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高考作文的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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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高考作文的引号

文/ 王开林

    我恍然记起了中学时代的语文课，老师教我们如何写议论文：开宗明义，开门见山，先提出正确的论点。何谓“正确的论点”？这好办，尊官方论调为风向鸡，就行。中间穿插论据，展开论证，既要举出正面的例子──何谓“正面的例子”？这也好办，尊官方认可的爱国人物英雄事迹为准绳，就中；还要举出反面的例子，才有足够的说服力。最后一锤定音，若非如此如此，就当如何如何，仿佛西班牙斗牛士毅然将利剑刺入公牛的心脏，半点含糊半点偏差都不可有。语文老师怕我们不明白或将信将疑，又罗列了大量范文，如杨朔的《荔枝蜜》、《雪浪花》之类，文辞既美，思想又极合官方铆榫。你说，如此作文好不好玩？我认为，有点像演戏。
    教我语文课的老师两鬓星星，桃李满天下，资历可谓深矣。其谆谆教诲还能有错？先生课中例举某某与某某循规蹈距，依其妙法作文，现在已是某名牌学府的教授，某中央大报的主编；某某与某某标新立异，悖其靓招出笔，如今正在扫大街，收荒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便打足十二分精神，恪遵先生所指引的思维路径，绝对不敢偏离分毫，以求早日学会“降龙十八掌”。当年的强化训练确实收得奇效，我们再作议论文，无不轻车熟路，健笔如飞，单就文思敏捷一项而言，绝对比得上袁虎草檄，倚马可待；温庭筠作诗，八叉手而成。
    练兵千日，用在一时。一九八二年的高考作文题赫然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帽子”虽大，脑袋虽小，我却遵语文老师所嘱，备齐了“垫充料”。难乎哉？不难也。我欣然命笔，千万朵心花顿时怒放，宛如一座春天的花园。那年夏天很热，我心里却一直慨而慷，凉而爽。愿望有时与现实只隔一步之遥，这一步我抬起脚就跨了过去，独木桥那边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
    去高中母校辞行时，语文老师一如既往地眯缝着一线笑眼，对我说：
    “王开林，我没骗你吧，按照我的单方抓药，准能妙手回春！”
    说完这话，他仰起脖子，双手叉腰，像电影中打了一场大胜仗的将军那样，十分畅快又十分豪迈地开怀大笑。他很得意，也似乎应该得意。
    至今想来，假如我那篇作文不曾见报，我对它的记忆肯定早就淡至无迹可寻了。既可幸又不幸的是，当年它变成了铅字，而且被我视为镇宅之宝似的收藏起来，如今再看，简直味同嚼蜡，不忍卒读。行文够流畅，思路也清晰，但通篇充斥了正确的废话，很少有灵性的闪光。这样的作文能获阅卷老师的格外青睐，能得高分，还能见报，说怪不怪，它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样的时代，“左毒”远未清除，连中学生也不能幸免，想童言无忌都不行，于是作文真就像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所说，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可惜这话充满了讽刺意味。
    试想，要一位涉世未深的少年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极具政治意味的试题作文，他不说空话、套话、假话、大话、废话，还能说什么？再者，利益原则正牢牢地掌控着这位考生，假若他别出心裁，另辟蹊径，“我手写我心”，自说自话，不管他是否妙思泉涌，能否自圆其说，都将被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为了谋生，他真得起早扫大街，或沿街收荒货，也未可知。
    作为一位旧教育模式下的直接受益者，我这样猛揭底牌，大唱反调，肯定会有正人君子骂我忘恩负义。然而，一事总有两面，有受益者就有受害者，受益者是因为听“将令”而受益，受害者是因为“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而受害，真可谓顺者昌，逆者亡，这里面的冤情就不会太轻。试想，一道命意僵至毫无发挥余地的作文试题明晃晃地摆在那儿，硬逼着莘莘学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忧国忧民，他们不急中生智能行吗？所谓的“智”，也纯属袭取前人故智，难有半分新巧。这样的作文直折腾得考生心力交瘁，气血贲张，痴人说梦，大发热狂，这不是无病呻吟，又是什么？唱不了高调的人，举不出实例的人，连废话、空话、套话、假话、大话都不知从何说起的人，便只好灰溜溜地出局。
    我们的幸运固然极其有限，但与可怜巴巴的父辈相比，似乎应该知足常乐了。他们别无选择，曾写过“增产节约的意义”（1951年），“记一个你所熟悉的革命干部”（1953年），“我生活在幸福的年代里”（1956年），“当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公布的时候”（1958年），“我在劳动中受到锻炼”（1960年），“一位革命前辈的事迹鼓舞了我”（1961年），“说不怕鬼”（1962年），“唱《国际歌》时所想起的”（1963年），“谈革命与学习”（1965年）。单从这些毫无情趣可言的题目，我们就不难闻到一股比大葱更浓郁冲鼻的政治气息。真够为难他们的了，然而，为难并不等于难为，谁若能将假话、空话、大话、套话、废话写得合格合式，有条有理，谁就能登堂（大学殿堂）入室（高校教室）。虚矫的文风造成了新一轮的八股泛滥，如今，你若有幸（其实是不幸）重读当年的“文章”──那堆硬梆梆亮晃晃的金属垃圾──不免会感到异常惊讶，一向意味隽永的汉字经过另一种通行的排列组合，竟然会变得面目可憎。
    正统的意识形态对教育无微不至的模铸，在作文这一小小的项目上集中体现出来。说到底，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语文教育便是洗脑、清肠再加模铸的一体化流程，在这样刻板的教育机制下，自然而然，个性惨遭极度压抑，才智难得充分发挥，而众人对精神的自我去势早已运斤成风，真正达到了楚人斫垩的境界。在政治思想的高空钢丝绳上个个履险如夷，在道德的窄条平衡木上人人身轻如燕，这样的功夫既已普及，便不再成其为祖传绝技。青春时期的绮思梦想被极为僵固的革命公式取而代之，任何带有个人主义情调色彩的东西都被逼至死角，打入冷宫，毫不留情地加以扼杀。官方教育的口径如此整齐划一，还能不千人一面，众口一辞？模铸式教育的隐性目的即在于：弱化学生的想象力，钝化学生的感知力，僵化学生的思辩力，最终尽收奴化的显著功效。通过这样“四化”教育出来的人实则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独立自主的人，而是大政治一体化背景下的“水泥预制构件”。将模铸式教育称之为典型的奴化教育，毫不为过。
    “文革”十年，教育归天，斯文扫地，人们用先前所学的红色八股挥写大字报，使之变成杀人如麻的利器，至此，模铸式教育的负面效应尽显无疑。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尚且不具备傲视狂流的独立人格、深中肯綮的批判精神和披沙见金的认知能力，全体国民除了盲目盲心，还能如何？
    十年浩劫之后，“文革”腥风未能一朝荡尽。一九七七年的考生多半是刚洗干净两杆泥腿子的“知识青年”，惊魂未宁，喘息未定，就要“心中有话向党说”。一九七八年的作文试题也妙不到哪儿去，“速度总是一个政治问题”，那股子政治的大葱气息依旧挥之不散。翌年，缩写何为的《第二次考试》一文，题为“陈伊玲的故事”，原文稀松平常，还夹着一条莫名其妙的荧光尾巴：苏林教授决定录取陈伊玲，并且认定她“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个优秀的歌唱家”，是因为她乐于救助失火的邻里。这种光灿而蹩脚的因果逻辑仍是拜巨腕的政治思想所赐，不禁使人想起一条众所周知的歇后语，“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一九八0年的考生则要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达·芬奇学习，一门心思“画蛋”，从极其逼仄的角度，尽说些“业精于勤”、“实践出真知”之类老掉牙的套话。一九八一年的考生拿着“毁树容易种树难”的作文试题，傻了眼，道理就那么显而易见，却苦于缺乏恰当的例证来全力支持，焦虑之下，头脑空虚，心神慌乱，那年的作文考生得分普遍偏低。到了一九八三年，作文试题别出新招，看图挖井，好歹让考生有了想像的余地，也就那么一点点，不可能更多，但这是一个信号，作文不必非要预先饱吃政治思想的大葱，弄得满嘴口臭不可，还兴说点别的什么话。一九八五年的考生以“澄溪中学学生会”的名义给《光明日报》写信，反映一家化工厂污染环境的问题，这样的信不写得千篇一律才怪，可见出题者仍乐于扮演胡同里赶猪者那一类省心省事的角色，把劲往一处使，犯不着自己给自己添乱。
    历览各届高考作文试题，我们不难发现，命题作文都十分无趣。一九八六年的“树木·森林·气候”，一九八八年的“习惯”，一九九四年的“尝试”，一九九八年的“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或“战胜脆弱”。出题者一直板着后妈似的脸孔，不让考生于紧张之中享受片刻轻松。作文砸锅的可能性最大，出题者却似乎不怀好意，专等着听考生将一口口“饭锅”（关系其一生前程）砸烂的声响。直到二十世纪末的一九九九年，他们才奉献了一道尽管玄虚，但容易出彩的作文试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肯和盘托出“迟来的爱”，总算是天良未泯。
    从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迄今二十三年间，高考作文的出题者在形式上可谓玩尽花样：缩写原文、读后感、议论文、记叙文、书信、简讯、说明文、单独的肖像描写、气氛描写、场景描写，其中纯粹命题作文为四次，看图作文为三次，材料夹命题作文为八次，材料自拟题作文为八次。不知出题者基于何种考虑，多次强调，作文不能写成诗歌、抒情散文、戏剧、小说等文学体裁，抑制考生才情的展露，这似乎是他们要严防死守的准则。他们亮出作文试题的同时，也派赠一把“快刀”，要他们乖乖地削足适履；或者分送一块结实的“裹脚布”，让他们折腾出三寸金莲。当然，久而久之，也不是完全没有松动的迹象，九十年代后，作文试题中开始强调想象的成分，比如说，要考生把一个圆想象成除满月之外的其它物体（1991年），根据一首名为《鸟的评说》的寓言诗想象两种鸟儿的对话（1995年），这样的想象已经受到很大的制约，可谓戴着镣铐跳舞，舞姿再怎么好看，也可怜巴巴。回顾二十三年来高考作文的行迹，我们不难发现，出题者确实像慢郎中治急惊风似地给自己也给考生松绑，但以往绑得比粽子还要牢固，现在放“脚”，还能否回复为“天足”？着实令人质疑。
    曾有人愤激地说：“我不是自然长成这样，而是被教育成这样，我思想贫血，精神缺钙，人格畸形，灵魂瘫痪……你又能好到哪儿去呢？”
    万千考生都宛若龚自珍笔下受尽刀斧之伤绳索之苦的“病梅”，居上位者却视若罔顾，听任甚或怂恿那些铁血的园丁“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谁肯像定庵先生当年那样痛心疾首，“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一九九六年高考的看图作文，图为两幅漫画，其中之一是给六指整形，却惨兮兮地切去了大拇指，不打自招，五十年来中国语文教育的“圆满功德”已尽见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