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非解惑当代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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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非解惑当代文坛

李洁非 谈及中国当代文学史，一定躲不开国家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治学严谨的作者李洁非在新书中像一个怀有悲悯心的考据家，着眼于当代文学的“当代性”，解读这种在中国当代条件下发生和存在的文学，让人了解它的当代特质。他并不是要主观地告诉读者当代文学是好是坏，而是透过一系列典型的作品或事件来阐释当代文坛的幽微细琐，对于当代文坛的研究和发掘，颇有一番新意。作者考辨源流、知人论事，且笔端常带情感，也让这部被称为“六十年当代文学档案”的著作充满了可读性。 专访作者 李洁非 “我们要拥有确实、可靠的知识” 李洁非谦虚地表示，因为时机未到，没有自信构造一部文学史，现在只是试图确定有关当代文学史的一些“知识”。治学严谨的他，对许多学者针对当代文学史做出的研究不敢苟同，而本部作品不仅从文学的角度可读，甚至从社会历史学同样引人入胜。 本书名为《典型文案》，其实也是对“当代文学”的一种书写，但与“文”有关的内容似乎更多地是充当着一个引子或由头，笔触则更多地集中在思想、政治、心理等问题上，力求还原一个历史的真相。您书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李洁非：我崇尚一个追求：人生在世，要尽力取得确实、可靠的知识。怎样实现？有三条：多读、多辨、多思。尤其是多读。读书越多，越能辨真假。要知道，知识往往真假羼杂，读书少，很难验真假，有时你以为自己有所知，其实却是片面、靠不住乃至错误的知识。所以借这机会，我呼吁尽量多读书，毕竟，拥有确实、可靠的知识，是一种幸福人生。 说到《典型文案》的初衷，就与此有关。过去我搞文学评论，对文学史没有专门研究，但直觉上有种感觉，当代文学史不管课堂上还是书本所得，有许多靠不住的知识。但具体究竟如何，因为不曾研究，没有发言权。这成了一桩心病，久而实在放不下，终于决心自己动手，勤勉搜读、征考、稽核所能见到的文献，将桩桩件件用自己眼睛看过，从中确定至少在我看来踏踏实实的知识。 所以，《典型文案》的目的并非构造一部文学史，而是试图确定有关当代文学史的一些“知识”。不少学者写过体式完备的当代文学史专著，我无此自信。我觉得，当代文学史的知识基础还不具备，许多基本事实还没有澄清为知识形式，还没让人信任、放心、达到疑无可疑的地步。我认为，这种情况下，既不宜写“史”，也没法写“史”。因为知识不确，则一切都不确；靠得住的知识是前提，然后才谈得上认识和评价，而当代文学史研究似乎把这颠倒了过来。 以往对文艺史的研究作品大都强调主体性，《典型文案》却把重心放在了“关系”的发微、辨析和阐释上。这种突破或者说是创新是您有意为之吗？为什么？ 李洁非：这关系到一个问题——当代文学的“当代性”。过去治当代文学史，不注意区分当代文学史与其他文学史的异同，或者说，知其同而不知其异，其实后者才是需要我们研究和发掘的东西。把“当代文学”四个字拆一拆就可明白，“文学”是“同”的一面，“当代”则是“异”的一面。你固然可以说它跟古今中外文学一样，都是文学，但不要忘记，它可不是李白、杜甫时代的文学，也不是鲁迅时代的文学，或美、英、法、德的文学，而是在中国当代政治历史文化条件下发生和存在的非常特殊的文学。这就是“当代性”。研究当代文学史，末了不能让人了解它的当代特质，这种研究虽不能说流于空论，但意义和价值受限。《典型文案》不重主体性而专注于“关系”的发微，只是意识到和能够尊重当代文学的“当代性”而已。 您在书中说到：“过去，作家作品的成败，一般从其自身找原因，而在当代，必须从社会总体找原因，其自身原因都退居次要乃至微不足道。”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原因何在？ 李洁非：虽然严格从理论上讲，作家写作、作品文本生成，都不宜完全归之于个人主体，任何写作都是在前人文本之上形成，即便曹雪芹，若无宋明以来叙事文学大发展，也写不了《红楼梦》。但相比之下，古代作家的写作，以个人原因成分较大，写什么和如何写，尚能主要凭藉个人心志决定其学习、体会、运用和造化的过程。当代文学，尤其是前30年，进入古来所无的文学生产方式，相当程度上，写作是一种“规定动作”，是规则写作家。在这种情况下，仍谈“主体性”，不免就犯文学上的教条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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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您在谈及当代文学时还曾表示“评价不重要，呈现很重要”，读者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李洁非：我所做的，不是告诉读者当代文学是好是坏，也不介入这类争论，而是告诉读者当代文学是怎么回事，比如，作家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一个具体的写作行为如何发生、透过某一作品或某一事件我们能够了解当代文学生产的哪些原理、一些矛盾和焦点缘何而来而其道理何在、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人物和表现而他们的变化或命运又说明了什么等。我以为，较之于谈论好坏、让读者接受我个人对当代文学的某种主观评价，这些内容可能相对客观、相对接近事实、相对具有知识的属性。
在阅读中，我发现您的书中提出了许多关及人性的难题，比如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理想的坚守与抛弃，他们对科学精神的遵守，您觉得这些都具有哪些现实意义？
李洁非：“理想”与“科学精神”的坚守，我看重后者。“理想”之词不明，有各种各样的“理想”，所以，并非只要坚守“理想”，都可以为之不吝赞扬。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比较缺乏的，是“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精神”，并不是与无神论、不信上帝划等号。它是唯实、唯理、唯真，是独立不倚、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媚世媚势、不伪言伪行，以信奉知识为天职。只有这样，才堪对知识分子之称。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现在有多少可以以此自命自守，公众看在眼里。不妨说，这是最大的社会问题。士不可不弘毅，国无士则不弘毅，自古以来，中国历史正反经验都可到其中找寻。
作家这个称谓或者说这个群体往往会令人对其肃然起敬，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像是一个时代的文字记录者。身为一个作家，同时又会回望作家群体的过往经历，对您本人会有何影响或改变吗？您对自己有没有一种使命感？或者说对自己的一种期待？
李洁非：“作家”有不同类别，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但作家中有一部分，也可以说比较高端的一群，面向历史、面向社会，肩负人文薪火传递使命。对这群作家来说，需要归依于“知识分子”意识与理念，用“知识分子”立场绳衡自己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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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诚实的讲述
我们对当代文学的印象，或许一直停留在那些光环耀眼的文学巨匠和他们著名的文学作品之上。然而，翻开此书，却猛然发现那时的文学界竟与我们的印象相差如此之远。圈中的隐痛伤疤和幻灭挣扎，没有哪个作家不是命途多舛、进退维谷的。作者的去伪存真和严谨稳健使其对于当代文坛那段历史的呈现越发真实。
《典型文案》一书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有着深刻的挖掘和形象的描写。作者所论述的诸多细节、判断过程，成了《典型文案》主要的内容和特点，表现出一种近乎推理小说的逻辑性和严密性。“考辨梳拢，抉微索隐”，自成一派。从茅盾的得意与衰落、《海瑞罢官》的好评和获罪，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冰火两重天，再到陈企霞的桀骜坚持和屈服就范。作者还仔细从性情、社会背景、家庭影响等多个维度去谈那个时代的作家，分析、剖析往事，设身处地地思考与书写。在充满了悲悯之心的文字中，读者可以看到茅盾、郭沫若、舒芜、萧也牧，一个个深入人心的名字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动情处甚至有这样的句子：“茅盾一生照片，最令人动容的，是他寒风中手捧孔德沚那张。那面容，真可谓无处话凄凉。”
不过，当说到上世纪60年代的当代文学的最大魅力时，李洁非却严肃地表示：“我回避谈论魅力问题。我不是没有对这些文学作品的个人体验，实际上，作为那个年代的出生者，这些作品与我个人的成长有很密切的关系。我清楚我这种年龄看待它们的眼光，与其他年龄有很大不同，但我并不认为讨论这种不同的感受有什么必要。类似于这种价值判断上的差异，第一应该让它存在，第二留给历史去鉴别、解决更好。也许有人愿意就此强烈申张自己的一种主张，但我认为太早。我们现在还在同一语境中，没有来到异质语境，不论好恶臧否，难能摆脱情感、认识的局限性。一个时代的文学是优是劣，后人说了算，同时代人说了不算。”
李洁非2007年开始做当代文学史个案研究，从之前的《典型文坛》到现在的《典型文案》，做了将近30个专题。对于这两本姊妹篇似的作品，他表示“姊”着重于人，“妹”侧重于事。中国的文学不管在任何时候都起着一个与当时社会紧密相结合的、相互作用的功能。诗人北岛曾说：“作家通过写作发声，一个作家应该永远跟他所在时代的矛盾、政治、文化、语言保持紧张的关系。”也正是这一特点才突出了本书的可读性。如果对当代文学感兴趣，本书可读；由于当代文学与社会历史关系紧密之故，即使是从文学之外的角度，同样可读。在写作方式上，有读者还把这本书称为颇为与时俱进的“侦探式”或“破案式”写作。所以，在很多文字中，人们甚至完全可以体会到读“故事”的快感。（文/金朝）
李洁非
1961年生于安徽合肥。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在新华社、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供职。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后转向专项研究，兼事小说、随笔和史传写作。历年出版著作主要有《告别古典主义》（1989）、《小说学引论》（1995）、《循环游戏》（1997）、《城市像框》（1999）、《漂泊者手记》（2000）、《龙床》（2006）、《典型文坛》（2008）、《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201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