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军：“80后”的独立阅读与个性写作——对一个同代人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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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兴军：“80后”的独立阅读与个性写作——对一个同代人的访谈

说起“80后”的阅读和写作，人们的第一反应是青春文学、“穿越”故事、玄幻小说、郭敬明……网络读书杂志《读品》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颠覆了人们的这一定见。在以“小众”、“个性”相标榜的豆瓣网上，《读品》小组成员有两万多人，组员们在这里安详地讨论着艾柯、齐泽克、梁启超、李泽厚……这一现象引起我采访现任《读品》主编、“80后”学人周鸣之的兴趣来。 　　■“80后”不是石头里蹦出的一代 　　张兴军（以下简称张）：很多人说，《读品》是“80后”学人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之一。你们当初创办时，有过这样一个明晰的代际表达的概念吗？ 　　周鸣之（以下简称周）：我们有做一个杂志的想法是缘于2006年的一次聚会，大家谈到了写作的理想模式——去媒体化、去学术化的自由写作状态，并且希望能为这种理想模式去做点什么。于是就有了《读品》。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使一些分享同样阅读趣味和写作理念的朋友聚在一起。这其中，可能大部分是“80后”作者，但也有“60后”、“70后”、甚至是“50后”的文章出现。事实上，与其说我们是一个以年龄、学历来划分的团体，不如说它更像是一群因为相似的阅读趣味、阅历、教育背景，以及对写作的认同而聚集起来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并没有一个刻意的年龄划分。 　　张：市场上有很多投合“80后”、“90后”主流群体的时尚青春读物，你们对这些读物怎么看？这种读物对文学版图和出版市场会有哪些影响？ 　　周：目前我们看到的80/90后青春读物主要是消费型概念的，在选材和视觉传达上都完全契合新时代年轻人的自我表达和张扬的特点，这和以往时代的青年读物强调知识型的自我建构特征是不太一样的。它们既然出现了，自然有它们存在的理由，不必刻意回避或抨击。并且青春读物对出版市场也有很大改变。你会发现，这些杂志和书籍的销量，比那些纯文艺和理论读物的销量高出太多太多，这既说明了青年读者阅读趣味和阅读方式的转变，同时也值得传统出版业反思，无论是从选题上，从设计装帧上，还是在营销模式上，如何重新认识和处理人与书的关系，肯定会是一个重要命题。 　　张：你怎样看待对于“80后”的代际划分？又如何理解这一代的历史使命? 　　周：其实我们并不特别认同“80后”这个代际划分。现在所谓的“80后”，其实是与独生子女政策、学校扩招与就业难、房价高企、网络、闪婚闪离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后被建构出来的一个概念。但我并不否认我们这一代人与上世纪50、60、70年代出生的人在思想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比如有人归纳的去政治化、价值观的多元、更关注自我等等。事实上，这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出生于“80后”的人所具有的普遍特征，时代和观念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个变化可能从七十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了，可能到八十年代中期又有了分野。 　　张：很多老一辈的学人说“80后”一代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一代，不懂得独立思考，前途堪虞。你怎么看待同龄人精神状况、自身的文化成长环境，以及未来的发展空间？对前辈又怎么看？ 　　周：我们这一代的标签实在是多。我记得有人说这一代就是“垮掉的一代”，我不是很认同。代际之间的认同往往是缺乏设身处地式的思考的，“80后”不是石头里蹦出的一代，必定是在“50后”、“60后”所主导的社会精神空间和话语中继续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方式可能是继承，也可能是反思与批判，但无疑有代际的传承。如果说这一代的精神状况堪忧的话，那么肯定是与前辈是有直接关系的。批评谁都会，关键是要找到原因。况且对于代际的划分往往还有权力话语的争夺在内，有时候也只是为了确立自身而做出的强为区分。 　　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当下学术环境是比较差的。学术体制有它专门化的一面，学术培养有自有的流程，所以年轻人在追求体制的道路上还是比较坎坷的，不容易出头。所以，《读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给年轻的作者和学人提供了一个表达的载体。 　　从文化群体来讲，社会也需要百花齐放。各种各样的群体，都有自身共同的志趣，相互之间不用遵循同样的道路。我认为这是社会健康的表征。对《读品》来说，表面上是一群人在读书，写书评，探讨文化、学术问题，事实上它也是在提供一种文化功能，提供一个空间，从这个方面来说《读品》也是具有一定社会性的，以这种方式来集聚一群人。 　　■“80后”学人的视野更国际化，但清通的文字难寻 　　张：作为你们这一代学人，你觉得和前几代学人有什么独特之处？ 　　周：其实，这一代学人的独特之处，仍然是和时代的背景相关的。我认为他们的独特之处首先就是视野更新，更开阔。语言能力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一代人绝大部分都会阅读英语文献，更有不少可以使用多国外语。其实这带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域，更国际化，知识结构更新更快。打个比方，以前的学者可能只是使用某一套理论来研究问题，马哲的黑格尔的康德的都自成一家，但是现在的年轻学者会在更尖端的国际化的学术视野中来思考问题，包括前沿的方法的运用，这在社会科学领域其实更为明显。 　　对于这一代（或者说是“80后”）的部分标签，我想澄清一下。似乎60年代的学人给人的印象就是满怀理想、心忧天下，“80后”一代就是“去政治化的一代”，我觉得不是很准确。去政治化的人什么年代都有，比如“文革”时候的逍遥派，而当下其实也不乏对政治狂热的人。 　　从时代氛围来讲，“80后”这一代对于政治的感悟，肯定发生了变化。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政治运动，这一点与许多运动的亲历者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人们可以激扬地谈改革，谈各种主义，思考中国会向何处去，但到了90年代，这种政治讨论的空间没有了，大家都去谈商业，去谈为一些知识分子很蔑视的金钱。“80后”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自然会受到影响。我认为，不应该抛弃时代背景来横向地比较“80后”和“60后”。 　　张：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阅读史和心路历程，你们的阅读范围和写作的标杆与前代人相比有何特异和相通之处？ 　　周：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英语水平普遍较高，所以阅读的选择余地就更大。另一方面，网络的覆盖与便捷导致信息爆炸，人们不但可以快捷地阅读到自己所需要的文本，并且可以综合掌握各种学术信息、社会信息、文化信息等等。网络的阅读深刻地改变了人的思想。前一代人是无书可读，书籍的匮乏致使他们的阅读往往缺乏选择性。但今天不同了，我们面对的是在纷繁复杂的书市中去如何选择。 　　对现在人来说，很少有人是反反复复读一本书来构建自己对社会的理解，而是在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各种东西拼凑串联起来。有人认为这一代好读书不求甚解，不够深刻。但是，电子阅读的确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知识结构，这也是卡尔·波普尔所说的开放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征。这是我们这代人不得不面临的结果，不管好坏都退回不到过去。 　　关于写作，前面说到虽然年轻学人在视野上更国际化也更多元化，甚至从古典到现代，纵向的横向的都可以比前辈学者做得更好，但从文字角度来说，绝大多数简直可以用一塌糊涂来形容。 　　我们看金克木、冯亦代等老一辈学人，他们的思想是用一种清通和畅的语言来表达的，但就是这样的语言，在1990年代以后的主流学界是不具有合法性的。合法的是学术化的语言，带有浓重翻译腔的枯燥的语言。学术杂志是翻译腔的重镇，而各种文化类媒体，也跟风地学术化起来。 　　这一代的年轻人的文字功夫本来就不如老一辈经过国学浸润的学者，如今，既然无法用这种“非法的方式”谋生，写那些“不务正业”的东西的心思也就收起来了。同时市场上的劣币驱逐良币，郭敬明等过分虚华的语言裹挟着商业操作在席卷整个汉语体系，于是那种清通的文字更是难觅芳踪。 　　我想起我们当初提倡的阅读写作的初衷，就是自由地写作，去媒体化和去学术化，可以不因考虑商业利益去博人眼球，也不需压抑性情作八股文章。要按照自己的性情，写活泼自然的文章。在这一点上我们始终有所坚持，也正做得越来越好。 　　周鸣之，生于1982年，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专业硕士，《读品》创始人之一。自由撰稿人，关注文学文化艺术，在多家媒体发表书评、影评等文章多篇。 　　本文刊于《北京日报》2010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