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中短篇小说评述:以文学的方式对现实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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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中短篇小说评述:以文学的方式对现实发言

2011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主流基本上仍是现实主义的，是与现实社会直接相关的。但也应该看到，小说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对现实发言，作家不是简单地告诉人们现实中发生了什么，而是要把现实转换成文学的图景，让它具有更深远的精神力量。如果仅仅从思想和内容的角度对中短篇小说进行评价，是难以接近小说真谛的。好的小说，特别是中短篇小说，必须具有浓郁的文学意蕴，它表现出作家如何以文学的方式来处理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 面对重大历史事件 2011年是两个重要历史事件的纪念整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与此相关的大量献礼文艺作品被及时推出。中篇小说写作并不存在献礼一说，但作家们因此而有了更多机会对历史进行深入的了解，一些作家也愿意以小说写作的方式去面对历史，去叩问历史。 方方的中篇小说《民的1911》（《上海文学》第7期）是这类写作中的佳构。方方所生活的城市武汉，是一座见证辛亥革命历史的重要城市，她因此也就对辛亥革命有了特别的兴趣。她曾经看到一份“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武昌战役部分阵亡者名单”，有十几页之多，每一页密密排列着阵亡者的姓名。或许方方意识到，每一个名字曾经就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他们的生命在战火中如同花朵一样灿烂地开放，但也在一瞬间消逝。他们中的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是个可歌可泣的故事，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陌生的名字。于是方方要用文学的想象把这些名字激活，力图通过历史潮流中的普通民众去理解历史。所以她在《民的1911》中设置了一个叫“民”的孩子，他是武昌城里一个剃头匠的孩子。跟随着民的脚步和眼睛，读者看到了1911年发生在武汉的那场起义，也仿佛踏在了炮火摧毁下的瓦砾。炮声中，各色人物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但他们的应对方式都不是按照书本上宣讲的历史逻辑推导出来的。方方对历史和生命有着自己的见识。 在中篇小说《往事纷至沓来》（《十月》第3期）中，“70后”作家海飞将革命历史的主题安置在一个流行的叙事模式之中。这部作品的故事架构是一个年轻女性的爱情传奇：朱如玉是地主家的千金小姐，为了爱情而毅然私奔，但她在追求爱情自由的过程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十七年时期”的《青春之歌》也是讲了一个千金小姐成长为革命者的故事，所不同的是，《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成为革命者之后，爱情之火也就熄灭了；而海飞所塑造的朱如玉，爱情始终是她追求革命的动力。海飞试图将革命理想与个人的爱情理想统一起来，这也许是年轻一代作家想象革命的一种方式。 这些年来，作家在处理革命历史题材时有了明显的突破，需要注意的是作家们选取了不同的突破口。以方方的《民的1911》与朱日亮的《恐惧》（《作家》第2期）为例，如果说，方方是侧重于对历史的重新认识，那么，朱日亮就是侧重于深入人的内心。他感兴趣的并不是在革命大潮中发生了什么，而是在革命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的内心情感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再以海飞的《往事纷至沓来》与方格子的《凋殇》（《作品》第4期）为例，二者都选取了革命历史中的爱情为突破口，海飞是从爱情与革命的正关系入手来构思的，而方格子则是从爱情与革命的负关系入手来构思的。 知识分子在说话 2011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知识分子似乎成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既与作家的身份变化有关系，也与社会思潮的重心转移有关系。 作家的身份变化，是指新涌现的作家多是大学毕业，他们对于知识分子境遇更感兴趣。而社会思潮的重心转移则是指知识分子逐渐作为一种独立的声音，相对于以往而言开始起到监督社会的作用，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也逐渐得到强化。作家，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非常乐意通过小说的方式表达这样的社会情绪。 许春樵在中篇小说《知识分子》（《小说月报·原创版》第2期）中涉及到知识贬值的社会问题。从乡下考进城的古典文学硕士郑凡承载着父母和一个村庄的希望，但没想到他毕业后却连最起码的生存问题都难以解决，他的城市梦想一个接一个地破灭。尽管如此，作者还是不愿让作为知识分子形象的郑凡堕落，他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却始终坚守着知识分子最初的道义和最后的良知。 朱山坡的中篇小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小说月报·原创版》第6期），灵感显然来自这些年学术界此起彼伏的抄袭风波。国内研究卢梭的学术泰斗级人物洪流教授，突然有人出来揭露他的学术著作存在大量的抄袭，揭露者归纳了他的抄袭手腕：搅拌式抄袭、组装式抄袭、改头换面式抄袭、移花接木式抄袭、张冠李戴式抄袭、赤膊上阵式抄袭……在这样的归纳中分明感觉到作者对当代学术界无休无止的窝里斗发出的轻蔑式的嘲讽。 艾玛的短篇小说《在金角湾谈起故乡》（《上海文学》第6期）分明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自白。主人公Ｍ女士是一位研究生物学的专家，她的专业也与现实问题紧密相联，因此她从专业的角度对人类的现实困境充满着忧患。但她却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束手无策，因为现实中的行为规则是与她的理想相背离的。现实与理想的背离，是所有知识分子共同面对的困惑。作者以故乡这个意象来隐喻这个困惑，甚至作者在这个短篇中颠覆了在知识分子话语体系中非常流行的“故乡”概念。故乡往往被视为理想的承载，但Ｍ女士和女教授对于故乡有着切肤的痛感。Ｍ女士面对来自家乡的现实诉求，痛感一个知识分子理想的软弱无力；而女教授的家乡却在一个伟岸工程中“淹死”了，也许她一直在为自己无力拯救家乡而伤痛。作者在叙述中既对这两个人物表示了敬意，也对人们热衷于把故乡视为乌托邦来看待表示了质疑。 史生荣的中篇小说《研究课题》（《安徽文学》第2期）和阿袁的中篇小说《子在川上》（《十月》第1期）写的都是大学校园里的故事。大学教育是一个反映知识分子问题的聚焦点，这类作品这些年也日见多起来，何况作者多半就是校园里的“知识分子”，所以写起来有一种现场感。 纠结于“恶” 2011年的中短篇小说作家集中对现实中呈现的各种“恶”现象进行剖析。这一点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背景相似，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于西方现代化取得辉煌成就之际，作家并不被这种辉煌所陶醉，相反他们专注于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孙春平接连发表的两个短篇小说《倔骡子关巧云》（《民族文学》第11期）和《窝边草》（《光明日报》11月23日）耐人寻味。关巧云是给市委书记开车的司机，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的倔只是因为他不愿意屈从于权势。《窝边草》写了一个犯罪的少年魏小兔，他带着一帮人在城市里“打家劫舍”，但他却在郭玉蓉老师家里“一尘不染”，难道真的是他“兔子不吃窝边草”吗？在作家看来，事情远远要比这复杂得多。小说结束时，魏小兔在派出所里对郭玉蓉喊道：“你要相信我！”这仿佛就是对着社会喊出的一句话，让我联想起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喊出的“救救孩子”。我以为，这两句话之间有着某种相关性，“救救孩子”在今天就要从“你要相信我”开始。我从中也体会到了两代作家的心心相印。 2010年的中篇小说《不二》让我记住了余一鸣这个名字，他在2011年又相继发表了中篇小说《入流》（《人民文学》第2期）和《放下》（《中国作家》第7期）。这三篇小说所写的生活都是乡村在走向城市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生活，写的是在乡村走向城市的路途上出现的新人。《不二》是写一群建筑工程队包工头的故事，他们属于来自乡村的“城里人”。《入流》是写长江上的采沙和运沙，农民将此视为通向富裕的捷径。而《放下》则是写在利益驱动下生产的无限扩张将给农村自然生态带来的可怕灾难。这几篇小说都着力于“恶”。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社会拼命发展物质时，也养肥了人的欲望。余一鸣以真实而又陌生的细节，揭示了“恶”在当下是如何变得冠冕堂皇的。但他并不满足于将真相揭示出来，因为他发现，那些被“恶”所左右着的，以及在恶行中获取利益的人物，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屈从于“恶”，他们的内心仍然有着伦理道德的纠结。作者在客观描述现实中的“恶”时，也担忧这些人物被“恶”完全吞噬。于是他暗自为陷入恶的泥淖中的人物设想救赎的途径。 陈继明的《北京和尚》（《人民文学》第9期）揭出了当下现实的诸多问题。而它们都与欲望无所遏制大有关系，甚至连寺庙这一佛教圣地也难以幸免。陈继明也写到了寺庙里受世俗尘埃污染的状况，但同时也期待从寺庙中寻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精神力量。他把这种期待搁置在北京和尚可乘的身上。余一鸣的《放下》以不露痕迹的方式指涉到宗教的精神信仰，而陈继明的《北京和尚》则是直接进入到寺庙的生活。 邵丽的《刘万福案件》（《人民文学》第12期）可以说仍是以“恶”为主要情节的。刘万福是个杀人犯，他拎着一把大刀，一口气砍下了两个人的脑袋。但他的“恶”竟是那样的扑朔迷离。刘万福杀人，判了死刑，但村里的人都为他鸣冤叫屈。中国有句古话：“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借用这个句式，邵丽的这篇小说在揭示了一个现实真相：“恶兮善所依，善兮恶所伏。”作家将这种现实的复杂性揭示了出来，也会让人忍不住要循着这一复杂现实的迹象去追问背后的原因。 （贺绍俊 作者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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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中篇小说综述

2011年中篇小说创作量大、质高，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纵观2011年中篇小说创作，内容上，现实主义题材仍占绝大多数。艺术上总体来说变化不大，有的作品引入了类型小说的写法，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有的语言上大量使用口语，使小说更贴近生活原味；还有的采用记实手法，增强了小说反映现实的力度。     城市化进程对农村的影响引人深思     2011年的中篇小说中，乡村题材的作品呈现一个新特点，即在展现当下农村的真实面貌的同时，更关注经济大潮对农村生活的影响，特别是对农民精神、观念层面的深远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性普遍性问题。在作家的笔下，乡村不再是单纯的乡村，城乡一体化造就了一大批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他们的情感、思维、观念正处在激烈变化之中。     首先要提的是乔叶的《盖楼记》和《拆楼记》。这两部“非虚构小说”聚焦当下最热门最具争议的话题——“拆迁”。作家巧妙地把主角“我”设定为拆迁户在城里工作的妹妹，让“我”既能以当事者的心态来讲述这一事件，又能以旁观者的身份获得拆迁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想法，从而实现了对整个事件的相对客观的讲述。小说透过“我”在一盖一拆过程中心理上的微妙变化，剖析了一个普通人在面对眼前的利益、长远的利益和各方人物在对抗冲突中的心理变化，表达出作者对这一社会敏感事件的深层思考。     陈应松的《野猫湖》呈现的是一个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却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社会问题：农村大量人口进城务工而形成的空巢。这里既有现实的空，也有精神的空，而精神的空对人的影响更深远，也是作家着力想要揭示的。小说以一个农村留守妇女吴香儿在艰难生活的重压下从单纯的小妇人逐渐蜕变成女同性恋者，最后杀死自己丈夫的故事来完成这种揭示。作家把正在变成空巢的乡村呈现出的各类社会问题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男人离家，留在村里的女人既要种地又要照顾孩子，还要承受经济上的压力，这让女人的生存变得非常艰难。作家看到了今日农村的问题，不夸张、不回避，给读者带来的深深的震撼，并思考如何避免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季栋梁的《上庄记》则反映了乡村空巢的教育问题。到上庄扶贫的“我”本来以为自己不会给这里带来实质性的帮助，因为上庄一没资源二没劳动力，想要脱贫非常困难。但当“我”真正面对上庄的贫困，面对精壮劳力都进城打工后留下的空地、空家，还是深受震撼。当“我”了解到希望以教育改变上庄命运的老村长的一片苦心，看到在艰苦条件下仍坚持学习的孩子们，欣然接受了老村长的安排，在村学校里认真地做起了教师。小说带有某种调研报告的色彩，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多。     肖江虹的《犯罪嫌疑人》也是反思农村问题的，但时间不是当下，而是1976年；反思的对象不是现状，而是造成现状的精神根源。小说用3个人的苦难遭遇刻画出了村民们麻木、怕事、残忍的精神状态。这样的精神状态与陈应松笔下的野猫湖如出一辙，不能不引人深思。小说故事不复杂：龙潭村刘老把的大女儿刘桂花被发现裸死在村东头大水井附近。公安老黄带着小梁和小赵来办案，确定了3个嫌疑人：村小学老师林北、做麻糖的王建国和爱喝酒的胡卫国。虽然公安人员在侦查后宣布3人都不是凶手，但村民仍然把他们当凶手对待，对他们及其家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和折磨，最终导致家破人亡。作者没有站在道德高地上对这些村民进行批判，他的叙述是隐忍的、克制的，反而更突显人性阴暗面的可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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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生活写照及社会问题的开掘    都市题材的小说更侧重于人们对人生、爱情、婚姻的理解和思考。作家笔下的现代都市都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但也有共性，即伴随经济快速发展、城市不断扩大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小说在讲述人生的同时，也注重发掘深层社会问题。
    池莉的《她的城》写的是武汉一个因为与丈夫赌气而放弃白领生活转而当擦鞋女工的年轻女性逢春，在经历一番挣扎后拨开迷雾走出阴影，重新找到幸福的故事。小说以一个小小的擦鞋店为点，牵动着整个武汉市井生活的面，把武汉城的人文历史和人情世故融化在每一个细节里，使读者感受到强烈的地域文化特色。而更见功力的是人物心理描写的细腻，把当代女性对爱情、婚姻的感悟表达得非常透彻。
    王小鹰的《点绛唇》讲述上海女人叶采萍用尽一生想要进入淮海坊，过上她认为的上等人的生活，却始终没能成功，甚至没能得到一个真心对自己好的人，最终被丈夫、婆家人、女儿、情人抛弃，孑然一身。5万字的篇幅容纳了一个女人20年的坎坷经历，足见作家对语言和素材的掌控能力。
    迟子建的《黄鸡白酒》把我们带到了哈尔滨，一个充满异域风情、气候寒冷的北国城市。小说以90岁寿星春婆婆因在冬季供暖中受到的不合理待遇而打官司的故事，反映出当下城市服务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更通过老旧城区玉门街在几十年间的变迁，反思城市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玉门街和许多大城市的棚户区一样，因为房租便宜，吸引了很多艰难谋生的外地人。市里对玉门街进行分户采暖改造，本是对所有住户都有益的好事，但政策不透明、责任不明确、具体操作不人性化、标准不统一、缺少必要的监督机制等问题，使得好事变成坏事，反而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隔阂。春婆婆是这条街上最年长的住户。虽然身世悲惨，生活不幸，却因了天生乐观、善良的性格，独自一人生活倒也自在。这样一位本来与世无争的老人，竟被逼得要靠打官司来出怨气，问题出在哪里，值得深思。
    姚鄂梅的《你们》以类悬疑小说的写法，讲述了“我”与年轻房客高锐的一段经历。这个房客因为极像“我”十年前自杀的弟弟，一开始就吸引了我的注意。他看似单纯地接近“我”，他的贫困与上进心都让“我”心生怜悯，不知不觉对他敞开心扉，不但在房租上给了很多优惠，还把工作上的一些烦心事告诉他。在一桩突发事件后，“我”对高锐产生了怀疑。在找到高锐真正的住址后，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高锐一手策划的。小说触及了当今社会病态的另一个表现：社会关系网。因为工作、身份甚至住地的不同，人们对社会资源的享有是不平等的。小说中，文化局长可以在没有认真了解“我”弟弟的情况下以没有编制为由拒绝了这个有才华的文学爱好者，间接导致了弟弟的自杀。而“我”在银行工作，负责审批贷款，可以因为弟弟的死而不需要任何理由拒绝所有与文化沾边的单位的贷款申请。大柳可以用贷款与小学校长作交易，把一个与自己非亲非故的流浪儿弄进全市最好的学校念书。这样的关系交易看似合人情，也没有产生伤害，但放到整个社会环境下看，其负面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除了上述作品外，还有一些作品，如葛水平的《春风杨柳》、叶广芩的《凤还巢》、董立勃的《小姨的故事》、张庆国的《如风》、阿袁的《子在川上》、田耳的《韩先让的村庄》、孙春平的《沽婚》、张楚的《夏朗的望远镜》、徐则臣的《小城市》、杜光辉的《嬗变》等也值得关注，它们体现着作家们对社会生活的种种思考，对人性美的赞美、呼唤和对人性恶的警醒、批判。
    (纳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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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超越的精神探险    ——2011年中篇小说综述
    罗振亚
    近20年来，在长篇小说繁荣面前，中篇小说似乎风光不再，然而不少作家置身于严峻的困境中，仍能不温不火，以沉稳、坚守的姿态，在文学性的维度上积极探索，寻找超越的途径。在2011年的中篇小说创作中，我又一次感受到了这种努力突破的信息。
    思考力与精神勘探同步生长
    作家们不仅书写生活与情感，更把书写对象作为叙述的背景和媒介，展开对历史、人生、人性的思考，使与精神勘探同步的知性思考力悄然生长。如池莉的《她的城》就触摸到了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和生命哲学。作品中老一辈的婆婆、人近中年的蜜姐和少妇逢春，都和苦难打过照面，只是谁也没被压倒，谁也不需要同情。单独看，逢春天真温柔、善于幻想，蜜姐精明利落、豪爽大度，婆婆宽容沉静、处事得体；并置在一处则可以看做是一个人一生三个不同阶段的生动写照，揭示出了顽韧的生活底蕴。小说着眼于小人物，却落在了女性积极、独立生命观的昭示上，不论遭遇怎样的坎坷不幸，女性都不逃避、退缩，而应互相扶持、理解和爱，展示出“带着伤疤的特有的美丽”和力量。作家们还把笔触伸向精神领地，测试人性的重量和品质。如章诒和的《刘氏女》讲述了一个女性刘月影杀夫的犯罪故事。它从最能够体现人类本性的食、色两方面，将如刀之笔切入了人性根部。女囚们为吃不讲廉耻，把死者剩下的变色肉片贪婪地塞入口中，坚守道德底线的“我”也悄悄把死者的鸡蛋据为己有；她们的思维离不开性，有的年轻人还发生了同性恋。这些和杀夫等事件联在一处，使小说成了人性之恶的“审丑图”。尽管如此，很多读者对女囚们却恨不起来。虽然作者一再虚化时间和背景，但人们从中仍可意识到是反人性、不合理的现实境遇和精神摧残，扭曲异化了女囚们的心灵和人性，所以作品的批判功能十分强烈。若说《刘氏女》演绎了人性的沉沦与阴暗，《相望江湖》则表现了人性的觉醒和复苏。财产丰厚的李长吉辗转查找解放，担心解放再作案被抓，把自己供出来。红颜知己单春的爽直活泼、坦诚信任，令他欣慰于人间真情的存在，所以在单春因经济问题被捕后，他能毅然前往杭州搭救，灵魂深处的人性、道义战胜了商人的利益和私念。作品从“相忘于江湖”到“相望于江湖”的叙述走向，凸显了主人公由焦虑、惧怕到觉醒、更生的心理活动轨迹，完成了人性救赎的意向传达。在李长吉身上，读者看到了良知的复苏和人性的温暖。耐人寻味的是，在如今金钱万能、道德滑坡的现实中，解放“重诺守信”，单春没出卖李长吉，而李长吉也能遵守“江湖”道义。他们的精神支撑和价值坚守，间接对抗、暗讽了“社会”的污浊，也张扬了稀缺、珍贵的诚信与义气等传统美德。杨争光的《 驴队来到奉先畤》也展开了对人性、国民性的复调思考。以九娃、吴思成为首的土匪开进奉先畤，杀掉村长赵天乐，先后筹粮、建大院，后来又筹女人。最后包子和村民们自发反抗，打死九娃，镇压了其他土匪。实际上驴队土匪和奉先畤村民都是悲剧的受害者。驴队眼光短浅，只要温饱无虞便万事大吉，财产、女人就是他们革命的终极目标，手段卑劣，不讲道义，罪有应得。奉先畤村民逆来顺受，自私自利，在利益和危险面前置同伴生死于不顾，镇压土匪后精神世界也依然是片没有觉悟的荒原。看来思想启蒙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当下中篇小说知觉思考力的强化，一方面标志作家们的思维层次获得了实质性提升，小说观念出现了调整，一方面把文本引向了世界与人类的本质境界，垫高、加实了小说探索的艺术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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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实之上的象征书写    为适应宽阔生活视野和微妙思想情感的表现，许多作家将象征引入或贯穿文本，追求意在言外的形而上旨归，以增加文本的耐咀嚼力。东西的《救命》叙述了一个蹊跷的故事：孙畅在不知情中劝说、哄骗麦可可，使她放弃了自杀念头，却引来麻烦不断，最终妻子小玲无奈地将他出让给了麦可可。小说的人物、事态、题目至少提供了几个联想方向：麦可可总是追问婚姻和生命意义，似乎傻气，但也标明对人生究竟为何的一种探询。麦可可把生命意义理解为要把自己绑在一个男人身上，这是否隐含着对妇女解放运动局限的批判？将孙畅夫妇“救人”的荒诞战胜常态逻辑的悖论现象，和当下救助他者却反遭诬陷事例联系起来，又是对道德滑坡的人性与社会的间接讽刺。小说标题的字面含义是救麦可可之命，但悲苦中的孙畅夫妇是否需要“救命”？患严重精神疾病的整个人类是否需要“救命”？张楚的《七根孔雀羽毛》里的宗建明，寄居在未婚女友李红家，终日无所事事，后来受康捷的利益诱惑，做了杀人帮凶，被关进看守所。透过他凌乱的生活，以及李红具自闭倾向的女儿丁丁、沉浸于宇宙幻想的李浩宇、从包二奶最凶的村子走出的郭六和利用身体和心计发达的曹书娟等人物的生活，不难发现他们都存在着焦躁、孤寂的精神“病症”，没一个健康的“好人”。作家有意将人性的阴暗面放大的写法本身，就不无隐喻生命、生活无聊、无意义的意向。“孔雀羽毛”更隐藏着小说的真正动机。5次出现的孔雀羽毛轻灵美丽，是关涉飞翔、向上的象征性意象，它没具体用处，可主人公却一直保存，不时拿出来凝视。作者以它命名小说，意欲表达作为一种具有反物质取向的精神存在，它既象征着对过去美好生活的缅怀、追挽，也反证着对当下生存的不满，更寄寓着超越平淡的“地面”生活、融入理想“天空”的渴望。最能体现写实与象征结合的是方方的《民的1911》。据方方说，“民”及家人、邻居是虚构的，其他人物却都是起义中的真实人物。作者对历史努力还原，再现了起义全过程，恢弘的格局、纷繁的人物、紧张的气氛和相对完整的事件，均达到了宏大叙事的述史要求。而“我”、父亲等虚构形象都是带象征功能的“符号”。按字的本意“民”指人或人群，它既指代单独的国民个人，也指代一个民族。作者以“民”和“1911”的组合提供了多种阐释可能，你可理解为小孩“民”看到、听到、感受到的辛亥革命，也可理解为人民在这一年遭遇的从“王的国”到“民的国”的过程和变化。“民”的视角运用表明革命乃大势所趋，连孩子都认识得很清楚，何况成人。“民”的创造改变了小说感知世界的叙述方式，增强了人性深度和文学的抒情韵味。这种借鉴于诗歌的、写实与象征相结合的特征，使文本在走向历史具象的同时又超越具象，渐渐由平面结构趋于立体建筑，获得了多义性、多重性的审美旨归和阐释空间，朦胧而有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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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压力的转移与释放    中篇小说缺少长篇小说的容量，也不如短篇小说反映迅捷，这是中篇小说文体上的劣势。小说家们清楚这一点，并一直在寻找转移、释放中篇小说文体压力的可能性，尝试向其他文类扩张，使跨文体写作倾向越来越普遍。陈应松的《野猫胡》叙述充满着浓郁的诗性成分。作者将香儿和庄姐同性恋的故事放在伦理漂移、世风混乱的乡村环境和她们生机艰辛、感情空虚的具体遭遇中，揭示了它的合理性。作者十年写诗的经历使小说体现了诗性叙述的状态。它把漆黑的夜晚、猖狂的风雨、野猫的惨叫、被觊觎的耕牛、“揉麝”、“吹毒管”、色鬼“牛垃子”、村长“马瞟子”等意象，置于野猫湖这样特定的空间内，组构起一个诡谲、阴冷的场景，它与充满贪婪、欲望和暴力的世态人心实现了内在对应，对香儿“四面楚歌”的灵魂视境和悲凉命运有强烈的烘托作用，因此小说情节推进中浸透着一股哀伤的调子。凡一平的《韦五宽的警察梦》则借鉴了戏剧的养料。它写乡村小伙儿韦五宽在不知情中随韦光火叔叔盗窃，最终方知崇拜的光火叔叔竟是公安部A级通缉犯，自己也被带上了镣铐。一次次“意外”的情节组接，虽有西方“佳构剧”的巧合痕迹，但让人看着有“趣儿”。它每次“包袱”的抖开，均能超出读者经验，又合情合理。它的主线是韦光火踩点、盗窃、诈骗、逃逸、“栽跟头”，可却以严肃面貌出之，让不明就里的韦五宽觉得他们是在神圣地执行任务，入室是找腐败证据……一面是虚情的欺骗掩饰，一面是真意的深信不疑，“反面”的精明，“正面”的愚钝，精明的被愚钝的送上审判台，愚钝的做出聪明人干不来的大事，牵出隐蔽的惯偷和大贪官。“拧劲儿”、“错位”的人物和情节配置、对比、反差，反话正说的构思方式，更像一幕幽默的戏剧小品。高晖的《煤城故事》则带着传记、散文的笔法。它以作者的心理活动串联起影响过自己人生和思想的若干场景、故事、细节和情绪片段，再现自己和一座城市、一所就读过的学校间隐秘的精神联系。其中有学校背景的渲染，有具有叛逆精神的大学生形象扫描，有“我”与恋人间的关系细节捕捉，但更多的是作家心灵探险历程的回放与体味。“我”的经历、性情和一些细节，都有作者的自传成分，加上叙事情绪化的“向内转”特质、随意自由的结构语言姿态，都令人感到《煤城故事》有一种“反文体”倾向，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更像一篇凝聚着作者青春记忆的大散文或成长传记。
    2011年中篇小说也不无缺憾。如它过度依赖偶然、巧合性因子以增加看点，《驴队来到奉先畤》的土匪题材、《七根孔雀羽毛》中的犯罪故事、《韦五宽的警察梦》写的盗窃遭遇、《野鸭湖》的同性恋取向、《刘氏女》的劳改生活等，都是生活中可能出现却绝非常态、普遍的存在，这使作品表现生活的力度、深度打了折扣。此外，从整体上看，一些作品写法单一，艺术上缺少探索的锐气；一些作品致力于情节奇巧、曲折的经营，作为小说灵魂支撑的人物塑造给人的印象大多比较浅淡，新技巧的尝试不多。尽管如此，我仍欣慰于2011年中篇小说为超越过去和自身所做出的努力，这种努力找准了正确的方向。

文章来源: 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