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春：重读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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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春：重读钱钟书

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这些天又在重读钱钟书的散文，十多年前手头有一本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钱钟书散文》，后来“遗失”了。手头这本三联版的《钱钟书集》收有《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三部散文集，都很喜欢，读了又读，揣摩又揣摩，“博大精深”四个字，唯钱氏足以当之，真是放眼学海，舍他其谁？ 　　断断续续读到《石语》，于是有些感想，想与大家共勉。 　　众所周知，中书先生的尊人钱基博也是一位海内闻名的国学大师。尽管钱钟书说过他写诗的路径与乃父不同，想来治学的方法也是“青出于蓝”而有自己的取向，这其实也不奇怪，以他的渊博，又兼通西学，读书种子一个。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可谓无书不嗜，无学不精，岂是区区国学所能范围的。他自有自己的园地，而又无处不是他的园地，虽然他还是要说自己的只是随便在人生边上的批注，可笑有些自大的人还要说他不谦虚，真乃不知后笑是何人。 　　我不是李洪岩陈子谦周振甫张文江那样的钱学专家，作为一个多年不是粉丝的“粉丝”——希望不是被催眠得丧失了自己的小小判断力，要应声虫般予以袒护。我觉得读他的书最受益的地方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每当几天不读我就会骄傲，老实说我也有骄傲的资本，我的资本就是“孜孜不倦”；但我一从现实社会回归到精神的家园，尤其是面对他老人家——虽然他已去世十一载，总感觉是他还在，还是那么栩栩如生地戴着一副老式黑框眼睛，眼睛里透着睿智的神采，发型简洁儒雅，颇有学者的风度和韵致——的时候，我就骄傲不起来了，宛如在鲁迅当年的藤野先生逼视下，贪骄鄙吝之心尽出，捧着一本本沉甸甸的先贤语录，不由你不做学者思想家的美梦——也许是迷梦，所谓吾生有涯，而知无穷尽，小子何莫学夫诗！好去兴、观、群、怨····· 　　试看里面的许多文章，他在二十来岁就写下了，真令我辈汗颜。 　　比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篇书评，就是针对周作人的。文章中有两个命题的澄清对我收获甚大：一是文学运动或潮流的“革命”与“遵命”的辨证关系。周氏由于“文学自主论”的缘故，讲究文章的“性灵”，认为世上的事功文章多是八股，因而推崇晚明小品，我认为无可非议，但是钱氏的心实在细，细得让人恨不得找面镜子来“顾影自怜”。他是受过严格而不拘束的哲学思维训练的人，所以面对当时的许多老辈才能有恃无恐，而又一语中的。这和我们如今一些少年盛气便“非圣无法”的浅陋作风，不可同日而语。 　　“本书的基本概念是：明末公安派、竟陵派的新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趋向上和主张上，不期而合，或者用周先生自己的话，‘无意中的巧合’，因此周先生颇引为‘奇怪’的事。我看，这事并不足为奇，因为这两个文学运动同是革命的，所以他们能‘合’；又因为他们同是革命的而非遵命的，所以他们能‘不期而合’，——假使‘有期而合’，便是遵命的了。” 　　钱先生还在“不期”和“有期”四个字下面打了点。接着说“富有思古之幽情”的周作人之所以要把民国和晚明两个时代做比拟，无非是“旧瓶盛新酒”，利用一般人崇远贱近的心理，来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还举历史上韩柳的古文运动要革初唐的命，欧梅的古文运动要革西昆的命，结果只能从革命到遵命，所以公安竟陵声势没有“七子”浩大，革命没有成功也许还是一件幸事，因为没有重蹈前两次文学运动的覆辙，没有由革命的，变成遵命的。 　　二是梳理了“载道”和“言志”的关系。 　　“周先生把文学分为‘载道’和‘言志’。这个分法本来不错，相当于德昆西所谓literatureofknowledge和lieratureofpower.至于周先生之主‘言志’而绌‘载道’，那是周先生‘文学自主论’的结果···只是，周先生以‘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分为文学史上互相起伏的两派，这原是很普通的说教，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有这种dialecticmove-ment。不过，周先生根据‘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来分派，不无可以斟酌的地方。并且包含着传统的文学批评上一个很大的问题······” 　　下面钱先生就让我明白。在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上，这两个问题并非“格格不相容”，原是并行不背的，如果孤立的看，两种文学观念都有它的“片面性”。因为我国传统上没有“文学”这个综合的概念，有的只是“诗”、“文”、“词”、“曲”这“许多零碎的门类”。在古人眼里，“文以载道”的是“文”；“诗以言志”的是“诗”。分得非常清楚，“分茅设蕝，各有各的规律和使命。”文是指的古文，而诗在古人眼里，只是古文之余事，只为言志来发表主观的感情，没有文的使命大，所以“我们对于客观的‘道’只能‘载’，而对于主观的感情便能‘诗者持也’地把它‘持’（control）起来。” 　　钱先生还在两年后二十四岁一篇驳斥郭绍虞的《论复古》的文章也说过同样的问题。恰好可作为上文例证上的补充。 　　“我们更有一个反证：郭先生把‘极端尚质的语录’作为‘道学家文评’的根据，假使如此，道学家在语录之外，不该再做诗古文了！最伟大的道学家像朱子（他的话郭先生在第三二四页上引过）不该做有韦、柳般精洁的五言诗，有欧、曾般雍容的古文，摹仿陈子昂《感遇》而作中国最精微的玄言诗《感兴》，更不该说‘作诗先看李杜’以及《语类》中其他相类的话了！”（慕春按：郭先生早年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也是一位古典文学研究家，他的上下两册《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当时很有权威，是一位硕学厚德的大学者。） 　　假如我们一细想，从上面我们发现一些信息：从本旨讲，我们可以发现钱先生对文学的观念是倾向于“个人”的。他不是不爱晚明小品，他只是隐隐反对周氏大规模的提倡，因为艺术一方面不需要提倡，自己默默耕耘得了，一旦成为“显学”，就可能“从革命到遵命”；而且他方面还会引发我们为人为文的浮躁，无论对于求学或制艺，都是弊多利少。至于‘载道’和‘言志’关系的梳理，是为了让我们不要误会我们的传统，从而才能更好更精确的传承，否则就是盲人摸象，贻笑大方。就像他对林语堂、赵元任、徐志摩、沈从文、周作人、李健吾，林徽因等当时学者名流的明讥暗讽（见《人兽鬼》），纯是有关学术上的“世道人心”之论，虽或语重乃至偏颇，但绝非人身攻击，他还是个纯正的古典主义者，讲究为文作诗的雍容大方，所以他对郭绍虞的“文学进化论”颇有微词，提醒我们古人有些东西是我们永远无法超越的，永远需要学习的。我们既不要菲今厚古，也无需贱古崇今。做《伊索寓言》那只历史前进巨轮上自以为得计的“苍蝇”，认认真真的学习研究借鉴发扬就好了。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我们还要“古今中外”全面多重细致地去“同中求异，异中取同”，来个继承中的扬弃。要做到这点才能“不虚妄”，否则他就要不客气地“疾虚妄”，管你是谁！ 　　我们还得到启示，钱先生虽不立系统，但看问题都是从大处着眼，发现前人忽略或误解的学术上的重大问题，从而来“重估一切价值”，但是又能从细微处着手，哪怕一个字词一个标点，也用他那灵敏善感的心眼先深思熟虑，再来发难，加之他和一般文评家的最大区别也是他的法宝，他有深湛绝伦的哲学心理学素养，具备难得的不流于牛角尖的辨证思维的头脑，所以他能发现问题，并能一语中的的解决问题，让所谓的问题不成其为问题，也就是思辨到了家了，于是，他的诙谐，他的睿智，他的渊博精深才能永存于天壤之间，在你灵魂的深处与你“拈花微笑”，好“莫逆于心”。 　　还是引两句《石语》的话，来说明钟书之所以为钟书吧。 　　“为学总须根柢经史，否则道听途说，东涂西抹，必有露马脚狐尾之日。” 　　“论诗必须诗人，知此中甘苦者，方能不中不远，否则附庸风雅，开口便错，钟嵘是其例也。” 　　“世兄诗才清妙，又佐以博文强志，惜下笔太矜持。夫老年人需矜持，方免老手颓唐之讥，年富力强时，宜放笔直干，有不择地而流、挟泥沙而下之概，虽拳曲臃肿，亦不妨有作耳。（按：丈言颇中余病痛。）” 　　这是一九三二年阴历除夕，清末有名诗人学者陈衍陈石遗在苏州家中与钱先生的“对话”，后来被记下来“一以著当时酬答之实，二以见老辈爱才之心”，也算是他对前辈名宿的怀念吧，从此可以看出，对于真正有学问的人，当然也可能是对他个人胃口的人，他是尊重的，甚至是爱戴。虽然他漂洋过海喝过洋墨水，但是对我们国家优秀的古典传统，一直是念兹在兹，心有所属。他对像“李丈拔可、徐丈森玉”这些老一辈传统读书人的尊敬，充分表现他传统意义下读书人的起码人格，那就是四个字——尊师重道。 　　真是念之使人惧，使人智，使人无畏——但愿不是无知者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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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春：文学批评：从陈世骧扯到钱锺书

最近又想——学着——谈谈文化，尤其是文化人。 　　先从夏志清先生挚友陈世骧说起。陈世骧（1912——1971），字子龙，号石湘，祖籍河北。早年在北京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后于一九四一年赴美深造，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中西文学理论，四十年代曾在加州大学任助理教授，“据说胡适校长、文学院长汤用彤那时都希望他返北大执教，因为他是北大优秀的毕业生，当年也有诗人之名，可能比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这三位‘汉园诗人’低一班。”（夏志清语）在美期间陈世骧桃李满天下，一时俊彦有聂华苓、郑愁予、痖弦、杨牧等一大批台湾作家、学者。并与杨联陞、吴鲁芹、夏济安等留美学者相交莫逆，共同开创了陈子善先生所谓“五六十年代美国华人学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一九七一年因心脏病病逝于加州柏克莱。逝后杨联陞曾有挽联誉为“学贯中西文史哲”。 　　陈世骧虽身处海外，毕生热爱中国文化，对于海外某些服膺社会科学而看不起人文科学的无知妄人，“世骧每有机会必为人文科学说话。“据夏志清先生叙述，凡有“洋人发表荒谬言论，或者发言时态度傲慢，世骧也会用长辈的身份去指正他们、教训他们。”“世骧无时无刻不在洋人面前赞扬我国的文化、文学。” 　　这倒不是陈先生故意偏激，而是本来中国文化的某些层面就足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不过实事求是罢了，如今有些国人对于我们的政治体制社会民生颇有非议，提倡批评甚或批判，我自无话可说，因为这是知识分子的本职，也是应该褒奖的；但如果对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一无所知，而偏偏要妄论雌黄，我就不得不感到有点遗憾了，正如所谓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有一次“倚老卖老”，故意在学术讨论会上为难港大中文系黄兆杰——“大家觉得都不错”——的博士论文，“要考问他到底”，陈世骧就会“挺身而出为黄兆杰辩护，也可说把吉川教训了一顿。” 　　陈世骧先生既是学人，也是性情中人。“在做人、做学问方面，世骧抱定几个大原则，不由我不支持他，尤其在开会的时候。”比如有一次他们在英国开学术会议，“有一位美国学者发言，认为假如中共能派郭沫若、沈雁冰来参与盛会，那就更理想了。这几句话是开场白，可能带些玩笑性质，但世骧听了大不以为然，当场发了一大篇议论责问他，为什么我们学人开会，要他们来凑热闹。”（以上所引陈子善与夏志清语均见辽宁教育出版社《陈世骧文存》之“本书说明”与“序二——悼念陈世骧并试论其治学之成就） 　　之所以看似“无端”引出这个“开场白”，不过是想说明，即使身在海外之诸多意识形态未必与“我们”齐一的博学通人，也是无论何时何地，对于吾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念兹在兹，心有所属，不像某些轻薄儿郎动不动就是以落后迂腐外带野蛮视之，说“数典忘祖”或许有些过分，但“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我觉得真可谓一语中的，之所以如此，我想在我这个中西文化一无是处的俗人看来，或者根本对于彼此没有一定的了解与同情，于是就正如杜甫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了，于是我今天就根据钱锺书的一篇比较中西文化的长文，让世人看看，到底“陈世骧们”究是井底之蛙的自我陶醉以致“民族主义”的无所根据，还是真有灼见乃至情郁于中而不得不发——希望不是我这个不学之辈在这里自说自话。 　　钱先生二十七岁也就是一九三七年的时候，发表在《文学杂志》第一卷第四期题名为《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的长文（三联版《钱钟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我觉得至少在中国文化我向来欣赏的“艺术”层面，可为某些喜欢比较中西文化的朋友提供一个也许无益的参考。 　　钱先生文章一开首，就提出很多“近似东西文化特征的问题，给学者们弄得烂污了。我们常听说，某东西代表道地的东方化，某东西代表真正的西方化；其实那个东西，往往名符其实，亦东亦西。” 　　钱先生第一个例证就是我以前曾经说过的“哈吧狗”的例子。“哈吧小狮子狗，中国通俗唤作洋狗，《红楼梦》里不就有‘西洋花点子哈吧儿’么？而在西洋，时髦少妇大半养哈吧狗为闺中伴侣，呼为北京狗——北京至少现在还是我们的土地。许多东西文化的讨论，常使我们联想到哈吧狗。” 　　跟着哈吧狗的，是我们的所谓“特色”之“香草美人”诗，比如众所周知的滥觞就是屈原的《楚辞》开其端，成为后来中国人直至常州词派的一大传统，喜欢“把男女恋爱来象征君臣间的纲常。”于是很多钱先生心目中“精通西学而又风流绮腻的师友们”，认为这种很煞风景的文艺观，是中国旧文化的道地产物，其实在“西洋宗教诗”里，我们“偏找得到同样的体制，只是把神和人的关系来代替君臣了。”钱先生还说在中世纪西洋文学里多此类比兴的作品，但丁就是一个“刺眼的例。”“西洋中世纪神学里的神人之爱保持着名分和距离，破除私情（I’amourdesinteresse）而又非抽象的记号(symbol)崇拜，跟中国旧名教所谓‘忠’，十分相像，不比新教神学所讲爱，带有浪漫性的亲昵。因为西洋有这一体诗，所以也有比兴说诗的理论；但丁释诗四义，甚深微妙义曰‘寄托义’（sensoanagogico），竟完全是我们常州词派的原则。” 　　第三例是章实斋论先秦著作的“言公”现象也是西洋中世纪的特征，它所根据的人生哲学和艺术观，在现代西洋文艺思想里尚占有强大的势力。 　　第四例是“中国道学家排斥文学；同样，西方的艺术思想史也不过是一部相斫书，记载着‘善的帝国主义’（L’imperialismeduBien）和‘美的帝国主义’（L’imperialismeduBeau）的冲突。” 　　第五例比如“中国文章讲平仄，西洋文章讲轻重音；西洋诗的禁忌，并非中国的四声八病，而两者同遵守着声调和谐的原则；虽不相同，可以相当。”这只是因为“中西对象不同，理论因而有差异，我们不该冒失便认为特点；因为两种不同的理论，可以根据着同一原则。” 　　钱先生这篇文章的主旨并非讨论中西文化的“同一性”或“相似性”，而不过是把来作为例证，“借来证明所谓国粹或洋货，往往并非中国或西洋文化的特别标识，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野蛮人还未摆脱五十年前中国维新变法，出版《学究新谈》、《文明小史》时的心理状态，说到新便想到西洋，说到西洋便想到新，好像西洋历史文物，跟他老人家一样的新见世面，具有这种心眼来看文化史，当然处处都见得是特点了。” 　　但是“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到底是什么呢？钱先生认为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也就是“我们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钱先生从《易经》、《文心雕龙》、《颜氏家训》一直到宋濂、曹丕还有钟嵘、翁方纲等人的文章里，为我们举出一个个丰富的例证，证明这个特点是我们“固有”的，“我们在西洋文评里，没有见到同规模的人化现象；我们更可以说，我们自己用西洋文字写批评的时候，常感觉到缺乏人化的成语。但是，这两个负面的论证也许太空泛了，我们要在西洋文评里找出代表的例子，来分析，来指明它们的似是而非，它们的貌同心异，算不得人化。我们把例子分为三类，由浅入深，逐类辨析。” 　　第一类像西塞罗的议论。西塞罗说美有两种：娇丽者，女美也（venustatemmulie-brem）；庄严者，男美也（dignitatemvirilem）。但这不是人化，因为西塞罗根本是在讲人体美，如果讲美学思想史，那么西塞罗的分类极为重要，因为人体美属于美学范围；但如讲文学批评，就全不相干了。 　　第二类西洋普通“文如其人”的理论，像布丰所谓“学问材料皆身外物（horsdeI’homme），惟文则本诸其人（lestyleestl’hommememe）”（慕春按：一则繁琐二则因为轻重音难以标明，下面大都不再附列原文了），歌德所谓“文章乃作者内心真正的印象”，叔本华所谓“文章乃心灵的面貌”，钱先生觉得跟我们此地所讲的人化，绝然是两回事。 　　第一“文如其人”并非“文如人”；“文章乃心灵的面貌”并非人化文评的主张认为文章自身有它的面貌。 　　第二，西方所谓人，是指人格人品，并不如我们专指人身，人品与人身是两回事。比如西方顾尔蒙唯物论的论文见解认为文章是生理作用的产物，健康、饮食、居住以及其他生命机能都能影响到文章，不过用“作者的生理来解释作者的文笔，生理是文笔外面或背面的东西，而我们的文评直截认为文笔自身就有气骨神脉种种生命技能和构造。一切西洋谈艺著作里文如其人或因文观人的说法，都绝对不是人化。” 　　第三类是西洋文评里近似人化而程度上“未达一间”的理论。说到这第三类的比较，钱先生的例证就丰富得简直让人叹为观止，一条一条迤逦开来，颇有山阴道上让人应接不暇之势。本来博客文章我是不想过多征引的，那样既有炫学之嫌而又显得繁琐。但我最近实不甘心有些爱发正言谠论的朋友因为批评时事，而总要连带地批判我们固有一些似乎可以同情理解而又不必摈斥的文化，更兼按照归纳法的科学原理，放到文艺批评上，似乎也只有跟着钱老瞅瞅他为我们揭出的一些好例，或者才能够尊重他老人家一番苦心之余，尝试真正学习并弄清中国文化的特色以及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之异同，以及位于现代社会某些大趋势的脉络中，去回顾我们真正的可以商榷可以承继的文化传统，免得还没有来得及“吐故”就风风火火要“纳新”了，就忙乎乎急匆匆要——妄自菲薄了。我以为。 　　那么，就容我学着钱先生拣些“最亲切有味的来说”说吧：先从古罗马的郎吉纳斯开始就是“文须如人体，不得有肿胀”，又如“文如人体，非一肢一节之为美，而体格停匀之为美”。又如昆鉄灵?????? 　　又如维威斯?????又如斑?琼生??????又如华茨华斯所谓“世人以文章为思想之衣服，实则文章乃思想之肉身坐现。”又如卡莱尔所谓“世人谓文字乃思想之外衣，不知文字为思想之皮肉，比喻则其筋络。”又如佛罗贝（即福楼拜，与纳博科夫一样，钱钟书所谓讲究文章到“头儿脑儿尖儿顶儿”的文章大家）论文所谓“思想与文字分开，全无意义。譬如物体，去其颜色形模，所余不过一场空。思想之为思想，端赖文笔耳”。或“文章不特为思想之生命，抑且为思想之血液”。 　　在我缩水简省过的众多例证后，钱先生提醒我们，这些在西洋文评里，不过是偶然的比喻，信手拈来，并未沁透西洋文人的意识深处，成为普遍的假设和专门的术语。于是关于它们跟“中国文评的人化，有什么差异？我们分四层来讲。” 　　第一，钱先生认为此类例子大多把文章来比人体，只是一种显喻（慕春按：即明喻）。 　　比如“如人体”的“如”字，“于文亦然”的“然”字，顶多也不过隐比，算不得人跟文的化合；如果我们把郎吉纳斯跟刘勰比较，便见分晓。“在此类西洋文评里，人体跟文章还是二元的，虽然是平行的二元。在我们的文评里，文跟人无分彼此，混同一气，达到《庄子?齐物论》所谓‘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的境界。” 　　比如钱先生指出，在西洋文评里，一般只说“一种或这种多肌肉的文章（aorthemuscularstyle），不说一切文章的肌肉（themusclesofthestyle），只说一种或这种多筋（sinewyornervous）的文章，不说一切文章的筋??????”并且我们的人化批评“不大有”估定价值的意义，可以用来赞美说“骨重神寒”，也可以用来谴责说“骨驰肌懈”，而西方文评多是不但有存在判断，而且还有价值判断，比如从维威斯与斑?琼生他们说文章多骨多肉，就等于说文章不好，同样，现代西洋人说文章多肌肉多筋，就等于说文章好。 　　而我们的人化术语在钱先生看来只是“中立的名词”，我们还可以添上种种形容衬托来精微地描画出文章风韵，拿“骨”字来譬喻就有“瘦硬通神”的清骨，有“严家穷隶”的穷骨，有“轻而浮薄”的贱骨，有轻而超妙的“自是君身有仙骨”。而“西洋人体譬喻的文评，比了中国人化文评，恰像西洋相人书比了中国《麻衣相法》，一般的粗浅简陋。中国论文跟中国相面风鉴有极密切而一向被忽略的关系。” 　　钱先生关于这一层认为还有一个例证就是，西塞罗论美有男女当然算不得人化，而昆鉄灵论文有丈夫气女子态，当然跟桐城派的姚鼐所谓阳刚之文阴柔之文的分别相接近了，然而我们要注意姚鼐着眼在“文章种类的差异，昆鉄灵只注意到文章价值的高下。昆鉄灵全不明白丈夫气和女子态可以‘异曲同工’，他只知道丈夫气是好文章，女子态是坏文章。我们所谓阴柔阳刚是平等相对的文章风格，昆鉄灵便有点重男轻女了。进一步说，昆鉄灵只认为丈夫气是文章的常态，他所谓女子气并非指女子的本色，倒是指男人的变相；他只知道须眉丈夫不该有巾帼气，他不知道巾帼女子原该有巾帼气，雄媳妇跟雌老公一样的讨人厌——也许我错了，雌老公该讨得雄媳妇的喜欢的！西洋人论文有男女，不是中立的分类，而是偏袒的判断，佛罗贝的话表示得极明白；他说：‘我只喜欢男性的文句（lesphrasesmales）；像拉马丁（Lamatine）那种女性的文句（Lesphrasesfemelles），我是不爱的”。 　　第二…… 　　第三…… 　　够了，本来还想继续征引钱先生的精微深湛的种种妙论的，但恐怕文章会弄得过于“冗长”了，尽管里面关于中西文化的妥帖比较，关于文艺批评的深刻论断，关于求学问道做人做事的种种言外之意，真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再配上钱先生生动活泼的种种妙语妙喻妙言妙论，实在是“蔚为大观”得少有，虽然这在钱先生的文章里倒是并不稀有而常见得很，真真不忍割爱。恰如当初编辑浙江文艺版《钱钟书散文》的某位责编所谓：读了钱先生博大精深的文论，不但翻字典认了很多难字僻字——（慕春按：也许就像孔已己的“茴香豆”那样酸腐无用）能够纠正以往的种种习以为常不以为忤的偏见谬论，而且还颇为愉快的学到了很多终生受益的文学批评观念，尽管自己“编了钱先生的书后，从此再也不敢编钱先生的书了?????” 　　谓予不信，再举几个字字珠玑的好例，以飨同好。比如“他们只注意到文章有体貌骨肉，不知道文章还有神韵气魄。他们所谓人不过是睡着或晕倒的人，不是有表情、有动作的活人?????” 　　比如“我们把论文当作看人，便无须像西洋人把文章割裂成内容外表，我们论人论文所谓气息凡俗、神清韵淡，都是从风度或风格上看出来。西洋论文，有了人体模型，还缺乏心灵生命。随便举个例子罢，唐顺之《记李方叔论文》语云：‘文章之无韵，譬之壮夫，其躯干咢（原字“咢”左加偏旁“木”，字音为e意思或为“陷入”，这里似有突起突兀僵硬意，搜狗敲不出）然，骨张气盛，而神色昏梦，言动凡浊，则庸俗鄙人而已。’” 　　比如“一切物理界名词，也许都根据生理现象来，不过，何以德昆西未能近取诸身，从本源上立喻？这种偏重外察而忽略内省，跟西方自然科学的发达，有无关系？” 　　“一切艺术鉴赏根本就是移情作用，譬如西洋人唤文艺鉴赏为taste，就是从味觉和触觉上推类的名词。人化文评不过是移情作用发达到最高点的产物。其实一切科学、文学、哲学、人生观、宇宙观的概念，无不根源着移情作用。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过是一种比喻、象征的、像煞有介事、诗意的认识。用一个粗浅的比喻，好像小孩子要看镜子里的光明，却在光明里发现了自己。??????移情作用跟泛客观，行为主义跟唯心论，只是一个波浪的起伏，一个原则的变化。” 　　“少数古文家明白内容的肯定外表，正不亚于外表的肯定内容，思想的影响文笔，正不亚于文笔的影响思想。要做不朽的好文章，也要有不灭的大道理?????” 　　总而言之“意义、思想在文章里有极重要的地位。照此说来，‘倒学家’（慕春按：倒学家即古文家，据钱先生注这是程子批评韩愈的妙语）主张文以载道，并非为道，还是为文章，并非为内容，还是为内容的外表。又要说到相面了；要像个上等文明人，须先从学问心术上修养起，决非不学无术，穿了燕尾巴衣服（swallowtail），喝着鸡尾巴酒（cock-tail），便保得住狐狸尾巴不显出野蛮原形的。‘倒学家’主张文以载道，就等于风鉴家劝你修心补相。” 　　最后再说一句，獭祭了半天，作文抄之公，字数又多又长，还要发在这里，也许在很多人看来颇有点不识时务地迂阔了，这点小生深以为然，只得说声抱歉抱歉。本来钱先生也不是鲁迅先生那种——敢于直面或正视人生的血淋淋的一类人，纯粹的学者一个，虽然在我看来他倒不犬儒，虽然在我看来他倒是真真正正如假包换的一个——学者。还是那句话，“疾虚妄”吧，都是这三个字惹得祸。不过小生之所以如此，或者也有小生的道理，本来我向来知道，这里本是以关注时事为主，而以读书文化为辅的——虽然时事也很可以牵引到文化与读书，所以我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也从来不敢在这里妄谈文化，一者才疏学浅，二者误人子弟的话，那就不好了，但我还想到就是以前曾经说过的，你谈什么都好，但如果因为某种自以为是的高明见解株连到了我们的文化——恨不得连根拔除的态势。那我这个没有文化的伪文化人因为附庸风雅得紧，恐怕就东贴西补临时翻检得不能坐视了，虽不敢奢想自己瞎鼓捣着，能有从“附庸蔚为大邦”的架势，但愚人一得的豪情，还是有的，于是——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