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作家在美国文坛的地位及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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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作家在美国文坛的地位及归类 林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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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坛在重新选择经典著作时，常会出现一种冷嘲热讽的倾向，认为汤亭亭和谭恩美这样的华裔作家之所以得到评论界的好评，作品被选为经典，未必是因为她们的作品本身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是因为她们身上的种族和性别标签。她们无非是凭了少数民族的身份，作为少数族类的代表而被接受的所谓“象征性的点缀”(注：本文前部分曾在1997年11月的芝加哥“中西部现代语言学会”上初次宣读。我要感谢菲立浦·戈斯特恩发起召开“文坛接纳的体制”小组研讨会，使我们得以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不是讨论少数民族作者被排斥于当代美国小说经典之外，而是讨论她们被接受的方式。)。即便在文学批评领域，其作品的文学价值也常常附属于对身份政治的讨论。然而，在华裔女作家的作品被列入经典的问题上，对于其中所包含的阐释政治却很少有人提出质疑。耐人寻味的是，汤亭亭和谭恩美这类备受欢迎的标志性作家，未必在她们自己的种族团体中受到同样的欢迎，甚至在少数民族研究领域，她们也未受到像在主流文学市场和女性研究中那样的重视。相反，她们常遭到自己同胞的拒绝和批评，认为她们没有正确地表现她们的文化和身份。
这种现象，虽说美国文坛接受来自一切群体的标志性作家时，比如说，菲利普·罗斯(犹太人)、爱莉丝·华克(非裔女作家)、拉尔夫·埃利森(非裔作家)都可见到，但却很少受到批评界的重视。这类作家一旦“离家出走”，用托马斯·费拉罗的话说，“把家里的脏东西拿出来曝光”(注：See Thomas J.Ferraro,Ethnic PassagesiteraryImmigrants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Chicag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1993.)，多数评论者就把这看作意味着个体作家与其族群的疏离。不幸的是，这类“脏物”的气味像流言蜚语一样，对这些作家的事业和名声产生持久的影响，加上他们自己族群内部或种族研究领域的男性评论家们的愤怒抗议、因妒生怨、以及用一个女权主义批评家的话说，“家庭暴力”，而更加严重。这些男性评论家往往指责女性作家之所以在主流文学市场取得成功，是因为出卖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扮演某种可耻的固定角色来取悦主流文化的东方主义幻想。这类“家庭暴力”在少数民族批评界蔓延开来，其结果反而伤害了华裔群体的整体利益，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属于其他群体的种族批评家认为，汤亭亭的成功说明，“华裔美国人仍然以一种投机心理，迎合大众的种族主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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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华裔美国女作家是故意在作品中扮演某种固定的可耻角色，“以一种投机心理迎合大众的种族主义趣味”，还是仅仅易于被统治文化以这种方式看待和接受，这是我要探讨的问题。换句话说，出版商如何包装她们，传媒如何接受她们，在文化市场，批评家如何评价她们，课堂教学和学术批评又把她们放在怎样的位置?模式化究竟产生于创作过程之内，还是存在于阅读、阐释和评论家的接受过程之中?汤亭亭被美国文坛接受的过程中所包含的阐释政治，是我过去多年的研究课题，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不幸的争议，其具有的复杂性和荒谬性都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或者说一个活生生的实例。
众所周知，在当代的移民文学中，没有哪部作品像汤亭亭的传记小说《女勇士》(1976)那样，被频繁地收入选集，当作文科教材广泛地教授。费拉罗的研究告诉我们，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出版的四部主要的美国文学选集都收录了汤亭亭的作品。我自己近些年的研究显示，在多元文化研究、跨国文化研究、以及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中，汤亭亭依然是所有性别和种族的学者、教师最感兴趣的、有影响的、具有启发性的研究对象。对有些评论者来说，汤亭亭可以代表教学或出版中被从“边缘”吸纳进来的“少数群体、少数民族、华裔美国人、女性”作家；相反，在另一些人看来，汤亭亭之所以引起评论界的关注，只因为她的创造性才华对这些固定刻板的归类提出挑战。对汤亭亭作品的不同看法和不同的读者反应、汤亭亭本人对评价者的文化误读所做的反应、华裔美国群体的抗议、尤其是赵建秀对汤亭亭的广为人知的个人攻击，都在汤亭亭研究圈中被反复提及(注：左派和右派的代表性观点都收录于《汤亭亭研究文集》，Laura E.Skandera-Trombley ed.,Critical Essays on Maxine Hong Kingston,New York:G.K.Hall & Co.,1998.)，早已被学者反复引用，甚至过度引用。我这里想就70年代后期《女勇士》的出版和公众对它的接受，来研究评论界在评价汤亭亭这部作品时所用的话语，从而揭示美国文坛在选用经典和接受华裔作家作品的过程中存在的真正问题。我考察了汤亭亭文献的资料库，包括编者的书信、对原稿的修订、出版广告和书评(注：1996年夏季的研究员职位使我得以在伯克利大学的班克洛夫特图书馆珍品书部，对汤亭亭的手稿和其它文献资料进行研究。感谢伯克利大学的黄秀玲和种族研究计划对我的接待。)，发现问题主要出在语言上。美语中凡是涉及表达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女人的词汇始终不出美国东方学的范畴，对它的文化和历史内涵，过去和现在的全球观念的经济因素都必须加以考虑。美国东方学中的中国话语决定着接受华裔作品的观念和方式，使华裔作家的作品在通俗文学市场呈现为一套固定的模式。而美国文学界对于性别和体裁的武断分类，尤其是强加于华裔作家的地位和归类，使得这种具有成见的刻板模式化不仅在通俗文化领域，而且在学术研究领域也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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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女作家在美国文化中尤其容易遭受误解，因为她们生活在被媒体歪曲的阴影之中，媒体的误导往往毒害着大众的思想，使某些固定模式在大众意识中根深蒂固。文化误解并非总是单纯的误读，通常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社会的共谋。误读总建立在一套被共同接受的价值、信念、意象和对他人的假想之上，按亚裔历史学家唐纳德·塔卡基的理论，误读通过“文化霸权”而建立，从19世纪起流传至今(注：在“文化霸权”这一概念及其作为美国社会的官方话语这一问题上，罗纳德·塔卡基将安东尼·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用于亚裔美国研究，这一点启发了我。见Ronald Takaki,Preface to IronCages:Race and Culture in 19[th] Century Am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在对华裔作家作品的接受问题上，市场的价值经济决定着“性别和体裁”的分类，这一分类从来不是没有文化内涵，或不受文化霸权支配的。因此在研究阐释政治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重视全球观念的经济和国际地缘的政治层面。
出版商和评论界最初对《女勇士》发生兴趣时，立即认定这是多年来最好的小说之一，与纳博科夫、约瑟夫·海勒、多莉丝·莱辛、君特·格拉斯、约翰·契佛、加西亚·马奎斯这些作家的小说并驾齐驱(注：见约翰·利奥纳德对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的评论，《纽约时报书评》，1977年9月6日。)。汤亭亭的主题和风格显而易见地与詹姆斯·乔伊斯、威廉·福克纳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处。换句话说，她的文学才华被认为与20世纪小说经典中的男性前辈和同代人旗鼓相当。《纽约时报书评》在首页上毫无保留地称赞说：“《女勇士》表现的是如何成为中国人，其手法正类似《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表现如何成为爱尔兰人。”《夏威夷观察家报》补充说：“该书有着福克纳式的主题和广度。”(注：Christian Cook,“The Woman Warrior:Memoirs of aGirlhood Among Ghosts”,Hawaii Observer,Oct.13,1976.)那些熟谂“新小说”手法的专家把《女勇士》当作“小说”并没有错。克里斯蒂安·库克指出，“从定义上说，它是一系列故事或轶事，表现着这个时代，而不是自传。……它像一部好的虚构小说一样，揭示的东西大于讲述的东西……这本书是写给那些喜欢当代虚构小说的人看的。”约翰·利奥纳德那篇最有影响的书评总结说，“没有人”比汤亭亭“更有资格来教英语和写作。”
研究界对汤亭亭女性身份的强调则是当她的作品进入英语研究的体制，特别是课堂教学和学术批评以后才开始的。多数选集把汤亭亭定义为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女勇士》的体裁被划为“女性自传”、“母亲讲述的故事”、“口头历史”、“魔幻现实主义”或“越界之梦”。现今的汤亭亭研究主要由女权主义批评组成，它把汤亭亭边缘化到极其狭隘的性别研究和身份政治的领域。主流文学批评轻易地把汤亭亭归入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之列——莱丝莉·席尔珂(印第安裔)、爱莉丝·华克(非裔)、席萨野·亚马莫托(日裔)、托妮·莫里森(非裔)、乔伊·科加瓦(日裔)、露薏思·鄂萃克(印第安裔)。有趣的是，也有少数的例外，把汤亭亭与本雅明·富兰克林、罗兰·巴特和捷克斯·拉康这些主流思想家相提并论(注：Malini Johar Schueller,The Politics of Voiceiberalism and Social Criticism from Franklin to Kingston,Albany,NY:SunyPress,1992aul J.Eakin,Fictions in Autobiography:Studies in the Art ofSelf-Invention,New Jersey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aul J.Eakin,“Narration and Chronology as Structures of Reference and the New ModelAutobiographer”in Studies in Autobiography,ed.James Olney,NY: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8,32—41.)。可是在英语界却没有任何学者用相当的篇幅把汤亭亭与乔伊斯、福克纳、马奎斯、纳博科夫，或那些书评者最早将其文学风格和成就与之等同的男性同行或同代作者放在一起研究。因此对汤亭亭来说，她的名气虽然让人艳羡，然而进入经典却只不过意味着被边缘化，被置于妇女和少数民族的边缘地位。
被触犯了的美国华裔群体，如赵建秀、凯瑟琳·冯、杰夫·陈、本·唐、黄秀玲等，纷纷抗议的不是汤亭亭的作品本身，而是主流文坛对《女勇士》的评论。因为媒体把《女勇士》的故事誉为是对中国家长制、父权、以及华人街中国社会的反抗，打出的大幅正副标题是《一个中国女子来到了美国》、《反叛的中国女子反叛旧传统》、《旧中国的鬼魂被一个从未踏足中国的女人擒获》、《在美国的现代鬼魂》(无视汤亭亭把《女勇士》献给她的“母亲和父亲”这一事实)。那些喜欢鬼故事的人的猎奇心理、以及他们对“鬼魂”一词的误用，比如“中国来的鬼佬”、“乡下鬼佬到美国”、“华裔作家的失落感”、“音乐与龙、暴力与血”等等，当然使美国华人感受到侮辱(注：摘自《纽约书评》、《哥伦比亚快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半岛信使》、《安克雷奇日报》、《查塔努加消息和自由新闻》及其它报纸，主要是1976年10月《女斗士》刚出版时期的报纸，这些剪报收于伯克利大学班克洛夫特图书馆的汤亭亭手稿文献集中。)。完全可以理解华裔社会为什么会反弹。赵建秀激烈地抗议汤亭亭“捏造”中国古典作品，即花木兰和岳飞的故事，可惜他没有看懂汤亭亭作品的虚构手法，也没有看出汤亭亭的黑色幽默。他声称，“美国出版商特别热衷于那些抛弃中国男人的中国女人”(注：Frank Chin,“Come All Ye Asian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the Fake”,in The Big 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ed.Jeffery Paul Chan,et al.,NYenguin,1991,1—91.)。事实上，他对汤亭亭的《女勇士》的许多激烈攻击针对的是美国文坛接受华裔作家作品的方式，以及这一统治文化把汤亭亭的作品归为基督教传统下的女子“自传”来接受。
赵建秀曾对自己的批评做出纠正，称假如《女勇士》被当作小说出版的话，他会对它赞扬备至；既然《女勇士》是作为“自传”出版的，那么他就不能相信了。他的《这不是自传》一文发表在《文体》学刊上，有力地指出自传是一种源于宗教“忏悔”和皈依的基督教文体，关注个人体验，而中国人的文学情感以及中国的小说传统中没有这种体验。他指出：“忏悔和自传颂扬的是从被蔑视向被接受的转变过程。你爱你现在的感受，爱那邪恶却散发着光芒的罪恶的向外流溢。表现的是这一体验，而结果是对历史的歪曲。”(注：Frank Chin,“This Is Not an Autobiography”,Genre 18,2(1985),109—130.)赵建秀在这一点上也许是有道理的，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许多基督徒实际接受汤亭亭的角度，他们认为通过使中国女人皈依基督教，他们成了中国女性的救星。自传体确实具有这种意识形态的内涵。
可惜的是，赵建秀对自传的批评没有得到主流社会汤亭亭研究者的注意。相反，他的“厌恶女人的狂怒”，如评论者所说的，比他对体裁的批评更被评论界所关注，并超越种族界限，赢得很多“男性”学者和批评家的普遍同情。在辛普森一案的审判过程中，女权主义批评家把赵建秀的性别歧视与这个“内化的家庭暴力”案相提并论。至少，绝大多数观众对传媒听播报的辛普森一案的反应，突出显示了为什么美国主流社会的观众对来自少数民族群体中耸人听闻的故事和性侵犯有着高度的兴趣，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在汤亭亭研究中，赵建秀会引起评论界如此过度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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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亚洲女性的固定模式中，美国媒体最偏爱的形象便是倍受中国父权制“龙”的压迫而唯命是从的“奴隶”和“小老婆”。这种固定的模式向来是为主流社会的社会经济利益，及其反华、排华的军事和政治目的服务的。黛博拉·朱的出色的纪录片《斩龙》(1988)记录了从本世纪初到当代好莱坞影片对亚洲女性的形象塑造。最值得注意的是，影片记录了随着每个时代的历史断裂而出现的差异和变化，显示了美国的国际政策以及与亚洲国家的外交关系如何影响着媒体对亚洲女性的塑造和大众对她们的接受。该片以雄辩的语言解释了文化产业如何一方面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另一方面影响着大众的意识。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移民一向被视为“黄祸”，中国在冷战时期是美国的“敌人”，所以美国东方学所用的语言，尤其涉及“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词汇，通常是充满敌意的、种族歧视的、让人感到恐怖的，其用语一直是歧视性的和消极的。要用正面的语言谈论这类话题或以善意的眼光看待中国人几乎很困难。一家报纸在报道《女勇士》和《金山勇士》的电影制作时，用的标题是《把鬼怪搬上影坛》。它说：“故事讲述了一个少女生长在美国，但浑身带着她那中国家庭的过去的鬼怪，以前好莱坞不怕这种故事，现在这种种族觉醒的年头却需要把它发掘出来”(注：Ronn Ronck,“Maxine Hong Kingston,Getting the Ghosts on Flim”,under“Books”,TheHonolulu Advertiser,November 15,1982.)。在美国主流社会观众的意识之中，真实的中国人并不存在，美国语言中缺乏有魅力的或得体的名字来称呼中国人，有的只是“鬼魂”、“中国异教徒”或“龙的女人”。然而，中国文明根本不是野蛮的，它也许是异类的文化，但是是多元的文化，丰富多彩。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内战，美国“失去中国”之后，中国文化经历了急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幸的是，由于长期的国内隔离和外交孤立，汤亭亭的评论者们所用的语言已经脱离了中国的现状。美式英语日益贫乏，缺乏足够的词汇来描述中国或批评中国文化。换句话说，在谈论“中国”或“中国人”时，它枯竭了。
所以说，对汤亭亭的女权内涵的误解实际上也是一个语言问题，当主流社会的批评家们必须把“中国文化”、“中国的父权制”和“中国”当作一个批评的对象来上口的时候，他们的语汇非常有限。即便看了此书感到惊喜的评论家们也没有足够的语汇来命名这种惊喜，来判断汤亭亭所提出的“中国女性特征”和“美国女性特征”之间的区别和矛盾。连女权主义批评者也没能复述出汤亭亭的女权主义宣言：“我们华裔女孩听大人讲故事时，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长大后仅仅成为别人的妻子和奴隶，我们就没出息。”(注：这是《白虎山学道》中的开场白。Kingston,The Woman Warrior:Memoirs of aGirlhood Among Ghosts,New York:Vintage International,1989,20.)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很简单，通过母亲的教诲，华裔女孩明白，如果她们长大以后只是男人的妻子或奴隶的话，那就失败了；她们是大有可为的(下文是“我们可以成为女英雄，女剑客”)。但是多数评论者在解说这句话时回到美国东方学在这个问题上的陈词滥调，除了批评女人在中国社会中是“奴隶”之外，几乎没有学者引用这句话时注意到下文所表达的真正富有挑战性的意味。也许这种真正富有挑战性的观念超出了多数评论者的文化知识范畴，他们的文学想象也因此受到局限，或者说大多数评论家们出于不可动摇的白人优越感，干脆不愿意正视华裔女性可以成为女英雄或女剑客，认为她们只能是男人的“妻子或奴隶”。
在很大程度上，对汤亭亭的女权内涵的误解也是由于对体裁的错误归类造成的。张敬珏发现诸家(包括教师在内)通常把《女勇士》当作“妇女学”的文本来读，而把《金山勇士》作为少数民族的文本来读；不过，将这些作品当作单纯的少数民族文化学，而不是主观意识很强的故事，来研究张所说的“挑衅性的沉默”的文本，这一倾向也引起了批评界长期的辩论；多数批评家们往往忽视了汤亭亭的反义修辞手法，即张所说的“老练作家的游击策略”(注：King-Kok Chcung,Articulate Silences:Hisaye Yamamoto,Maxine Hong Kingston,Joy Kogawa,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76—77.)。玛莉莲·亚隆在她的《＜女勇士＞可称后现代自传》一文中，提出评论汤亭亭的作品时，人们往往忽视了其中复杂的后现代派的美学；而后现代派的美学对揭示汤亭亭艺术创造力的全部复杂性极为有用。亚隆认为，从后现代的角度来看待汤亭亭的作品，是“把汤亭亭放在她应该属于的位置上——位于20世纪后期最有生命力和创新性的文学流派的中流。”尽管如此，她也只不过把《女勇士》称为“后现代派传记”，只称“随着《西行师傅孙猴王》一书的出版，汤亭亭已经进入向来为男性作家所霸占的后现代派小说这一领域，就凭这一部小说，她毫无疑问地确立了位于后现代主要作家之列的地位，着实令人羡慕。”(注：Marilyn Yalom,“The Woman Worrior as PostmodemAutobiography”in Lim,Approaches to Teachi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NY:MLA,108—115.)
英语研究领域对性别和体裁的归类自有等级之分，这往往是不言而喻的。但美国文学批评传统上存在着体裁上的“高”、“低”之分，应该说是令人遗憾的事。众所周知，悲剧是“高级”体裁，喜剧是“低级”体裁；长篇小说是主要体裁，而短篇故事则属次要体裁；女性文学通常被归入“家庭小说”或“感伤文学”，奴隶的故事没有艺术性可言，所以是“自传性的文体”；“艺术性的小说”，或“先锋文学”属于所谓的“高级”现代派，而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则属于“下等社会”的读物；后现代派小说被标为男性体裁、是以欧洲为宗主的创作、是“精英”学派，“讲故事”[talk stories]则源于部落文化的“口头历史”；“母语”一定是“土著”，而神父口中的话则是“逻各斯和清规戒律”。
按这种逻辑推理，我们必须对美国文学经典著作中男女作家所占据的地位是否合理提出疑问。举个例子来说，纳博科夫的《洛莉塔》倒是一部“忏悔录”，而且纳博科夫本人从法律上来说倒真是一个移民。尽管俄国移民社区在此书刚问世时也不无非议，然而，无论在我们的课程教学、文集选编、还是文学批评中，总将其评为革命的小说，伟大的小说艺术的典范，先被列为现代派作品后又被列为后现代派作品，总是首屈一指。如果主流社会的批评家们对汤亭亭的著作也给予同样的关注，怀着同等的尊重，用同等的审美标准来评论的话，如他们评论纳博科夫、冯尼古特，或者乔伊斯和福克纳，或任何值得批评家关注的作家的作品时一样的认真的话，她们不难在汤亭亭的作品中看到美学的价值而打破性别和体裁的归类。然而，他们却因为她的生理性别和民族身份，把她的作品列入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之类，不当作后现代派的小说加以研究。所以，“入选”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可以像白种男性作家那样享有同等机会，得到公正的评价。虽然汤亭亭对美国文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她的作品并没有获得与白种男性作家一样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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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华裔女作家进行等级归类时，除了存在阶级、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之外，市场经济也决定着对“性别和体裁”的划分。从汤亭亭的手稿以及她与编辑和出版商的通信，可以看到“经济法则”在文学市场中的作用。汤亭亭最初将她第一本书的手稿起名为《金山女人》。这表明她是想塑造在加利福尼亚的美国华人移民女性的英雄形象，她们征服了自己的命运，使自己和后代成为美国人。该书取材于她家族的故事——她的母亲、她自己、妹妹、姑姑和堂姐妹。标题用的是复数，显然不可能是“自”传。不管怎样，要成为“传记”，“少女时期”对人生而言毕竟太短暂了。汤亭亭写这本书时，她的构思是一部小说。她承认，“像其他美国作家一样”，她“希望写出一部惊人的美国小说。”(注：See Kingston,“Cultural Mis-readings by American Reviewers”,Asian　and Western Writers in Dialogue:New Cultural Identities,ed.GuyAmirthanayagam,Macmillan,London,1982,55—65.)但是在文学市场上，正如她的出版商认定的，一部华裔美国女性小说必须以“自传”的形式出版，这更适合她的身份，这种体裁会使读者联想到那种“曾作过黑奴的少女”的故事。
汤亭亭的编辑查尔斯·艾略特精于此道且富于幽默。在该书出版一年前，他写信给汤亭亭说：“有一点我想同你提一提，你在大纲中把这本书称作小说，我想你并不是认真的吧。或许你是说这本书里面有一种虚构的成分，尽管如此，这本书仍然多少属于回忆录或者说一部内心的历史纪录(你看用‘恐怖’这个耸人听闻的字眼怎么样?)。这也许是件小事，但考虑到这本书的出版及评论家和一般读者对它的反应，那效果就大不一样了。”(注：Charles Elliott,“letter to Kingston”,11 July 1975,archivecollection,the Bancroft Library,UC,Berkeley.)
显然，汤亭亭写的是小说，她的编辑知道对读者来说这会产生怎样不同的效果。艾略特知道，不是小说的艺术，而是耸人听闻的“恐怖”，是美国文坛所喜爱、能够接受的，也是接受一个美国华裔作家的作品时必不可少的。要为美国公众所接受，一个华裔女作家在美国文坛的地位和归类，只能降低到类似《斩龙》那个纪录片中所记载的华裔女演员在好莱坞扮演的角色。他一定得扮演吸引观众的龙女角色。《女勇士》最初两半的封面果然是以龙女形象的包装出现的，头一版的封面是一个一头长长的黑发，被一条龙缠绕全身的东方魔女。第二版的封面是一个具有异国情调，朦胧痴迷，黑沉沉的中年妇女的阴影，她好像是在幻境中梦想一位剑客，身边伴着一只东方的鸟，是凤，但看上去像只鸡。出版商居然以这种形象把此书作为“自传”文学来推销。《纽约时报书评》对这种形象反应极快，该书评在插图中把两个封面图像合二为一，女主角自己成了剑客，被巨龙缠身，那条巨龙看上去像条阴险的毒蛇，身旁还卧着一只白虎，作她的卫士。这样除了吸引观众之外，一把利剑就到了一个华裔女人的手中，用来杀龙，龙的像征当然是中国的皇帝、东方的暴君和父权制的中国文化。
改换标题为这一神话添上了最后一笔。艾略特在二战期间曾作为战地记者去过香港，熟知美中关系的历史，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想必有些了解，至少记得中国战争和战时中国女兵的形象。他提议把原来的标题“金山女人”改成更带有异国情调的、神秘的、类似龙女的一个标题，“女斗士：生活在魔鬼群中的少女时代”。考虑到此后这个标题在女权主义批评界所引起的压倒一切的反响，以及此后女权主义作品对这个标题的广泛使用，公正地说，艾略特的这个标题实在是非常精彩。作为在出版业有着资深经历的主编，艾略特当然有先见之明，敏锐地把汤亭亭的作品当作“非小说”类出版。该书一出便赢得“非小说”类的全国书评奖。而那一年的“小说”类全国书评奖则归于约翰·加德纳。如果《女勇士》以“小说”类的名义出版，是否会得奖?那就是一个疑问了。
但是，如前所述，由于此书以“自传”出版而受到华裔批评界激烈的攻击，在第二本书《金山勇士》时，汤亭亭提出希望将其作为小说出版。但艾略特用一个有力的观点说服了她，他说“非小说”可以指任何不是小说而是真实的记载，包括诗；诗不是“非小说”类么?《金山勇士》确实具有抒情诗的特征，于是汤亭亭同意了，《金山勇士》被列为“非小说”类出版。该书一出即获得全美最佳图书奖，那是说属于“非小说”类中最佳作品而获奖的。她的第三本书《西行师傅孙猴王》隔了十年才出版，那时汤亭亭在美国文学经典中的地位已经稳固，因此她的出版商可以接受把她的第三本书作为长篇小说出版。然而事实上尽管汤亭亭依然广受评论界的重视，尽管更多的评论者认识到她的作品是小说而不是非小说类的作品，也看到她小说中的后现代派的姿态，但归为小说类出版的《西行师傅孙猴王》就未能像汤亭亭以前的作品那样受到大众读者和媒体的广泛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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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评论界误读和误解了汤亭亭《花木兰》中的女权主义内容，错误地用它来反对中国国内的“中国父权制”和美国国内的华裔男性。如今在《西行师傅孙猴王》中，汤亭亭明白地拒绝扮演这一角色。甚至连那无助、困惑、受苦求救的华裔女性形象也不见了；“花木兰”变得名副其实——女扮男装，充任当代社会的领导人，承担着男性英雄的角色，一个口才雄辩的演说家、一个思想独立、敢于向传统挑战的人，甚至敢于用“阿辛”这个名字来自命，以此纠正“中国异教徒阿辛”这一脸谱化的人物形象(注：阿辛是布莱特·哈特在叙事诗《诚实的詹姆斯的大白话》中塑造的一个中国人物，最早于1870年刊登在《横越大陆月刊》，不久就在全国所有主要报纸上重刊。阿辛成为公众眼中“中国异教徒”的代表。这个词甚至取代了该诗最初的标题。See Takaki,IronCages,222—227,369—371;also,Elaine Kim,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An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Philadclphia:TempleUnivcrsity Press,1982,15—16.)。可是媒体那父权制的目光不愿正视汤亭亭的小说艺术所带来的真正挑战，另去寻找它的牺牲品，竟在与汤亭亭的《西行师傅孙猴王》同年出版的谭恩美的《喜福会》一书中大饱眼福。谭恩美书中那些母亲所讲述的故事，使得“受到中国父权制压迫的中国女人”这一陈词滥调死灰复燃，使媒体和广大读者可以不假思索地指责中国文化，蔑视“野蛮的”、“粗鲁的”、“堕落的”“中国异教徒”。
1989年的媒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炮制了美国的东方学的陈词滥调。媒体话语对中国的重塑中为何出现这样的倒退呢?我觉得，媒体对《喜福会》的赞美必须放到中美关系这一政治背景下来理解。虽然美国华人文学属于美国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美国华人作家仍然被放到跨民族语境，被当作他者来接受。必须看到的是，公众对谭恩美的接受显示了中美关系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和历史断裂，事实上，这一接受大大助长了媒体在1989年后反“中国”和“中国父权制”统治的宣传。我们都还记得，1989年的夏天，白宫又一次“失去了中国”，美国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天安门广场上的悲剧》结束了越战之后中美关系的缓和。谭恩美由于曾在学生示威期间批评中国政府，被媒体选中，当作另一个“女复仇者”来称赞。
那些对她狂加赞誉的评论者把《喜福会》推入全国畅销书之列，对版权的狂热竞买使出版法人大为赢利，这样，一般读者群可以把这本书当作民族的心理剧和心理疗法，通过它发泄他们对“中国父权制”的愤怒和仇恨，放松了对白宫“失去中国”的谴责，遗忘掉那个“贫穷、可憎、男性统治的”“中国”社会，那里女人“不过是奴隶和小老婆”，婴儿不是活活饿死，就是惨遭遗弃。这类陈词滥调很容易被一般读者所接受，他们往往替其他人、其他政府、其他文化、其他父权制社会的“女性受压迫”、“普遍存在的性歧视”、“父权统治”打抱不平，却无视本国存在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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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我要说的是，一部作品的真正价值可能超出那些受过培训的评论家们即使最公正、精到的文学品味，超过评论者过去的经验和既有的品味，因此对评论家来说，认识到批评的局限，给文学天才和文学中意想不到的东西留出空间，而不是攻击作者，或俗话说“骂女人”，才是明智之举，在研究美国华裔文学经典化中所包含的阐释政治时，我想建议我们可以提出一些不同的问题，简单说来，也就是问一问何人、何时、何地、因何、如何的问题：在重选经典作品时，是谁在作决定?谁在作选择?作品是在什么时期，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中被纳入经典之列的?华裔文学在美国文坛占据什么样的地位?被如何归类?为什么被归入某些类别而不是另一类别?学术界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如何接受、介绍和阐释华裔作家的作品的?
总之，我们不应该把华裔作家进入美国文坛的现象视作象征性的点缀，而应视为对象征性点缀的一种挑战。正是因为他们作品中独特的呼声，而不是主流社会强加于他们的固定的模式化角色，在美国文坛引发了非同凡响的变革，打破了传统的归类，推动并充实了经典的重选，所以，使他们的声音为公众所听到是学者和批评家最重要的工作。事实上，汤亭亭被选入美国文学的经典使一个重要的变革成为可能，那就是使一代华裔作家和评论家应运而生。自从汤亭亭向美国文坛提出了误读的抗议之后，反抗文化误读和误解已经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一个传统。


原载：复旦学报：社科版20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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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块字架起文化的桥梁　　——海内外作家、评论家聚焦新移民创作
　　记者 金涛

　　提起新移民华文文学，很多人并不清楚这是怎样一个概念，但说起严歌苓、张翎等海外作家，不少文学爱好者却能如数家珍地道出其作品。12月初，首届海峡文学节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闽都)笔会在福州举行，洛夫、林湄、陈浩泉、陈河、少君、王性初、宋琳、陈瑞琳、章平、融融等欧洲、美洲、澳洲华文作家，潘郁琦、焦桐、林静助、徐瑞等台湾诗人以及来自中国大陆的杨匡汉、杨匡满、刘登翰、陈公仲、杜元明、古远清等作家、评论家60余人与会，共同探讨国际新移民华文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新的时代特征。
　　为推动华文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增强海内外作家的交流与沟通，新移民作家笔会曾经在南昌、西安、成都等城市举办，今年是第四届，也是首届海峡文学节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福建省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福建省作协主席杨少衡在论坛开幕式上表示，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分支，在发生学上，新移民文学是伴随着我国大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海外移民潮流而产生的；在文化心理学上，新移民文学除了祖国悠远丰厚的文化传统，还得益于迥异的生命体验、开阔的文化视野，并融入了崭新丰富的他民族文化因子。经过近30年的发展，新移民作家日渐崛起和成熟，新移民文学也日渐成为绚丽多彩的百花园。
　　新移民华文作家创作已成为海外华语文坛主力军
　　“改革开放以来，一波又一波的留学生到海外求学、深造、就业、成家，经过一二十年在海外的定居，他们开拓了自己的西方视野和思维元素，拿起笔来记录下华人他乡生活的喜怒哀乐，成为应运而生的新移民作家。这30年来新移民作家的崛起与成熟，也标志着这一代新移民族群用方块字架起文化的桥梁，让中国走向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中国。 ”论坛上，旅美作家施雨表达了海外新移民华文作家的心声。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来到巴黎后，写作场域的巨大变化不亚于社会递嬗所产生的影响。 ”在异国他乡，域外写作的可能性与生存的严峻一道凸显在诗人宋琳面前。在国内无论怎样想象，都难以实际了解这种状态。 “作为中国诗人，可能在写作时还有文化差异的负担，比起俄罗斯或东欧移居西欧的诗人，我们的困难也许更多，体验也许更复杂。至少在宗教层面上，我们普遍未经历过洗礼，因而内心也更孤独。 ”宋琳经常自问，域外写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后来他发现，对个人来说，或许意义就包含在此一追问中。令他觉得奇怪的是，孤独也滋养了那种纯粹为了克服失语症的写作。但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他们这一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离开中国的诗人，必然要去承受一种写作的天命，自觉地建立起一种与本土和传统的对话。
　　在旅居荷兰的作家林湄看来，漂泊是一种磨练，移居是一道特殊的景观、有的入乡随俗，有的不适应而被淘汰，有的入俗而变异，有的把生存感悟转变成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新理念。 “可想而知，经历对我认识世界的角度、宽度、高度有着一定的影响。然而因自己不太适应这个现实，与现实格格不入，又不愿随俗，常常感到失望甚至痛苦。在无法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只好将现实与理想、思索与文学分开，于精神王国里寻找自己的归属。每当走进喧闹的街道和人群时，不由想起湖畔书房内领略和体悟的三趣：书趣、天趣、独趣，我视它们为乐园。 ”
　　宋琳与林湄的体验，在新移民作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国内到海外，文化差异带来的震撼、亲朋好友疏离带来的孤独，使他们更加深入地思考，进而希望能通过文字表达内心这种独特的体验，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开始了对祖国文化与自我新的审视与探寻。
　　今天，新移民华文作家的创作已经成为海外华语文坛的主力军。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双一指出，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青年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出发前往海外留学，相比之下，大陆留学生发挥的作用更大，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然而到了1950年后的冷战时期，大陆学生无法前往西方世界，因此这个时期的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了断裂，而这却是台湾的海外留学生文学兴盛发达的时期。到了1980年后的新时期，以大陆为出发点的新移民文学又崛起了，目前其成就早已超越台湾的留学生文学。
　　持上述观点的还有南昌大学教授陈公仲。他说： “目前新移民作家的文学成就非常突出。比如在中国小说学会的排行榜中，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移民作家的作品。今年也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长篇小说。一个是哈金的《南京安魂曲》 ，这是部震撼人心的长篇小说，今年10月份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另一部是严歌苓的《陆犯焉识》 ，最近刚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严歌苓说，这是她写得最下功夫也是最长的一部作品。这是严歌苓写作的一个重要转换，由写女性到写男性，由写底层普通妇女到写男性知识分子。为了写这部作品，她三次到青海劳改场采访当年的情况。我相信新移民作家的优秀作品还会不断涌现。 ”
　　从冲突、猎奇到自我的重新找寻
　　新移民文学折射了中华民族特定的历史时代，也反映了中西文化在新层面的碰撞与磨合，既有别于我国大陆文学，也与前辈移民作家，乃至台湾、香港、澳门文学有所不同。朱双一指出，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在20世纪上半叶以启蒙、救亡为最重要的主题，上世纪60年代台湾作家的留学生文学以表达中西文化冲突为主题。现在的新移民文学，反映的又是不同的主题。比如对比旅美作家施雨的小说与於梨华的《傅家的女儿》等留学生文学就可发现，於梨华小说的主题，集中表现中国人到美国后所感受到的一种中西文化的冲突，流露出一种无根的漂泊感，相对地，这种情绪和感觉在施雨的小说中已经减弱了。施雨的小说涉及更多当代美国社会议题，包括性别、种族、伦理道德、媒体、法律、商业逻辑、时尚(整容、吸毒、忧郁症)等。这是对美国的多元文化、整体社会的真实感受，同时也看到美国社会文化的一些不足之处，对此加以思考。这样就使作品更有时代感，也更有深度。这些都是於梨华的作品中所没有的。
　　评论家陈瑞琳也指出，早期的新移民小说创作，涌现的作品多是对海外“花花世界”亲历式的猎奇描绘，继而开始出现一批以聪明勤奋的中国人在海外顽强拼搏、艰苦创业为题材的传记性文学，作者急切表现的主要是他们在海外经历的种种人生磨难，其中也不乏生死挣扎、悲欢离合、心灵创伤、酸甜苦辣等等，但早期新移民文学还是带有强烈的自传性、个人色彩。经过20多年的艰辛历程，新移民文学创作从开始对海外世界的向往、新奇到亲临的失落幻灭，再到对西方文化的重新认识、对自我的重新寻找。从早期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到新世纪旅加作家孙博反映海归题材的《回流》 ，新一代的移民作家在经受了历史性的文化洗礼和生命“移植”的脱胎换骨之后正跃然前行。陈瑞琳还特别提到近年来受关注较多的旅加作家张翎的创作，她说： “张翎被誉为能够自觉地从家国之外的空间出发，在历史与当下、中国与北美之间书写离散移民群体的情感历程与身份认同，开创独具特色的‘中国想象’的作家。阅读张翎的小说，迎面而来的首先是遥远的‘边缘人’的冷静，是时空距离的悠然清凉。从早期《望月》里上海金家大小姐走进多伦多的油腻中餐厅，到后来《交错的彼岸》中那源于温州城里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恨情仇，张翎以她成熟稳健的纤柔之笔，把时代风雨交加的‘双城’故事写得苍茫辽远。 ”
　　在对新移民华文文学价值的判断上，评论家杨匡汉的观点值得思索。他说，对于海内外作家应该有同一的标准，即历史的、文化的、审美的标准来判断，在这样的标准面前，不分海内外，不分老少，不能一味地棒杀或吹捧。一部优秀的作品，大致应具有四个维度，即历史文化维度、生命体验维度、艺术创造维度和神性维度，是天地人神四重奏。另外，对于“新移民”的称谓，杨匡汉认为应该有所商榷：“ ‘新’以后怎么办？学术研究中不断‘新’ 、不断‘后’ ，我觉得也不好。不能用进化论的标准来衡量文学，而应该用价值论代替进化论。文学家的作品在整个历史上有没有价值，应该看他是否为我们的民族、为人类的文化做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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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综述

日期：2012-01-04  


人民日报海外版  
    11月26日至28日，“共享文学时空——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的数百位来自海外的与会者开始了他们在福建厦门、漳州、泉州的参观考察活动。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所走的每一步都将他们与祖(籍)国更加紧密相连。　


　我笔写我心　

　“作家都是寂寞的。寂寞的作家流浪在海外，拿起笔写成不拿稿费的文章。”研讨会上，来自台湾的郑明俐的话引来掌声一片。“海外华文作家的写作环境很不好，没有写作的空间甚至没有地方可以发表。”曾经，在缺乏华文出版物的海外，这就是现实。　　对于许多海外游子而言，漂泊在外的苦楚、文化碰撞的冲击、心中郁结的苦闷……这一切，都可以化为创作的冲动，化为美丽的方块字。对于他们而言，这个过程是纾解痛苦的过程，是享受文字乐趣的过程。
　　“欧洲曾经是华文文学的荒漠。”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创会会长赵淑侠说，“在海外，没有一种对文学创作的狂热，你不可能成功。”她说，欧洲曾经有一份手抄本的杂志，原始的手抄原始的油印，每期居然有100多页，而这份杂志居然维持了30多年。这该是一种怎样的狂热！　


　我笔写我心。


对于许多海外华文作家而言，写作更多地是一种情感的宣泄，而非谋生的手段。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作家之外的另一重身份，或是商人、或是老师……　

　披荆斩棘踏歌行　　

从荒芜中走来的海外华文文学如今开始了大踏步前进，海外华文作家中已经开始出现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不过，随着各方对海外华文文学关注度的上升，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比如，在信息无限畅通的当下，创作题材的新奇不再是强势的海外华文文学该何去何从？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还是另寻广阔天地？　

　海外华文作家有跨文化的语境、有多彩的生活经历。游走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他们依然拥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曾经，背井离乡来到陌生天地的困惑和茫然是他们的主要创作主题之一；如今，他们中已经有人把目光投向了住在国的社会万象，通过文字静静地扮演起文化使者的角色。曾经，海外华文作家多把目光投向自身的经历感受；如今，他们正在努力学习把目光放得更长远。　

　在努力拓展创作疆域的同时，海外华文文学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用外语创作。“比如，加拿大第三代华人中已经开始有人用英语写出了很好的作品。虽然是英语，但是书写的是一个我们熟悉的世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黎湘萍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守望心灵家园　　

“百代骚人墨客，吟不尽秦月汉关；当今华文作家，缔书缘脉继炎黄。”“共享文学时空——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会后发表的《广州宣言》中说，“中华文化以同根同源、同文同宗、休戚与共的纽带，使世界各地华文文学家们拥有共同的精神家园。”这个家园的基石无疑是承载着众多意义的汉字。

　　我们的祖先把对天地人的观察、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感受浓缩在文字当中，形成了含义丰富的文化符号，这就是汉字，它承载着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初的、长久的记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匡汉说：“汉字系统可以说是一棵大树，每个华文作家都是这棵树上的小鸟。他们传达着我们独特的生命感悟和声音。我们一定要守护、珍重这个东西。”　
　当然，对于中华文化这个心灵家园的守护应该是多方位的，常回故乡走走看看是不可或缺的。参加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的华文作家们在会后游览了黄花岗纪念碑、黄埔军校、漳州南靖土楼、泉州开元寺，参观了闽台缘博物馆，欣赏了文化演出《闽南神韵》，一路所见所闻所食无不在刷新他们对故乡家园的记忆，那条连接着他们与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