化、与身体政治有兴趣的读者，并藉此感谢译者李文吉先生精准流畅的翻译工作。文吉是我长期敬重的资深摄影家，对以摄影介入政治和历史不遗余力；他的翻译此书，因此有着格外适切的意义。
　　（郭力昕 学者 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