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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独立书评的空间
■徐鲁
书有自己的命运,书评又何尝没有自己的十字架。诗人奥登论书评家:“一般说来,当我们阅读一个有学问的批评家的书评,我们从他的引文里获得的教益,要比从他的评论中获得的教益为多。”这个说法虽然不免刻薄,但也确实道出了书评写作的某种真相。
奥登还曾有言,一个书评家刻意去攻击一本劣书,不但是浪费时间,而且对书评人自身的品格也可能造成伤害。因此,大多数时候他对劣书都会保持沉默和不屑的姿态,如果一定要对劣书发言,“那么诱发我写篇文章抨击它的那种冲动只能是源于我自身,源于那种挖空心思的卖弄,卖弄学识、才智和戏谑的念头”。他说,一个人无法在评论一本劣书的时候不去炫耀和卖弄。
奥登的说法难免使我对书评写作感到“英雄气短”。也许因为自己是搞创作出身的,所以书评文字写得再多,甚至自以为对书评文字所投入的感情和智力超过了创作,但是,最终距离做一个“独立书评人”的梦想,还是那么遥远。黄艾艾小姐在一篇谈论我的书评写作与文学创作的“印象比较”时,引用过我的一句牢骚话:“我本来期待你们能欣赏我的领带,可是你们却只盯着我的衬衣。”这说的也是实情。
事实正是如此,在目前我们所面对的媒体环境下,做一个真正的“独立书评人”的可能性,其实是非常小的。布尔迪厄在他那本可敬的小书《关于电视》里说到,追求所谓的“收视率”,是电视受制于商业利益操纵后的必然结果,他认为,随着电视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以及商业因素对电视的控制不断加强,迅速地造成了另外一个“更加难以控制”的后果,那就是电视从它所采取的一种文化行动策略转向了某种自发主义的“蛊惑术”,这也就是所谓“通俗化的力量”。在他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电视,为了尽可能地招徕、取悦、迎合、甚至利用公众趣味,而全然放弃了自己的立场与责任感。这一点,也正好与著名媒体文化研究学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对当下文化生态所作的“娱乐至死”的概括相吻合。在这里,我们只要把“收视率”替换成“畅销榜”,把电视替换成出版,把观众替换成读者,那么布尔迪厄和波兹曼所描述的状况,也同样是当下每一个书评人所面临的最真实的阅读环境和媒体环境。那么,要想从这样的环境下突围出来,保持住自己的独立、冷静与体面,至少在我看来,暂时是非常不容易的。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和读书环境,就产生什么样的出版界和畅销书;同样,有什么样的出版界和畅销书,就造就什么样的读者和书评人。这就是我的“悲观论”。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书评何为?就我个人而言,我感到只有一种比较省事的和“独善其身”的方式可供我选择,那就是奥登所指引的:我只愿意向自己心仪的好书致敬,而一般不肯为一本劣书浪费时间。我希望,在我的书评文字里,熠熠闪耀的都是好书的光芒,而不是堂·吉诃德孤独的长矛的舞动。在劣书和平庸之书面前,我宁愿选择缺席或者保持沉默。沉默与拒绝,即是我唯一的批评。
关于批评方式,我希望自己的书评能介于蒂博代在《批评生理学》里所说的“自发的批评”和“职业的批评”之间。那就是,尽力讲究阅读的趣味,具备比较准确和深邃的洞察力与鉴赏力,却决不故作高深,更不刻意追求所谓宏观和深刻,同时也不要让自己陷入一种繁琐的趣味主义。我希望在自己的书评中,首先要有“阅读”,进而有阅读与阅世的感觉与理解的抒发与呈现;然后能够做到,用准确、有力和雅洁的文字,让隐藏在好书里的那些光亮放射出来,让读者眼前一亮。
发现并揭示书评对象潜藏的美质,提醒读者并使他承认,由于自己的错失或者没有很好地阅读,而忽略和低估了某一本书或某一个作家,也应该是一个优秀的书评人的职责之一。我希望,在我的书评里能看到自己对这一职责的遵循与履行——直到有一天,也许我将发现,有一些好书,竟然被自己冤枉地遗漏和失敬过,但是所幸的是,没有哪本劣书,被自己无原则地奉承过。
一篇好的书评,还应该不乏学理和逻辑的力量。但我更倾向于散文化和感性化的表述。我希望自己的书评文字具有知性散文的品质,既能摇曳多姿,而又根蒂牢固。据说,追求文字漂亮的人通常会有这样的危险:要么自恋,要么滥情。我希望,自己在这两方面都能有清醒的警惕和节制。
很有可能,在茫茫书海中我得首先越过一千本劣书,才能抵达一本好书的身边,但是我相信,好书依然还是存在的。它们需要付出精力和时间去寻找。那么这样一来,你花在别人书上的时间会比花在自己书上的时间多得多。但是,正如卡尔维诺所说,“我并不介意。任何消耗在有益于以文明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的事务上的精力,都是适得其所的”。在寻找好书的同时,我其实也在寻找做一个“独立书评人”的空间。那是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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