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钟叔河致孝昌刘国琼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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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钟叔河致孝昌刘国琼札


国琼先生：
      大著收到已久，但最近才奉读一过，感佩才情。版式插图，亦相得益彰，感可喜也。书中数次提及贱名，具见关怀，尤深感激。
       何今年八十，日暮途远，于外间已少有联系了，仍寄上小书一本，聊充报琼。
        专此即候
文祺
                                                  钟叔河
                                                           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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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1931年生，湖南平江人，编辑、学者、散文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949年参加工作，曾任《新湖南报》编辑、记者。1957年因发表《关于民主、自由……的四十八条》和 主张办党外报纸《同人报》，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一度中断出版生涯20年。1970年又因“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判刑十年。1979年平反出狱，调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以《走向世界丛书》闻名出版界及史学界。1982年被评为编审。1984年任岳麓书社总编辑，1988年调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工作。1994年获第三届韬奋出版奖。编辑的《走向世界丛书》计36种、800万字，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赞誉，曾获“中国图书奖”、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丛书奖和湖南省优秀图书特别奖。其在出版、史学方面的成绩引起了海外文化界的重视，他已被收入《世界名人录》等五种国际性人名词典。
　　主要著作有《钟叔河评点曾国藩家书》、《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念楼集》、《天窗》、《钟叔河散文》、《念楼学短》、《学其短》、《青灯集》等。编辑作品有《走向世界丛书》、《凤凰丛书》、《知堂书话》、《儿童杂事诗图笺释》等。

钟叔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老出版家，也是知名的历史学家，钟老现住在长沙市的一幢20层楼上，由于“户户外貌咸同”，他便在门口挂了块竹牌子，上写“念楼”二字以示区别。安徽教育出版社今年年初出版的《念楼集》一书，就是他搬入“念楼”后编就的散文集。在《念楼集》中，他对当今出版界的种种弊病直言不讳。

　　钟叔河先生20多岁时在报社做记者，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身陷囹圄长达十年之久。1979年落实政策以后他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走向世界丛书”是他编辑的第一套图书，该套丛书原计划出100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只出版了36册。这套书在出版界至今仍有重大影响，当时中国刚刚从闭关锁国状态中苏醒过来，钟叔河策划的这套丛书以宽广的视角全面介绍了欧美及日本文化，作者均为我国最早接触西方国家的先哲，内容则以游记和笔记的形式体现，当时出版界的同行们都对他的这个创举和气魄肃然起敬。

　　钟叔河的学识令人佩服，他的胆识和勇气更加值得敬重。他是国内最早主张编辑大型系列图书《周作人作品集》和《曾国藩全集》的编辑，这在出版圈内同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在中国现代史上，周作人与曾国藩是有争议的人物。



http://xnjyw.5d6d.com/thread-32522-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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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琼，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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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 刘琨亚

【人物小传】　　■钟叔河，湖南平江人，１９３１年生，著名出版人、学者、作家。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１９７０年又因“文革”被判刑十年。１９７９年后开始从事书籍编辑工作，曾任岳麓书社总编辑。他策划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以及《知堂书话》、《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凤凰丛书》、《知堂书话》、《儿童杂事诗图笺释》、《周作人散文全集》（１４卷）   编者按：   近两年，《走向世界丛书》重印、《周作人散文全集》出版，“念楼学短”系列与读者见面……一本本作品，让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界中无比耀眼的“钟叔河”这三个字，时隔20年后重新被人们从记忆中捡起。本期专题“钟叔河”，愿如钟先生本人，扼要简明，清风两袖，于平易质朴中凸显风华个性。   就怕现在没有人愿意这么费事地去读书了，那就是我最大的悲哀。——钟叔河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 本报记者 刘琨亚   接近两个小时不间断的采访对于一个八十高龄的老人来说，是一件有些残忍的事情。但钟叔河还是表现了出异乎于他年龄的精力。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的时候，他的谈兴一直很高，说话语气清晰，带有湖南口音的普通话把他的情绪表现得恰到好处。   在这两年的出版界，可能没有哪一个人比钟叔河风头更劲——虽然他已经离休在家多年。由他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重印、《周作人散文全集》出版，今年初，他的“念楼学短”系列出版，让人们对钟叔河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出版家”这个头衔。   钱鍾书、杨绛为他写序   采访很自然的从“念楼学短”开始，钟叔河说，这５本一套的“念楼学短”系列包含了当年出版过的《学其短》的内容，还有其他一些在报社上发表的专栏。其实，这些文章是当年钟叔河为了给孙辈学古文而撰写的。他挑选了一些古文原文，加上自己的翻译和感想。“我所选的这些文章尽量不超过１００字，５本书里面，只有两篇文章超过了１００字。”他说，当时《新闻出版报》的编辑看到他写的这些东西，让他发表出来。钟叔河之所以愿意把这些文字拿去发表，并不是为了稿费，而是因为当时没有复印机，稿子很难保存，“成了铅字就有了存稿”。   最让钟叔河高兴的是，杨绛先生专门为“念楼学短”系列撰写了序言，当年他的“走向世界丛书”正是钱锺书写的序。为此，杨绛先生还专门给钟叔河的信中说道，这是钱锺书第一次主动为人作序。“对于我来说，钱先生和杨先生都是我的前辈，他们能够为我作序，让我很感激，也是对我的一种激励。”   谈到”念楼学短“的文字，钟叔河显得颇为自信，他说，自己并没有采取人们所熟悉的那种直译的方式，在他看来，古今的直译是很难表现原文的意思。“过去和现在的语境已经不同了，中国的语言不断变化，名词、动词、语法都不同，意译更能表达出原文的意境。”他告诉记者，“五四”以后的白话文运动是一种进步，但文言文也有他的优点，那就是程式化。“文言文而且非常简练，而且自从文言文出现以后，一直到明清以前的人，都能够看得懂。白话的发展变化很快，还有很多方言，时间久远有些意思就不好理解。元朝的诏书就全部用蒙古语的白话写成，到现在是最难弄懂的文献。”   “我不是语文教员出身，也不想教别人什么，写这些东西的初衷是给外孙女学习，后来是借古代的文章来发一些现代的感想。”钟叔河说，如果人们能够认真去读，应该会从中得到一些东西。“但就怕现在没有人愿意这么费事地去读书了，那就是我最大的悲哀。”看得出，这才是钟叔河最担心的，他特别引用“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这句古诗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最想做的两件事都已经做了   钟叔河告诉记者，平反以后他最想做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编一套《走向世界丛书》，一件是编一套《周作人全集》。“现在这两件事情都已经做了，虽然还没有做完，但我觉得对自己也有交代了。”这位８０岁的老人自豪地说。   钟叔河１９５７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身陷囹圄长达十年之久。１９７９年落实政策以后他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走向世界丛书》是他编辑的第一套图书，这套书也为他奠定出版界的地位。   钟叔河告诉记者，平反以后他之所以没有选择回到报社而是到出版社，是因为出版界的自由度比报社大一些，能够出一些自己想要出的书。”   《走向世界丛书》的想法是受到狱友朱正的启发。当时，他和同在狱中的朱正经常探研国家、文明兴亡的规律。两人认为，“文革”使中国脱离了世界文明的正常轨道，使得一些普世价值被人们抛弃了。“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有着很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民族习俗，这种传统使得国家很有凝聚力，但长期大一统的格局也让我们固步自封，呈现出一种保守性——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外向的民族。”   （下转Ａ１４版）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到了清政府灭亡的１９１１年，实际上世界已经进入了一种全球文明的时期，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不同地区文明的划分。１８４０年开始，就有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他们记录了在西方社会的见闻，也记录了自己对西方的看法，我就是把这些见闻和看法展示在人们的面前。这些书等于对我们民族从封闭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历史，做了一番纵横观察。”根据这种判断，钟叔河很快设定了框架：从林则徐、魏源、洪仁玕到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从１８４０年到１９１１年。   在当时做这样一件事情，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更何况，钟叔河还为每本书都写了序论，长的三万多字一篇，少的也有一万多字。他后来的两部著作《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和《从东方到西方》，正是在这几十篇序论的基础上写成。   丛书出版以后，立即引起了轰动，钱锺书、萧乾、陈原等人纷纷来信祝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等发表了书评，誉为“一套学习近代史的好丛书”。后来，钱锺书建议钟叔河把自己写的序论结集单行，表示愿为作序。   谈到丛书的重印，钟叔河说，从这些先哲们的书中就能够看出，学习洋务不仅仅是学习制造枪炮使用机器，更要学文化学观念。“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还在继续，所以这套丛书的现实意义仍然存在。”   最想做的是写自传总结自己   而编辑“周作人全集”的心愿，这源于他和周作人的一段书信交往。当时，钟叔河被下放到街道拉板车做劳力，那段时间，他看了大量的书籍，他看《希腊的神与英雄》时，对其中很多名字都不认识，他联系出版社，想和作者取得联系。“那时候出版社编辑非常负责任，把我的信转给了作者。”收到回信，钟叔河才知道这个署名“周遐寿”的作者就是周作人。周作人告诉钟叔河，人名都是通过希腊的原音翻译过来的，他认为这样比通过英文音翻译过来更严谨。   从那以后，钟叔河开始和周作人开始了书信往来，“我没有说我是右派，但说过我生活困难，没有办法购置比较像样的纸笔，也没讲我是板车夫，只说我在劳动，没有很多的时间和财力购书，他就给我回信、寄书给我，我不可能不对他有一种感激之情。”对周作人了解越多，他就越想出周作人的全集。出版周作人全集，同样面临风险，不过，钟叔河却巧妙地拿到了有关人士鼓励他出好周作人文集的信，他笑言自己很狡猾，先拿了“尚方宝剑”。后来，他出版了各类周作人的作品，直到去年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出版，算是完成了他的这个心愿。   《走向世界丛书》最终只出了３６种，是很多人都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情，钟叔河自己反而不这样看。虽然他把１００本的资料都准备齐全了。   钟叔河说，他现在没有精力再继续编这套书，“其他６４本的资料我也都齐了，做好的已经记了标号，只要复印就行了，最好有出版社找到负责任，真的能沉下心来做事的人来完成这套丛书。”他表示，如果没有人做，他会考虑把书卖掉，毕竟当时都是自己花钱收回来的。   他现在不编书、不写小文，他最想做的事情， 写一本自传，为自己做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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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错就错在要思想

这是一个响当当的出版家，坐于高楼的书斋里，用他带有几份“顽劣气”的壮志雄心，做着一个让他的祖国走向世界的梦想。
钟叔河 1931年生。周作人研究专家。第三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编辑计36种、800万字的“走向世界”丛书闻名出版界及史学界，其在出版、史学方面的成绩引起海外文化界的重视。
自述|钟叔河 文|袁复生 摄影|李锋
我这一辈子，似乎只见我父亲哭过一次。
那是1949年6月，我在长沙文艺中学读高二，当时我是“左倾青年”，本来是放暑假的时候了，但地下党要求学生“留校护校”，因为知道快要解放，要保护校产。后来，又因为校方和三青团坚持如期放假，就打起了架，你看现在我的右眼框这里还是趴下去的，眉毛这块的骨头是当时被打折的。
到了医院，别人喊我父亲来，我在病床上看到他，他的双眼都是眼泪。我这一辈子，似乎只见我父亲哭过这一次。我父亲，确实是个对社会了解不深的书呆子。
1958年的时候，我被打成《新湖南报》“右派小集团”，单位处理，要么劳教，要么回家自谋生路。我和我父亲商量，他却说：“我看劳教也没什么不太好，反正就当是出门留洋几年。”解放前一般是结婚生孩子后，就送儿子去留洋，我那时也刚结婚，生了小孩，他以为劳教和留洋也差不多，都是离家几年再回来。我被他弄得哭笑不得。
父亲对我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小时候他不管我。因为我小时候与他有代沟，几乎相差两代人，他58岁才老年得子，生了我。从年龄上讲，是我的爷爷辈儿。所以就对我管得不严，我要读点什么课外书都可以，他也没什么引导，他是时务学堂的学生，学了数学，后来教数学，我的数学偏偏不好。他那时读《庄子》，读佛经，我也不看。
有一次例外，那件事我现在再想起来，才知道父亲对我的影响很正面。那年我差不多十岁，在平江老家，父亲从长沙回来，看到我正在读《金瓶梅》，那种有插图的绣像本，那是我堂叔逗我看的，我并看不懂。父亲抓起了一根竹杠子就追着堂叔打，并没有打我。现在想起来，我那个老家庭，其实很腐朽，但父亲早就跳出了那个老家庭，所以才有那么激烈的反应。
这中间有一个转变，我年轻时候思想左倾，但我后来为什么又成了右派。为什么呢？年轻时觉得国民党太腐败黑暗了，感到不民主不自由，要反对它，就左倾了。把我划右派的理由，也是激昂地想要民主和自由。
我的《小西门集》的出版，最费了一番周折，开始时是南京的朱嬴椿要给我设计那本书，帮我找出版社，结果换了好多家，耗了三年，都是因为一篇文章—《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这是从1957年10月，新湖南报反右办公室印的《继续揭露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那个小册子原文照录。出版社的人跟我说，删几条，或者只保留一个目录，但我不肯，要全文照录，否则宁愿不出版。
于是这本书2011年5月才在岳麓书社出版。在这篇文章的前面，有我的一篇《“错就错在要思想”》，那是报社主持反右的一个人，当时对我说的原话：“家庭和个人出身虽不算反革命，但思想极端反动，也差不多了”。我后来常常对人说，其实划我做右派不冤枉。当然，我并不是说我现在还是那些观点，看法有变化，但方向不变。
也因为“民主的基础是个人，强调个人服从集中的意见，民主便削弱了”这些言论，我就成了“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者，送劳动教养，其中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者，并开除公职”中，开除公职并送劳动教养的一个。1970年，我又被再判了10年徒刑，去茶陵江农场坐牢。
我在监狱里，主要呆在绘图室。但每年总有几次，监狱搞宣传时，我和朱正、俞润泉几个人会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就谈这些。监狱里面要谈话，谈得最多的是吃，再一个是谈性。有些话题呢，只能在我们之间谈。我们的苦恼，就是中国脱离了人类进步的正常道路，我们脱离了世界进步的正轨。世界进步了，而我们停滞在后面，我们在1949年以前看过那个世界，1949年以后也看过一点，解放以前的报纸我也看过，解放后自己办报，就是因为这个报纸越办越没有味，那个时候我宁愿脱离湖南报。尽管党报的工作是很好，我的级别也不很低，相当于省政府的科长。
我们谈的最多的是当时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如果中国能够打破这种禁锢的政策，走向全球文明，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所要求的无非就是这样，就是和全人类一起走在这条大道上。“走向世界”丛书里我写的序论中，很多观点也是在这一段谈出来，但之前我们也都谈过，比如说觉得日本学欧美比我们要学得好。我编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我特别偏爱这本“小书”。因为，这个画上有吴昌硕、俞曲园，后来有胡适、张大千和徐悲鸿的题词，这些书法本身就可以传世。还有“小书”里面的主角暴方子，他是清朝一个很小的官，从九品的巡检，等于现在一个镇长，因为“傲上”被免职，但并没有得罪百姓，他没米过年了，老百姓就给他送米，送钱送肉，有几千人送。
我觉得这种行为很有意思，实际上是对政府免他职的一种抗议。这说明在清朝，那时的老百姓谈不到什么民主观念，但至少那时的老百姓可以表示一点是非。你看现在撤了一个镇长或者县长，有没有老百姓给他去送米？不会有一个。
我对这些总是感兴趣。我写的每一篇文章，像《念楼学短》和《学其短》，虽然是谈古文，包括我说过的一些话，都是“拆台”，要让人觉得，不民主自由是不完美，现在的政治和文化都不完美，不是一种理想状态。我要使读者尽量慢慢认识到这一点。这种力量很微薄，但做总比不做好。
对话
传统主流的叛逆者
记者：“走向世界”丛书里面，走得最远的是哪个？
钟叔河：最高思想就是郭嵩焘，他们的很多言论超出同时代人，因此也不能被理解。左宗棠做事比郭嵩焘多，但千年以后，郭嵩焘的历史地位要比左宗棠高。但是，光靠走向世界的这些人是走不向世界的，这些人有局限，局限还很大，出路是在于走向世界这件事本身，他们走向世界有些是被动，有很多是被派出去，很少是主动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去，出去就有作用。
记者：现在你觉得我们已经走到世界里了吗？
钟叔河：我认为这个前途肯定是光明的，但是在这一代人手里没有希望，中国要走向世界是很难，我们现在远没有走向世界。我认为走向世界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历史阶段，中国要走向世界很难，比非洲那些国家还难。因为非洲没有这么深的传统文化，这是一把双刃剑，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又有很强烈的保守性，中国的医药比其他民族的医药有效，保证我们成为了最大的一个种群，再一个中国人的繁殖力也特别强。我绝对不是一个反传统文化的人，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东西，它才能够保守。“保守”也不是个贬义词，它能够保住已经有的东西，所以中国人很难接受别的价值观，像我在这种传统的主流里是一个叛逆者。
记者：作为《周作人全集》的编撰者，你个人如何评价他？
钟叔河：周作人只是一个普通人，有所有人都会有的缺点，他和日本人合作，不能说是他一个缺点，只能说本来有些事他可以不做，他身上有作为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他不是一种能抗拒强势的人。虽然，解放以后他对共产党也有怨尤，有些文章也捎带骂了蒋介石，但他已经毫无危险了。他也骂过傅斯年，那时候胡适等人联名保周作人，傅斯年就是不肯签字，而且劝胡适不要介入。周作人虽然有点狭隘，多少有些绍兴师爷的脾气，但是比鲁迅要好得多。解放以后，一直大手大脚用钱用惯了的他养家糊口，很长一段时间，不得不靠卖旧书来维持生活。所以，许广平评价周作人没有用，很自私，一天到晚在家写文章，院子里花开花落都不知道，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优点。
手记
大时代里守着“一”
钟老不是民国控。
住在他楼下的作家王平给我看过他1949年初的日记，里面对蒋介石元旦文告的评价是“哀鸿遍野”。他甚至对1949年后的台湾，也没那么乐观，他对我说：“如果我去台湾，说不定也一样被整得很惨。”“台湾的民主自由，不也是后来等到蒋经国晚年才有的吗？”从左倾青年到右派，在钟老这里，似乎一切都水到渠成。没一丁点那种老革命的“上当感”、“被辜负感”，而是淡然的“求仁得仁”。
如果不是看了少年钟叔河，那时候还叫钟雄的手稿和日记里那些醒目地探讨民主与自由的段落；如果不是看了将他定为“极右分子”的《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政治，哪怕经济上再强大，也是没有很大吸引力的”，“政党的活动，主要应放在政治方面。对于人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党的领导只要注意掌握一下政治方向就行了”这样的观点。我也会像大多数朋友一样，觉得“一切大师都是慢慢进化出来的”，或者觉得“许多大师是自我觉醒自我启蒙而来的”。
我不敢随意地给钟先生封上“大师”的头衔。不过在年轻人心中，总是有自己的学术文化地图与坐标。说起来也巧，在湖南也在中国最有分量、最有坐标意义的两个文化老人——钟叔河与朱正，他们不仅是几十年的好友，连生日也在同年同月。他们用力甚勤的研究领域，更是貌似巧合地分别为周作人和鲁迅。
以“文归文，人归人”的视角看，周氏兄弟，不管怎么排，恐怕都算得上新文化运动结出的最有分量的果实。对于他们精神脉络的理解，多年相知的难友可能才最清楚。早年同为右派小集团的俞润泉先生，2001年曾给钟叔河写信：“兄虽受挫折，仍重视科学，终为当代学人。”
可惜，俞先生未能看到2008年的钟先生另一篇《过头话》，专文批评杨振宁《曙光集》中的这段话：“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这篇看起来平静的文章，轻轻地一剑封喉。
知己击节叫好的时刻，也应该憾失于2006年，钟先生那篇《角先生与肉苁蓉》，从特别巧的性学史角度，对科学精神匮乏的中国传统“文科生”们进行了一次特别狠的嘲讽。当然，对钟先生击节赞赏的人，还有钱锺书这样的人物，杨绛后来写信给钟先生：“锺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与钱锺书这种人不同，钟先生是真正“土里面长出来的学者”——父亲是学数学的，谈不上太多的家学，师门更不显赫，没读过大学，也不是某大师的私淑弟子。
时光流转到今天，确确实实地，他成了我们心中的“大先生”。能成为“大先生”，缘于各自造化。比如钟先生还有那种自制欧式木刨的行动力，有在旧书店巧夺《查泰莱夫人》的机巧，有拉板车刻蜡纸养家练出来的经营头脑。只是他们这些年，在大时代里守着的“一”，无论如何，是值得后辈仔细看，再仔细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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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要尊重普世价值

2011/3/1

2月27日，80高龄的钟叔河老先生在书房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健谈、爽朗的钟老说：我的脑袋不是很聪明，但我用我的脑袋思考。图/记者陈勇 　　采访之前，有同事提醒说，钟老这些天身体不怎么舒服，采访尽量缩减时间。2月27日，让我们欣喜的是，80高龄的钟叔河老先生精神恢复得很好，健谈，爽朗，喜欢笑。 　　钟老已经一个多月没下楼了，最近的一次，是要到楼下打印《小西门集》的校样——这本书即将出版，书里收录的都是钟老以前零零散散发表过的文章，大部分都重新做了修改和梳理，“老了就会想什么事情还没做，不像以前，老想着要做什么。” 　　采访在书房。这个三十平米大小的书房实际是客厅，多次出现在有关钟老的报道里，“两面墙壁都镶了一排书柜，柜子里都是大块头的书”，台球桌摆放在书房中央，看上去的确有些奇怪，自从老伴朱纯过世后，它已经成为摆设。 　　本报记者王欢 长沙报道 　　“我的脑袋不是很聪明， 　　但我用我的脑袋思考” 　　“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法国诗人缪塞的名句，钟叔河把它印在自己已经出版的一本书的封面上。 　　这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坐在一张宽大书桌的后面，钟叔河说，“我的脑袋不是很聪明，但我用我的脑袋思考。”记者乐了。 　　我们熟悉的钟叔河，是那个编辑出版过《周作人作品集》、《曾国藩全集》以及《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家，实际上，他也写很有趣的文章。 　　《万象》杂志曾经刊登过一篇先生的小文，题目叫《角先生及其他》，所谓“角先生”，即古代女子用于自慰的器具，钟叔河在文章里表达的观点是，“古代中国文人科学精神缺乏，信古书信传说胜过了信观察信实验，但像谢在杭这样能够将士大夫讳言的事情记述下来，对于想要了解古代人们生活的后人而言，其贡献也就远胜于做八股写颂圣诗文的文人学者了。” 　　这一点，此前的媒体报道少有涉及，记者一提，钟老先生显得有些激动，“这是中国读书人的劣根性，缺乏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很多东西不是自己观察实践得来的，而是从古书中间看来的，比如我们的成语，腐草为萤、囊萤映雪，我们的典故，郑和下西洋、蔡伦造纸，其实这些都是不符合史实的。” 　　老先生十二三岁的时候，曾经在有月亮的大雪天晚上看小说，尝试把它看完，“结果却只能看清一个个独立的字，要读一篇完整的文章，根本不行。”萤火虫呢？先生笑，“你大白天捉几百只萤火虫，怎么不把这些时间拿来看书？” 　　“蔡伦和郑和都是宦官，他们怎么可能懂航海懂造纸？那是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人才能做得来的，当时的皇帝只不过委托郑和监督下海，蔡伦也只是将民间造好的纸呈给了皇上，不能说这个事情就是他们做的。” 　　“欧洲和古希腊的学者多注重实践，中国则多依附权威和盲目崇拜权威，从小我们就被教导，你要听话，你听话就是好孩子。有没有思想，愿不愿思想，能不能思想，没人管，你自己也懒得想。” 　　独立的思考意愿和思考能力，并付诸实践——这实际也是老先生大半生的经历写照。 　　出“汉奸”的书引起轰动， 　　历史证明了他的正确 　　1979年出狱之后，钟老到出版社做了编辑，随后编成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这套书后来引起很大反响。著名学者、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说“这确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钱钟书说这套丛书“眼光普照，观察到欧、美以至日本文化的全面”。 　　1983年，李一氓为了“走向世界丛书”让钟叔河去北京开会。在京西宾馆的会上，钟老发言说，曾国藩的书必须要出版，后来提出把原来的《曾文正公全集》重新出版，钟叔河不答应。后来，钟叔河跑到北京图书馆去，把刻本的《曾文正公全集》搬到会场上，一篇一篇一条一条指出旧版本为什么不完善，不能简单地重印。就这样，新编《曾国藩全集》才列入了规划。 　　钟老说，《曾国藩家书》出版后，有人在《湖南日报》上登文章，《如此家书有何益？》反对出这个书，并向省委告状，说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我从不和个人论战，如果这样，这种论战就变成了一种个人之争。你只要在国际上，至少在全国范围内造成正面的影响，只要大家觉得这个书出得好，反对的声音自然就压下去了。你不要正面去驳它，那是没完没了的。很快，中国内地、香港、美国的北美日报都发表了评论，把湖南出新编《曾国藩全集》比喻成爆炸了一个文化上的原子弹，出版曾国藩的书是大好事。” 　　事实上，历史走到今天，证明了一个事实：老先生之前不止一次的突破禁区，都是对的，并且是值得的。 　　[对话钟叔河] 　　“要跟国际接轨，简单说来就是‘one world’” 　　潇湘晨报：近现代的著作者，您最佩服的人是谁？ 　　钟叔河：曾国藩和周作人。曾国藩是个很有能力和智慧的人。在研究中国文化方面，周作人和哥哥鲁迅有同样的深度和高度。 　　潇湘晨报：为什么要坚持出版他们的书？ 　　钟叔河：曾国藩他又不单纯是一个军事政治人物，他是一个学者，有很高的文化，他大量研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做了大量编辑整理的工作。中国的旧文化在当时走到了穷途末路，面对着现代化这么一个关头，要么本身实现现代化，跟上世界潮流，要么就是被世界潮流抛弃。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曾国藩作为中国的文化的一个总代表人物，是不能不被研究的。你就是反对曾国藩，也得研究他的书，研究他的全部著作。周作人也是的。 　　潇湘晨报：您在二十七岁的时候，发表过一个“48条”言论，后来因此而挨批斗。它主要讲什么？ 　　钟叔河：讲自由民主。第一条我就写，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由自己，这是胡适的话。自由民主这个东西，不是什么理论，而是生活的要求。我最看重周作人的，就是这个。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只是人情。人的本性要自由，这便是人情。不能按照指挥棒来发言，生活要多样性，这是人的内在要求，法西斯是违反人性的。 　　潇湘晨报：现在最关注什么？ 　　钟叔河：看电视也看报纸，基本上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都知道一二。中国六、七十年代有过倒退，是因为她偏离她应该走的轨道，走偏了。怎么才能一直进步？就是要跟国际接轨，跟世界潮流保持一致，你要认识到你跟别的国家没有多少不同，尊重一切值得尊重的东西，这个说得通俗点就是普世价值。简单说来就是“one world”，奥运会的口号：“一个世界，一个梦想”。 　　[人物简介] 　　钟叔河，男，80岁，湖南平江人，18岁起当编辑，1957年以后干过搬运、绘图、裱糊和种茶等事，劳作而不废读书，到1979年重新当编辑，直到离休。学术著作有《走向世界——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从东方到西方》、《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笺释》等，读书随笔有《千秋鉴借吾妻镜》、《书前书后》、《学其短》、《念楼学短》等，编辑作品有《走向世界丛书》、《凤凰丛书》、《知堂书话》、《儿童杂事诗图笺释》等。1994年，钟叔河凭借编辑的《走向世界丛书》等书籍，获第三届韬奋奖。其在出版、史学方面的成绩引起了海外文化界的重视，他的名字被收入《世界名人录》等五种国际性人名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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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的书房就是半部出版史（图）2011-11-18   编辑：观书小生    原创作者：颜亮 余少镭    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钟叔河的客厅同时也是他的书房。




1.钟叔河收藏的周作人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全套著作。




2.钟叔河照着德国人写的《细木工作业》做的刨子。靠这两个刨子，他做木活糊口，度过了当右派时的苦日子。




3.钟叔河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旧书店买到的1936年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钟叔河： 湖南平江人，1931年生，著名出版人、学者、作家。1979年秋开始从事书籍编辑工作，曾任岳麓书社总编辑。上世纪80年代，他策划出版了“走向世界丛书”、“周作人文集”、《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等。此外，他出版的个人著作有《《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念楼学短》、《念楼序跋》、《笼中鸟集》《小西门集》等。

“你从电梯出来，往左边走，一共有四张门，三张是别人的门。正面你的那扇，门上有个突出物，写着‘念楼’两个字，那就是我家了。”电话里，钟叔河说地址把每步都要说得清清楚楚。其实大可不必，只要告知，门上写着“念楼”，我们便可轻松寻到，毕竟这两个字太有名了。

敲开门，小声地询问起主人家。“我就是钟叔河。”站在客厅中央的钟叔河爽朗地回答道。不过，这里也不能单纯说是客厅。走近一看，这三十平米左右的空间，倒更像是一间书房和客房的结合体。三面合围，挨墙摆着的都是书架，钟叔河习惯坐在一张靠窗的大办公桌后，上午的阳光都非常足。不远处是一台大电视和一张台球桌，角落里放着台球杆。

“老伴去世后（钟叔河夫人朱纯于2007年去世），我一个人居住，就把书房与客房结合起来了。”钟叔河说，里面还有一个书房，因为书太多，显得非常拥挤，不得不分流不少出来，“现在是大开本的放外面，小开本的放里面。”

虽然两房结合让地方宽敞了不少，但也给钟叔河带来了新的麻烦。“现在是只要一来客，我就没办法写东西了。”钟叔河说，地方扩大之后，书也跟着增加了不少，“现在阳台上都是书，有些书又舍不得丢弃，新买的书也没地方放，所以干脆就不大买书了。”

在钟叔河的小书房里，有一台老式的电脑。不过，钟叔河平时根本不用，大多时候是保姆用来玩游戏。“这是我老伴帮我弄的，她想要我学会电脑。”钟叔河说，朱纯去世前几天，还帮他在电脑上发过稿子，“我现在也不愿意上电脑，只要坐在电脑前，就会想起以前的生活，心里难受。”

在纪念朱纯的集子《青灯集》的序言中，钟叔河写道：

她（朱纯）原有一台电脑，又叫女儿买来一台，督促我“总要学会用电脑才好”。可是如今，两台电脑空置在两间空荡荡的“工作室”里，我则只能像杨绛先生来信劝勉的那样，“且在‘老头’的书房里与书为伴”了。

“周作人把中国人的劣根性点出来了”

钟叔河的客厅书房，以大部头著作为主，其中又以工具书为主。离书桌最近的书架上放着《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学研汉和大字典》等，随手可得，方便查阅。稍远一些，又有《清实录》、《清通鉴》、《清代通史》等清代史料。另一面的书柜上，则放着《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笔记小说大观》等丛书，有的书里夹着纸条。

客厅书房中，还放着钟叔河自己编的和写的书。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在钟叔河这里，各个版本的《走向世界丛书》都有。“我还是喜欢最初的小本子，不像现在的大部头，要方便阅读些。”钟叔河也保留了《走向世界丛书》中收录的原本线装书，其中有张荫桓的《三洲日记》、黎庶昌的《西洋杂志》等，“也不是为了收藏，买回来就是为了编书的。”

书房中另一套书也吸引了我们，那就是2009年由钟叔河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散文全集》。作为周作人作品在当代最有力的推广者，钟叔河理当保存了不少版本的周作人著作。果不其然，在钟叔河的书房中，我们见到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等周作人在1949年前出版的全套作品。

“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周作人这个人，但就是喜欢他的作品。”钟叔河说，最早读周作人的作品还是通过哥哥的教科书，刚开始也看不懂，但后来觉得很经看，每次读都有新的感受。加上周作人的文章半文半白，很合钟叔河的胃口，慢慢就喜欢上了。而真正大量开始读周作人，还要等到钟叔河被划成右派之后。“那时候拉板车，肉体痛苦，但不需要用脑子，拉完回来休息时就有时间来看书了。”钟叔河说，这时候也更能理解周作人的文章了，“周作人把中国人的劣根性都点出来了，对中国历史上的黑暗面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钟叔河1962年给周作人写信，请教问题。没想到周作人很快就给他回了信，并且送了他一本书。这让钟叔河印象非常深刻，无疑也为以后的大力编印周氏的书埋下了伏笔。

“夺”来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在书房，我们还见到了曾震动八十年代出版界的另一本书———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87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曾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但由于内容“过黄”，这本书很快被禁止出版，出版社的负责人也遭到处理。

当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依据的便是钟叔河手里的这本书。这一版是饶述一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翻译出版的，印数2000册。钟叔河得到这本书的过程是一个故事：

“我最早是从杂志上看到郁达夫介绍这本书，当时就很感兴趣。”钟叔河说，他在当右派拉板车时，拉完了就喜欢去旧书店逛逛。有一天他在长沙黄兴南路旧书店瞎逛，突然看到有人手上拿了这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我就在他附近徘徊，希望他把书放回架子上。”钟叔河说，但没想到他一直不放，最后他急中生智，一把将书夺了过来。“他肯定不答应，问我要干什么。”钟叔河就把他带到柜台，对营业员说，这里规定学生卖书要出示学生证，这条规定完全不对，学生能有什么书送来卖呢？这本书（《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就是我家里的学生拿了我的书来卖给你们的。营业员于是拿出意见簿要钟叔河提意见，“我当时就说，我也不提意见，我就照你们的标价把这本书买回去算了。那营业员为了避免纠纷，就站在我这边，把这本书卖给我了。”钟叔河回忆说。

少读时兴的书

对于时下的文学作品，钟叔河读得并不多。“一来和年纪有关，过了一定年纪，就不想去读这些书了；二来和现在的文风有关，也不单是因为现在浮躁，而是因为时兴的文风都不大好。”钟叔河说，以唐诗为例，从唐人选的唐诗集来看，当时人们认为第一大诗人是白居易，而不是我们后来认为的李白、杜甫、王维。“在我看来，白居易是比不上李杜的。这也能佐证，时兴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后世公认为最好的。”钟叔河说。

“我也不是一个喜欢谈理论的人。”钟叔河说，对于各类理论，他都比较厌恶。理论不仅大都晦涩难懂，而且也看不出有什么实际意义。“像一本《唐诗概论》，总是喜欢叙述诗人的社会地位，和前朝诗作的关系，各种流派等等，这完全是浪费时间。”钟叔河说，你如果是真心想搞点创作，无需读多少书，读得太多反而不好。

采写：南都记者颜亮

实习生刘立平

摄影：南都记者余少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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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出版人钟叔河：被划右派 错在有思想
2009年07月02日

新京报


老出版人回忆半个多世纪的文化、思想历程

《青灯集》收录了钟叔河的123篇随笔文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

■ 人物名片

钟叔河
湖南平江人，1931年生于长沙。著名出版人，历史学者、散文作者。1949年入《新湖南报》任记者，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身陷囹圄9年。1979年落实政策后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以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闻名，获得1986年“中国图书奖”和“韬奋出版奖”。他还策划出版了周作人和曾国藩的全集，影响极大。主要著作有《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念楼集》、《天窗集》、《偶然集》、《青灯集》和《念楼学短》等。
2009年5月上旬，长沙。钟叔河先生家的客厅很大，两边都是摆放着文史类图书的书架。他的办公桌位于窗边，收拾得很干净。客厅中央有一个台球桌，锻炼不多的他，偶尔会挥杆打打台球。钟先生的夫人和他相濡以沫几十年，前不久去世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把自己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手头几部书稿正在整理之中，让记者这个北京来客也不忍占用他过多的时间。
我们的叙述缓缓拉开，跨越七十年的岁月。一位老出版人的坚定求索，确曾影响过几代人的读书路。
被划右派 错就错在有思想
我这个人生活上的经历很简单，思想上的经历很复杂。我是1931年出生在长沙的，除了抗战八年，坐牢9年外，其余时间都在长沙。
我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参加革命了。1949年，我报名参加了新华社和《新湖南报》（后改名《湖南日报》）举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的考试。参加考试的人当中，有大学生，研究生，高中生，还有个别的初中生。后来我才知道，鲁迅研究专家朱正、著名出版家刘硕良也参加了考试。我们当时全不认识。朱正、刘硕良他们后来在新干班受了三个月训，刘硕良分配到广西去了，朱正分到湘南去了，我却在参加考试后，立刻去报社上了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