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的敏感表现人生主题——2011年新诗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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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的敏感表现人生主题——2011年新诗综述

2012年01月14日
来源：文艺报
　　对于2011年的新诗，我没有什么新的看法。这一年诚然好诗不少，但并没有出现开一代诗风、具有颠覆性的艺术新质的作品；亦没有出现改变诗歌史 的大诗、巨作，或引领诗歌百年潮头的作品。新诗仍旧在探求、努力中成熟和发展着。虽然我仍然认为中国的一些新诗和国外一流诗人的作品相较亦不逊色，但在世 界诗坛产生大影响的诗人，还需要时间的选择。一般说来，一种写作方式的成熟需要20年，即30岁、50岁、70岁的诗人各有自己的写法。但真正出色的诗人 是超越年龄的，是写得越来越好的诗人。以十年来界别一个时代有点勉强和浮躁。在弗里德里希看来，十年之间诗的差别就认为是无与伦比的“突破”，受到“赞 叹”，“而这些差别甚至都不如两秒钟之间的差别那么大”。十年的差别尚且如此，一年之中又怎么能有更大的差异？即使有，恐怕也是数十年、上百年才可能出现 的鲜见开创之作吧。因而，对这一年新诗的盘点、扫描，我也只能换个角度说说而已。
　　几首印象深刻的作品
　　在我的阅读中，2011年新诗印象最深刻的作品，首推刘立云的《切尔诺贝利》和沈苇的《安魂曲》(下)。这不仅仅是诗的题材问题。随着日本海啸 以及福岛核电站的泄漏，整个世界为之震惊，面对生命的毁灭，25年前的一座死城更深切地撼动着人们的灵魂，从这一点着眼，从《切尔诺贝利》带来的心理冲击 力看来，它体现了一位诗人的“精神敏感性”，“对时间之流的沉思”。亦如扎加耶夫斯基所言：“灾难……给垂死的现代主义带来了新的活力，它使高度复杂却有 点空虚的现代诗歌宫殿‘重新人化’了”。在这里，“现实”比“超现实”更为重要。《切尔诺贝利》虽多意象的罗列，但恰恰是这种罗列，成为“像有什么在漆黑 的如眼窝深陷的窗口/进进出出，但你看不见它/你看见的只是寂静，死一般的/寂静”的有力衬托。而撒下种子，收获谷物和蔬菜，“若要食用，必须等到两万年 之后”，这种撼人心魄的悲剧，事实本身的直接述说就形成了震撼。这是现实性、人性大于诗性的写作，无需任何装饰和渲染，技巧在这里显得多余，一己的感慨和 情绪的表露也过于微小了。
　　《安魂曲》(下)是为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惨案而写，同样是令人心悸的惊心动魄的大事件。这样的作品我不是将它当诗来读的，在这样血腥的惨痛中谈诗 是一种轻佻。《安魂曲》(下)给我痛切的感受是入骨的哀伤和秋雨的寒意，“多么薄的天空和大地/多么薄的人世和命运”，对“无形的墙却越升越高”的忧虑。 这是一个在场的乌鲁木齐人对一座遗弃之城的悲伤，“我不站在这一边，/也不站在那一边，/只站在死者一边”，一位和这座城已融为一体的似乎是伤其自身的痛 彻感受，那种大悲悯和大情怀令人钦敬、动容。
　　这一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耿占春发表在《诗歌EMS周刊》的一些作品。耿占春是一位卓有建树、对诗歌的理解深入、通透的文学理论家，或许 正是基于此，他得天独厚，出手不凡。他对历史真相的揭示、对诗性意义的把握、对自我生命的洞察、充满感性而又融入智慧的写作，读之令人信服，并时有撼动心 灵的力量。此外，朵渔的《鲜花虚构》《高原上》等诗作，那种打破羁束、在语言上又有所节制，逼近困境的精神痛苦和孤独，对百兽之王的辉煌、忧郁的眼神和孤 傲之心的惊恐，都表达得恰到好处。诗行之中，似有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有时又极强大的能量在传递。而吉狄马加的《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是涉及青海地震的诗 行，诗并非简单的情感倾向，不是见什么写什么的外在描摹，而是深入藏民信仰的灵魂表达。这25亿块用生命制造的石头、承载着另一种形式的石头，“才会像泪 水一样柔软/词语才能被微风千百次地吟诵”，这是真实的存在，又是虚幻的象征，才“创造了这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正因为诗人的灵魂接纳了神秘的暗示， 故“我已是另一个我，我的灵魂和思想/已经成为这片高原的主人”。这里还要说及的，是骆英新出版的诗集《7+2登山日记》。能登上世界最高的7座山峰，并 跨越南北极，这既需要体魄，也需要顽强的毅力，其行为本身便是一首首抵达极致的壮美的诗，令人感佩。这是用生命写作的诗，那些挑战生命极限的诗行，没有亲 临其境是无法体验的，靠再奇妙的想象力也是想不出来的。而这本书装祯、设计之精美亦令人神怡，无愧被评为“2011年最美的书”，堪称完美。
　　词与物之间
　　一首好诗的生成，源于诗人对有意味事物的发现，源于诗人对诗的敏感、对生活和语言的敏感，是前语言状态下诗的构想，或者说是对诗学结构的把握。 一条狗从树影中窜出被车轧死，只是一次交通事故，可这条被河南人带来外地又被遗弃的狗，听到路对面的乡音而狂奔致死，狗那悲伤而绝望的眼神，那无法说出的 生活之痛、相思之苦，却是阿华在《春风夜》的发现，才使此诗有了意味，有了情感价值。胡弦的《劈柴》亦是山区里常见的事物，可诗人发现“把一劈开，会有两 个一”，“他又把两根分别劈开，意识到/减法强大的繁殖性”；并想到把斧子扬起来，复杂的局面就会随之出现。这是诗人独有的感悟，诗人意识到的，不仅是减 法的繁殖，更是一种精神的繁殖，是对社会与人生的体悟。他发问，一个为虚无效力的人，“在无限深处，是否有与内心相等的东西”？继而想到“家具是艺术，劈 柴/才是革命”，“在红桃J和方块K上，/有两把一模一样的斧子”。这是一场人生的赌局，从角色中退场的人，于虚拟的门前，“无数人影，正从中鱼贯而 过”，恐怕这也是社会之中“减法强大的繁殖性”吧。这是对事物本质的揭示，是充满了智慧的沉思，是感性中知性的渗透。
　　把握并传达那种动人的细节、微妙的心理，亦是诗作意味生成的有效方式。江一郎《秋日的午后，为妻子拔白发》中，主人公发现，这个刚过40的女人 更多细密的碎发已经白了，但他不忍心告诉她，却“佯装专注，挑出那些飘拂的/她自己所能见到的白发/一根一根揪落”。这种故意放慢速度，似乎很费心力才发 现最后一根潜藏的白发，内心却有着难以描摹的酸楚的人，用善意和不动声色的爱欺瞒着妻子，可在她盈盈笑意的眼角，又“看见不易察觉的，几条/鱼尾纹的，淡 痕”。而张忠军的《倾斜》写的则是雨中被淋湿的身旁的少妇，想把伞向她倾斜一点儿，然而想过一次、两次、三次，伞还是那样笔直。“我担心如果伞倾斜/她会 向我投来警惕的眼神”，担心被雨淋湿的她也许因为伞的倾斜受一次惊，这种复杂的心理，同样有着牵动心弦的意味。
　　这种有意味、有发现的诗，在本年度新诗中尚有很多。刘洁岷的《站在栅栏后的女人》面容是虚幻的，草场只有“一缕奶的草香”在空气中淡淡地弥漫开 来，“那个栅栏后的女人/提着奶桶晃了一晃/然后站稳”，既是有动感、给人印象深刻的意象，也是细节的描绘。樊忠慰在《结婚》中，“我要把小时候那个洋娃 娃，从你的肚子里找出来”，还带着天真的稚气。徐俊国发现了怀孕的母羊，用蹄子缠着茎蔓，把身上的伤疤藏得严严实实，想让孩子“一出生就能看见/自己的母 亲干净而美丽”。衣米一则感受到“颜色比文字更容易发疯”。伊路发现一只鸟儿偏着头，研究三角梅刚长出的一朵花，她则发现“三片花瓣的中央伸出三枚小梗/ 每一梗的顶端又有一朵小花”，这“究竟是一条 三条 还是四条/鸟儿怎么以为呢？”这细腻的观察，与鸟儿无法交流的发问，亦有着令人深思的意味。
　　繁复的世态人生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着眼，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该是重大、永恒的主题。因而，人的千姿百态、精神向度、复杂且单纯的内心，都成为本年度诗作斑斓多姿的表达与描述。
　　谢帆云《王俊的儿子》读来令人动容。一个在监狱出生、被母亲用牙齿咬断脐带的幼儿，却牺牲在出生的当天晚上。这共和国最年幼的烈士，用啼哭证明 生命的不可遏制，“即便如此，他完成的仍然是/苏区史上最悲壮的阻击战：/没有战友，没有援兵，没有粮食和水，/单兵坚持到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这事件 本身便是撼动人心灵的述说，诗人的表达令人动心，令人深思，于20行诗中蕴含着诸多的言外之意，是能让人想到很多的、以少胜多的诗行。同类作品中，写得比 较好的，还有李晓泉的《小米》、韩玉光的《光芒的意象》，皆为有诗质的文字。和那些装腔作势、空泛的抒情，没有任何真切感受的所谓的诗相较，不可同日而 语。此类作品，我还欣赏张作梗的《站立》。这是“鄙夷那些趴着或跪着的诗/以绝不妥协的笔触，写一首站立的诗”。像界桩那样，以一个国家的尊严站立，像纪 念碑一样，“以纪念那些/为脊骨站立而/视肉体如草芥的人”。这是有骨头的文字、有气节和信仰的文字。
　　李瑛在《谒沈从文先生墓》时，感受到“偏僻一隅/一颗怦怦跳动的心/兀自守望着尊严与孤寂”。雷抒雁以泪眼送母亲回归泥土，“可是，无论如何 /泪水也敲不开泥土紧闭的门”。而史铁生是将死亡看成《节日》的：“请费心将我抬稳/躲开哀悼/挽联、黑纱和花篮”，“啊，节日已经来临、听远处那热烈的 寂静/我已跳出喧嚣/谣言/谜语和幻影/最后的祈祷/是爱的重逢”。这是一种高远的境界，只有心怀巨大精神能量的人才能有的境界。
　　林雪的《骨血》写的是一家本来只有5口人，春节时母亲却在餐桌上放了6只碗——“这餐桌上本来还应该/有你们的弟弟。那年月日子太难/他没被出 生，你们才活得更好……”读之令人心酸。卢卫平的《认尸启事》，写的是一位掌握了所有的证据、惟一知道真相者，却在沙漠中被冻死，又在冰柜里再冻死一次， “他希望早点火化，成为灰烬时/他能拥有自己的火炉/他能得到人间最后的温暖”，文字的背后则蕴涵着更为丰富的内涵。超子的《初冬往日》写的是邻居家被 窃，放学后贪玩晚回家的弟弟成了嫌疑对象，于是“母亲像是惩罚自己一样/让弟弟跪在屋外”。而公路上装满橘子的卡车翻了车，村民们搬走了所有的橘子，整个 村子充满了欢笑声，“只有我的弟弟/跪着/目睹着这一切”。这种鲜明的对比，直抵事物的本质，同样令人深思。
　　髯子的《声声唤》是“迁走骨头，叫上灵魂”的山歌调——“要搬迁了，爹/我们拆了老屋，爹/赶上牲畜，爹/领上女人孩子，爹/背起老娘走平川 啊，爹”；这一声声反复的呼唤，既沉重又无奈，动人魂魄。宫玺的《拟民谣》：“盛名美誉不是逛的/正人君子不是装的/贼不是好做的/官不是好当的/弄不好 不是臭的就是脏的”，口语入诗，晓畅明白，确有民谣意味，道出了简单朴素的真理。而姚振函的《安于低路的生活》赞叹“却像蚂蚊和蚯蚓那样/执著，乐观，傻 头傻脑/认认真真度过平凡的一生”，看似简单，却是不易达到的一种人生境界。
　　在这里还要说及的，是欧阳江河的《弗尔蒙特过53岁生日》。这是中国式的现代诗，没有西方现代诗那种决绝的去个人化、去人性化，然而，在“感性 非现实”、“魔术般”的语言方式、“穿插技巧”，以及“专制性幻想”、隐喻、暗示等表达方式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中虽时而有与现实相关的感受，但创造 的依然是幻像、无痕的梦境，逼近虚无的空的透彻。除此之外，诗之现代意味明显的，还有罗羽的《对巴列霍的一次翻转》，几乎都是互不相关的词的排列，似乎是 拒绝理解的碎片的堆积，具有超现实意味，但由于词本身便具有意义，一些现实感强烈的词汇，仍如打碎的镜子，反射着现实的光芒，看似没有单一的意义却蕴涵着 诸多意义。而最后我要说的，是明迪的诗。这似乎是一位新人，诗既有现代性，又有日常性，其对语言及艺术的把握是异乎寻常的。或许，这是一位写作多年的人， 只不过懒得把作品拿出来发表。这样的人虽不多，但的确存在，且其诗作水准很高。
　　(韩作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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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诗刊》“2011年度诗选”说开去

2012年01月04日
来源：文艺报
　　当《诗刊》在2011年12月(下半月刊)率先推出“2011年度诗选”的时候我想这首先是一种表率和姿态，很有些意味深长的感觉。换言之，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诗歌年选，而是对中国多年来的诗歌“年选”生态、格局甚至“标准”产生不无重要的影响。众所周知，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诗刊》在诗人和评论家以及普通读者那里“高不可攀”的神圣殿堂的荣光似乎在新媒体不断开放，发表不断个人化、自由化以及批评无序化的年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尽管《诗刊》作为所谓的“官方”和“主流”刊物仍然受到关注，但是在一个写作愈益开放的年代似乎一个“诗刊”的容积已经难以涵括所有重要的和优异的文本。《诗刊》社在今年推出诗歌年选，其“愿望”和“出身”显然值得关注，这也是这份重要刊物多年来少有的一个“出人意料”的举措。
　　首先需要对《诗刊社》的这个年度选本做一个技术上的分析，这会涉及“视野”和“底线”以及编选的“可能性”问题。
　　这份年选涉及的诗人数量为254(因为特殊原因其中有个别诗人重复)。“诗选”的资源主要来自于两个方向，其中“期刊扫描”(所涉及到的114位诗人成为诗选的主体)、“重点推荐”(2人)、“年度新诗人推荐”(5人)、“年度精选”(13人)、“年度网络影响力”(4人)的资源来自于《诗刊》之外的诗歌刊物和综合性刊物(共涉及大约40份诗歌刊物和综合性文学报刊)；另一个就是《诗刊》自身的资源，包括“年度优秀诗歌推荐篇目”和“重大题材诗歌推荐篇目”(主要集中于《诗刊》7月号和8月号)只留存目(计116人)。显然这200多位诗人在年选中所占的位置是有“梯队”和层次性的，这首先形成了《诗刊》与其他文学刊物之间的一个比照。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发问，在2011年哪个文学刊物发表的诗歌更具有说服力？哪一份刊物能够真正做到“只为优秀作品负责”？与此同时，年选的“重点推荐”、“年度新诗人推荐”、“年度精选”、“年度网络影响力”无疑是属于加了“着重号”的部分。性别比例和“年选”之间似乎并无多大关联，但我还是粗略统计了一下。这份年选涉及的女性诗人大约在40位左右，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这也给那些仍然怀有“性别”立场和情结的批评家和编选者们提了个醒，或者说在当下“性别”和写作的关系真有那么重要吗？也许作为写作者个体来说，性别和书写之间肯定存在着特殊的差异和关联，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当下的诗歌群体构成女性已然不再是“稀有之物”，其写作意义自然也不同。多年来，读到每一个“年选”时我更看重和注意那些“陌生”诗人的名字。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这些“无名”和“陌生”的诗人就达到了多么高的水准，而是说很多的诗歌年选已经丧失了“发现性”，也就同时丧失了“选择性”。显然对于每一次的年选而言，有些诗人已经是“老主顾”了，每年都榜上有名，成了“名牌”。这似乎对每一本年选来说都比较“保险”，因为有这些“名诗人”撑场总不会导致“冷场”的局面。但是这无形中在一定程度导致筛子孔有些过大，那些居于“二线”和“三线”甚至“大后方”的诗人则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和无情的“遗落物”。就我的阅读视野而言，《诗刊》的这份年选我所“陌生”的诗人大约有十多位。我想这个比例已经能够说明问题，起码印证了编选者们“发现”新锐的姿态，这从单独设立的“年度新诗人推荐”可以看出。
　　再看看这些“诗选”的资源和来历，也即筛选范围。就涵括40来份报刊杂志而言，可见编选视野还是比较开阔和多元的，当然这些刊物从入选的数量来看是不均等的。显然《人民文学》《星星》《诗选刊》等“中签率”最高。当然在我的阅读范围内看，还是有一些诗歌刊物(尤其是这两年刚刚出现的诗歌刊物)，甚至极少数的带有“异质”性的刊物没有进入到这份重要的年选中来。而还有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从我们所熟知的有“质量”保障的大刊，比如《人民文学》，每年发表的诗歌也有一定的数量。那么从中筛选出来的几首诗是否足以代表其中“最好”和“最有个性”的？而这种标准又是什么？我相信《诗刊》社编辑们的水准，这些不同的编选者所提交的篇目能够保持选择的视野、标准的多层次性，也保证了入选诗歌更大程度上的“公正”。但是，我也不能不强调，不同编选者由于诗歌趣味的差异多少会在自己的部分遗落难以进入自己“法眼”的文本。由于目前国内的年选还基本上是一般意义上的“纸质媒体”，但极其可贵的是《诗刊》社的这份年选一个亮色就是由江非、张执浩、朵渔和人邻所构成的“年度网络影响力”。由此可见刊物和编选者对新媒体和诗歌写作关系的关注，《诗刊》也曾最早推出“博客秀”以及关于博客和诗歌写作之间关系的讨论。
　　显然，传统意义上的纸质媒体在“编辑”和“审稿”的过程中会有一个总体的风格、选择标准或者基本的“底线”。有人说编辑队伍是“老化”最严重的，我一定程度上认同这个判断。刊物的“风格”作为一种持续性的要求和惯性“气质”从积极的意义上讲会保障诗歌的质量和刊物的“个性”，但是这种期刊普遍存在的“气质”、“风格”和“个性”显然会对与之相悖或者具有差异性“风格”的诗人诗作形成搁置甚至遮蔽。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就有些好诗写得就不像“诗”。显然，很多刊物和年选都会不同程度地将这些“不像诗的诗”阻挡在门外。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尤其是国家级期刊的用稿标准会对写作者、阅读者和批评者形成巨大的“塑形”作用。其中刊载的诗歌无形中已经成了很多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仿效的“样本”，诗歌趣味和写作的“同质化”问题就出现了。这也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年选“同质化”的倾向，而这个不良倾向已经存在了很多年。
　　以下我会用数据来支撑我的个人观感。
　　当我试图从“主题学”或者“同质化”的视野进入这份“2011年度诗选”时，我也感到了这甚至有些不可能，因为诗歌的好坏优劣和题材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凭着对新世纪以来十年的诗歌阅读经验，对包括这份年选在内的诗歌在诗歌主题上来一次猜测？比如底层、打工、农村、城市……我最终选择将“年度新诗人推荐”和“期刊扫描”(请注意，编选范围是40份期刊杂志)作为这次“主题学”研究的“赌注”。在涉及的100多首诗中，我最终发现了一些诗歌(数量不在少数)与“乡村”、“乡土”以及“乡愁”、“还乡”(更多以城市和城乡结合部为背景)有着主题学上的密切联系，比如《好像我就是他的父亲》《一个留守孩子的日记》等共计35首。这么多在谱系学上相近的诗歌文本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而这些“同质性”的诗歌又是来自于国内那么多的期刊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我想这并不是编选者或者《诗刊》的“趣味”或者“标准”问题，而是牵涉到当下诗歌的生态和诗人所面对的一个难以规避的“现实”——阅读的同质化、趣味的同质化、写作的同质化。平心而论，这些诗作基本上能够保持一定的艺术水准，当然极个别的诗作确实令人不敢恭维。无论是政治极权年代还是新世纪以来的“伦理学”性质的新一轮的“题材化”写作，我们一再强调诗人和“现实”的关系，诗人要介入、承担云云。但是我们却一直是在浮泛的意义上谈论“现实”，甚至更为忽略了诗歌所处理的“现实”的特殊性。但是，当新世纪以来诗歌中不断出现黑色的“离乡”意识和尴尬的“异乡人”的乡愁，不断出现那些在城乡结合部和城市奔走的人流与不断疏离和远去的“乡村”、“乡土”时的焦虑、尴尬和分裂的“集体性”的面影，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作为一种分层激烈社会的显豁“现实”以及这种“现实”对这些作为生存个体的诗人们的影响。由这些诗歌我愈益感受到“现实性”或“现实感”之于诗人的重要性。也许在这个时代谈论诗歌理想多少有些令人生疑，或者起码有些矫情，但是我想诗人必须具备写作的诚意——不管你写作什么题材类型和什么风格的诗。在诗歌中我们不仅要看到一个生命的历史以及想象，还应感受到一个人的血肉、骨架、呼吸和灵魂。我非常认同诗人谷禾所说的“我一直对那种虚幻的乡村镜像保持着足够的警惕”。确实，在当下诗坛甚至小说界我看到了那么多虚假的乡村写作和底层写作。当诗人开始消费泪水和痛苦，这更是可怕的事情。或者视野再推进一步，在一个愈益复杂、分化以及“去地方化”和“去乡村化”的时代，诗人该如何以诗歌的方式予以介入或者担当？正如一位异域小说家所说，“认识故乡的办法就是离开它；寻找故乡的办法，是到自己的心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寻找它。”这是必然，也是悖论。由“同质化”的诗歌写作我们必须面对另外一个重要的层面——阅读。对于诗歌刊物而言，其阅读者无外乎诗人、诗歌习作者、批评家和各大高校院所的一部分学生(更多是与文学相关专业的研究生)。这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小阅读”，或者说这种阅读带有小范围内的“专业化”倾向。而更令人堪忧的是各大期刊不仅形成了写作者的“同质化”，而且也对阅读者和研究者形成了带有同质化倾向的阅读趣味和评判标准。实际上，这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而其结果就是每年下来，在汪洋般的诗歌大海上，能够真正站立的岛屿般的诗人，寥寥无几。
　　在《诗刊》社的“2011年度诗选”中我看到了不在少数的令我“震动”之作，当然说句有些严苛的话，我对其中的个别诗作也不太“满意”。但是，瑕不掩瑜，这应该是新世纪以来一份重要的年选。说它重要并不是说它没有局限，而是说整体上考量这是一份有效的“总结”，尽管这个总结和其他总结一样多少还带有待进一步打磨的粗砺和一些“惯性”运动的遗留。与此同时，我向那些被漏孔筛掉以及因为篇幅的原因未能进入这份年选的优秀诗人们致敬。这不是安慰的虚托之辞。同时，我也向那些仍然彷徨、仍然分裂、仍然有些愤青的诗人们致敬！在一个所谓不断加速度“前进”的时代，心存真诚和敬畏地做一个不断后退的先锋主义者。确实，有时候或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逆流而上和顶风前行。
　　在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诗刊》社推出的“2011年度诗选”是一段诗歌历史和旅程的重要的开始。我期待这份诗歌年选会对其他的年选文化和格局形成一定的冲击和震荡。
　　(霍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