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批评的“立场”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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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批评的“立场”断想

文 / 洪子诚

人们在谈到近些年的中国文学批评时，往往有许多的责难。他们认为，批评已丧失了提出重要问题的能力；有见解的、给人心智启迪和灵魂震撼的批评文章越来越少；批评家日益失去细读作品的耐心，文本解读式的批评被放弃；有些话题与文学的距离越来越远；一些热闹的论争实际上是陷入无聊问题的纠缠。而造成这种种状况的最主要原因据说是批评家失去(或缺乏、或没有)批评的"立场"所致。"立场"的问题，被作为批评陷入"困境"的症结来提出。           对于当前批评现状所作的这种描述，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批评现状作这样的评估是否有根据。这是可以在另外的场合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即使我们以80年代的某一时间作为参照，而承认上面指出的缺陷的确实存在的话，事情也有另一方面，即在表面的混乱与衰颓中，一些批评家和研究者在进行普遍性的反思，并在调整中重新确立自己的工作目标，且已经产生值得重视的成果。这是不应忽略的积极因素。这比追求提出一些具有轰动效应的问题，可能更有意义。           第二，关于批评立场的问题。如果要认同上面的批评的"困境"是失去"立场"这一判断，则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辨析。一些文章和发言在使用"立场"这一语词时，其实是赋予它各不相同的含义。因此，需要将各种虽会有交叉、但在性质上并不相同的问题加以剥离。我觉得，"立场"的这个诊断，在不同批评家那里，至少包括这样的几层意思。一是，批评家对所从事的专业的基本态度，即是否专注、认真、严肃。是否将自己的工作与某种意义和目的性联结起来；更确切地说，是否有自觉的意愿去探求这种联结的可能性。在这方面，"立场"的提出，其实是在申明在批评的领域，也存在与社会的其他领域都同样存在的"敬业"精神。在有的人看来，用"敬业"这一尺度来要求批评家，好像是降低了这一与人类精神生活相关的专业水准。其实，比起别的领域，崇高的精神性的旗帜，倒是更易于掩盖那种缺乏"特操"的品行。我们在谈到过去批评界状况时，曾为有的批评家在各种压力下面随声附和、看风转舵而感到悲哀，以为他们的批评是"犬儒的刺"。就如40年前，黄秋耘在一篇短文(《犬儒的刺》)里引用鲁迅所言："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他们就是如此不同。"其实，在今天，谈"苟延生命"已过于"奢侈"；有的批评家已不讳言，他们只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制造这种被称为文学批评的"商品"而已。因此，出于忧虑来强调"立场"的重要，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些批评家使用"立场"这一概念，则指的可能是批评活动必须遵守合理的"规则"。在文学批评活动上，我们确实并没有什么成文的"规则"。目前在学界被一再提出的"学术规范"的问题，也需要加以具体化。即使如有的批评意见所说的，"规范"的提出其实是为了确立某一学科或某一理论、方法的优势，争夺中心的话语地位，因而是个"伪问题"；但是，也不能说在批评领域里完全无章可寻，即使这"章"是如何属于常识性的东西。例如，最起码的是，他必须认真读过作品，才有对它发表意见的资格，不管是赞扬的还是批评的意见。例如，对于某种现象、问题作出归纳和判断，应该在占有相当的材料之后，而不应根据不足、甚且毫无根据就信口开河。例如，引用、转述材料，包括论敌的观点，应该尽可能准确、全面，而不应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甚或有意曲解原意。例如，你的主张、观点当然可以修改，甚至也可以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但你应对自己的主张负责，也严肃地为这种改变、转弯负责。又例如，提出一个论题、一种概念，总应该努力给予相对清晰的说明和限定，而避免大家在戴相同的帽子，却自说自话，如此等等。           批评"立场"这一概念的另一层意思，是所谓"文学"的立场。我们听到许多这样的抱怨：90年代的文学批评，几乎变成清一色的意识形态批评、文化批评。一方面，批评的对象已不再限于"纯文学"，不再限于"经典"的文学文本。那些所谓"亚文学"、或在传统的批评家看来，不具"文学性"的文本，也成为批评家的关注对象。另一方面，批评家在这些文本中，看到的和讨论的不是节奏、格律，不是文体、叙事方式，不是象征、隐喻、神话，不是文本的独创性、作家的才能。讨论的是文本中存在(或并不存在)的种族、性别、妇女、知识分子、社区日常生活等问题。他们认为，以这样的态度、运用这样的方法来从事文学批评，实在是离题太远了。如果文学批评已失去了它的质的规定性，而完全与文化批评、社会问题研究相混同，那么，文学批评是必要的吗?文学批评是否可能?他们也许并非毫无道理地争辩说，尽管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很难清楚划定，尽管"文学性"的内涵含混而可疑，但是，这些界限与标准，却是必要的。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人对"文学"的判断，人的审美感觉，也越来越呈现分裂的状态。但是，是否已不存在某些相通的东西?不存在通过探索而达到相通的可能?另外，艺术的、审美的感受，在批评中是否还有它的重要位置?批评的工作最主要的，难道不是依靠批评家的这种"穿透性"的才能?如果批评对象的选择与判断都已排除了"审美"的标准，那么，经过批评家的工作，我们为这个时代所筛选、保留下来的东西，最终会不会是一堆糟粕?一堆垃圾?人们曾经设想的，通过"审美"的途径来反抗物化的现实，来实现"人的解放"，来寄托现代人在精神需求上的微弱希望，是否因此而完全落空，彻底被埋葬?所有这些困惑和责难的提出，相信都是正当而合理的。它们表达的，是原先确立的专业标准和精神目标在受到动摇时的忧虑和危机感。           这一问题，显然比另外的一些要来得复杂。也许问题并不如上述估计的那么严重，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其实并没有、也不会消亡。它仍然占居着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中心地位。这一地位的岌岌可危的印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文学批评"在今天缺乏活力、固步自封所致。过分地强调文学"经典"选取与确立上的"传统"标准，过分重视文学与非文学的分界，而在"经典"阐释和文本品评上又始终拘囿于形式主义的或浪漫主义的方法和尺度，这些，都给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带来障碍。当有的批评家以"非文学"为由，沉湎在一种艺术自律、回归文学本体的幻觉中，让自己并要求别人放逐当代大量文学现象、文学文本时，实际上是拒绝从特有的"修辞方式"中去探求当代的心理、情感特征，探求语言、价值、习惯的演化趋向。文学与历史、哲学著作自然不能完全划上等号，便是，注意到它们都是一种"修辞"，一种"叙事"，而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等其他学科又都具有一种阐释学上的特征，那么，在它们之间划出绝对的界限是否必要，就是一个疑问。更重要的是，文学批评如果和我们自身关切的问题、和现实生活、和民族精神等相脱离，那么，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值得进一步追问。           当然，从更深的层面上来考虑批评的"立场"，我们的确能从中引发出关系到批评现状和前景的问题的"症结"。我想，人们郑重其事地使用这个词，是在谈论一些重要的条件或前提。这指的大概是批评的视点、依据，是对文本和文化现象进行评述的基点和尺度，以及批评作为一种"专业"的学术活动与我们的生活之间的关联。这里，可以分析为两个互有联系的方面。一是作为批评所根据的"知识"，另一是批评家的精神、人格，也包括对批评的"目的"的理解。           在这些方面，我们确实都遇到了问题。记得80年代读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时，曾惊讶地发现作者的描述，与文革后中国知识者的精神形态是何等相似。在过去，"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而现在，"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那时，我们中的许多人以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作为旗帜；在那场动人的有关主体性的讨论中，表明了对于"自主性"、独立的"自主意识"，以及"自我"的驾驭和支配能力的确信。的确，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如布克哈特所描述的那样，有一种对"客观"、"真实"地把握世界，同时"真实"呈现"自我"的乐观和信心。那时，我们觉得是站在坚实的土地上，对于社会现象、文化问题、文学文本，我们自认为有充足的根据加以分析、解读。也许有不同的"立场"，但少有没有"立场"、失去"立场"的惶惑与恐慌。这可以说是一个"稳定"的时代。           经过八九十年代之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带有"震撼"的性质。它动摇了我们关于知识、现实、语言、自我的那些毋庸置疑的观念。"稳定"的感觉有些靠不住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人们已说过许多。80年代末的政治动荡，80年代后期以来，"语言学转向"、解构哲学等在中国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带来的冲击，都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如果不是从表面上观察，那么，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经验，主要并非理性主义和个体的"自主性"的重新确立(许多人因此把这一历史时间与"五四"放在一起加以比较)。而毋庸说，是准备好了对于启蒙的理性主义的"超越"。那些有过痛苦的思考的人，都会深刻地体验到，文革本身就是历史的不确定性和"含混性"的实例。我们由此看到，"历史"并非如过去所理解的那样，有单一的主题。我们也认识到，那些"确定"的历史事实，并非一种"本质化"的客观存在；不需进行一种"历史还原"的工作，就能见到"历史事实"，是如何被叙述为"事实"的。我们也多少体验到，个体主体的"自主性"的脆弱，我们的"自我"并不能超越特定的社会、历史、语言，"自主性"在某种意义上讲不过是它们的"代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会觉得失去了原先的立足点("立场")。我们曾深信不疑的历史的、审美的尺度，以及支持这些尺度的哲学立场，还有效吗?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的主张和文学经验都曾经被作为我们的批评尺度。但后来，却发现我们已经不能心安理得地使用诸如"自我表现"、"独创性"、"本质真实"、"历史深度"、"整体性"、"性格的逻辑性"等概念。它们好像变得越来越空洞，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陷入狭窄的思路中。而批评活动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现实处境的关系的那些设定，如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关切，对于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探求，也都变得含混不清。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来说，又存在着自身的难题。这就是它在80年代以来，始终未能牢固其存在的根基，建立自身的"知识谱系"。它常有些杂乱无章地随手摭取各种理论、方法，却没有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加以"整合"，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它也没有时间和耐心来清理历史，以一种"知识学"的态度对重要的现象、概念、语词，作出分析，对"历史"何以会被如此叙述，加以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批评有一种理论的一贯性，有明确的"立场"，显然也是难以办到的。           这样，一种普遍性的困惑便包围着我们，"立场"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个问题的提出，潜隐着对失去牢固的根基的忧虑，和重建明确的"立场"的愿望。在对应这种状况的各种不同"策略"中，一是采取回避的态度。另一则认为在"本文"之外，一切都不存在，价值、意义等等都是呓语，而把自己抛入解构式的反讽修辞的乐趣之中。还有一种是，积极地呼吁重建立场，他们的口号是："回到古典"；"回到深度，回到价值，回到意义"。           后一种呼声不仅发自我们的身边，而且从大洋彼岸的中国学者那里传来。它们反抗性地来回应目前泛滥的虚无主义。这种姿态显示出令人感动的悲壮。对于这种有代表性、也有一定感召力的声音，应该从两个方面去评价。第一，这种以激烈的姿态出现的抵抗，其实，它在相当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回避的态度。深度、价值、意义，这些都已经不是意义自明的范畴，不是一个确定的、可以把握的目的地。或者说，这些原先的确定的范畴，如今已转化为我们所要反思的问题。在出发地已经"飘浮"、并多少成为一种幻觉的情况下，如何能简单地说"回到"呢?我们已经无法将我们的经历和思考从记忆中清除，来恢复想象中的"真理"的信仰，和对世界所作的"无历史的确定性"的阐释。这里，似乎应该尝试另外的"策略"，寻找另外的道路。第二，这种"回归"的吁求也有值得重视地方。它提供了对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作进一步思考的基础。"回到"的这一意向性语词，对我们的道路的寻找，确实具有启发的意义。           因此，如果要重建批评的"立场"的话，似乎这样的"策略"更具合理性。首先，有勇气、有能力正视现实的问题，和我们自身的思想困境，意识到这是一种历史责任，不把我们专业的学术工作，与这种有时被含糊地称为"人文关怀"的精神态度相脱离。这是一个起点。起点不是问题的解决，但没有起点，也便没有其他的一切。而这一起点的设定，是建立在对于历史仍存在着意义、价值的信心中。其次，"立场"的重建，又的确要在通过"回归"的途径来实现。"回到"，既意味着对历史的回溯，对"经典"文本的重读，也意味着对"自我"的反思。我们只能在追溯中，来小心地发掘那些曾被掩埋的某些方面，并对那些耳熟能详的方面作出新的阐释，来发现、选择可以作为学科专业的、同时也作为批评家人格精神的可资利用的"资源"。第三，这种对于历史的清理，在方法论上，却应该尝试一种可能的"价值中立"的知识学的立场，尝试不以不可避免和必要的价值判断作为研究的支点。也就是说，构成"起点"的这种"道德立场"，不应转化为批评研究的理论框架。第四，毫无疑问，这种探求的成果，要依靠我们的也许不仅是一代人的共同努力来实现。但具体的工作，则要依靠个人性的工作来进行。因此，它的成果对历史所作的描述，将是以"差异"作为基本特征。但这种差异，却又转过来推动这一探求，使其成为可能。           我们欣慰地看到，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来，一些学者、批评家已兢兢业业地从事这一工作，在史料的发掘上，在学术史的研究上，在近代以来思想文化领域的"关键词"的清理上，已作出了初步、然而重要的成果。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