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佩荣：哲学家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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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佩荣：哲学家的个性

哲学家在想什么，别人未必知道，也未必感兴趣。别人看到的往往是他们特立独行的作为。 　　一．康德 　　以近代哲学家来说，康德（I.Kant，1724-1804）很有代表性。他住在普鲁士东北角的科尼斯堡，一生不曾离开家乡。他在大学教书，生活极有规律。他每天下午三点半都会去一位朋友家聊天，到七点才回去。每当街上有人在问“现在几点钟？”时，所得到的答案常是：“应该还不到七点吧！因为康德教授好像还没经过这儿。” 　　邻居有只公鸡，经常高声啼叫，使康德无法思考。他想向邻居买下这只公鸡，澈底解决这个问题。邻居觉得莫名其妙，向别人抱怨说：“这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一只公鸡怎么可能会打扰一位智者？”康德别无他法，只好搬家。他搬到市立监狱旁。监狱正在实施感化教育，安排受刑人高声诵唱圣歌。康德为此向市长抱怨，但亦无可奈何。 　　为了担心“健忘”，他想到一个奇特的方法。当他遣散长期服侍他的仆人蓝培之后，很难适应随之而来的变化，因此决定不要想这件事。为了防止自己忘了这个决定，他在一张字条上写着：“一定要忘记蓝培！” 　　康德每天准时散步，但有一次例外的情况。他接到法国哲学家鲁索（Rousseau，1712-1778）的《爱弥儿》时，急着想要读完而忘了出门。他对鲁索十分敬重，书房中还挂着鲁索的画像。他在阅读这本书时，想弄清楚“一个无神论者怎么可能谈论爱？”康德由此深受启发，他说：“我天生就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我感到对知识的热烈渴望，想要在知识中前进，同时每走一步都希望得到满足。有一段时期，我认为只有这种知识与渴望才是人的荣耀所在，我瞧不起一无所知的人。但是鲁索把我更正过来，这种盲目的偏见消失了。我懂得了尊重人性。我认为人性足以使所有的人具有生命价值，足以确立他们做为人的权利。如果我不能持着这个观点，我会认为自己连一般的工人都不如。” 　　二．费希特 　　康德之后，德国哲学家费希特（Fichte，1762-1814）上场。费希特幼年家贫，为人牧羊，没有上学的机会。村里有一位富人，有一次错过了星期日的牧师布道，非常懊恼。有人向他建议，找费希特来吧！因为费希特有超强的记忆力，可以把牧师讲道的内容一字不漏地复诵一遍。富人一试之下，惊为天人，立即决定出钱让费希特上学念书。念哲学系，出路不佳。费希特毕业后担任家教，在帮学生温习功课时，念到了康德的著作。他深受启迪，于是决定到科尼斯堡大学旁听康德的课。他的热忱并未感动康德，手边的钱也用完了。他鼓起勇气向康德借钱，准备回归家乡。 　　康德仔细考虑这个问题，最后不愿借钱给费希特。他的想法是：一，我如果今天借钱给你，那么以后你“每一天”向我借钱，我都必须借给你，否则我的行为就不符合普遍性的要求。二，我如果因为你来旁听我的课，我就借钱给你，那么“所有”来旁听我的课的人向我借钱，我都应该借给他们，否则我的行为就不符合一致性的要求。三，我如果借钱给你，就有可能使你陷入“无法偿还”的道德困境，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害你呢？ 　　不过康德提出一个善意的建议，说他愿意为费希特向出版社写推荐信，如果费希特要出书的话。于是，费希特在四周之内写成了《对所有启示之批判的尝试》。出版社在出版这本书时，忘了印上作者大名。当时的康德已经出版了他著名的三本书，书名都有「批判」一词，学术界都在期待他的新着。大家以为这是康德的大作，纷纷购买，报纸还做了下述报导：“任何人只要读了这篇文章的一小部分，就会立刻认出这篇文章的伟大作者是谁，这篇文章使得科尼斯堡那位哲学家对人类产生了永垂不朽的贡献。” 　　等到大家得知作者是费希特而不是康德时，已经来不及减损费希特的盛名了。他很快就受聘为耶拿大学教授。他的哲学观点过于强调人的道德自我，引起不少人的误会，甚至认为他有鼓吹无神论的嫌疑。在各方意见争执不休时，普鲁士国王宣布：“如果费希特与亲爱的上帝有什么纠纷，亲爱的上帝会同他一起解决。这与我完全无关。”拿破仑的大军占领普鲁士时，费希特在柏林公开发表十四篇《告德意志国民书》，盼望同胞振作精神，活出全新的自我。这些演讲造成十分深远的影响。 　　三．维根斯坦 　　维根斯坦（L.Wittgenstein，1889-1951）家境富裕，父亲有“奥地利的卡内基”之称。他的家庭成员有忧郁症的困扰，三个哥哥自杀，他在二十三岁时也承认自己过去九年来因深感孤寂而徘徊于自杀边缘。他的才华让人瞩目。他在剑桥大学向罗素（B.Russell，1872-1970）学习数学，二人建立了真诚的友谊。罗素说：“认识维根斯坦是我生命中最让人兴奋的思想经历之一。”又说：“他可能是我所知传统定义的天才中最完美的典型，热情、深邃、激越而傲气十足。”罗素把自己正在撰写的知识论手稿拿给维根斯坦，希望他提供意见。 　　当时谟尔（G-E.Moore，1837-1958）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担任讲师，对维根斯坦印象深刻。维根斯坦辍学到挪威暂住，谟尔前去拜访，记下维根斯坦口述的逻辑观念，然后认为这些笔记就可以当成学士论文，但是维氏不愿另写一篇〈前言〉以及列出参考书目，因而未得学位。他对于僵化的学术审查制度不以为然，他说：“与知识分子谈话是作贱我的心灵。”另外他也常说：“再也没有比不欺骗自己更困难的事了。”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自愿入伍，担任炮兵，在初次遇到敌军时，他说：“现在我有机会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了，因为我正直接面对死亡。”他在战后，把父亲留给他的大笔遗产送给兄弟姐妹，并捐给需要的人，包括诗人与艺术家。他自己则到奥国乡下担任小学老师，认真教书，但是家长与同事却不太欢迎他。 　　一九二九年，维根斯坦四十岁时，出版《逻辑哲学论丛》，以此书申请博士学位。评审委员中有谟尔与罗素。在论文答辩会结束时，维氏轻拍每一位考试委员的肩膀，安慰他们说：“别难过，我知道你们永远不可能了解它的。”他获颁学位，并得到三一学院五年的教职，别忘了，罗素与谟尔二人比维根斯坦大了十六、七岁。他们三人都是现代的著名哲学家，罗素还得到一九五○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维根斯坦上课时，不作正式演讲，而是认真思考，再谨慎而缓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其间常有冗长的沉默。按现在的教学要求来说，他恐怕早就被解聘了。一九三九年他升任正教授，但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说：“在战争进行时，敎授哲学是无法忍受的事。”他终于在一九四七年辞去教职，住到爱尔兰，说这样是为了远离“崩裂腐败的英国文明”。他于一九五一年过世，临终之言是：“请告诉朋友们，我曾拥有一个美好的生命。” 　　哲学家受到众人尊敬，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爱好智慧，有如代替人类在思索宇宙与人生的奥秘，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能以具体的言行去证实自己的想法。譬如，希腊的苏格拉底代表西方哲学家的典型，他被人诬告下狱，但坚持不肯逃狱，坦然面对死亡，饮下毒酒而死。我们不妨设想：如果他真的逃狱，多活了几年，那么他一生所追求的真理还有多少可信度？真理并非一般常识或专业的知识，而是与生命息息相关的智慧所作的验证。换言之，不能让人生活于其中的，又怎能算是真理？ 　　从这个角度看来，中国哲学家展现类似的风范，要以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由此改善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质量。不过，这种哲学观在今日已经显得有些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