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的写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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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的写作之路

有时像又密又急的秋雨滴落无边湖面，有时像飘飘扬扬的雨丝遮掩参差的屋宇，格非的文字，带着一种淡淡的忧郁和优美的诗意，让人不由自主裹进江南小镇弥漫的雾气。从《迷舟》、《褐色鸟群》及至《欲望的旗帜》，格非所编织的故事四溢着游戏且无序的“弥天大雾”，甚至被定性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玄奥的作品”，和余华、苏童等一道被贴上“先锋小说家”的标签。 　　但是到了《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格非缓慢且从容地沉浸于语言的古典意境之中。尤其《春尽江南》的完成，“乌托邦三部曲”划上了句号，格非的写作如同绵绵春雨的间隙出现了灿烂的阳光，由虚幻走进现实批判，先锋作家锐利转向内心强大而痛苦的自省，锋芒依旧，思考更为深切。 　　在迷宫式语言的环绕中，某种神秘的气息笼罩着格非的写作，也成为他种种人生境遇不可解释的终极理由。否则，他如何穿越一层层迷雾由丹徒的农村走到华东师范大学，如何从腼腆少年成长为清华大学的教授，又如何成为当代文学最有分量的作家之一? 　　从刘勇到“格非”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电话尚未普及，即便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工宿舍，也只有一部外线电话。每次传达室的老头喊一嗓子：“刘勇!”楼道里总会立马冲出来三个人。 　　如此三番，中文系的刘勇觉得很沮丧。这时，他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在文坛刚崭露头角。他想，一个楼里就有三个刘勇，中国该有多少刘勇!他决定为自己取个笔名。 　　方式很特别：他搬来字典，翻到哪页算哪页，觉得哪个字好就用哪个。头一回，翻到372页，他觉得“格”不错;又随便翻了一页，翻到312页，考虑了一下，觉得和“格”字最好搭配的就是“非”。于是，“格非”“诞生”了。他当时并不知道，李清照的爹就叫格非。 　　直到现在，在一些事情上举棋不定的时候，他还习惯于把选择权交给命运。而他的人生，也具有很多神秘的不可解释的因素，只能将其归结于命运。比如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曾经面临着学木匠还是去种地的选择。 　　16岁之前，格非在江苏丹徒的农村，是个老实、腼腆、与世无争的孩子，从不越规矩。在父母眼里，他比较沉稳，不爱说话，甚至有些沉默寡言，更别说交际，对未来也没有什么想法。从小学上到高中，几乎是一路玩着过来的，学习很轻松。所有人都以为在这样一个成份不太好的家庭里，他是与大学无缘的。 　　可以考大学了。 　　几乎没有准备，格非高考落榜了。他对上大学没有任何概念，这时反复考虑的是：按母亲说的学个木匠呢，还是在生产队种地?那段时间，他常常坐在院子里发呆，竟有两个月没有说话。母亲没有劝他，只是把舅舅叫来小住，让家里热闹些。 　　他为此很感谢母亲，觉得母亲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家。“当我有了孩子，我发现我妈所有事情都是对的，我小时候她对我的严厉是对的，初中后对我的尊重也是对的;有烦恼时她不惊动你。我曾经为自己做了错事母亲不知道而得意，其实后来发现，我所有的错事母亲都知道，但她认为都正常。” 　　有一天，母亲约来了木匠师傅，吃饭的时候，母亲怂恿格非跟师傅坐在一起，并暗示他给师傅夹菜。他本来已觉得别扭，这时候又听师傅说“你的孩子交给我可以，我可是要打的”，心里一下恼火极了：凭什么还要打?他对学木匠产生了恐惧心理。 　　尽管如此，他也只是暗下私忖是否去种地而已。可就在这时候，本来已经翻过去的人生一页，又翻了回来。 　　有个中心小学的校长，和格非素不相识。有一天，他步行了五六公里一路找到格非家。这时，父母都睡觉了，格非还在院外乘凉。校长说，他听说这一年高考村里没有人考取，这不是孩子的问题。他有朋友在全县最好的中学当教导主任。去中学打听来几个成绩好的孩子，然后挨家挨户找。 　　于是，格非拿着校长的推荐信，借宿在一个远房亲戚家，每天跑十几里路读书。亲戚家条件不好，房间很小，离学校又远，少年时期的格非经常生病。但是他读书读得很好，两个月后，格非在县中学的排名成为全班第一，连老师都目瞪口呆。考大学前夕，镇江市模拟考试，格非名列全市第二。老师对格非说，你回去好了，以现在的成绩，考大学没问题。但是回到家里，又被父母“撵”回学校，似乎只有待在学校才是高考生的样子。由老师出面，格非住进了集体宿舍，十几平方米的宿舍住了40多个学生。刚住进去没几天，格非又病了，高考前连续发烧。他硬撑着走去学校的医务室，里面挤满了人。他费劲地挤到大夫身边，用虚弱的声音说：我发高烧了。大夫是年轻人，没好气地冲他说：“你没看到我这么多人吗?” 　　一怒之下，格非离开了医务室。他打听到发电厂有家大医院，又拖着虚弱的身体沿着运河往前走。只走了一小半，他再迈不出一步，只好坐在河边休息。 　　等到太阳落山，有凉风吹来，格非恢复了一点力气，他没再去大医院，返回学校，他躺在床上，做出决定：不去参加高考了。 　　这时，格非的一个朋友劝问他：“明天就考试了，大家都在摩拳擦掌，你怎么还盖着被子睡觉?”格非告诉他自己打算放弃高考。晚上九时，格非的朋友把这件事告诉学校的教导主任——这是格非平时最恨的一个人，姓罗，是苏北人，个子很大，满脸凶气，从来没见他对谁笑过。他走到格非身边，说了三句话：你知道范进中举，自古无考场外举人;你父母不在，我要对你负责;你发烧没关系，我找了医生，就在我家等着。格非跟着教导主任去了他家，大夫果然已经在那里等候，直接给格非静脉注射。格非立即觉得轻快了许多，再喝下两碗粥，退烧了，凌晨一时多，大夫又给他打了一针，虽然仍旧虚弱，已能够支撑他第二天的高考。 　　因为这次打击，格非的高考受到影响。考完后老师问他怎么样，他回答说，一塌糊涂。于是填志愿时，他基本上没有填重点大学。老师建议他最好填一所，万一考中了呢?他随手写了华东师范大学。 　　“我觉得生活中总会发生非常奇怪的事情。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总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帮助你。眼见着好像不行了，突然出现一个人。这也是我为什么对那个年代有很大好感的原因。”这大概也是格非喜欢博尔赫斯、喜欢休谟，喜欢不可知论的原因。格非说，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拋弃了以貌取人的观点。很多看上去很恶的人，在关键的时候表现出的道德感一样很强。 　　1981年，格非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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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学，火车上完成处女作　　尽管他认同约翰·韦恩所说“童年记忆是诗意的谎言”，可是此时，大学生活成为他人生最大的磨难。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的格非无数次想着逃离城市，回到家乡。他习惯了爬葡萄藤蔓的茅屋，习惯了清晨被啼鸟唤醒。在《夜郎之行》中，格非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我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过去的一个偶然的瞬间，我被时尚的潮流拋在了一边，像一条鱼被波浪掀在了河岸上，我凭借回忆和想象生活在过去。”似乎可视作他内心真实的表达。
　　他反复地阅读沈从文，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寻找对于故乡相同的慰藉;他也阅读德国诗人里尔克，“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人尤其如此。”里尔克说，人在最困难的时刻一定要顶住;他读蒂里希的《存在的勇气》，“不顾非存在之威胁而进行自我肯定”。蒂里希说，人要有勇气肯定自己。阅读修正着他，鼓励着他。“所以我从唯美和现代主义学到的东西，对我后来的写作有很大的支撑力。”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处处涌动着热情而执著的文学浪潮。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里活跃着各种文学社团，其中不乏已经非常著名的诗人作家。格非裹挟其中，参与并见证了文学激情四射的氛围。常常是一帮人被带到某个人的住处，各路人马会齐，通宵达旦地讨论，不仅是诗歌，小说也是如此，有时有题目，有时没题目，比谁更有想象力。“那时的写作特别放松。写诗一定要别出心裁的，往往是诗一读出来，大家就笑翻过去。”格非说，有时候，他们为一句话怎么表述恰当争得面红耳赤。比如是“没有人住的房子总归有人住”，还是“总要有人住”，双方引经据典驳斥对方，批评起来毫不客气。常常以“优点就不说了”开头，直接进入主题探讨缺点，没有人觉得这么说不对。
　　“那样的环境非常有利于创作，各个行业全部打通了，信息量很大。”格非很怀念那时的文学氛围。《诗经》里讲“如切如磋”，如果一个人关起门来写作，往往容易偏枯。
　　1984年，大学三年级的格非首次在《小说界》发表短篇小说。但是他觉得这只是一篇“他们喜欢的”作品，也从来没觉得这篇小说重要。直到若干年后，有一次碰到《小说界》的编辑，编辑热情地对格非说：“你的处女作还是我发表的。”格非笑道：“我以为你忘了——最好是忘了。”
　　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处女作，是发表于1985年的《追忆乌攸先生》。这部作品的产生也很奇怪，而且又是极其神秘。
　　“我到浙江调查方言——我不是学语言学的，听同学说要去浙江调查方言，也想参加。跟颜逸民教授商量了一下，我说我可以去打前站，颜教授同意了。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就参与了这个活动，作为服务队，每个点都提前行动，到了那边联系好旅馆，介绍信一递就没事了，无所事事，一天到晚四处瞎玩。到了一个村庄，看到一个老头坐在那里补网，就坐下来聊天。老头就跟我们聊村庄的历史，一个村子有九姓渔户，很多人做妓女。我做了很多记录。”
　　返回上海的火车大概要走十二三个小时，旅途寂寞，一个女生便问格非：“听说你会写小说?”格非说：“是啊!”“那你写一篇给我看看?”格非随口便说，行啊。浑身上下摸了摸，发现口袋里装着工作日志。就在这个绿皮的小本上，格非想着让她大吃一惊，写得放松自然，毫无顾忌。他在火车上很快完成一篇四千字的小说。后来女同学睡着了，醒来也没再问格非的小说。他又是个腼腆的人，不好意思给她看。于是这篇小说写完后，再无下文。
　　几个月之后，《中国》杂志的编辑王中忱先生全国走访了解文学创作，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王中忱召集了文学社团的师生开了座谈会。轮到格非发言的时候，王中忱让他谈文学的看法，格非不好意思谈;又问他有没有作品，格非提及那篇写在日志本上的小说。王中忱鼓励他说，你抄出来寄给我看看。
　　散会后，格非把日志本翻出来，在灯下看完，大吃一惊，自己都觉得特别喜欢。他把这篇小说改了改，用复写纸抄了一遍，寄给了王中忱，很快便发表了。次年，格非受邀请参加青岛的笔会。
　　他为此很感谢王中忱。“他很有文学使命感，希望培养更年轻的作者。在笔会上，有特别年轻的作者北村、迟子建，也有知名的作家北岛。你原来眼前的障碍没了，最优秀的作家跟你在一起，这些人和我们完全一样，对年轻人也很好。”格非回忆，这篇小说还给他带来很大的影响，使他树立了写作的信心。此后，他陆续发表了《敌人》、《边缘》、《唿哨》等，成为先锋文学阵营里的标志性的代表作家。
　　《人面桃花》：先锋小说退场?
　　20世纪80年代，作家潘军曾在三亚组织过一次笔会，聚集了余华、王朔等等诸多著名作家，大家讨论最多的是，时代变了，作家怎么办?文学有没有出路?在一个精神大分化的时代，一种面临时代突变的恐慌紧紧地攥着每个人的心。如《春尽江南》中的秀蓉或者端午。如小说中所说，“端午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秀蓉在改掉她名字的同时，也改变了整整一个时代。”他发现，若干年前的朋友，再见面时已经变了，而这个变化的过程很复杂。
　　不是渐变，而是突变。很多人拋弃了原来的信念，很多人痛苦地调整自己。这种焦虑，使格非一度停止了小说创作。《废名的意义》作为格非的博士论文，其实也与他创作上遇到的问题有关。无可否认，先锋小说家的写作受到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的影响，但是随着写作的深入，格非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学，试图寻找汉语叙事新的可能性。“我发现西方很多学者谈到中国小说和文化都非常谨慎。比如热奈特，他会特别强调说：我的理论不包括中国小说。他们看待中国小说非常尊重，作为另案处理。相反，国内还有很多人不觉得我们的文化有特性，认为中国小说是垃圾，要扫除。”
　　在王元化的推荐下，格非从钱穆的清代学术史一直看到《史记》和《左传》，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他无比丰厚的滋养。他发现，中国的叙事和西方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大部分作家，哪怕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家，也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中受到滋养。没有唐宋传奇就没有沈从文;没有明朝的文人小品，就没有汪曾祺。在长达十年的反思与沉淀之后，格非“乌托邦三部曲”的首部《人面桃花》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径，他认为，作家不能单纯做社会的观察者，还要提供某种意向性的东西。如果说，80年代的文学还具有批判性的功能，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那么到了90年代，学院化体制开始坚固。文学到底承担什么功能，需要重新思考。
　　缘于和格非以往作品叙事方式等各方面的转变，有人将这部作品称为先锋文学“退场”的标志。而此后也有读者认为，作为三部曲，《春尽江南》与前面的《人面桃花》与《山河入梦》有断裂。格非不以为然。他认为，其实作家一生只在写一部作品。即便是十年之前的《敌人》，也是讲述面对外界信心丧失的困惑和恐惧。“所有的恐怖都来源于一种心理上的东西，最大的敌人正是自己。”自《人面桃花》开始，格非对国民革命早期、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以及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进行了痛苦而深切的探索。格非所关注的主题一以贯之，只不过现在的写作更为丰富。他不仅希望形式与文字上的好看，同时更愿意传达对生活的思考与感受。
　　萨特说，作家应该直接干预现实。格非的痛苦也在于此。以他个人的性格，他愿意再含蓄一些，可是他所格外关注的真实感，又不得不处理成现在这个样子。“当代的问题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乱，首先乱在我们心里。所以小说要有乱的样子。”
　　“三部曲”中的“花家舍”，寄托了很多人的梦想，既隐含着格非所追求的世外桃源，也是整个人类的精神追求和最高的理想，还暗含了变革的源头。在《春尽江南》中，“花家舍”到处存在，虽然表面看来美丽而干净，实则更加奢靡、浮华。如此，“乌托邦”的陷落成为必然，格非以他特有的方式为那个时代的逝去吟咏悲伤的挽歌。这大概也是他在《春尽江南》中，要将主人公谭端午设置为诗人的缘故，这个“和整个时代作对”的人，反复阅读着一本《新五代史》。这同时也是格非喜欢的作品，他认同欧阳修所关心的，不是国家的兴亡，而是世道人心。陈寅恪甚至说，欧阳修几乎是用一本书的力量，使时代的风尚重返醇正。
　　使格非感到失落和遗憾的是，在关注现实、释放理想主义的书写中，所有的神秘都在褪却，时间不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似乎现在就完全可以看见遥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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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复魅正在进行　　好作家的基本素质，是对社会对世界有独到的看法，而非单纯地表达个人经验。格非在“乌托邦三部曲”中对于存在世界的认知和表现，也是如此。他自然也常常面临写作上的困惑。人都是有惰性的，一不留神会滑到以往成功的惯性方法写作。“而且我们这样的年龄，任何微小的改变很难。比如写《春尽江南》，如果我采取这种方法，是否要付出代价?《人面桃花》中古典主义的美在新的写作中要不要延续?叙事节奏和基调怎么控制，要不要尝试速度更快的写作?”他隐约觉得有内在的要求需要自己做出调整。
　　“哪怕失败也要变。对有一些影响的作家来说，不要担心你的读者怎么看，要不断提醒自己有勇气改变，也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在乎过去的东西。”格非说，现代社会有不同的思想范畴，个人的意见针锋相对，如何处理当代问题就要涉及当代思想，这也是困惑之一，如果把小说变成大杂烩也很麻烦。最后他还是决定从自己内心开始追寻，从情感入手表达，因为情感包容了所有的思想。
　　《春尽江南》完成后，很多人给格非打电话或发邮件，说被作品深深地触动。“我个人的判断，希望通过《春尽江南》来表现、记录当代的精神生活，也尝试在叙事上有新的变化，使得它不要有太大的语言文字上的门槛，使得叙事更清晰一些。”格非说，原来作品中的很多迷雾，现在正慢慢拨开。
　　格非被誉为设置故事圈套的高手。那么，在不同的时代，“讲故事”的侧重有何不同?
　　“故事的复魅正在进行。”格非说，故事和小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过去没有小说只有故事。小说的出现把故事的魅力去掉了，而目前，格非发现，当代作家开始求助于故事，如何用上故事的因素，成为全世界作家的追求。“过去的故事是口口相传的，在流传中磨得玲珑剔透，时间累积重新赋予故事以魅力;故事是和解的，小说是不和解的，是写困惑的。小说家要提供另外的智慧和价值，小说需要重新借助故事的力量。”格非说，他希望在某种程度上跟社会和解，又不能轻易和解，哪怕分离和死亡。所以在《春尽江南》中，格非以《睡莲》结尾，表达了某种象征性的和解：
　　“仿佛/这天地仍如史前一般清新/事物尚未命名/横暴尚未染指/化石般的寂静/开放在秘密的水塘/呼吸的重量/与这个世界相等/不多也不少”
　　如同格非的《戒指花》中将诗歌拼贴进作品中暗含的某种隐喻，这首《睡莲》在《春尽江南》中承担的功能也不仅仅是文字表面所呈现的力量。其实最初的诗歌，格非曾经求教欧阳江河。欧阳江河帮他写的两首诗令人喜欢，“但那就是诗歌，跟小说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又重新写。写完了之后，欧阳江河跟我说，这是小说家的诗。我请翟永明看看，她觉得很好，帮我改动了一两个词。宋琳也帮我看了一遍，改了一个句子。这些改动我都采用了。”他还和以前一样，作品发表之前，会找最可靠的朋友提意见，而作品一旦出版，所有的交流实际上早已结束。他始终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判断。
　　年轻的时候，有人问格非“怎么不写了?”他会很慌，现在他觉得，写作是自己的事情，跟别人没有关系。他觉得写作是顺其自然的事情，能写就写，不能写就不写，随时可以终止。没有“非要写下去”的恐惧，使格非的写作找到相对自由的状态，既充满热情，又相对放松。他对同时代的作家，认识非常清醒：心灵比较敏感，但是经验相对贫乏。如果一年写两本，经验无法去支撑写作。“我的习惯是这样，大脑齿轮转得热的时候写作，写完需要休息。再转快的时候再来写，一定有90%的理由说服自己才去写。我不会贸然动笔。”和格非打过交道的编辑，可能多多少少对他有些失望，因为约格非的稿需要超乎寻常的耐心。“我知道在很远的未来不可能给他们稿子。我也希望他们能了解，只有相对充足理由的时候我才写小说。”
　　上课、读书与写作是格非人生的三件大事。其中最愉快的是读书，最享受的是写作。每当他要犒劳自己的时候，会拿出半年时间读书;而每天上午是固定的6小时写作时间。写作《春尽江南》时，他甚至怀疑自己得了心脏病，因为他的心总在怦怦直跳，有一种巨大的幸福感笼罩着他，像吸毒一样上瘾。“写作使我处在幸福中，写完之后又不由得希望第二天早点到来，早一点坐在桌前，这种感觉非常迷人。”舒晋瑜

文章来源: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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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我更关注看不见的部分

从出版《欲望的旗帜》的1994年至今，至少在一个外围的阅读者看来，作家格非只在写一部作品：反映中国百年进程的“人面桃花”三部曲。2004年第一部《人面桃花》出炉，好评如潮，海内海外的文学奖拿了好几个。人们在这部作品里认识了一个不同于以往先锋小说家的格非：古典，缓慢，醉心于对氛围与人物情境的营造，但又是完完整整在说故事。第二部《山河入梦》，2007年出版，小说已经步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的古典情境还在，但那随处可见的黍离之悲，已经更迫近于我们所能感知的现实。小说最后，留下个乌托邦意味的花家舍，让人不禁悬想，它究竟会有怎样的未来。谜底终于在最后一部《春尽江南》中揭开——和当下的现实对应，那里面已经飘舞起欲望的旗帜。春尽江南，到底又有什么在等着我们，显然不是这部小说会给的答案。就像小说中八十年代那个崇拜诗人的少女李秀蓉，怎么突然变成一个踩着时代节拍起舞的律师，作家也没有给出答案。 　　《春尽江南》是三部曲的终曲，却没有结束在恢宏的乐章之中。小说语言不再有过去两部那种古典的韵致，但却不乏当代人所能意会的某种机趣。所以，我在前三分之二的阅读进程中，常常会不期然地发笑。全然没想到，致命的一击是在结尾，让我狠狠地痛了一下。 　　《春尽江南》是和我们当下相关的作品，有关当下，以及我们如何走过三十年，2008年，我曾受约就这个话题对格非先生做过一次访谈，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对其作为小说家个体心路历程进行梳理时，仍然涉及很多思想史、文学史的概念。读这本小说，我时时能回想到那次谈话。 　　法国作家布丰说“风格即人”，他接着解释其中风格的含义，还包括有能力“赋予思想的逻辑性和节奏感。”阅读《春尽江南》，我时常会想到这句话，并在他小说处处可见的物象既虚又实的存在中，揣摩并想象，是什么样的阅读思考与现实触发，让《春尽江南》成为现在的模样。 　　当秀蓉变成家玉 　　一个时代改变了 　　孙：百年中国历史，到《春尽江南》，算是走到了当下。虽然前两部好评颇多，但我个人还是喜欢这部。当下的中国公认的难写，想必你起笔时也会觉得难，那么如何找到小说的切口?或者是这个时代的切口? 　　格：这个也不是一下子找到的。《山河入梦》之后就开始漫长的构思，一直很费踌躇，我发现最难的地方是如何看待三十年中国各种各样的变化。对这一点思想界争论很多，各方观点我也都知道，因为我的朋友都是分属各个不同思想团体/阵营。慢慢地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作为小说家，还是要调动小说的能力，而不能完全落在思想的一个描述上。这么想问题，我就从自己内心开始追寻，即从我的情感或者说内心方面，是怎么看待这么多年走过来的这个过程。以此照应到不同方面，使得三十年也好，社会现实也好，看法上有比较多的复杂性。 　　至于书中设置的人物，庞家玉与谭端午这一家，这只不过是一个小说技术层面上的处理，我即使不用这个办法，也会用另外的办法。对我来说，最终下决心提笔，是决定从人的精神情感这方面来进入。 　　孙：相信很多读者初次看到第五页出现的庞家玉，会不知道她就是开篇那个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氛围中的李秀蓉。有句话出现在第二十九页：“当时，端午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秀蓉在改掉她名字的同时，也改变了整整一个时代。”读到这句话，我当时心里有过一震。不过，你在小说中始终没有交代，秀蓉何以变成了家玉。 　　格：我的确是想用同一个人的两个名字，对八十年代与今天做一个区分。实际上别说他们，我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想到八十年代，会觉得是另外一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我很想把那种恍惚之感写出来。至于李秀蓉何以变成庞家玉，的确有很多读者这样问，但我从来没有回答过。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解释。即便我想解释,也没办法涵盖所有人的命运。我们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你会发现，若干年前一个朋友，再见面他已经变了。而且非常多的朋友都变了。有些人是变好了，我指的是境遇方面，所以志得意满;有些人变得很糟糕，因而显得卑琐，而这个变化的过程很复杂。所以我希望读这部小说，不是一两个人把自己的经历与感觉带进去，而是所有人。在这方面不做描述，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转变的原因。我相信对国内读者来说，对这个问题会有一个前理解。即理解之前的理解，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记忆。 　　花家舍、荼靡花事与呼啸山庄 　　一个时代的名实之辩 　　孙：这三部书里有个重要的地方是花家舍，前两部中它都还是一个乌托邦的存在，到第三部，却俨然花街一条。都说你的《人面桃花》三部曲是你的桃花源三部曲，为什么在最后要把这个幻象打破? 　　格：《山河入梦》写完，很多朋友也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都提醒过我，不要把花家舍写成一个坏地方，写坏我们就没活路了。但为什么我还要这样写呢?因为写这本书的这两三年当中，我去了很多中国中等城市，也包括南方一些传说中特别好的小镇，在每个地方呆一呆，我就会有一种克制不住的幻灭感，确实是完了蛋了，毫无办法。不这么写，连起码的真实感都没有了。当然花家舍在这部中，没有占到独立一章的分量，而且许多现实的问题也没有通过花家舍涉及，比如底层问题，官员问题，这也许是一种让步吧，把它描述成欲望化的存在，不过是中国现实的问题之一，用不了那么长的篇幅。 　　孙：其实书中许多古典意象的地名，比如呼啸山庄、荼靡花事会所之类，内里也都充满了算计与勾心斗角。内容和它美好的名称不相配。我个人觉得这里有你对时代的隐喻在里面。 　　格：说到三十年变化，很多人可能会把变化放在那些我们可以看得见的部分，比如尔虞我诈啊，腐败啊，官场黑暗啊，我在小说中也写到一些现实问题，但我其实更关心那看不到的部分，比如一个美好的词或者说一个名，和它的实存是怎样一种关系。名实之辩是中国最重要的思想传统之一。但在今天，名实的分离与悖反，已经到了荒谬的地步，语词，已经不能反映它所照应的那件事了。 　　孙：小说中还有个重要场景是精神病院。主人公谭端午的哥哥建了一个精神病院，没想到第一个入住的是他。看这部小说时，我手头在看一本德国学者写的《何谓欧洲知识分子》，里头也提到知识分子的乌托邦与忧郁症。我怎么感觉你看过这本书? 　　格：当然，我读过。书刚出来时，就有人给我发来电子版。我当时吃了一惊。他谈知识分子那么一些过程，有些想法我以前脑子里也冒出过，这再次证明，我们不是孤立的，有时候你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奇怪，但过一段时间，就有了认同的声音。看来人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不管多么微弱，应该坚持，这样会有自己的思想空间。 　　孙：所以这让我再次确认一件事，你不是一个简单凭才情、凭热爱写作的作家。即你很想在你的小说中传达作为知识分子的你对这个时代的思想观照。忧郁症以及春尽江南的感觉，实际是指这个时代不可治愈的忧郁，是不是这样? 　　格：可以这么说。卢卡契曾经说过，如果是整体性的问题，我们就不能指望通过局部的改变来治愈它。中国的问题，不过是这个世界出现深刻危机的典型症状而已。所以，即便你仅仅想弄清楚中国的问题，也必须具备全球视野。 　　“再写前两部那样精巧的小说，我已经受不了了” 　　《人面桃花》之风格之变 　　孙：虽然是春尽江南，但我的确是在最后才痛的。这倒不是因为，庞家玉死了，而是你本来以为当李秀蓉变身庞家玉，她就已经脱胎换骨，但原来，当真实的心灵裸露出来时，你觉得她其实和我们一样，内心的某种纠结仍无法释怀。 　　格：写家玉命运这一章，我原来的小标题是“眼前无路想回头”。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想回头，想反省自己呢，往往是路走尽的时候。而其实这时已经来不及了。庞家玉就是这样，她生了病，有了反省，但也只好匆匆忙忙把自己打发掉。其实对于社会，对我们现时的很多人也是一样，行为都像是要把未来耗尽，真要反省，已经是鱼烂而不可收拾的时候了。 　　孙：说来主题真是沉重而忧郁，但整体调子并不闷。时不时会撞到这个时代让人意会而发笑的东西。你的前两部都是古典韵味浓郁，常常让我想到你经常在谈的先锋作家要补课的说法。到了这一部，我反而觉得其中的比例清爽了。 　　格：在写第三部时，我给自己一个警告，一定要跟前两部有区别。描述当下的社会生活，它应该锐利一些，同时笔触更轻快一些。也有一些读者认为，《春尽江南》语言不如以前，我觉得没关系。我必须要这么做。让每个句子都那么精巧，我已经受不了了。 　　孙：作为当年的先锋小说家，你有段时间经常提到补课。即你们要补古典的传统以及张爱玲那种烟火气的小说描摹，写完三部曲，你是否觉得该补的课补完了? 　　格：你在试图解决某个问题时，会出现新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会做些研究。比如对中国传统的小说叙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重新研究。 　　我个人认为，小说面临彻底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如果只满足把自己的经验描述一番，而不了解这些经验与当下这个时代的对话关系，是无法写好的。写作中珍贵的东西，还包括对世界非同一般的洞见。（文/孙小宁）

文章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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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我怀疑现代生活方式

格非：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作品有 《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山河入梦》等。最近出版新小说《春尽江南》。 　　蓝旗营万圣书园的咖啡馆，是格非最喜欢的去处之一。灯光昏暗，众人默默，花白头发的教授格非，态度可亲，声音清朗，就仿佛面前的数名晚辈都是他的学生：我的书，是写给失败者看的。 　　格非系江苏丹徒人氏，赴京十余年，潜心教书，默默写作。他外圆内方，平心静气，与学生亦师亦友，倒也相安无事。他推崇老庄，崇尚“避世”，生活简朴：抽软盒烟，不常喝酒，穿衣只求干净整齐，不事奢侈。年近知天命，背着一个黑色双肩运动包，包里放着一个水杯——和清华的学生一样。 　　“勇于做一个失败者是很了不起的” 　　他的“桃花源”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得以在这十余年间完成。 　　《春尽江南》的男主人公端午，是一个八十年代的著名诗人，九十年代初回到家乡鹤浦，结婚，生子，在地方志办公室里无聊度日，搞搞婚外恋，偶尔不尴不尬地出席诗歌聚会，妻子庞家玉从崇拜诗人的少女蜕变成雷厉风行的律师，从平头夫妻，变成了有车有房的城市中产阶级，渐入中年。 　　格非用平缓的语句，书写夫妻二人及其周边一群人近二十年的生活与内心，以及时代的穷途末路，人性畸变，知识分子的失败和尴尬，爱人之间的疏离与背叛。 　　或许可以一言以蔽之：爱和美正在逐渐消亡。你会看到他在向各种文本致敬：向诗人朋友致敬，向《日瓦戈医生》致敬，向《包法利夫人》致敬，向《红楼梦》致敬。 　　格非是一个有趣的人。和他喜欢的音乐合拍，他在小说结尾处饶有兴致地，花了一个月时间，首次写了一首诗，长长短短的六十行，平心而论，还真写得有那么点意思——排在书的最后，像是电影的字幕。 　　少白头的教授格非，曾经在80年代令无数文学青年推崇的所谓“先锋作家”格非，制造迷离的梦境，最终没有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商业的宠臣，他在幽雅的大学里度过他的大部分时光，甚至由于其通达的个性和才能，官拜系主任，最后推辞掉了。格非并不推崇成功学。 　　他曾经在诸多场合谈及“失败”：“文学就是失败者的事业，失败是文学的前提。过去，我们会赋予失败者其他的价值，今天，失败者是彻底的失败，被看做是耻辱的标志。” 　　他说，“一个人勇于做一个失败者是很了不起的。这不是悲观，恰恰是勇气。” 　　“时代的诡异性超过五四”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也许是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很难说变得更好或者更差，可能真的越来越富裕，却也越发接近末世的动物性狂欢。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并未能完全替换1949年之后近三十年激发的残忍的动物性，新世纪迅猛来临，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大面积降临，纸醉金迷，歌舞升平。 　　“我们现代社会倡导的资本权力、商业化的社会规则，以及享乐主义，拼命地把人们塑造得简单化，把所有人变成消费者，迫使他们拼命地购买。”他是无奈的。 　　格非怀疑现代社会树立起来的种种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看似光彩夺目，实则只会加速世界崩溃。 　　“购房的经历，也很像一个人漫长的一生：迎合、顺从、犹豫、挣扎、抗争、忧心忡忡、未雨绸缪、凡事力求完美，不管你怎么折腾，到了最后，太平间或殡仪馆的化妆师，用不了几分钟，就会把你轻易打发掉……当然还有爱情。” 　　他非常喜欢鲁迅。“我们今天可能这个时代的诡异性，超过‘五四’时期。” 　　物欲造成人的畸变。真正的问题是不能被真正谈及的。在格非看来，即便是那些持有异见者，他们大多数人的结伴抱团，排除异己，和沾沾自喜的信息复制狂轰滥炸，也都仍然是一样的动物性狂欢。这也并非他们本身的过失。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一直在丧失感知爱和美的权利。 　　“这个社会什么都需要，唯独不需要敏感。”在《春尽江南》里，格非借主人公之口说。 　　“梦少了” 　　“《人面桃花》里面有很多的梦，《山河入梦》里面也有很多的梦，但是到了《春尽江南》——梦就少了。” 　　这三部曲历时十四年，他已经明显感到疲惫。“写《春尽江南》，有时候非常痛苦，情感刺激心脏，乱跳。”他现在已经不愿意谈论乌托邦，因为——“所有的老板都在谈乌托邦。” 　　“很多人跟我说，挣了一大笔钱，要到云南建一个乌托邦，其实是为自己安排一个娱乐的私人会所，非常恐怖! 　　“非常恐怖!”他又强调了一遍。忍不住要抽烟。 　　“很多人!特别是男人!”格非说，“任何事情都会做!一边批评这个时代，一边又在放纵自己。” 　　“我认识黑社会的人”。格非神秘地说。“有一天我正在打字，我的一个朋友说，今天我要去见一个黑社会，我就央求他带我去。”“作家要认识各种层次的人。”格非如此顺理成章地解释他的好奇心。“我发现，他们有整套的规则，他们研究规则，比我们很多的人要正派，要有原则，要纯洁、要勇敢得多。” 　　讲到了纯洁、善良这些意境高远的词。“跟那些老百姓打交道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更善良，他们维持着这个社会里道德的东西。而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制造各种规则，为了巧夺名目，他们实际上又不断地破坏这个社会规则”。 　　“还有没有乌托邦?” 　　“可能存在于日常中的一个个瞬间、灵感。” 　　——比如说? 　　“比如说，我听了一段美妙的曲子，写了几句好的句子。再比如，在食堂排队打饭，突然发现自己的餐卡不能在这个食堂用，但饭已经打好了。怎么办?这时候一个女学生说，老师我来帮你。我想了很久，到底要不要把钱还给她?八块钱，她会不会觉得很幼稚?最后我也没有还她，而是我们在食堂聊了一会天——之后也没再见——你觉得这样的事情其实挺好。” 　　格非喜欢读史，对晚明的历史更是如痴如醉。“那时比现在富裕，浮华、复杂、豪华得多。今天的人已经不可以想象了，那个时候的人怎么生活的?歌妓的吟唱、品茶，为了一点雪水，泉水，会去筑院子、造庄园，无数的游戏。” 　　“晚明文化发达，同时国破家亡，社会腐朽，同时有一种苍凉混杂在一起，浮靡肮脏，肮脏得有种美感。” 　　他在小说中安插了诸多历史信息，诗词歌赋。而他本身，似乎也更痴迷于跨越大幅时间的叙事。从描写民国时期的《人面桃花》，到描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山河入梦》，再到描写《春尽江南》的这二十年，他的三部曲，刻画出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人性。 　　他不打算去指责这个喧嚣的，聒噪的时代，去指责当权者，指责争名夺利的人群。环境污染，金融风暴，经济危机，出轨偷欢，爱的消亡，是所有的人一起将世界变成了这个样子，是全人类的欲望使然。用经验展现了现实中各种背叛，偷欢、谎言和欺瞒之后，格非意识到，即使是在苍凉的末世，即使是犯下再大的过错，仍然可以原谅和赎还，这让笼罩着悲观主义的作品多了些温暖色调。 　　文/特约撰稿 吴虹飞 实习生 覃宪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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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虹飞：幸福大街乐队主唱。著有《小龙房间里的鱼》、《阿飞姑娘的双重生活》等。 　　好的东西都是女性化的 　　吴虹飞：三部小说结尾，都涉及了死亡。陆秀米的死，姚佩佩的死，还有庞家玉。 　　格非：死亡其实是忌讳，但也不得不面对。西方有一句名言，我们其实在准备死亡，在学习死亡。我觉得中国也这样，死是生的一部分。今天社会里面构成最大反省力量的就是死亡。如果死都不能让你反省的话，你说还有什么? 　　很多人都说我是悲观主义者。我觉得悲剧是人生的底子，人总是要死，要失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会展开自己的生命和情感。 　　吴虹飞：三部书里面，对女性都非常同情。 　　格非：帕斯捷尔纳克发现，很多好的诗人、作家，身上都有女性化的特点。后来我也发现，比如说像卡夫卡，有很多女性化的，柔软的东西，托尔斯泰也是，眼里有很多女性的成分。曹雪芹当然更是。所以从文化、历史、现实的角度，我更偏爱女性化的东西。 　　如今难做正常人 　　吴虹飞：有没有觉得中国现在最严重的是道德沦陷? 　　格非：沦丧本身很可怕，更可怕的是沦丧后而不自知，还以为是一种道德，甚至是社会内在的机制希望你这么去发展。这个社会跟人、跟那些不好的东西，形成了某种合力，形成共谋了，比如我儿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很简单，他每天看电视，听收音机，所有的东西，都把我儿子塑造成一个特定的人，叫做非人。 　　这个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塑造。社会需要扩大内需、扩大消费，它需要卖东西，需要你不断地去做这样的事情，需要把你变成一个简单的人，不假思索去消费。 　　我觉得，今天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是很不容易的，你是一个傻瓜，你被欺骗了，你根本不能反省，没有判断力，你能做正常的人吗，你做不了。 　　老实和天真不被需要 　　吴虹飞：你在很多次访谈里提到，让老实人活下去很重要。我感觉，这个社会不大允许老实人、诚实的人活得好些。 　　格非：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文学作品里，出现最多的不是老实人，而是狡猾的人。到18世纪以后欧洲文学里出现了对诚实的人、老实人的寻找， “老实人”的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文学讨论的重要问题。当年歌德、托尔斯泰等都谈到这个主题：诚实的人在这个社会上能不能存在?如果一个社会给予诚实的人很好的报答，这个社会才是健康的。 　　在现实里，老实人没有了，就会出现唐吉诃德这样的老实人的极端，老实到了愚昧的地步。所以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他说一定要写一个全法国最老实的人，就是包法利，不懂爱情，勤勤恳恳给别人治病，不说假话，一辈子倒霉，他的老婆与人偷情，被人玩弄，最后吃砒霜自杀，包法利本人则靠在一棵枣树上死了。在法国那样一个资产阶级尔虞我诈的社会里，他的对手是谁?是爱玛这样喜欢幻想的，天真的人，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一个是老实人，一个是天真的人，两个人都会被吃掉的，这是社会最不需要的两种人。

文章来源: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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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我希望作品越来越简单

丁杨/摄　　《春尽江南》，格非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8月第一版，35.00元 　　■本报记者 丁杨 　　我曾跟很多朋友通电话谈了好多次，谈到怎么看待我们的现实。现实非常丰富，我在面对它、书写它的时候很费周折，究竟我们要对眼前的世界做一个怎样的判断?不同朋友有不同说法。后来，有个朋友给我提了个建议，说你干脆就什么都别管，我就想到能不能把这些日常生活、事件用故事带出来。我真正关心的不在这儿，而在于这些事件给我们的精神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把精神生活放在第一位来描述。 　　——格非 　　“这就足够了。仿佛/这天地仍如史前一般清新/事物尚未命名，横暴尚未染指/化石般的寂静/开放在秘密的水塘/呼吸的重量/与这个世界相等，不多也不少”，当作家格非的长篇小说三部曲收官之作《春尽江南》的主人公们命运各有归途，情节之幕已落下，这样的诗句就如电影片尾字幕一般在书中升起。长篇小说以诗句做开头题记或者穿插章节间并不鲜见，中国古典佳句与欧西大师诗作都是好选择。不过，《春尽江南》尾声的六十行诗却是格非自己写的。 　　从2004年绽放的《人面桃花》到2007年描摹的《山河入梦》直至前不久尘埃落定的《春尽江南》，十几年酝酿、筹备与写作，作品时间跨度历经清末民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而八十年代再到眼下。格非在这三部曲中讲述了几代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命运起伏与思想历程，那些心怀乌托邦梦想、理想主义从不泯灭的人物在不同的大时代背景下的情感纠结、心路跌宕、精神悸动，经由作者渐趋回归文学传统的写作得以呈现。这三部长篇无论篇幅还是文学内涵都集中展示了格非作为作家的写作姿态的纯粹与技巧的成熟。 　　与2007年对格非的采访一样，这次仍约在清华大学附近的万圣书园，他也一如既往地准时抵达。万圣书园刚开门，二层咖啡馆几乎没什么人。我们临窗而坐，敞开的窗外秋雨绵绵，街头的房子与树浸在潮气里，像极了他笔下的江南小城鹤浦。 　　读书报：《春尽江南》在三部曲里故事性最强，《人面桃花》显然不那么好读，《山河入梦》则居中，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格非：我希望作品能越来越简单，越来越适合大多数人读。一方面我想写一本大家都能看得懂的书，另外，从文学实践的角度，我希望我的小说语言能一本比一本更自然，更加接近日常生活。这三部曲发生在三个不同的年代。跟我们靠得越来越近，所以我对于用什么样的笔调来写是有所考虑的。 　　读书报：读《山河入梦》时我觉得跟《人面桃花》相比变化很大，而读《春尽江南》时会被时时触动，应该是这本书的时代背景和现在重合的缘故。 　　格非：你说得很对，《春尽江南》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离得很近。奇怪的是，有些并不生活在中国的外国朋友，他们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没什么关系，但读了《春尽江南》后给我写信说难过好几天。我在上海接受采访时被问到写这部作品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我说，希望我的读者能在小说中找到自己，不管是情绪上的还是生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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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报：既然《春尽江南》是三部曲的终曲，写的时候或许不必预设线索或埋藏伏笔，写起来较前两部更顺手吗?　　格非：不见得。这部作品我差不多2009年动笔，写了一章多一点大概六七万字吧，后来全作废了。我觉得不满意，希望节奏更直接，但人的惰性很大，写着写着还是老套路，速度还是慢腾腾的。《人面桃花》开头很慢，《山河入梦》也是，《春尽江南》一开始也是这样。我原来打算把现在书中第一章作为引子，后来想干脆用它做开头，是对时间的综述，把二十年时间跨度带出来。之后我慢慢找到感觉，效果就好一点。
　　读书报：书中对于目前社会现实有真切反映，与前两部同现在有距离感的年代相比，写眼前事并不容易吧?
　　格非：当然更难。叙事上还好，只要找到合适的节奏和叙事方式，一年左右就写完了。完稿后只用半个月修改了一下，这说明初稿是很成形的。找到我要的叙事方法后，写什么就显得很关键。我曾跟很多朋友通电话谈了好多次，谈到怎么看待我们的现实。现实非常丰富，我在面对它、书写它的时候很费周折，究竟我们要对眼前的世界做一个怎样的判断?不同朋友有不同说法。后来，有个朋友给我提了个建议，说你干脆就什么都别管，我就想到能不能把这些日常生活、事件用故事带出来。我真正关心的不在这儿，而在于这些事件给我们的精神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把精神生活放在第一位来描述。
　　读书报：谭端午是个诗人，他的精神世界和职业状态与律师庞家玉完全相反，这似乎也代表着今天社会的两极，这样设置注定书中有层出不穷的矛盾冲突。
　　格非：实际上我考虑的是让庞家玉代表这个社会的主体，她不愿被时代抛弃，花尽一切力量拼命追赶，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还有一类就是谭端午这样的，已被时代甩开，但是他跟一般被甩开的人不同，他并不感到悲伤，反而觉得被甩开可能也提供给他某种真实的东西。只有把他塑造成一个诗人，才可能有这么强大的反省力。对于庞家玉，我非常希望她能回到秀米(《人面桃花》女主人公)、姚佩佩(《山河入梦》女主人公)那样的视角，她被生活裹挟，但还是要有反省力，这个反省力怎么得到呢?关于对她死亡的设定，我一开始就想好了。她要有悲剧性的过程促使她反省，以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当年谭端午和庞家玉相识是两个人互相吸引的平衡，最后，有种反省上的、对世界认识趋同的平衡，但是这样的平衡已经来不及了。这种反省是借助意外变故来实现的，我们现在都是这样。
　　读书报：从《山河入梦》的谭功达到《春尽江南》的谭端午，他们内心都有知识分子的某种理想主义成分存在，但谭端午的内心要比谭功达更纠结，毕竟今天不是个能承载理想主义的年代了?
　　格非：当然，时代已经不提供理想主义氛围了。《人面桃花》中的辛亥前期出现了很多极端的事情，当时人们对于未来的新世界充满期待。《山河入梦》的毛泽东时代，人们被一种情绪所裹挟，不管你是否理解革命，至少革命提供了成为新人的可能。今天这个时代，老成、狡诈，我们不可能轻易驾驭它，对个体来讲，今天是个强大得多的对手。从这个角度来讲，端午要面对的挑战肯定比秀米和谭功达更孤绝。正因如此，他的坚持才更有价值。
　　读书报：《春尽江南》中提到的有些人物，比如海子、唐晓渡，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些名字与你虚构的人物并存在小说中，如此设计有何用意?
　　格非：写诗人的生活，如果全部虚构的话很成问题，读者会找不到现实感。在我废掉的第一稿中曾经让翟永明和欧阳江河都直接出现过。这说明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希望带给读者扎实的现实感。当然，唐晓渡那个人物完全可以虚构个名字，但我要告诉读者，就是唐晓渡，现实中的唐晓渡完全有可能召集诗人举办这个活动。我跟书中提到名字的朋友们预先打了招呼，其实通过这种方式也是在和他们交流，书中尾声的那首《睡莲》，我写完后也给欧阳江河、翟永明看过，他们也都提了一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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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这本书没有前言后记，只有尾声那首《睡莲》，这首诗是专为三部曲的终结而写的吗?　　格非：是啊。前不久有个香港中文大学的朋友给我写信，他说小说里的诗歌和真正的诗歌是不同的，它们承担的功能不同。小说里的诗歌当然可以用真正诗歌的标准去要求，但如果你要它承担功能的话，诗歌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既不能写得太好，也不能写得很差。写得很差，人家觉得这根本不是诗，写得太好的话，人家觉得这就是纯粹的诗歌，只能单独欣赏，和书没有关联。
　　这首《睡莲》可能是我写《春尽江南》过程中花时间最长的部分，前前后后差不多写了一个月。我曾经问欧阳江河，你能不能帮我写首诗?他问我，你写了什么样的故事?我就在电话里给他讲了半天，他说好，我有感觉，我来帮你写。后来帮我写了两首诗，我都很喜欢，但那就是诗歌，跟小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行，我得重新写。写完了之后，欧阳江河跟我说，这是小说家的诗。我请翟永明看看，她觉得很好，帮我改动了一两个词。宋琳也帮我看了一遍，改了一个句子。这些改动我都采用了。
　　读书报：我看这首诗的时候，感觉好像一部电影片尾的音乐和字幕。
　　格非：你的这个比喻非常好。这当然有对作品情绪上的考虑，另外我需要给谭端午一个机会，因为他来不及反省。他跟庞家玉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对当年的不辞而别是怎么认识的?当年他写的六行诗怎么变成六十行?等等，我是希望给他留一个交代。也可以在书中直接地让谭端午来感悟，但那样就太没劲了，于是我干脆把这些感悟放到诗里面。
　　读书报：书中庞家玉买唐宁湾的房子签约时候有一段话“四个月来对新居的美好憧憬，如今已变成了一堆冰冷的余烬。家玉忽然意识到，购房的经历，也很像一个人漫长的一生，……当然还有爱情”，这些描述有点像对整部作品中人物命运的暗喻。
　　格非：有时作家可以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来呈现议论，有时可以直接在作品中表达。作家要不要在作品中把对事情的看法点出来，以前我写到这种地方的时候是从来不点明的，后来我发现不对，因为作者是知道叙事信息和答案的，但读者不知道。所以在这部作品中的很多地方我都故意做一点议论。
　　你提到庞家玉在唐宁湾买房子那一段，她那么想的时候肯定是代表她的内心活动。明清话本小说里面的议论很多，为什么?怕读者读不明白，像剧场里和现场观众进行交流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方式，我们要重新恢复议论在小说中的作用。又要用人物来点出议论，又要避免过度抒情，尺度其实很难拿捏，关键靠作者的经验。
　　读书报：《春尽江南》与前两部相比有强烈的幽默感，那场黑白两道各色人等收回唐宁湾房子的闹剧令人捧腹，你怎么了解这些人的语言和生活?
　　格非：我这样的作者有时过于清高，在过去的时代里，清高、和社会保持距离是对的，那个时代信息量很少，像古代社会，写诗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信息量。今天的社会就不行了，一个作家可以保持心灵上的清高，生活上绝对不能清高，如果你清高到和现实隔绝，写作的现实感就没有了。我和生活的关系不能断，越是陌生的事情我越有兴趣。一个作家要了解的应该比所有人都多，躲在房间里去描绘现实是不可能的。
　　读书报：记得2007年采访你的时候，你曾说伟大的写作是对传统的回应，三部曲写下来，你是否觉得自己的写作距离传统更近了?
　　格非：要完全回到传统是不可能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简单地说要回到传统。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回不到那个景况中去。生活在唐朝的人，他的现实感和我们今天的人去遥想唐朝是完全不同的。今天的人要对传统做出回应，这个回应包括两种态度，一种是模仿，读点书，穿点汉服，还有一种，对此批判。具体到比如说古典小说对我的影响，我可能更借重的是它的内在，我希望在第三部《春尽江南》中能学到传统小说里内在的东西，比如说速度，节奏，对话，而不是简单地写个什么章回体。
　　读书报：三部曲写完了，说说三本书名的含义吧?
　　格非：《人面桃花》从时代背景上是离我们时间间隔最长的作品，我希望它有些抒情性，有些时代氛围，我也不想正面去描写革命，而是把爱情和对于传统的记忆通过相对诗性的方式写出来，所以用这个书名很自然。写第二部《山河入梦》的时候，直接涉及到梦想的问题，要建立个什么样的理想社会呢?这有激情在里面，所以会用这个书名。第三部用《春尽江南》这个名字我很费踌躇，本来我希望能够用更直截了当的书名，但考虑到这个书名要和前两部有所呼应，我还是做出一些让步，至少在名字上能够保留一些诗性。
　　读书报：最近在写什么?近期会有新的长篇写作计划吗?
　　格非：近期在构思一个中篇，希望很快可以完成。之后可能会写一本关于金瓶梅的随笔《读金札记》，这是计划内的，好多年前就想写，对我来说并不难，五六个月应该就能写完。小说方面，刚写完《春尽江南》这样的现实题材作品后，觉得有必要转到一个非现实的题材上去。接下来我可能写一部关于传教士的作品，我得积累资料，即使动笔也要几年后，我会花些力气做些研究，看是否能写，如果写不了就放弃。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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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这个时代的变化触目惊心

格非 9月初，格非新作《春尽江南》亮相北京图书博览会。这是格非继《人面桃花》、《山河如梦》之后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也为“乌托邦三部曲”画上了句号。 自从2000年格非从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系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后，这十年里，格非一直在家静心写他的“乌托邦三部曲”。《人面桃花》记录了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对社会理想的探索，《山河如梦》写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和实践，《春尽江南》则探讨了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 在时间跨度长达百年的“乌托邦三部曲”里，不同的中国人都在通过政治、战斗、革命、运动、经济等手段构建他们心中的理想国，寻找他们心目中的桃花源。和以往一样，格非在小说中延续了特有的坚韧、优雅和睿智，在艺术结构上运用了音乐的对位、赋格构成法，除了对社会表象出色的描写，还将社会生活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升华到寓言的高度，对国人百年的情感和灵魂经历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反思。 “我原本没有写三部曲的打算，只想写一部能够把中国近现代一百年的历史放进去的作品，可收集的素材光笔记就有四五本，总觉得写一个作品不够容纳，才有了这个三部曲的诞生。”格非承认，写“三部曲”是受马哈福兹的“开罗三部曲”的启发，当时他刚写完《欲望的旗帜》——“我是否可以用三个长篇小说来表达我对乌托邦的想法？后来动笔写的时候，我并未完全按照马哈福兹的方式，但也保留了他的一些做法，三部曲的主题大致还是统一的。” 最近这些年，在清华大学当中文系主任的格非阅读了大量从晚明到清代的书，从黄宗羲到顾炎武，包括余英时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这些影响都留在了小说里。在 采访中，他经常提到拉什迪：“《午夜的孩子》真是杰作，野心勃勃。一位作家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还能用那样充满激情的、复杂的宏大叙事去写作，我非常佩服他，这种写作的雄心在中国作家中几乎绝迹。” 访谈 “这个时代的变化触目惊心” 《春尽江南》：这个时代确实提出很多新的挑战和命题 南方日报：怎么看待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和知识分子的变化？ 格非：现今社会的变化特别剧烈，90年代写完《欲望的旗帜》，我想去寻求新的角度，也需要自己停一停。那时压力很大，观察、描述现实的时候产生了很多疑虑，看不清楚，又不太愿意重复以前的东西。 时代的变化触目惊心，原来不敢想的都在发生，这个时代确实提出很多新的挑战和命题，丰富性也超越了想象。我为什么要写《春尽江南》，我们怎么评价这个社会？有很多的方法，可以从经济的成就来评价，可以从社会发展方面来评价，而我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我首先考虑的是这个社会里面的人，现在这个社会里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然后这些人究竟对这个现实是什么样一种反映？这个社会究竟是让我感到舒适还是不舒适？我们觉得压力非常大，没有前途是为什么？这个观感我们怎么解释？ 我的想法是把我个人的观点，写到《春尽江南》里头去，我把我的观点分散到很多人物的身上，通过不同的人来表达：这个社会20年的发展和变化，究竟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什么，我们有没有必要对我们现在的生活进行反省？ 如果说我有什么目的的话，我希望读者在看这个《春尽江南》的时候，能够从作品里面找到他自己，看到他自己的灵魂，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想法。而不是我自己在那里说，我希望自己是躲起来的，这是我写《春尽江南》的一个体会。 南方日报：我很高兴看到《春尽江南》，我感觉到你这十几年来，一直在跟时代对话，保持对社会的对话和思考。《春尽江南》是当年《欲望的旗帜》的延续。 格非：我是一个比较悲观主义的人，当年写完《欲望的旗帜》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办法写作。 我很希望写一部能够把中国近现代一百年的历史放进去的作品，当时想通过地方志的一个结构来写作。可是我当时到上海图书馆，包括华东师大，找了很多地方志的书来看，做了大概四五本书的笔记，但是两年以后我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在一本书里，我可能完成不了，那我是不是要把它分成三部来写。我是否可以用三个长篇小说来表达我对乌托邦的想法？后来动笔写的时候，我并未完全按照马哈福兹的方式，但也保留了他的一些做法，三部曲的主题大致还是统一的。当时的考虑是第一部可能写辛亥革命，第二部写“文化大革命”，第三部写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可当写完第一部《人面桃花》以后，我在写第二部《山河如梦》的时候我突然改变了想法，我觉得第二部不能写“文化大革命”，如果第二部我写“文化大革命”的话，这三部曲给人的感觉都太刺激了，所以我把时间提前到了50年代大跃进时期，50年代是中国社会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时期，能够寄托我个人很多的想法和情感，所以第二部《山河如梦》就把时间段提前到了50年代，稍微有一点提前性，我第三部《春尽江南》来写中国当下的现实，我当时的想法是打算让整个的故事在三个月之内结束，整个故事的时间只有三个月，既然是《春尽江南》，从春天开始到春天结束，差不多三个月，这个故事就完了。 我觉得时间这个概念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间在过去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是有长度的，可是今天的时间变成了一个空间性的东西，什么意思呢？我小说里的主人公有一个说法，今天这个社会活一百年跟活一年差不多的，你该看的东西都看得见，时间的作用开始消失了，所以三个月足够了，后来我考虑还是把时间扩大了，整个的跨度是二十多年，这样来表达我的想法。 南方日报：“乌托邦三部曲”写了一百年，很多作家都喜欢写史诗小说，你是否有这样的野心？ 格非：我不好评价别人。史诗小说不敢当，写它的年代也过去了。虽然现在没人再去写史诗，但是这样的梦想依然存在，作家当然希望尽可能深刻地表现他的时代，去描绘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我也有这种冲动。但我不会采取过去编年史的写法，而是想用完全个性的手法，来勾勒一个大的变化。这仅仅对个人的意义而已，具体的历史走向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能否写成史诗，倒是没考虑过。 三部曲：表达自己对乌托邦的想法 南方日报：在这部小说里，能够看到你和宋琳、胡河清、李劫等人的影子，也不难感受到知识分子适应商业社会的痛苦，你在写小说的时候，会不会特别痛苦呢？ 格非：大学的象牙塔没有了之后，知识分子只能在土地上生存，今天大学制度都在面临很大的挑战，尤其是人文，大家这个过程都在衰退，不仅是我，我觉得知识分子的光环今天已经不在了，我们不会像过去那样去看知识分子，所以卡尔唯诺的预言在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实。 我在写第三部《春尽江南》的时候很痛苦。我会故意地把第二部《山河如梦》的距离拉开，如果故事发生在“文革”的时候我自己已经有记忆了，我会正面地去描述“文革”，但是这个我不能去忍受，所以我把历史和时间往前推。 在写《春尽江南》的时候要调整一个状态，我多次回到我的老家，也访问了很多的人，比如说律师，我原来不了解律师的生活及我去了很多律师事务所，了解他们怎么打官司，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通常怎么处理。 当然诗人的生活我比较了解，小说里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房地产商人，还有黑社会，这些我不了解的。但我希望了解，有一个朋友跟黑社会有关系，我也通过他去了解黑社会的状况，了解了以后，感觉完全是另外一个社会。 怎么化解这种痛苦呢？我觉得一定要写一个诗人，我至少可以通过诗歌的方式让小说里面有一些安慰性的东西，要不然这个世界让人太不能忍受了，作为一个诗人，他对这个世界感受的丰富性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 我有很多朋友是写诗的，他们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是让人尊敬的，因此诗歌在今天是没有很多利润的，小说相对来说是容易的，而诗歌是要花费全部精力，同时又没有什么前景，诗人对世界的回应是很复杂的。 我把主角写成一个诗人，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有一些相对有机的部分，能够重新来召回文学或者诗歌的力量，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文学的重要性已经大大下降了，正因为如此，文学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要，我觉得它能帮助我们，它可能不能帮你分到房子，不能帮你赚钱，但是在很多关键的部分可以支持你活下去。 南方日报：但你的小说到最后，端午也没有找到未来的道路和答案。 格非：有人说你的作品为什么不能给我们指明一个方向，因为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你有责任。我当时回答说，一个在学校里当老师的人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你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你跟其他的教师一样，你需要对学生负责，你可能也参与社会活动，比如说你会去农村去做调查，你会关注一些事件，比如说日本的教授做得非常好，他们会到农村去做医疗保险系统，帮助农民去卖大米，我觉得这样的事值得做。 但是我并不认为一个作家当他面对文学的时候也完全照搬这样的方式，因为他面对文学的时候任务是完全不同的，他有和公共知识分子重合的部分，而且还有一些隐秘的部分，我们要考察人类自从有文学以来整个文学的功能，所以你面对写作的时候，我是提醒自己，不要把自己看成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老是去教训别人，你应该更谦虚地去面对自己的经验。 我觉得萨特做得非常好，他自己在做哲学的时候，层次非常深入，同时他也介入很多的公共事务，我觉得今天一个作家或者知识分子，当然两者都很重要，我希望适当地作一些区分，我在写作的时候我希望更加自由一些。 知识分子：诗人对世界的回应是很复杂的 转变：我希望做一些探索 南方日报：你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以一个先锋作家的身份出现的，现在我们看到你的三部曲非常的现实主义，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 格非：我觉得先锋性永远需要，在一部作品里面，任何一个作家你想写好作品，一定要用新的方式来开始，因为别人的方式不一定适合你，你需要去综合，需要发现你自己的方法，需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形式，我个人写《人面桃花》如果你跟80年代的一些作品比较的话，大家会觉着别人的作品可能会更传统。 我希望做一些探索，但是我不希望这个探索，文本不是那么外在，我希望它更加内在一些，我在写这个三部曲的时候有一种冲动，希望去写一种很怪的小说，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因为这个三部曲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系列，我必须尊重这个三部曲本身结构上的要求，但是并不表明我的小说以后就是这样。 我可能会有很多新的想法，也可能会在文体上做一些试验。我觉得当今世界的国际文坛很多的优秀作家，他们其实一直没有停止形式上的探索，这是非常让我尊敬的。 所以我觉得先锋性也好，对形式的探索也好，这个过程在中国的文学界远远没有结束，也不应该结束，我觉得要一代一代的作家去开拓这个边界，使整个负载信息的手段能够更加的丰富。 南方日报特约记者 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