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的文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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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瑜的文体意识

韩石山

中国作家多无文体意识，报告文家作家尤甚。他们有的是激情，激情催促着文字，顺流而下，随物赋形，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本枝叶披覆者，能叙述清楚，已然是此中高手。他们有的是思想，任何俗常的话语，只要当时当令，均能诠释出精妙的蕴含。
报告文学作家中，有文体意识的，赵瑜先生要算一个稀罕的品种。前面的批评并不完全准确，该开脱的时候还要开脱。报告文学作家的选材，常着眼于宏大与凝重。大与重的物件，往往形体也就粗笨，纵有微妙之处，亦非常人所能悉察。在报告文学一行，赵瑜出道甚早，名望颇高，以文体而论，不管是早先的《强国梦》，还是不久前出版的《晋人援蜀记》，主观上或许有所图谋，实未有上佳的显现。可喜的是，新作《寻找黛莉》，令其一展宏图也一展长才。
事件之小，小到再不能再小。不过是在古董市场上发现了几封巴金给一位少女的信，七封，不能算多且都不长。给了我这样的冬烘，稍作笺释或著一短文，送专刊此类文稿的报刊，也就了事。比我稍为聪明一点的，也不过是翻查资料，笺而又笺，释而又释，完成一篇万把字的所谓学术论文。吓死你也不会想到，写出一部近十万言的书稿。
然而，一个有心人的机锋，一个探索者的勇毅，是常人无法想见的。
此中的关键，在于找见那位1937年十七岁，若活着当近九十，又显然绝非本名的黛莉小姐。坡子街，襄汾，宁武，西安，线索断了又续起，对象找错再重来，几经挫折，几多悲喜，终于找见了现居西安的赵梅生老人，解开了这七封不是情书却满含情义的书信的谜底，也解开了一个饱经世事沧桑的老人与她那个庞大家族的谜团。十几页纸质灰黄的书信，如一片又一片的云霞，在历史的天宇轻轻飘浮，聚集着什么，又照耀着什么。于是在这深邃的时空里，我们听到了救亡图存的呐喊，也听到了民不聊生的哀叹，看到了河山递变的痕迹，也看到了辗转流离的艰辛。最小的和最大的，最薄的和最厚的，就这样紧紧地铰合在了一起。
这就要说到赵瑜的文本意识了。且设想几种可能。马上能想到的一种当是，也写了寻访的过程，但将那七封信放在前面，或附在末尾。不能说不对，却难说高明，——仍是笺注的路子，不过无限地加大了笺注的分量。再一种可能是，将这些书信糅合在叙述中，增加了叙事的绵密，却无形中减弱了收信的分量。好的作品，应当如丽人出行，身佩琼琚，叮当有声而仪态万方。这一写作秘笈，赵瑜显然别有会心且心有别解。且看他是怎样摆布的。
全书共20节。将这些章节的名目连缀起来，便可窥知其调遗的手段。计：巴金致黛莉第一封信；古董商喊出高价位；这批旧信从何而来；温馨而又敏感的话题；血贱《牺牲者》；是回忆逼着我写《春》的；查找襄汾县里赵逢冬；信仰应是文学之根；寻访到一位赵文英；矛盾中挣扎的弱者；祝寿村又见新希望；赵公馆里两兄弟；抗战前最后一封信；宁武关人拉板车；五叔捐躯与梅生出走；在西安会晤赵健女士；战争也没有毁掉他们；从克难坡到嘉峪关；坚决不做二房太太；共同寻找黛莉。
从上面的撮述中，大致可以看出，七封信，是分插在全书的。厘清一下便是，第一封在第1节，第二封在第2节，第三封在第4节，第四封在第6节，第五封在第8节，第六封在第10节，第七封在第13节。
寻找是紧张的，堪称紧锣密鼓，有时甚至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读信则相对平静，悠然神往而又屏气息声。这一紧一慢，一动一静，大致规定了叙事的路径，也调适了叙述的节奏。而这紧慢之际，动静之间，又不是均衡用力，约略说来，前半部分叙事舒缓，信的插入就稠些，后半部分叙事紧凑，信的插入就稀些。第14节之后，已不再是“寻找”，而是“黛莉”了。
这样一路叙说下来，自然叮当有声，自然仪态万方。是一种文体美，也是一种大聪明。
大聪明要用在大地方。反过来说，没用在大地方，就是没有大聪明，至少也是看不出大聪明。写作有着力的不同，也有顺序的不同。其顺序应当是，先文体，再章节，再句式，再词藻。其着力则应当是，主要用于文体者；后三项，余事也。读海外译介过来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每每能感到，他们在文体上的用力之巨，用心之细。有人批评我们的文学怎样怎样，虽不无偏颇，一点怕是毋庸讳言的，那就是我们的许多堪称优秀的作品，没有在文体上显出一种大聪明。无论虚构作品还是纪实作品，真要在文体上显出大聪明，没有人会视而不见。作家或许会隐忍不发，批评家怎肯放弃这份快意？
《寻找黛莉》的优长多多，我最看重的还在这上头。特为剖析之。
我已老迈，无心用世，更无意于臧否时贤，所以喋喋如此者，不过是难舍对文学的一缕旧情而已。

                                                         2010年1月3日于潺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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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价值取决于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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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5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评出了30年30部优秀报告文学作品，赵瑜的《强国梦》以全票名列其中。大概时间太过久远，对于获奖，赵瑜的表现似乎有些麻木，他说，自己更重视作品发表出来是否被读者所喜爱，当时喜爱了事后还有没有生命力。
   “目前获奖的作品都不错，但是真正的好作品，很可能连发也发不出来。”这一点赵瑜深有体会。一开始《马家军调查》没人敢发，在编辑部搁了两三年；《太行山断裂》也在好几家刊物转来转去；《牺牲者》至今也还没有找到好的出版社。”在这种情况下，赵瑜自己装订了几百本，送给朋友征求意见，进行修改。“凡是获奖的，应该是相对有生命力的作品。还有更好的作品和作家，不一定都评得上。反过来，我们作家还要追求长远性，不要被一时一地的诱惑太多地吸引。当然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但必须要自律、自敛。作家不能贪图评奖或迎合评奖，好作品一定要在人民群众中有共识才行。”
对报告文学情有独钟
     前一段时间，山西省长治市出版了新时期以来的一部诗歌选，其中收入了赵瑜早期的作品，他自己看着就乐了：原来我还写过这样的诗歌哪！
   其实他什么都写过，诗歌、小说，散文，后来发现，自己还是喜欢写实的东西。80年代初期获首届赵树理文学奖的《玉峡关纪事》，赵瑜将其定位于写实散文，其实已显露了报告文学倾向。但是写报告文学的“头一下”，不是赵瑜自己主动想写的。
   20世纪70年代，赵瑜在晋东南体委参加过职业化体育训练，游泳、自行车、篮球，篮球能打到区级教练。文革时期，体育帮助赵瑜度过难关，活得相对舒展。从事多年体育工作之后，赵瑜调到晋东南行署交通局，很多人事方面的政策强调干部也要现代化，他就又进入晋东南师专政治系进修。在机关单位，干部要求按点上班，这对赵瑜来说是极其困难的事儿。头天晚上看书太晚，第二天起不来，领导常常去敲他宿舍的门叫他起来写材料。尤其以他的性格，不愿意跑官，不愿受拘束，体制的压抑对赵瑜来说苦不堪言。尤其是 80年代的文学热潮对于全国青年有很大诱惑力，青年赵瑜也总在琢磨能写点什么，他热衷于组织民间文学社团，并担任长治“新羽文学社”的负责人。
    1984年，山西地方文学刊物《热流》要创刊了，主编急于找一个头条，就约赵瑜写一篇煤炭题材的作品。这恰恰是赵瑜很早就琢磨过的，他觉得当时太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急于超英赶美而忽视了人性。其实是轻视人的生存，矿工地位非常低。他很快就完成了《新形象之诞生》，被安徽矿区评为“煤炭工人最喜爱的作品”，很快被《报告文学选刊》选载，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深层》，并获全国煤炭乌金奖。
    从这之后，赵瑜逐渐稳定地在报告文学领域，他觉得报告文学更适合他的性情。他虽然爱玩，爱游走，但就知识分子传统而言，深深受到山西文化氛围影响。从赵树理时代，之后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崛起的知青作家群体如郑义、李锐、柯云路，当代土生土长的作家如张石山、张平、韩石山、王祥夫等形成的雄厚的文学队伍，山西作家的传统就是关注民生，贴近现实，受地域传统文化的延续，成为地方文化的主要特色，即使有人写小说，也很少风花雪月。他们有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作品也忠实于农村充满尖锐复杂矛盾的现实生活，忠实于自己的真情实感。
独立知识分子的视角
   评论家白烨说，赵瑜是一位特别善于、特别敢于面对和处理各种疑难杂症的报告文学作家。此言不虚。无论是早年的《中国的要害》、体育三部曲，《太行山断裂》、《但悲不见九洲同》等力作，还是近年的《革命百里洲》、《晋人援蜀记》还是《开眼》，赵瑜叙述的是当下的焦点、热点社会问题，几乎每写一部都能引起轰动。对此，赵瑜解释说，“报告文学题材本身决定了作家必须直面人生，应当去追求民众关注的事。我追寻一种使读者有启发的作品，希望对社会能有所贡献。”
    在写作题材上，赵瑜完全是顺其自然的态度。就像老母亲下蛋，是从小米粒般的卵慢慢成熟，不断生发不断孕育，“下蛋”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写完《强国梦》和《兵败汉城》，他感到没有把体育写透，终于在《马家军调查》里完成了这一夙愿。但他坚决不重复自己。体育三部曲写完之后，很多出版商找到赵瑜，以丰厚的经济利益作为回报，希望他再写一些体育题材的作品，但是赵瑜没答应。他认为自己对于体育的思考已经在三部曲中完成，再写不会对读者有什么启发，于是坚决放弃。不断地向新领域探索，并把探索的结果科学地告诉读者，赵瑜对此乐此不疲。
   同样写地震，赵瑜把立足点放在了山西的大后方。在《晋人援蜀记》中，赵瑜的平民化视角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其实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始终具有这样的视角。“任何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在关注庙堂的同时，同样该关注草根。过去遗留的政治债、经济债太多，重视平民的东西来不及细细琢磨。所有变革最终要把人放在第一位，现在平民化的东西浮出水面了。”早在90年代初期，赵瑜的《第二国策》就关注到环境问题，他对山西煤矿的现状感到忧虑并呼吁，山西不能再这么挖下去。
    如果没有对这块土地的深爱，没有长期的知识积累，他不可能写出这种历史感。再比如当前正面临新时期以来精神建设苍白以至崩溃，很多知识分子呼吁了多年，但是没有用处。“我一直在想，但是没找好的依托。文学家要写文艺性的东西，但是背后必须有理性的思考。我在想精神文化道德方面的话题，最后落足在五台山。五台山是一个秘境，七八十年代非常冷清，游客去了也就是看看风光；今天的五台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里建起很多牌坊让香客居住，成为香客精神寻求之地。写这部作品，还要考虑今天的时代对精神层面的影响，当前最主要的、急需剖析的是什么问题。
   　2008年年底，赵瑜又与柴然合作创作出长篇报告文学《开眼——国家电网户户通电工程记》，全景式地反映了国家电网户户通电工程。他们用了70多天时间，走了8个省份的“老少边穷”地区，所到之处都是崇山峻岭，穷乡僻壤。赵瑜说：“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农电职工的命运，去书写他们平凡而伟大的人生。一个作家，有一条是不能放弃的，就是平民意识。草根文化也是文学的根，是作家的根。而知识分子的精英化倾向，只有和今天的中国实践结合起来才有意义，才有用处，要不然就会脱离中国的实际。”

希望报告文学也能成为枕边书
    报告文学是体力活，更是“走出来”的文学。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决定了作家必须了解详细情况，而最终作品会回答你的劳动。赵瑜马不停蹄地走近30年，收获了诸多荣誉，更收获了厚重的知识和见识。“我年轻时修养不够，由于从事了报告文学的写作，见惯了荣誉和倒霉蛋，增加了修养，自己就变得宠辱不惊。我感谢经历过的题材、人物、事件，他让我更懂得今天中国的样子。同时，每次写报告文学会倾向性阅读，使我能多读书，迫使我深入研究，比如我打算写五台山，必须对佛门有了解。我们这一代作家，最大的问题是学养太浅。而这些阅读可以滋补我的学养不足。如果没有目标我不可能深入研究。”
    赵瑜认为，中国的报告文学作家是幸运的，中国的历史给报告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异常生动的大舞台，给作家们提供了写不完的素材。对于过去有“报告文学作家断代”的现象，赵瑜倒认为，报告文学就得中年人做。因为年轻时总是浪漫一些，对他人的生存状态相对淡漠，更看重自身的感悟，比较自我。因此，看待和分析社会矛盾不见得准确。而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像庄稼生存一样需要土壤、温度、水分，从国家集体到个人，历史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以及人在这一发展中处于什么位置，上中下、左中右，都得“通”。报告文学的热潮过去了，但是一定不必担忧生存问题。比如他最近看了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就令人感动。年轻人做则可能勉为其难。“古人说，事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年轻人不一定写得好纪实文学。”
    “有激情缺乏理性、有报告没有文学、有展示没有沉淀”一向是报告文学的固疾，赵瑜的优势恰恰是理性、自觉、反思。他说：“报告文学虽然有一部分让认为新闻范畴，新华体相当多，但归根结底还是文艺范畴。既然挂着文学，就得特别讲究文学化，文学化不是和理性化对立的，而是要求人物鲜活、语言生动、讲究文字。这是我所长期注意的，要使报告文学增大传播和魅力，必须将非文学因素和文学因素结合起来。”赵瑜说，从文学的终级关怀来说，文艺作品的目的是一样的，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最终目的是人性，报告文学同样要以人为轴心，如果不写以为中心，故事再好，也就是一般新闻而已。
   除了喜欢阅读政治、历史方面的图书，赵瑜的枕边书是老学者的精美散文。他有一个希望，就是报告文学也能成为读者的枕边书，当时看得热闹，隽永的魅力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退。
有根的写作
    正如马尔克斯笔下的拉丁美洲、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在赵瑜的很多作品中，山西是一个始终不变的根据地，评论家阎晶明称之为“有根的写作”。但是他的作品其实也不局限于山西，山西只是立足点，比如赵瑜与李杜合写的《晋人援蜀记》，其实是放眼全国。
    被中国科学院命名为“第一松”的松树，没生长在大兴安岭，恰恰扎根在最干旱的鄂尔多斯高原。赵瑜说，一棵老树之所以树繁叶茂，一定根扎得深，找到了好水源。蒲公英到处扎根，只能长成一棵草，而不能长成一颗老树。“如果我不把山西重视的历史、人文的东西写出来，不就白白浪费了吗？不就辜负了山西人民给我的哺育和教育了吗？我希望自己将来变成一就是说老树，就扎根在黄土高原上。”
    然而扎实的写作不尽然全部都能换来丰厚的回报。在赵瑜的很多作品中，有一部分是发不了的。分明知道辛苦写出来的作品不好发，但赵瑜还是执着写。“虽然不可能高屋建瓴，在历史高度指手划脚，但是作为作家的责任感还是有的。比如中国人经历的不到半个世纪的残酷故事，如今竟被年轻人淡忘甚至浑然不知，我们是有责任的。你是职业作家，你再不去写，指望谁去写？我有这个责任，也绕不过去。写好本村本县本地区的事是应该的。”
    90年代，赵瑜来到北京长住。“如果做记者，歌星，不能离开北京，但就作家而言，不能离开自己的根由，不能离开土地。山西的文化自成体系，拉开距离之后相对沉静，事物本身的演变、矛盾的突发相对清晰，人们的阶层和经济的关系相对明朗。”北京交通便利，信息发达，人的思想比较活跃，可以重新整理审视并激活往昔的生活积累。赵瑜说：“最近观察审视我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山西长治，发现比过去看得更清楚。过去我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写作视角，通过在北京十年的生活阅历，现在急不可待地、充满信心地写这个长篇。如果我一直在长治，不会比今天这个状况强。” 赵瑜觉得，就文学写作而言，不必追寻大都市；就作家眼界和胸怀而言，必须走出原生态。仅仅在一条河，一个村落不是不能够写出好的作品，但会受到很大的局限。走出来之后再去关注生养过自己的土地，反而看得更清楚、更亲切。就赵瑜个人实践而言，在外面到处采访，包括在都市里感受文化前沿的发展规律，再回到山里或者“猫”到一个地方去写，好处多多。
    “浮躁是作家的大忌。我经常回山西去，山西的事我都不推辞，写一部作品要待很长时间。”赵瑜用三年时间完成了描写长治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性的《牺牲者》。采访一年，写了两年，他的大脑变成了“全面通”的电脑，因为他必须做到对这场战争的前后经过全面了解。之后，在山西的房子埋头写作。完成之后，又回到北京时入乱糟糟的生活。
　　爱好收藏的赵瑜前两年收藏到巴金写给太原女孩的7封信，从1936年至1937年，巴金是一边写《春》一边写信，而且每封信都两三页。当年这位署名赵黛莉的女孩子是否健在？现在何处？从得到信后的整整一年，赵瑜都在调查，整个调查扑朔迷离，将要真相大白时却发现他所找到赵家之前还有一户赵家，前功尽弃，只好从头再来。后来终于找到赵黛莉是山西宁武人，落脚在西安，已经90岁了。这一重大发现令赵瑜非常兴奋，他表示接下来将写一部好看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