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仍是时代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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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仍是时代风向标
作者：谢文
来源：环球时报



　　在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始终是时代前进与倒退的风向标之一，与国家命运兴衰紧密相连。细数中国百年史，不难发现一个普遍性的规律：凡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比较能够发出独立的声音，在社会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起到相当作用的时候，中国社会总能在经历过千难万险后向现代化方向迈进一步;凡是知识分子遭遇权力和暴力的摧残打压，失去在社会上的正常地位与角色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发展总会停滞甚至倒退。
　　中国知识分子们在涉及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各种利益群体博弈的问题上，从来没有一致过，经常吵吵嚷嚷，相互攻击，不同意见者间形同仇敌。但是，就是在这种辩驳争论和质疑批判中，许多新思想和新观念为社会各个阶层所了解，有时还可以形成某种程度的社会共识从而推进了社会进步。相反，一旦知识分子的话语权被压制，甚至被取消，社会上的既得利益人群就有可能会将国家拉向倒退。
　　近来，在一定圈子里和一定范围内，嘲弄、批判知识分子的势力活跃异常。说来有点蹊跷，21世纪都过去了十多年，但对知识分子的攻击却还是翻新版的“老三论”。
　　第一是所谓“国情论”，即中国的现状不可改变，不该改变。如果有些知识分子讨论些如何继续改革开放，如何使中国现代化的问题，那就是盲目崇拜西方那一套，不合国情。在过去百年，宪政不合国情，共和不合国情，共产不合国情等等保守顽固论调不绝于耳，事实证明错了。在过去30多年，改革不合国情，开放不合国情，民主不合国情，自由不合国情等保守声音一直未绝，前两个已经被实践证明错了，后两个为什么一讨论就容易被扣上不懂国情的帽子呢?
　　第二是所谓“阴谋论”，即凡是向中国兜售自由民主这一套的国家，其实骨子里都是想殖民中国。如果有些知识分子讨论些如何促进自由民主的问题，那就是与这些国家的战略利益不谋而合甚至阴谋而合。
　　第三是所谓“改造论”，也就是知识分子脱离实际，也没有什么知识，算不上什么社会精英。不是知识分子在创造知识，而是非知识分子在创造知识。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知识转化为创新和产品是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主要动力。发达国家里产业工人和农民占人口比例越来越小，不到人口的1/10，而广义的知识分子阶层却成为劳动力的主力军。中国近20年阶层变动的趋势与世界潮流相符，这使得否定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和地位的言论不攻自破。
　　用讲事实摆道理的方式去和鼓吹这三论的人辩论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和利益问题。对于像我一样在文革时期长大成人的一代而言，看到这三论重现江湖有一种十分滑稽的感觉。今日的中国相对开放相当多元，如果还有人重新捡起打压知识分子的旧旗，重演历史，我相信上一次的悲剧不会重演，可能的是一出喜剧，更可能的是一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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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读书人站起来
作者：许纪霖
来源：《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


　　当下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全民腐败”，不仅是某些官僚和商人才腐败，连以往的道德表率知识分子也出现了腐败。对知识分子而言，钱只有工具价值，而无内在价值。钱能够让自己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但知识分子的尊严不是体现为有钱，而是另外一些东西，是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知识，比如说公共责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是个热门话题。每隔10年就有一个焦点的变化：1980年代的焦点在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如何承担现代化的中坚作用;到了1990年代，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被边缘化，于是焦点聚集在如何重建人文精神、知识分子的岗位在哪里;进入21世纪，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关系日益密切，少数人甚至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媒体开始关注知识分子的腐败问题。
　　当下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全民腐败”，不仅仅是某些官僚和商人才腐败。最令人痛心的是，连以往的道德表率知识分子也出现了腐败。校长贪污、教授抄袭、中小学教师奸污女学生……此类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在传统社会中，有两种人受到社会的高度尊重：一个是教师，另一个是医生。前者与人的灵魂有关，后者拯救人的生命。他们之所以受到尊重，不是因为他们有钱或有权势，而是有道德清望。所谓读书人，不但有知识，而且是社会的道德表率。特别是到乱世，普遍有一种期待，期望读书人出来拯救社会、拯救人心。然而近十年来，民众非常失望地发现，原来连社会最期待的读书人在精神、道德上也垮了。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整体腐败了，而是少数害群之马玷污了整个群体形象，且未受到应有的惩罚，对此也缺乏制度和良心的约束。更要命的是，各种不正之风和学术不端，普遍流行于知识界，成为见怪不怪的常态，成为做得说不得的潜规则。知识界风气的败坏令社会惊呼：知识分子到底怎么了?知识界风气的改善还有希望吗?
　　战乱不断的民国是近代教育最辉煌的年代
　　要改善知识界的风气，首先是制度的改革。腐败现象的背后，有一个制度性糜烂的问题，根源在于制度改革严重滞后。
　　以大学为例。为了解决学术腐败问题，各级部门和大学出台了很多惩戒性措施，不能说没有党纪国法，然而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并不能有效遏制学术腐败，腐败反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人过去讲“人治”，讲道德表率，期望有道德的精英出来担任领袖，从而移风易俗、改变社会;现在从“人治”走向“法制”，将希望更多地寄托于“法的秩序”。但这个“法的秩序”并不是“法治”(of law)，而是“法制”(by law)。今天的中国，“法”不可谓不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立法，而且很多不是人大立的法，而是管理部门的行政法规。但法不能内化为公民的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形同虚设。为什么?乃因这些法只是外在的惩治手段，既缺乏相应的法律文化，也没有有效的落实机制。相反，在各种利益机制的驱使下，法是否执行，取决于利益博弈的结果。社会普遍地“法不责众”，如果要“治”的话，或者是有法律之外的政治考量，或者是恰巧要抓一个典型，或者是人际关系没有搞好。而大量的腐败被各种相关利益群体庇护下来。最近媒体披露西安某名牌大学六位老教授联名举报一个长江学者申报国家和地方科技奖造假，告了两年没有定论。学校怕丢丑，一再庇护造假者，对举报者说：“这些情况现在很普遍，不必大惊小怪!”由此可见，仅靠惩罚性的“刑”无法根治制度性腐败，需要的是解决制度深层的一些问题。
　　什么是制度深层的问题?这几年温家宝总理非常关心教育改革，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指导性意见。其中核心的一条是“教授治校”和“教育家办学”。这个意见不是温总理的独创，而是中外教育的普遍规律和历史传统。西方的不说了，就中国教育传统而言，中国古代的学术性教育机构不是科举，而是民间的书院。宋明的书院不是官僚说了算，也没有国家来管理它们，而是书院的掌门人像朱熹、王阳明这些大儒掌握大权。现在大家公认，近代教育最辉煌的年代是民国。从1911年到1949年，战乱几乎没有中断过，乱世之中，国家和私人对教育的投入、资助是很少的，与今天没法比;但那个年代出了多少世界级科学家、多少学术大师?以西南联大这个或许是世界上最短命的著名大学为例，短短7年的历史，就培养出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70多位两院院士和众多学术大师。而西南联大所处的抗战年代，其环境、条件之艰苦，一点不亚于今天要救济的希望小学。在茅屋里面上课，在煤油灯下看书，每天有敌机的轰炸，竟然出了世界一流的人才，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原因是：它秉承了清华、北大、南开“教授治校”和“教育家办学”的传统。
　　所谓“教授治校”，意思是说大学不是行政机构，也不是文化产业，它是原本意义上的大学，是培养博雅之士和社会精英的学术领地。因此大学的真正主人不是官僚，而是教授。2010年的全国“两会”，针对《教育规划纲要》草案中的大学“去行政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些重点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非常敏感，以为去行政化就是大学从此不再有行政级别，自己“副部”或“正厅”的级别就没有了。他们非常着急，提出假如去行政化的话，大学以后出去没法与外界打交道了。的确，中国虽已进入市场经济，但企事业单位依然存在着等级森严的行政官僚管理制度。级别越高，权力越大，在体制内从事利益博弈的资本就越雄厚。不要说大学，连国企都分级别。金融危机以来，大家惊呼“国进民退”、“国企凶猛”，那些正部级、副部级的央企，拿着纳税人的钱，一掷亿金。这背后所呈现的，与其说是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如说是行政级别所拥有的特权，包括政策特权和银行贷款特权。大学也是如此，分985大学、211大学、普通大学……三六九等。即使在39所985大学内部，也有三个等级，即所谓2+7+30，也有副部级和正厅级之分。其实，“去行政化”的核心不是去掉大学的级别，而在于真正贯彻“教授治校”理念。
　　1927--1937：黄金十年
　　贺卫方提出，大学应该是“学者的共和国”。大学的主体是教授，而不是行政官僚。清华大学从留美预备学堂改为国立大学后，教授和学生曾“三赶校长”，直到梅贻琦先生担任校长后局面才稳定下来。清华当时的决策机构是由全体教授组成的教授会，还有一个常设机构——评议会，由教授中的精英组成，经常开会议决学校的重大事务。校长的权力较之今天既大又不大。所谓大，他可以独立决定教授人选。陈寅恪先生游学欧美，却不屑一张大学文凭，也没有学术专著，之所以能被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乃是梁启超先生一句话：“他的一篇文章就抵得过我梁某人著作等身。”校长便从善如流，破格聘用了。在此之前，蔡元培聘什么文凭也没有的梁漱溟担任北大教授，也是看中了梁研究印度哲学的一篇文章。所以后来流行一个趣谈：梁漱溟考北大不取，索性去北大当教授了!校长虽然权力很大，却不能滥用。假如胡作非为，滥用私人，教授会马上可将校长罢免，驱赶出校。中国的大学教授最好的年代，是20世纪20和30年代，即1927-1937这黄金十年。他们不仅是精神贵族，也是物质贵族。整个社会，即使军阀官僚，看到知识分子，都毕恭毕敬，优礼有加。教授们在学术和道德上也很自律，几乎没有什么丑闻。
　　大学的“去行政化”，最重要的便是接上民国大学的好传统，真正在制度上落实“教授治校”，让学者在大学这个“共和国”里当家作主，实现自治。而大学校长，只是这个自治团体中应聘的大管家，是一个CEO。CEO背后有教授会监督，还有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董事会。1980年代初，邓小平考虑以政治改革为突破口推进改革，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作为教育部的试点，一度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改为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全国率先成立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主任是党委书记，但副主任和核心成员大部分是教授。虽然今天各大学都有了校务委员会，但基本上形同虚设，高教法规定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大学“去行政化”之后，党的领导还存在，但应该通过校务委员会或学校董事会实施对校长的监督，而不是直接的指挥。
　　中国历来真正成功的改革都不是自上而下，而是在中央政策的默许下，先在基层试点，从地方开始，从边缘突破，随后取得成功，在全国推广。摸着石头过河，自下而上地改革，是改革开放30年基本的成功经验，被认为是“北京共识”的一部分。而由中央发一个红头文件，一刀切的改革，通常很难成功，因为中国太大，国情太复杂，地区的差异、不同大学的差异非同一般。大学的制度性改革最重要的乃是教育部放权，允许若干所比较有传统、风气比较正的大学根据本校和本地的情况，实验各种形式的去行政化改革。
　　最近，中国科大原校长朱清时在深圳创建南方科技大学，进行教授治校的改革。我对它的期待要超过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假如能够容许更多的大学跟进，出现若干所大学改革的试验，那么知识分子的制度环境，将会有一个质的改变。
　　改革悖论：民众不放心知识精英
　　增加大学的自主性，实现教授治校，改革的阻力不仅来自行政管理部门，也来自民意。这几年上海、北京几所重点高校试行大学自主招生，取消统一的标准考试，由教授组成专家组通过面试自主招生。这一改革假如在全国普遍推广，恐怕大部分考生和家长都不赞成、不放心。因为知识分子的专业信用和道德声誉今天已经破产了。人们普遍担心他们会像商人和官员一样在运用权力时上下其手，谋取私利。在中国，虽然社会上下，从学生、教师、家长，到校长、教育部官员，人人对高考这个最大的应试教育指挥棒不满意，应试教育却还在逐年强化——因为管理部门和社会舆论担心，假如取消了刚性的分数标准，而在录取中添加人为因素，最后会使得拉关系成风，无权无势的贫家子弟成为牺牲品。
　　今天的大学自主性改革，管理部门的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考量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来自底层的民意。管理部门之所以把权力越收越紧，其背后是有民意基础的，可以说是官僚阶层与民意联合夹击精英。今天的民意有一种强烈的反精英的民粹倾向，认为精英都腐败了，唯一的指望是通过国家权力的强化来制约腐败的知识精英。现在连部分考研也应试化，而且题目都是有标准答案的刚性的客观题。这个统考杀伤力很大，不仅基础教育，连大学教育都有应试化的趋势，许多考生四年大学期间什么书都不看，只知道背教科书。之所以要统一命题考试，据说是某些大学的某些专业，借考研辅导为名泄漏考题，从中牟利，还有个别不良导师借机骗财骗色，使得舆论不满、民怨沸腾。教育部以顺从民意的名义，将这个权力收回。
　　不仅招生，连大学的学术研究如今也被纳入行政化的统一管理。近十年来，各校以规范管理为名的改革，不是往“教授治校”的方向发展，而是大倒退，教授们连教学与科研的自主性都在各种改革之中慢慢流失。今天的大学教授不要说管理学校，连自己的学术都管不住，整天围绕行政管理部门颁布的各种量化指标团团转。学生不能乐学，老师不能乐教，学者不能在研究中得到快乐，最后统统异化为一种谋生手段。
　　国外有评论尖刻地讽刺说，世界上有两种科学家，一种叫科学家，另一种叫中国科学家。科学家的旨趣在于求知或者将科研成果转换为生产力，而中国科学家两者都没有兴趣，他们仅仅是为发表而发表。有了这些SCI、CSCI杂志的量化成果，就可以顺利地向国家要资源、换取职称和各种功名。在片面追求“学术GDP”的行政指挥棒导引下，今天中国的SCI杂志论文发表总量已列世界第五位，但单篇引用率极低，还不及北欧几个小国。我们以人海战术制造了虚假的学术繁荣，但从单个成果看，不要说诺贝尔奖，连距离世界一流成果都何其遥远。在这种以行政为中心的制度下，败坏的不仅是学术，更是人心，是知识分子的学术兴趣和专业良知。
　　斯文扫地：读书人自己看不起自己
　　世俗社会的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愈来愈平庸化，大学变成了一个俗人呆的地方。虽然读书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要面对很多世俗的问题，要解决蜗居的问题，也想生活得好一点，但读书人又不是一般的人。钱是有价值的，当然重要，然而对知识分子而言，钱只有工具价值，而无内在价值。钱能够让自己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但知识分子的尊严不是体现为有钱，而是另外一些东西，是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知识，比如说公共责任。
　　今天不少在大学教书的知识分子，给学生的印象首先就是精神上支撑不起来，整一个俗人，斯文扫地，不是因为穷，乃是因为自己看不起自己。读书人自豪的不是开什么车，住什么房，而是儒雅斯文的气质。虽然知识似乎已经贬值，但读书人首先要自信，然后才会被别人看得起。学生如今在学校受到的非专业教育，好像只有两种，一种是体制内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些大道理没有人情味，也很少有人相信，只是敲门砖，考过即忘。还有一种是私下流行的小道理，许多教师在课堂上也经常这样讲，比如“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学术没有用，最要紧的是学会生存和竞争的本领”等。
　　这些世俗的人生箴言，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年轻的学生影响很大。而在空泛的大道理和功利的小道理之间，真正缺少的是实实在在的公民教育、人生教育和道德教育。过去的校园是青春的伊甸园，如今的校园成为提前打拼的名利场，小学生过早失去了童真，大学生也没有了浪漫的青春。鹿桥的小说《未央歌》在海峡对岸被称为台湾的“青春之歌”，影响了几代台湾大学生，写的就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故事。这本书不要说今天的学生，连我读了之后都觉得当年的西南联大学生怎么如此纯真，比琼瑶还琼瑶。为什么这本书在台湾流传了整整半个世纪?因为他们觉得校园就应该是这样的。我发现，不是小说出了问题，而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因为我们已失去了纯真的知识分子生活。
　　过去我们常说大学领着社会走。大学是怎么样的，社会就应该是怎么样的，因为大学创造着社会的价值。但今天已经倒了过来，大学被社会拖着走，大学生的世界观就是社会的世俗价值观，不仅学生被社会提前洗脑，更重要的是老师已完全世俗化。知识分子与常人无异，混迹于市井之中。
　　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的社会，通常以人生代替宗教。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因此人文化的知识分子便显得格外重要。他们在功能上等同于西方社会的牧师，有拯救人的灵魂的职责。社会之所以对知识分子有特别的期待，之所以对知识分子的堕落痛心疾首，乃是与中国社会以人文代宗教的特点有关。虽然人文知识分子今天不再是社会的中心，社会精英也开始多元化，有科技精英、商业精英、权力精英、草根精英等，但即使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的教授，依然承担着独特的责任。
　　现代社会是知识为中心的社会，知识分子掌握着知识生产(学校)和流通(媒体)的核心枢纽。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人格类型基本是在大学奠定的，有什么样的大学就有什么样的未来。媒体影响的是社会的现实，而大学决定了国家的未来。今天大家谈得最多的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当然是毋庸争辩的事实，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崛起?是财富的崛起，还是文明的崛起?能否向世界展现具有精神内涵的中国文明?知识分子在文明崛起的过程之中将有什么样的反思，有什么样的担当?
　　每一个读书人，或许都应该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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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
作者：许纪霖
来源：南方都市报



    我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划为六代人，以1949年为中点，前三代暂且不提，后三代以文革为中心，分为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文革后一代。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文革一代，这一代有各种说法，老三届、红卫兵、知青、新三级等等。他们在文革之初是初中、高中生，1969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成为知青，文革之后其中的佼佼者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基本集中在77、78、79这三级，毕业之后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今天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我是文革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入学的77级大学生，同学里面大部分是老三届，他们塑造了我们那届学生的主流风格。我当年只有20岁出头，属于红小兵一代，在77级里面是年龄最小的之一，比较边缘。由于身在庐山，又处于边缘，有些问题反而可以看得比较透彻。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其人格塑造基本在文革当中就完成了，形成了几个共同的性格特征：第一，有信念，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这个理想一开始是毛泽东缔造的共产主义红色理想，到80年代转化为实现中国的富强与现代化。这些理想是他们的生命所在，是支撑他们奋斗的核心因素。第二，红卫兵精神，质疑权威，敢说敢干，有造反的传统。第三，灵活嬗变。这代人经历过信念的生生死死，又有过上山下乡，社会阅历非常丰富。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在某种状况下，也会成为机会主义者，善变、识时务，跟着时代潮流走。这与理想主义既矛盾，又形成某种互补。这代人的理想不是教条式的(十七年一代有这种倾向)，为了实现理想可以动用各种手段，最后手段代替了目标。这代人即使做学问，真正的兴趣也不在学问，而是为了救国救世，学问只是一个工具。他们是问题中人，并非学问中人。这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非常相像，但开风气不为师。第四，有强烈的使命感。毛主席当年说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于是红卫兵一代人思考的问题都很大，从中国到世界，都是宏大问题。有拯救世人的决心和野心。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大学有一种特殊的氛围。要了解这代知识分子，就要从了解当时的大学氛围开始。当时校园政治非常活跃。思想解放运动的各个波段，在大学里面都有直接的反应，大家都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谁谈个人前途谁庸俗。1980年竞选区人民代表，当时从北大到全国各个大学，都是一件大事，民主选举，激烈竞选，大家都将它看作是中国民主的政治预演，许多学生都站出来竞选，发表竞选演讲，因此还出了一些风云人物。我们这代人很讲政治，无论做什么，政治敏感性都很强，这个特点一直保持到今天。我1982年毕业之后留校任教一直到今天，看着大学这三十年一路变化，感到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当年大学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跃，校园里充满政治色彩，但是没有私人生活的空间。今天是倒过来，大学生的私人生活非常自由，但是公共生活的空间相当狭隘。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早期理想是革命的理想主义，文革之后革命的理想迅速幻灭，但新的理想又出现了，变为个人的英雄主义理想。我们当时读的畅销书都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还有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普希金、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现在几乎没人提，当年却影响了整个一代人，因为它塑造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充满着个人主义的理想精神，这种精神在文革之后迅速焕发出来。那个时候的个人主义与今天不一样，今天是流行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而当年的个人主义充满着英雄气概，“小我”的意义最后要通过“大我”做出贡献而得以实现。八十年代的启蒙实践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展开的。比如80年代非常走红的“走向未来”丛书，两位主编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写的文章，今天读来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精神，他们的《公开的情书》哪怕是私人的爱情生活，都与国家与人类的宏大目标紧密相关。这种理想主义来自毛泽东时代，到八十年代，理想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理想主义的内在结构却是一脉相传的。
　　理想主义精神在1987、1989年都遭受到挫折，挫折之后，一部分人下海经商，但许多人还是选择坚守。但从中发展出一种“后理想主义”。在理想在现实中遭受挫败之后，人们普遍有一种幻灭感，让人感到理想是虚无的。怎么办?他们不愿认同王朔的痞子逻辑，躲避崇高，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代人整个生活追求的是崇高，崇高是生命的价值所在，没有了崇高，人生就没有意义了。但崇高的理想又有很大的虚妄性。在崇高与虚妄之间，形成了痛苦的精神挣扎。就是在这种困境之中，发展出一种“后理想主义”， 这种“后理想主义”精神在作家史铁生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目的是荒谬的，结果也是未知的，行动还有什么意义呢?“后理想主义“与传统的理想主义不同，不再在乎结果，而是注重过程。行动的意义不再是追求实质性的结果，只是自己战胜命运的精神象征。这像加缪所说的西西弗斯精神。西西弗斯的意义不在于最后是否实现了目标，而是以一种知其不可为之的精神战胜了自己的命运。
　　确切地说，到80年代后期，市场化就以商品经济的形式出现，知识分子内部已经开始分化。最大的转折出现在1992年，发生了整个社会世俗化的大转型，人们的心态都变了，变得现实很多，理想主义开始衰落。社会发生急遽的变化。90年代的分化是买不买股票，近十年的分化是买不买房。通过股票和房产两波原始积累，原来都在同一个水准的一代人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层，不仅是资产，更重要的是心态的变化。
　　这一代人中的不少精英很有社会经验，文革时期是红卫兵，下乡受到挫折之后想办法参军、回城，恢复高考之后立马考进大学，然后是抓住一次又一次晋升和发财的机会。很会抓机会，非常有功利心，虽然有理想，关怀宏大，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当中非常实在，充满了机会主义式的权变。只要目的是神圣的，采取什么手段都不重要。中国政法大学的应星先生今年发表过一篇对这代人的批评文章，标题就很刺激：《且看今日学界 “新父”之朽败》，历数如今已经在学界已经成为长辈的“新三级”一代学者的种种劣行：从钻营投机到抄袭剽窃，完全丧失了领军人物应有的道德感和学术份量，虽然年近六十，却德不高望不重。应星这些后文革一代人在90年代成长的过程中可能对“新三代”有过敬仰，至少是赶超的对象，如今失望之至，自然语词激烈。
　　市场经济是外因，更重要的是缺乏内在的伦理感。这与“新三级”受的教育有关，喝狼奶长大，身上缺乏一种根深蒂固的人文主义和道德伦理感。如今的年轻一代有弑父情结，儿子长大成人的标志，便是杀死父亲，但又有向祖父一代回归的倾向。父亲一代的压迫是直接的，而祖父、曾祖父却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如今的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热、阅读热，将民国一代人说得花好桃好，虽然有将祖父一代理想化的倾向，但1949年以前受过教育的那代知识分子就是不一样。我有机会深度接触过那代知识分子，比如王元化先生，他一直强调陈寅恪先生的那句话：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那是那代人骨子里的东西。我们这代人虽然也追求自由与独立，但总是有比自由独立更高、更神圣的东西，一旦集体和国家的目标与自由发生冲突，就会牺牲个人的独立性。
　　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有父与子两代人，父亲一代是贵族知识分子，有内涵而没有力量，沉思太多，行动犹豫;儿子一代是平民知识分子，有力量而没有内涵，坚信与其坐而思，不如起而行。当代中国两代知识分似乎刚好倒过来，文革一代人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轻信而行动力强;而90年代之后的年轻一代，因为在虚无主义环境中生长，经常怀疑行动的功效与意义，成为游移不定的“多余的人”。我们这代人的毛病在于虚伪，那是一种“真诚的虚伪”。有一个很出名的老三届知识分子，90年代股票热的时候，决定也要挤入俗流去炒股票。俗就俗了，换成下一代人，会大声张扬，觉得很正常。但这代人不行，非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这位知识界名流对朋友说：“为了筹集革命经费，我们一起筹资炒股票吧!”你说他虚伪，他还真信这个，尽管这种信的里面有虚假的成分，自我安慰，自我正当化。为了崇高可以做一些俗事，只要目的是崇高的，手段再凡俗也就在所不惜了。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邃使竖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好时代而已。这十年留给我们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纪之交，当十七年一代人逐渐退休时，我们这一代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全面接班，成为最资深的领军人物。这不是我们这代人炉火纯青，有了这个实力，而只是时代的阴差阳错。但这代人自我感觉太好，缺乏反思精神。被揭露出有抄袭、腐败的丑行，第一个反应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辩护，一口咬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观念的启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没有留下道德遗产，很少像民国那代知识分子那样有德高望重之誉。
　　早在十年前的1999年，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年的时候，中国曾经有一次知青热，曾经在北大荒、大草原、云南下乡的知青，后来又考进大学、如今成为超级成功者的一批人，突然发思古之幽情。开始怀念上山下乡那段岁月，苦难的经历被染上了玫瑰色。北大荒知青在上海办一个展览，展览的都是文革期间留下的青春焕发、战天斗地的摆拍照片，一群翻身上位的成功者在那里大谈青春不悔。现场就有同样从北大荒回来的、如今已经下岗的同龄人，尖锐地责问他们：你们当然是成功者，可以青春不悔，但你是否知道我们大多数知青都被耽误了青春，如今下岗待业，成为困难户、低保户?当知青一代中的极少数成功者弹冠相庆，一切苦难最终成为温存的回忆，他们完全忘记了更多的被时代残酷淘汰了的难友。他们缺乏对弱者的同情心，唯有成功者的虚骄，觉得自己的成功便是那代人的成功，自己就是文革一代人的代表。事实上，少数精英的成功是建立在大多数同代人牺牲的基础上的。我参加的77级高考，100个考生人里面只有不到5个人录取，淘汰率最高，空前地残酷，我们真的是极少数被命运特别关照的人，越是成功，越需要的是感恩和谦卑，而不是自傲和虚妄。
　　我们这代人毕竟受过启蒙思潮的影响，民主的观念根深蒂固。毕竟不是在90年代后的世俗化环境下生长起来，大部分人不特别爱钱，虽然有些人爱权势。我们这代人不大懂得生活的享受，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世俗生活是被压抑的，也没有觉得物质生活有多大的快乐。他们的追求是集体性、国家至上的，这就潜伏着变革的动力。特别是当我们这代人即将退休，前途已定，无所牵挂的时候，可能会做点有益的事情。我很希望我们这代人在退下来之前，都能做一两件对得起我们时代的善事，能做多少算多少，那大概是对时代、对人民的最大的感恩。爱权不要紧，要紧的是掌权之后，是否为国家和百姓做好事。可惜的是，那些当官的同时代人，在位的时候屁股决定脑袋，慎言慎行。从位子上退下来之后，倒是慷慨激昂，体制的毛病比谁都看得清楚。
　　我曾经说过：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因为我的课堂我作主。假如我的同时代人，都能在自己有权的范围之内，改变一点点，十年、几十年之后，可能整个社会，就会有一些根子上的变化。如今的问题大家都在埋怨社会、埋怨政府、埋怨别人，但很少想一想，我自己能够做什么?不是做不到，而是你能做而不作为。比如民主，谁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偏偏不愿在自己的职权范围里面落实民主。最不讲民主的其实倒是知识分子群体。大学缺乏民主，院系缺乏民主，连知识分子的各种学会、行业协会，有几个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整个都是体制里面那一套，甚至还不如党代会、人代会有差额选举。
　　这代知识分子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仍然在现实中书写着自己的骄傲或耻辱。新三级知识分子开辟了何种精神传统?将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历史遗产?在人生进入收官阶段的我们这代人，或许都应该忙里偷闲，静下心来想一想。历史将会浓墨重彩地为我们记上一笔：或者是光荣与梦想，或者是耻辱与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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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富强已至，文明还远
作者：许纪霖
来源：财新网-新世纪周刊年终特刊



    30年来的中国，实现的只是富强的崛起，还没有实现文明的崛起

　　一个世纪的开端，在历史学家的眼里，往往不是从自然年算起，而是从某个重大历史事件开始。20世纪是从1914年的“欧战”爆发开始的，那么，21世纪的开端在哪里？若干年后回头看，很有可能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危机逐步改变着世界政治的格局，出现了一个新的变量：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公认的事实。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中国的崛起，是什么意义上的崛起？是富强的崛起，还是文明的崛起？
    富强如何压倒了文明
　　30年来的中国，实现的只是富强的崛起，还没有实现文明的崛起。“富强的崛起”只是以GDP为核心的一组统计资料，所谓民富国强，是综合国力的展现；而“文明的崛起”则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制度体系，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
　　早在晚清，严复、梁启超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发现：近代西方崛起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富强是躯体，文明是灵魂。富强与文明，哪个目标更重要？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亡国灭种危机面前，文明的目标、自由民主的理想不是不重要，但比较起富强，显然可以缓一步进行；当务之急乃是尽快实现富国强兵，以自己的实力争得世界上的生存地位。因此，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强国梦之中，富强压倒文明始终是中国的主旋律。从晚清到民国，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30年，虽然文明梦的内涵与时俱变，但富强的目标始终一以贯之。
　　即使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挂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打造社会主义强国，依然是“继续革命”的中心目标。毛泽东求强心切，发动“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试图以非现代的方式建立现代强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先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随后认定“发展是硬道理”；人民富裕、国家强盛，成为社会上下共同的追求目标，发展主义成为超越各种主义纷争的国家主导思想，而消费主义又是百姓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发展主义的国家战略与消费主义的民众意识上下合流，其背后共享的世俗目标，便是与价值、伦理与文明无关的富强。以寻求富强为中心，3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了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崛起。
　　富强与文明是近代西方崛起的两大秘密。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当中，暂时舍弃了文明，全副精力攻富强，不惜一切代价学西方，追求“富强的崛起”。路易斯·哈茨在为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不无感慨地指出：严复站在尚未经历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立场，一下子就发现了西方思想家未曾意识到的19世纪欧洲崛起的秘密；他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叙述的背后，读出了“集体的能力”这一西方得以富强的主题。
　　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几代中国人追寻强国梦。在何种文明问题上，几度摇摆——最初英美，又是法兰西，随后苏俄，最后回到英美——至今争论不休；但在富强这一关节点上，却前仆后继，纲举目张。富强这门课是残酷的，学生先是被老师棒喝殴打，打醒之后一招一式模仿老师。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苦练，终于到了学生可以向老师叫板、师生平起平坐的时刻。假如像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所预言的那样，2050年真的实现了“东风压倒西风”，这究竟是中国的胜利，还是西方式富强的胜利？西方人届时会否像当年被满清征服的汉人那样骄傲地回答：是的，是轮到你们东方人再次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不过这次你们却在精神上堕入了我们西方精神的俘虏，是我们让你们从野蛮走向了文明——哦，不，从你们东方文明的视角来看，应该是从文明走向了野蛮！
　　现代性既包含物质文明（富强），也内含精神文明（价值）。一部近代西方的现代化历史，也是道德与生存、启蒙价值与国家理性内在冲突、相互斗争的过程。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历史内部曾经出现过物质主义与国家理性携手、走向全球野蛮扩张的文明歧路。这种以富强为核心的现代性，也预设了对人性的独特理解，不过那仅仅是霍布斯意义上追求自我保存、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生物人”。这种失去宗教与道德价值约束的现代性，无异于一种野蛮的现代性，或者说“反文明的文明”。假如没有文明法则的制衡，听凭现代性内部富强的单向膨胀，往往会堕于腐败、冷酷与野蛮。“二战”的爆发就与文明内部的这种残缺性有关。
　　今日的中国人，比这个时代的西方人更像19世纪的西方人，表现出欧洲早期工业化时代欲望强烈、生机勃勃、冷酷无情、迷信物质力量的布尔乔亚精神。当世之国人，与儒家文明熏陶下的老祖宗比较，在精神上恍若异种。在富强这张脸谱上，中国已经步入“现代”，而“现代”的代价却是“中国”的失落——不是国家主权意义上而是文明主体意义上的中国。


    现代性中的内在野蛮性
　　富强与文明都是现代性的内在要素。所谓富强，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器物的现代化；其次是国民精神的提升；第三个旨在实现韦伯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机器的合理化。而文明则是一种特定的价值目标和乌托邦理想，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等，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富强是世俗的诉求，而文明内含了伦理、道德的价值理想。


　　在欧洲的现代性历史过程之中，富强与文明是同时展开的两面。富强为现代性提供了物质生产与制度合理化的基础，使得人类在短短的几个世纪之内，能够创造出比过去所有历史的总和都要大得多的物质财富。文明则为现代性提供了精神与制度的价值与意义，并以此发展出现代的心灵秩序与政治秩序。缺乏富强的现代性仰仗各种现代神话，其实是一种虚弱的、贫乏的宗教/道德乌托邦，而没有文明的现代性则是可怕的、具有内在破坏力的蛮力。富强与文明，是现代性不可缺少的两面；它们满足了人性深处世俗欲望与精神超越两个矛盾性的追求，是心灵秩序中神魔二元性在社会秩序中的现实展现。
　　当代中国的发展，创造了30年迅速崛起的奇迹，但现代性的负面景观都在中国集中地体现。
　　现代性靠什么与内在的野蛮性作战？现代性一方面滋生着不断变种的野蛮流感，同时也不断生产着对它们的抗体。从现代性的历史来看，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各种价值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建制，还有人类几千年的人文与宗教传统，都是制约现代性负面的有效因素。文明之所以依然给我们希望，启蒙之所以没有死亡，源远流长的人文与宗教传统之所以仍有意义，乃是建立在这种现代性抗体的自我生产机制之上的。按照历史的辩证法，野蛮的流感让文明产生抗体，但同时也不断对抗体做出反应，产生新的流感病菌。如同加缪所说，鼠疫是不可能终极地战胜的，因为鼠疫在人心之中。但人之伟大，乃是有一种西西弗斯的精神，与之不断的抗争。对于人类文明的前景，我们应该抱有一种审慎的乐观或有节制的悲观态度。


   启蒙理性与国家理性
　　在法国巴黎，有两所世俗化圣地：先贤祠与荣军院大教堂，象征着法国革命所建立的两种正当性。埋葬在先贤祠的伏尔泰、卢梭、佐拉、雨果等启蒙知识分子，奠定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正当性；但近代的法兰西还有沉睡在荣军院里面的拿破仑所代表的另一种正当性，那就是以国家荣耀为最高追求的帝国正当性。

　　自由主义继承的是先贤祠的启蒙传统，而中国“左派”经常批评荣军院的帝国本质。实际上，现代西方正是有这两张面孔：启蒙与国家、文明与帝国。而且，对于大国来说，民族国家与帝国之梦又难以分离。
　　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追求的是现代国家的启蒙正当性，而国家主义者要的却是帝国的正当性。《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说穿了就是想重温帝国的旧梦。不过，他们提出的问题也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在这个帝国争霸的世界里面，难道中国可以只要王道（自由民主）而舍弃霸道（强国梦）吗？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又该如何响应国家建构这另一种正当性呢？
　　自由派与新左派都将西方单一化了，新左派只看到帝国主义的嘴脸，而自由派则缺乏沃勒斯坦那样的世界体系视野，从国家关系的内部考察西方法治国家的面相。今天我们之所以对西方有如此多的分歧和争论，与这两歧性有关。对于西方的两张面孔，中国的自由派与新左派各自抱住了大象的一条腿，自由派看到了天使，新左派发现的是魔鬼。而真正的西方是复杂的，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天使与魔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家与人性其实也差不多，存在着一个内部的紧张。
　　是国家富强重要，还是文明的建设更重要？这个问题，从晚清的梁启超、严复、杨度、孙中山，一直到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都有非常激烈的争论。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两种理性的冲撞。在欧洲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之中，发展出两种不同的理性传统——启蒙理性和国家理性。启蒙理性的道德价值落实在个人的自由与解放。而国家理性从马基雅维里开始，国家作为一个有机的个体，它像人一样具有自身的生存发展的理由，为了这一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
　　国家理性预设了国家主权的自主性，近代的国家主权因为超越了古希腊罗马的德性伦理和中世纪的上帝意志，在英法最初所凭借的是启蒙理性的自然法传统；但到了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狂潮兴起，普世的自然法传统被判为虚妄，国家理性之上不再有任何普遍性的道德伦理羁绊，权势成为其惟一的目的，国家成为超道德的利维坦。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不再是超越的宗教或道德形而上学，而是所谓的国家与国民的同一性。国家挣脱了来自超越世界的普世性规则，它成为它自身，其正当性来自人民的授权，这种授权或者是君主制的代表（公共利益），或者是民主制的周期性的选举授权。国家自身有其存在、发展的理由，其理由便是公共福祉。国家一旦获得了自主性，具有了最高主权的形式，便不再有外在的道德规范，其内在的权势便自我繁殖，向外扩张。
　　国家理性是现代性的内在的一部分，在一个世俗化的时代，国家理性是不可避免的合理性，它是现代的必要之恶，但需要有驾驭恶的文明力量。当下中国与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德国具有某种相似性，那就是富强崛起之后向何处去？现代德国的悲剧性历史留给人类的重大教训，乃是提醒我们：假如国家理性缺乏启蒙理性的导航和制约，任其自身发展，将会把民族拖下无底的深渊。
　　国家理性与启蒙理性都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各有其内在价值，并非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然而，要警惕的是国家理性借文明的名义扩张其权势。问题在于：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国家理性？是“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具有自我扩张性的国家理性，还是审慎的、有道德原则的国家理性？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何在？是虚幻的国家/国民同一性，或者是施米特式的代表性民主威权，还是自由宪政体制所形成的国家意志？国家理性当然也可以是中国特色的，但在中国文明之中，有儒家的天下主义传统，也有法家的穷兵黩武传统。你的国家理性与谁调情，结局大不一样——虽然打的都是“中国特色”牌。
　　任何一种理性或主义，本身具有内在的多歧性。真正的历史罪孽是一种化学反应。单个的主义很难说好坏，就看与谁联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甘阳提出要“通三统”，这个提法本身不错，问题在于过于笼统。“三统”中无论是中国文化传统，还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传统、西方的现代性传统，都是内涵非常复杂、具有丰富多歧性的传统，就看如何个“通法”。现代的国家理性，究竟是与现代的启蒙价值、儒家的人文传统相结合，还是与毛泽东的集权体制或者法家的富国强兵同流合污？与其笼统地谈“通三统”，不如深入一个层面，仔细地梳理“三统”之中不同的历史遗产，各家各派拿出不同的组合方案，为中国文明的重建展开一场思想的大论战。
　　中国已经崛起。中国尚未崛起。已经崛起的是富强，尚未崛起的是文明。中国的崛起，必须从富强走向文明。
　　许纪霖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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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专业高 热切关怀社会2011年08月01日


作者：傅国涌



一个民族，如果毫不吝啬地把至高的荣誉都献给那些整天受媒体追捧、到处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文化人，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乐颠颠的，那才是最大最深的悲哀
□傅国涌
伦理学家周辅成先生是1911年生人，于两年前的2009年5月22日上午11时30分，在北京友谊医院逝世，享年98岁。今天收到北大出版社新出的《周辅成文集》2卷本，沉甸甸的。
两年前，北大三位老教授周辅成、季羡林和任继愈先后谢世，季、任两位先生的身后哀荣和周先生的冷清，让我心有所感，曾写过一篇小文。
98岁的季羡林和93岁的任继愈同日去世，尤其是季羡林的离世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媒体以铺天盖地的好词好句为他们送行，可谓备极哀荣。这两位老人在各自的专业上都是有建树的，关于季羡林先生，广为流传的那个故事说他曾在路上为北大学生看行李，如果此事属实，可以为老人的私德做一个小小的注脚。只是中华民族向来不缺对个人私德的要求，也不缺在私德上站得住的人，缺的是怀抱公德心，持续地为民族正气、为文明进步孜孜努力的人。梁启超先生一百多年前率先引入的“公德”这个维度，正是通往一个健康社会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之一。这个公德就是一个人在公共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德行和选择，它已超越古代的节操、气节，而有了现代的内涵。现代社会在评价一个知识分子时，应更多地使用公德的尺度。
两位老人身后的哀荣，使我想起另一位北大老人——98岁的伦理学家周辅成先生，想起他谢世后的冷清和寂寞。我当时只在北大哲学系的网站上看到一则讣告。原因何在？当然不是他的学术成就不够，作为中国伦理学这个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倡导者，北大哲学系的资深教授，他在专业上同样有出色的贡献，他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主持编译的《西方伦理学原著选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西方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有关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选辑》，给国人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资源和思想火种，受惠的不仅是那些专业研究者。就因为他追求浩然独立的人格，就因为他的良知常常悖逆某些势力的意志，他成了被冷落在一边的人，很少在媒体露面，从而被北大和这个喜欢热闹喧哗的所谓主流社会刻意遗忘了。周先生的关门弟子、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万俊人曾感叹：葬礼太简陋了。周先生当然不会在意葬礼的冷清，更不会把那些奖赏、哀荣当作宝贝，他有自己的价值尺度，有自己的评判标准。生前的荣誉、鲜花和掌声他尚且毫不在乎，何况身后。
说到底，今天真正值得举世尊敬的还是周辅成先生，因为他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不仅是私德上的无瑕疵，更重要的是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公德心，他没有背对自己所经历的这个时代，总是直面现实，哪怕是在极为严峻的环境之下，他仍为一个现代中国仗义执言。
这次出版的《周辅成文集》第二卷前面，有他1986年10月为北大学生刊物的题词手迹：“社会良好风气，是靠行为作出来的。养成良好风气，首先，要反对‘说的是一套，作的又另是一套’。如果有任何人居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叫他是‘伪君子’。其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敢于说真话。如果有人自己不讲真话，还要反对别人讲真话，这种人，我们就称他是‘假卫道士’……”
讲真话并不是什么高调的标准，只是底线的要求，始终是他恪守的生活准则和不变的追求。1993年，他在《论社会公正》一文中指出：“人人需要公正，比每日需要吃饭还更迫切。”“公正原则，并不是什么帝王将相或大学问家发明的，而是社会自然形成的，是人民的一致呼声。大抵，社会上有了不公平，人民就要求公平……倡导公正原则，既然源自反对不公正，那么，在实际生活中，站在鼓吹公正原则前列的，必然多半是受不公正待遇的善良人民”。他直言，“一个社会，如果整个机构，都带有严重的不道德、不公正现象，就是说，整个精神文明出现了严重的堕落腐化，这时还骂主张社会公正论或道德振兴论的人是‘道德救国论’者，我看是大错特错了。”这位伦理学家的话，今天读来依然可以引起我们的共鸣。
那一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48/126”号决议，确定1995年为“联合国宽容年”，以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弘扬联合国宗旨的基本精神：宽容。1995年春天，他和王淦昌、楼适夷、杨宪益、吴祖光等在各个领域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联合呼吁“宽容”，这是当年影响很大的一件事，对他而言，这只是又一次凭良心说真话而已。一个人只有怀着赤子之心，真正热爱自己脚下这块土地，才能做到不以现实利益的得失来权衡一切。他们为一个古老民族的文明进步而承担自己的责任，呈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公德层面的担当意识，大大彰显了人格的力量。
这位与辛亥同龄的老人，亲历过20世纪的一系列运动，这一切让他对宽容，对人道主义、人的解放有了更深入的看法，这不仅是他的学术研究所得，更是他的人生体验。1996年12月，他在《论人和人的解放》后记中，写下这样一番话：“知识是可贵的，道德是可贵的，文化也是可贵的。这些都是人民艰苦奋斗、用血汗换来的成绩。我佩服古往今来站在人民一边，捍卫人民的权利与人格的有良心的志士们的气节与灵魂。我手中只有半支白粉笔和一支破笔，但还想用它来响应这些古今中外贤哲们的智慧和勇敢，向他们致敬。”在北大朗润园他家的墙上，有一张他亲手书写的条幅：“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他以孟子的这番话自励，实际上，他不仅做到了孟子所谓的大丈夫，而且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始终没有低下过高贵的头颅，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同为穿越了20世纪无数风云变幻的学术老人，三个人身后哀荣的巨大反差，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民族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到底更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我们固然需要各个专业领域都能出现私德无愧的专家型知识分子，对他们的贡献同样要给予足够的评价，但是，我们更需要周辅成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光在专业上有卓越的建树，而且热切地关怀社会，一如既往地葆有纯洁的良心，承担自己该承担的一部分，哪怕为此而被冷落。一个民族，如果毫不吝啬地把至高的荣誉都献给那些整天受媒体追捧、到处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文化人，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乐颠颠的，那才是最大最深的悲哀。在变幻不定的现世评判标准之外，在人类的文明史当中，始终有不变的确定的尺度，无论生前死后你获得了多大的人间荣耀，最终都逃不过这个不变尺度的衡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深信，挺立在精神史上的将是周辅成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
还是重温一下周辅成先生说过的话：“历史（或时代）是十分无情的：你愚而自用，腐化堕落了，蜕化变质了，谁也不能救你。”毕竟，现世的荣誉归现世，历史的荣誉归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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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吁人文知识分子声音更强硬 参与社会建设
2011年03月10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3月10日电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冯骥才10日表示，应该依靠文化界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参与到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中来。如果人文知识分子的声音强硬的话，就不会出现660个城市都“千城一面”文化的悲剧。
在他看来，文化建设最关键的，还是应该多依靠“全家”。人文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国家的建设中应该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巨大转型中，知识分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自己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写商会文学走向文坛。
“改革开放一开始起步，人文知识分子对社会有巨大的贡献”，冯骥才说，“但是当整个社会转向以经济为中心的时候，知识分子就弱下来了。更多的应该让人文知识分子来参与。”他表示，如果人文知识分子的声音强硬的话，就不会出现660个城市都“千城一面”文化的悲剧。
“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把自己几百个千姿万态的城市都变成一个模样。”他说。
让冯骥才更忧患的是下一轮农村的变化。他说：“这里非常重要的是要依靠我们的知识分子，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文化人、艺术家背靠着五千年的文化。中国是东方的书香门第，文化的珠穆朗玛峰就在我们中国。”
冯骥才表示，人文的知识分子最知道五千年的精华是什么，也知道什么是文化的真正繁荣。所以应该依靠文化界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参与到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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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知识分子





许倬云


    我一辈子所做的事就是读书与教书，想在知识这个非常宽大的海洋里开拓自己的境界，整理已知的知识，假如说知识分子是个志业的话，我可说终身投入到这个志业。
古代的知识分子： 从“巫”至“士”
    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指的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读书人”。在新石器时代，就有这种人出现了。他们的原型是巫和觋，“巫”是男巫，“觋”是女巫，简单说都是通灵者。这些人除了打猎、捕鱼、采集果实外，会在观察之中钩玄提要，想到吃饱以外的事情。
     我在《西周史》一书中，讨论过周代“史”这个职务的各种各样的分工，包括记录员、历史的编撰者，等等。这些人善于从历史中找到一些道理，找出哪些政治现象会引发哪些后果。他们做的已经远远超过专业技术性工作，这些提升知识到智慧的人物，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知识分子。
    接下来的春秋时代，礼坏乐崩，很多知识分子从“王官”被释放出来。当时一个贵族的领地被占领，贵族手下一大批祝、宗、卜、史就会被释放出来。孔子就是其中之一，他本身虽没担任过祝、宗、卜、史这类职务，但他从掌握知识的人那里学到许多学问，成为著名的大学问家。孔子的弟子、同事，有很多是直接、间接从专业工作中被释放出来的人。这些人已不具备公务人员身份，不再由官方供养，为了重新获得长久扮演的角色，他们游离待雇，进而向世人提示所知所闻，警世告人。从春秋开始一直到秦汉，这些游离的知识分子，我们称他们为“士”。
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北宋的张载曾说过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四个方向或维度。我在这里稍做扭曲，将张载所说的这四个方向，转化成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释自然现象和宇宙意义。张载说：天地本来无“心”，要人给它立个“心”。广大空间为“宇”，无时无往为“宙”，人去解释宇宙，这属于理念的维度。所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学家。
“为生民立命”属于实践的维度。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把理念付诸实践的执行者，也许是官员，也许是社会领袖。
     “为往圣继绝学”也属于实践的维度。他们想办法扩大并传承所学，总盼望后来的人能学得比自己更好，教书人就属于这一类型。
    “为万世开太平”属于理念的维度。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能提出一个理想境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态度，盼大家往那个方向走，并且用这些理想来针砭、批判、矫正眼前所见不合理的地方。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可以是革命者，这些人无论做得好坏，其主要动力是把人类推向更好的境界去。
努力寻求、实现上面所提的四个维度，是知识分子自我期许的常态。有人努力于哲学的思考；有人在文官系统工作，作为“良吏”；有人在教学方面努力，作为“良师”；也有人想建设大同世界、桃花源。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在这几个维度里努力着。
      中国知识分子努力的目标
     凡是时势比较好的时候，例如开国之初，有些知识分子会努力于全盘性讨论，会投入解释新秩序，如董仲舒一类人物即是有理想志业的第一类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难或挑战时，第四类知识分子出现最多，如东汉及晚明。东汉的读书人把儒家悬为理想，针砭政治的败坏、权力结构的腐败、皇权无限地膨胀，于是他们形成抗议运动，成千上万的学者投入其中，却都被禁锢。明朝的东林党也一样，一般读书人陶醉在科举制度下，只想过自己的生活，却有另一批人悬着儒家的理想，针砭当世，起来抗议政治败坏，百死不辞。
      又如唐朝初年，贞观、武则天时代一直到开元，政治清明，对外接触也非常多，老百姓过得不错。正如杜甫的咏叹，说人民富足，远游不必带粮食，也没有安全问题。但是“渔阳鼙鼓动地来”，霓裳羽衣也就必须停下了，从此唐朝一落千丈。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来，韩愈就开始讨论人生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没有更高的境界？这一波讨论一直延续到南宋。唐宋的学者，建构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即后来中国的理学。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阳明，又把韩愈的系统加以重组，其中王阳明将中国思想体系重组成为一个精密的唯心论。由董仲舒到王阳明，可看出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念的维度中不断努力。
     在文官系统中做事的有没有好的人？历史上确实是有不少人宁可丢官，也要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读书人为官，成了“劳臣”，一辈子辛辛苦苦，只为完成任务。历史上冒死谏诤的谏官也很多。劳臣、苦官、谏官，都是文官系统中“为生民立命”的人。
      至于教书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学究教出了无数的好学者，许多平凡的私塾老师教出第一等视野的人物。曾国藩的老师没什么名气，但他就属这一类人物。
因此，我说前述的这四个方向或维度是中国读书人努力的目标。
      今日世界只有专家， 没有知识分子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维度基本上都有了相当大的缺失。更大的难题是，我们面临的今日世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以美国的学术界和同时代的欧洲学术界相比，美国学术界缺少知识分子。美国的知识分子是在作家、记者与文化人之中，不在堂堂学府之内。学府里只见专业教师、研究者，他们只问小课题，不问大问题，也很少有人批判、针砭当代，更未标悬一个未来该有的境界。
      一个医生在他专业的领域里，可以不自觉地做个好人与好医生，却没有自觉地去追问什么是“专业伦理”，去追问医药资源的分配合理与否，是不是偏向有钱人。在其他行业，这一问题同样存在。比如，经济学家的设想是为了全民的均富，还是只为让富人更富？法律专家的思考是为了保护全民的财产，还是只为保护富人的财产？今天一个个科学实验室已成为一个个小的创收基地，人们只从创收着想。
      在今天，知识已成为商品，也已成为权力的来源，掌握知识的人在操纵市场，人人都向财富低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在未来的世界，颠覆文化的人很多，却没有文化的承载者。知识分子还有没有张载所期许的四个志业，这是对我们的考问。
（摘自《许倬云讲演录》，有删节，标题有改动，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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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做永远的批判者




  来源：新民周刊

　　贵州和北大是我的两个精神基地，民间与学院，对我来说是一个互相补充，也有冲突矛盾，但这就是我的思想和学术特点。
　　撰稿／钱亦蕉(记者)
　　钱理群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究鲁迅，他说鲁迅“是永远不满足现状的，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而“这样的体制外的，边缘的批判者，是十分难得而重要的”。遵从鲁迅的传统，钱理群自己也愿意做一名思想界的战士，一个永远的批判者。
　　到民间去
　　带着温和的笑容，钱理群教授说起自己离开北京大学后，进行中学语文教育的探索，“现在更进一步到西部农村，到小学了……”，因为“我们的关注点往往集中在城市的中、小学，特别是重点中学、重点小学，广大的最需要关注的农村教育反而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他的话引起在座的学院里面的“后学们”极大的兴趣，是什么让一个退休的北大教授深入到农村中小学教育中去的呢？
　　新民周刊：2002年，您从北大退休，在这之前，您给学生们开的最后一门课是“我的回顾与反思”，一般来说讲课总以客体为对象，为什么您会选择自己作为讲述对象呢？
　　钱理群：这是我在北大的最后一课，我想通过自我总结，来讨论与专业有关的问题。把我自己作为个案研究，来讲述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我的兴趣是在研究知识分子精神史，特别是1980年代以后，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还是谈自己比较好，重心在反思上。通过反思，把我自己这一代人的经验教训告诉年轻人。
　　新民周刊：离开大学讲坛后，您关注中学语文教育，给中学生开过“鲁迅作品选读”的选修课，编了《新语文读本》，现在更关心西部农村的中、小学教育，为什么？
　　钱理群：退休后我自由了，不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教授，不受专业限制，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人文学者关心中学语文教育，是“五四”新文化传统。从胡适到朱自清、叶圣陶，都是这样。我只是继承这样一种传统。我觉得作为研究工作者，不仅要讲述他们的传统，而且应该接着往下做。他们那一代人做的，我们也可以做。而且，我认为大学与中学教育的断裂，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
　　新民周刊：您自己深入到西部农村吗？
　　钱理群：我自己不可能去西部农村搞教育，而是采取间接的方式，我关心这个问题，参加了一些讨论会，写了一些文章。一些去西部第一线的老师，回来谈了看法，我也在会上发了言。还有“西部阳光活动”的志愿者们，我也给他们做了一个讲话(《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
　　新民周刊：在讲话中您曾提到，“到民间去，到农村去”，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
　　钱理群：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已经去了5代人，现在的西部志愿者是第六代。“五四”时候是第一代，李大钊当时写过一篇《青年与农村》，和大批青年追随者一起推行“新村运动”；到1930年代，毛泽东把农村作为革命根据地，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推行“乡村建设运动”，这是第二代；40年代，毛泽东进一步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在根据地，知识分子“下乡运动”可以看作是“到农村去”的第三代；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政府号召到基层去支援建设，这是第四代“到民间去，到农村去”的青年知识分子，我就是其中之一，去了贵州边远山区；第五代就是知识青年下乡。这个传统到***十年代中断了，而本世纪初，又一批志愿者去了西部农村。我认为这与“五四”传统息息相关，是从研究到实践的过程。
　　新民周刊：您关心农村教育，与晏阳初当时的实验有精神上的联系吗？
　　钱理群：这当然。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教育实验，都是非常重要的传统。晏阳初认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要从乡村教育建设开始，而同时代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改造问题上，采取不同的路子——从土地改革入手。实际上有一点是一样的，他们都认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解决农民问题是中国的关键。只是后来，晏阳初等人的主张谈得比较少。
　　贵州印迹
　　退休以后，钱理群教授除了“从更大范围从事社会文化教育实践活动”外，还出版了一个地方文化研究的文本，那就是《贵州读本》。从21岁到39岁，钱理群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岁月献给了贵州，贵州对他的人生历程、思想精神留下什么样的印迹呢？
　　新民周刊：《贵州读本》是不是您对自己青年时代贵州生活的纪念？
　　钱理群：写《贵州读本》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脚下的土地。在全球化的时代里，青年人有逃离土地的倾向，不仅其身体远离本土，而且在精神上对脚下土地产生认知上的陌生，存在“失根”的危险。所以我要在青少年中提倡认识脚下的土地，《贵州读本》就是对贵州地理文化、历史文化的阐述。这与青年志愿者运动也有关系，其实这些志愿者对改变西部农村所起的作用不大，而更是一种自我教育，这个意义更大。青年志愿者运动，实质上也是一个“寻根运动”，农村是中国的根，到农村去，就是一个寻根的运动。
　　新民周刊：您在贵州待了18年，贵州是不是您的根呢？
　　钱理群：贵州是我的根。我一直说北大和贵州是我的两个精神基地，贵州代表着底层，北大是最上层。贵州给了我四方面的影响，第一，真山真水养育我的赤子之心，贵州的山水没有受到污染，给了我坦荡的胸怀；第二，除了真山真水，贵州的真人气息，对我气质的形成也起了关键作用，我有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第三，我在贵州经历了大饥荒年代和“文革”，形成了我的终极的民间关怀；第四，在贵州沉潜18年，读了18年的书，并且考察社会，形成了我的学术根基。研究鲁迅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这里有我的学术底气。1978年我考取北京大学研究生离开贵州之后，还一直与贵州保持联系。贵州和北大，民间与学院，对我来说是一个互相补充，也有冲突矛盾，但这就是我的思想和学术特点。
　　新民周刊：在贵州您经历了“文革”，《我的精神自传》一书中您写到您身陷其中，而且公开承认自己是“造反派” ，进行深刻反思。感觉像德国作家格拉斯在自传《剥洋葱》中承认参加过武装党卫军一样勇敢。有时候人们不愿直面自己的过去，历史就会被遗忘。
　　钱理群：这里面有个妖魔化的问题，我们后来对“造反派”的理解和判断过于简单化了，其实里面很复杂，所以我通过自我反省来揭示这个问题。“文革”非常复杂，我们往往对上层斗争注意得比较多，而实际上“文革”是全民参与，像我们这样一个贵州小县城也被深深卷入其中，完全没有参与的人是很少的。所以我觉得研究“文革”，也应该用个案来表现，“文革”不能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二元对立模式来解读，应该用很多个案来解释。大家都不愿谈，是因为没人愿意回忆痛苦。但是老百姓可以回避痛苦，知识分子却应该正视历史，犯了错误，自我解剖，这是“文革”研究的第一步。
　　北大传统
　　1956年，17岁的钱理群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后并入人大新闻系)，这是青年钱理群与北大的初次结缘。1978年，钱理群重新回到学院，成为北大80年代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从学生到教授，北大的20多年经验对他来说弥足珍贵。作为除了贵州之外另一个精神基地的北大，又对钱理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新民周刊：虽然已经离开，您对北大还是怀着深深的感情，您觉得北大最让您推崇的是什么？
　　钱理群：我所推崇的北大精神就是“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思想传统、学术传统。还有就是我跟年轻人所说的，要“永远向前看”。但是，现在的大学教育(包括北大在内)，学术腐败严重，使我非常失望，这也是我离开大学的一个原因。
　　新民周刊：您在北大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鲁迅、周作人、曹禺这几个对象上，为什么选择这三个人？
　　钱理群：我的思想和生命，北大、贵州是两个空间，另一面是和青年群体的联系，而三者的连接点就是鲁迅。我的民间立场，就来源于鲁迅。我在大学时代就看过《鲁迅全集》，但真正懂鲁迅是在贵州工作以后，不是作为研究对象，而是精神资源，来寻求解答。我从60年代就开始研究鲁迅，我的愿望是要形成自己的看法，到北大开始讲鲁迅，讲“我之鲁迅观”，写《心灵的探寻》。当时，为了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我想换个角度，就转而研究周作人，也是为了更好地研究鲁迅。因为周氏兄弟同为现代文学两大阵营的代表，可以对照起来研究。而曹禺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而且我从小喜欢戏剧。我对知识分子精神史感兴趣，曹禺正好是另一型的知识分子——我称作“软弱的天才”，其实现代知识分子当中，鲁迅、周作人是少数，曹禺这样的才是大多数。
　　新民周刊：您提出研究知识分子精神史，目前的研究进程、状况如何？
　　钱理群：我当年和陈平原、黄子平一起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概念，其实那时我感兴趣的就是“精神史”。我的几个研究，包括对鲁迅、周作人、曹禺的研究，都是以传记、生命史的形式完成。而我正式从事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的著作是《1948：天地玄黄》，考察1948这个历史转折点的知识分子心路历程，这是第一步。接着又写了《丰富的痛苦— —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这是把中西方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放在一起考察，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退休后我主要完成了两本书，一本是写1956-1966年代的知识分子精神史，书名是《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另一本就是收录了“我的回顾与反思”这门课的《我的精神自传》一书，这是主要写1978年到现在的。下一本，可能会专门写“文革 ”时期。这些都是从民间来考察，每一部都有延续性。
　　拒绝遗忘
　　“我父亲为了救国，加入国民党，我哥哥姐姐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加入共产党”。1949年后，去了台湾的父亲和留在大陆的母亲永远天各一方，这是钱理群教授在《我的精神自传》中的描写。来自如此家庭的钱理群，曾在年轻时把父亲的照片毁掉，而现在，这些成为他反思的基础，他拒绝遗忘。
　　新民周刊：您的家庭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高度缩影？
　　钱理群：我祖父那代是维新派，父亲是胡适那一代人，是胡适在美国学农科时的同学，我的三哥是国民党的外交官，另外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则加入了共产党，是老党员。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大家庭。1948年，父亲把我们从南京带到上海，准备去台湾，可是母亲不愿走了，因为她的兄弟姐妹都在上海，而且我外祖父的好朋友张元济等人都劝她留下。于是母亲让父亲先去台湾看一看，没想到这一看，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家有两次家庭分离，一次是抗战，一次就是1949年，这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家庭中很典型。我们全家没有一张合影，我抗战时期生于重庆，当时哥哥姐姐还在上海沦陷区；等我来到上海，我的另一个哥哥则还在大后方，我曾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家的悲剧：生不团圆，死各一方。
　　然而，一般写历史，不注意这些个体生命的影响，我们的历史往往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个人，只有历史伟人而无普通人。我的研究，背后的历史观，就是个人历史。历史不关心知识分子，我则以自己的感情和经历来关照知识分子精神史。
　　新民周刊：您是深深受到“五四”精神熏陶的一代，而现在一些青年则完全不同，您怎么看待他们对社会、人生的冷漠？
　　钱理群：历史不该被遗忘，而我们总是设置禁区，故意让他们遗忘。为什么我在北大最后一课要讲这些，就是专门讲给年轻人听，讲自己，更有可感性。我说这是我给他们的“遗言”，年轻人需要知道、了解，在知道、了解以后如何选择，则是另外一件事。《我的精神自传》这本书除了写给我自己一代人看，也是写给青年人看的。人的生命有一个延续，我们困惑过、思考过的问题，并没有过时，他们在当代也会遇到，我们的失误、经验教训提供给他们共同面对，青年人只有了解了，才能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不是真理的把握者、宣誓者，我是真理的探索者，所以书里没有结论，只是把自己的矛盾公开。

钱理群：与其被混蛋利用　不如被青年利用

来源：南方都市报

钱理群精神自传出版，再度接受本报专访——
与其被混蛋利用　不如被青年利用
‘钱理群最近非常繁忙。他刚刚推出酝酿五年的重量级论著《我的精神自传》，一本思想学术人生自传。接着他就忙不迭地接受各地媒体采访。当了一辈子教师的钱理群口才极好，分析问题清晰深刻、滔滔不绝。“但我很恐惧，不停地接受媒体采访，我害怕成为一种炒作。”钱理群不掩饰他对媒体报道的担忧，“这本书带有很强的个人性，也有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我不止一次和青年读者们说过，我姑且说之，你们姑且听之。我希望年轻后辈们提出批评和讨论。”因为，钱理群害怕被当成一个真理的掌握者。’　
我不是真理的把握者，而是真理的探索者
南方都市报：这本书是你的一本精神自传，而不是单纯生平故事的自传。如何想到写这么一本书？
钱理群：这本书一个是对自己的回顾，另一个是关注二十世纪精神史，讨论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问题。这本书整体带有很强的自我反省、反思性，都是自我追问、自我假设，也充满了困惑。但是我觉得这些问题也是今天年青一代所面临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反省。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希望和年轻的读者，也和我们自己这一代人重新直面这些问题，探索这些问题。这本书所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没有结论的，可能彼此还充满各种矛盾。我不是真理的把握者，而是真理的探索者。
南方都市报：这本书回顾了你年轻时候的事情，包括在贵州的18年。那段时期给你的影响是什么？
钱理群：当然是美好的。但话说回来，历史回忆在一定程度上会淘汰一些不愉快的东西，剩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但实际上当时是非常艰难的，真实情况可能比今天回顾要更复杂一些，也不是一直都很乐观，充满了郁闷、苦恼和徨惑，但最后还是走出来。今天回顾，那段日子对我的生命是特别重要的。我可能明年还会出一本书，谈贵州的。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面谈到了贵州对我的意义，我曾经总结为四个方面。第一是贵州的真山真水，因为贵州是自然风景很好的地方，鼓励了我的赤子之心。第二，我和很多贵州“真人”接触过，养成了我堂吉诃德的气质。第三，“文革”时我在贵州底层的经历，培养了我对社会的关怀，底层的性情，民间的立场。另外，贵州的18年，某种程度上我沉潜下来，读了18年的书，这为我以后的学术发展奠立了根基，打了底气。所以我是非常感激贵州的，可能是贵州塑造了我。
南方都市报：在贵州你度过了十年“文革”，三次被打成“反革命”，两次逃亡，经历了血雨腥风。“文革”十年留下的可能是另一种影响吧？
钱理群：其实是留下一种恐怖感，这种恐怖感与我今天的很多立场、观点有直接关系。一种是对专政的恐怖，实际上与我今天反对意识形态的专政主义立场有直接关系。第二种是对无辜者死亡的恐惧，这也是我今天的立场，以任何名义、理由出现的对无辜者生命的剥夺，都是我所反对的。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悲剧，就是反抗的意志被利用了，一种精神的迷惘，这是一种更内在的恐怖，精神被利用的恐怖。这也决定我今天的立场，绝对不能够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
我们那代人关心政治，也对政治有点厌恶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确立了两个目标，低层次的是当一个称职的老师，高层次的是回到北大当老师。但你考上北大研究生时还在“当学者”和“当战士”间彷徨，你觉得回到北大就丧失了“当战士”的可能吗？
钱理群：“当战士”是有具体所指的。因为“文革”的后期有些人是民间思想者，我自己就属于民间思想者。后来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开始，民间有个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当时参加不参加这个运动，是不是投身到民间的政治型自治运动中去，我是犹豫的，也是我作为知识分子内心的内在矛盾。我们那代人的特点是关心政治，但同时对实际政治有点厌倦，有点害怕，也有点厌恶，这是非常复杂的，这可能是很多知识分子共同的矛盾。
南方都市报：你并不回避讲这个弱点。
钱理群：这可以说是弱点，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当时是把政治看得更高，有一个理念是它是可以质疑的。我们当时对政治的理解是比较狭窄的，而且民间运动使其复杂了。知识分子缺乏行动能力，行动犹豫不决。
南方都市报：你考上北大之后，相对来说远离了政治，更接近学者的道路。
钱理群：但这也给我带来很多痛苦，觉得自己在乡野培养起来的野气，会被学院的东西给闷死、规范掉。这背后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包含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行动和思想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这背后有一系列问题。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钱理群：我找到一个方式，就是“精神界战士”这个概念，鲁迅也说过，精神界战士的特点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首先“立意在反抗”，真正的知识阶级永远地不满足现状，是永远的批判者，因为他怀有更高的彼岸的理想，对此岸是永远不满足的。“指归在行动”，强调实践性，不仅坚守理想，而且身体力行。这是精神界战士两个特点的含义。精神界战士关心的是人的精神问题，他反抗的是精神奴役，从精神方面去改变精神奴役。精神界战士不同于一般的直接参加社会实践或政治实践的战士，他的实践、行动主要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这样的选择与学者有内在的统一。因为学者也关注精神现象。但学者是学理的讨论，而精神界战士把学理的讨论转化为思想文化的启蒙活动。这在某种活动上是把学术普及化。这两者之间是可以互相补充、互相转化的，但同时也是互相矛盾的，用鲁迅的话说，一个学者要冷，也要热，一个学者忽冷忽热，也很有冲突。(笑)所以我在这里讨论我自己的感悟，一方面是坚持学术研究，同时参加一定的社会生活实践。我出入于两者之间，用比较形象的说法是，我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北大，一个是贵州。这是中心和边缘、高层和底层、学院和民间、城市和农村、精英和草根的两极。这两者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但又相互冲突和制约。这种出入两者间的选择也会带来很大的痛苦，在我看来这是丰富的痛苦，(笑)是有一定张力的。
南方都市报：出入于两者之间，有时候游刃有余，但有时候可能会面临一些跟现实矛盾的地方。
钱理群：不仅是这些外在的矛盾。比如我刚才说的一定的社会实践，作为思想启蒙是以学术研究为背景，但这也容易把学理简单化。其实我们骨子里是更迷恋学院的，喜欢一群朋友高谈阔论，生活在书本里，按本性来说是这样一个学院知识分子。一旦参加社会实践，你就成为公众人物，而公众人物有很多很多你不愿遇到的事情，很多你想不到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有时会觉得自己空虚，因为讲得太多，就觉得讲空了。完全在学院里呆着，又觉得学院的空气会把自己窒息了。这是充满矛盾的。
如果我们连青年都不相信了，那就绝望到底了
南方都市报：现在年青一代的学者，有你这样经历的不多，学院派的氛围会越来越重。
钱理群：我们这一代有一定的特殊性，我们是在革命时代培养出来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在贵州那个地方，中国最偏远的地方，本来和历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都是些历史之外的小人物。但“文化大革命”把我们这些小人物卷进了历史潮流。如果没有“文革”，我一直在那里呆下去，可能就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这使我们这一代跟历史形成一种血肉般的联系。对于我来说，我研究历史，实际上也在研究自己，有生命的累积，对我有生命和学术体系的意义。这种研究有很强烈的存在意识，有强烈的情感在里头。这种东西当然有它的优势，就是有比较丰富的生命内容，它的历史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了，在某一时期你是历史的参与者，你对历史的一些理解、感受，别人很难理解的，你更能把握。这样的研究会有一定的理性意义。但是与历史纠缠得过紧，可能遮蔽一些东西。所以各代人有各代人的问题。年青一代的优势可能在于他们比较客观、冷静，还可能会比较缺少历史感，缺少某种激情，因为历史是与他们无关的事情，就可能会有冷漠和隔膜。在我看来各有优长，很难说哪一种是最好的。我觉得应该互相吸取，发挥自己的特点，同时对另一方有所吸取。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你是同代知识分子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吗？
钱理群：我的同代人不都是像我这样的。因为我始终卷入历史潮流中，是主动投入的，同时就可能忽略另一方面，就是历史与个人的关系如此紧密，会导致历史对个人空间的挤压。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可能对这种问题比较敏感。而我的敏感点不在此，在于我的历史参与意识和外在历史条件压抑我参与，我想参与它不准我参与。像我的书，总是过于紧张，别人读起来会有一种压迫感。缺乏从容，这是我的毛病。
南方都市报：现在的学者离现场、离社会、离民众太远了吗？
钱理群：历史是不能重复的。这是具体条件造成的，他们不可能像我们一样去生活一遍，他们是旁观者。但有一些内在精神是需要的，需要继承和发展。我觉得首先是对学术本身的承担，另一个是对整个社会、民族、国家的承担，这两者可能是现在的学者比较缺的。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自我的承担。这三种承担也包含了我们这一代的内在经验。承担的方式可以不一样。
南方都市报：你对年轻人非常关心，在全国各地讲课，给无数陌生的年轻人写信。你为什么一直对年轻人充满希望？
钱理群：有很多人批评我，说我有青年崇拜。我承认，我反问一句，你不相信青年相信谁？与其被混蛋利用，不如被青年利用。青年这一群体是“五四”启蒙主义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是贺桂梅的分析，很有道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继承“五四”的传统的，这是我们这一代的特点。相信青年，在某种程度上青年被象征化、符号化了。青年其实是代表一种人性，对青年的信任就是对人性的信任，是对希望的追求，或者说是一种反抗绝望的努力。如果我们连青年都不相信了，那我们就绝望到底了。我曾经说过，作为教育者，当一切都绝望了，唯一不绝望，或者说不敢绝望、不能绝望的是青年。下一代都绝望了，你还能有什么指望？你也知道青年是有问题的，但你还是要相信他们。
南方都市报：关于青年的问题，你也表达过很多的担忧，包括“调侃的一代”、“自由主义”、“快乐为上”。
钱理群：80后这一代有两亿零四百万，是不小的数字，而且他们已经被世界看成是中国的代表了，比如姚明、刘翔、韩寒。怎么看待这一代人和这一代人怎么看待自己，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大家对80后很不满意，我不是太认同，我的研究是，每一代人都对下一代人不满。我总结了几条。第一，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自己的问题，不仅80后，我们也有问题。第二，每代人的问题都只能靠每代人自己来解决。第三，每代人最终都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就获得一种为更下一代所羡慕的一种价值。同时，每一代人都会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又被下一代继续解决。我为什么反复强调我们这一代，其实是对我们这一代的一个剖析，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没解决，需要下一代来解决。每代都这样。这样我们就能更加客观地看待80后的一些问题了，我觉得不应该忽视他们的问题，但也不必夸大、不必紧张、杞人忧天，他们会承担起来的。我相信时间。
南方都市报：你那一代留下的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钱理群：其实我书里提出的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还需要下一代继续来思考。我们那一代最大的教训是，我们曾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放弃了思考的权利。
南方都市报：你不会觉得80后刚好相反，太过于强调独立思考吗？
钱理群：对，这走到另一个极端。我前面讲的80后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在八十年代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在九十年代也是当代青年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必须回到中间来。这本书是我们这一代留给下一代的遗言，带有反思性、个人性，也带有有限性，留下我们这一代没有解决的问题，让下一代重新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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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读书人站起来

一些读书人为什么主动趴了下去　我们所做的都是自己最讨厌的事 许纪霖 1957年出生于上海，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的研究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 《读书人站起来》，踌躇再三，许纪霖先生的新书最终选择了这个名字，因为，“它挺有趣”。 太多的人，正在趴下去，在无可逃避处，随手可拾的，是漫无边际的沉默与服从。历史将如何记录下今天呢？是“说不”式的反智，是“做鬼也幸福”式的冷酷，是熊猫战争式的无聊，还是“尽献苍生”式的无耻？ 这是一个考验读书人的时代，坚持与放弃、尊严与虚无、崇高与投机、真诚与谄媚……它们交织着，纠结着，难分彼此。 万籁俱寂，万木扶疏。 是啊，太需要有人站起来，坚定地说出内心的声音。于是，无法不感动于许纪霖先生这些年来的坚持，无法不感动于他的叮咛与教诲。因为，那其中分明有一份超越当下的豁达，有一份对未来的坚定信念：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阴翳终将散去，常识终将普照。 这是一本有情怀的书，仿佛雪地上的脚印，即令少，也足以证明我们曾经来过，也足以为明天留下可能：读书人站起来，这世界总有希望。 读书人为什么要趴下去 北京晨报：您的新书为什么要以《读书人站起来》为题？ 许纪霖：我有两个身份，一是学者，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一是公共知识分子，在媒体上写评论，接受专访，表达对公共问题的看法。每隔几年，都会将这样的文章汇集起来，出一本书，这是第四本了。《读书人站起来》是本书中的一篇文章，去年摩罗出版了《中国站起来》，引起较大争议，我认为，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抽象的中国站起来，而是具体的人站起来，具体的某个社会群体站起来。今天许多读书人都趴下了，应该站起来。 北京晨报：读书人为什么会趴下去呢？ 许纪霖：所谓读书人，古代叫士，他们虽然受到权力的压制，但总体上还能站着；现代则叫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反右、“文革”等运动，他们不能不趴下。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们曾有过春天，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呼声中，一度扬眉吐气。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们又逐步边缘化，甚至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但我更关注的，是一些读书人被收买后，主动趴了下去。随着国家加大对学术机构的投入，许多读书人看到体制中有利可图，便丧失了独立性，转向追名逐利，精神上因猥琐而彻底倒了下来。 高考有荒谬的合理性 北京晨报：读书人趴下去，与高考制度是否也有关系？ 许纪霖：是的。在这本书中，我也写了许多对高考制度的反思。对于高考制度，大家都不太满意，学生、家长、教师、校长乃至教育主管部门都在抱怨，可大家都有意见，却为什么改不了呢？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迫不得已的荒谬，如果改变它，最大的阻力反而会来自底层。 北京晨报：为什么？ 许纪霖：因为与其他领域的制度相比，高考相对公平，更难腐败，也更难做手脚。试想，如果我们采取西方大学的“面试+综合考评”的办法，结果会如何？制度环境差会带来整体腐败，什么都信不过，则更加依赖于高考，毕竟它给了底层向上流动的一个机会，让大家觉得还有出头之日。从这个意义上看，高考具有维持稳定的作用，然而，从教育本身来看，高考与培养人才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它给教育的伤害是巨大的，因为高考是指挥棒，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就在围着这个指挥棒转了。 改变应从根本做起 北京晨报：高考伤害教育，却又维系了社会公平，这该怎么改？ 许纪霖：高考并不完全是教育的需要，而是全社会的需要，所以不能只靠教育部门来解决，关键是要克服普遍腐败的状况，今天一些人对官员、商人信心不足，对大学更是不放心，除了高考外，他们找不到其他可靠的东西，高考要改革，应首先改变这个问题。 北京晨报：高考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更难解决？ 许纪霖：也没想象的那么难，关键是要加强制度监督。权力令人腐败，绝对权力令人绝对腐败，面对这样的情况，仅有行政监督是不够的，还要有权力制衡、舆论监督等。此外，我在很多文章中谈到了风气，因为风气也很重要，制度要靠人来执行，制度变了，未必一切都好。在民国时期，各大学也没制度，但风气好，读书人相对持正，那时如果出现了抄袭、学术腐败等，会被人看不起，可惜这个风气后来被切掉了。 戾气会加剧社会冲突 北京晨报：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不少学者戾气越来越重，这与风气被切掉是否有关系？ 许纪霖：戾气的产生，主要与制度环境息息相关，我认为，戾气重有三个原因。首先，学者不论左右，有压抑感，他们想畅所欲言却无客观环境，便用发泄和极端方式来表达。第二，与媒体有关，媒体传播有一套资本逻辑，比如如何吸引眼球，如何引起注意等，一些学者为了容易上版面，为了引起注意，故意把话说得很极端，这是资本逻辑操纵的结果。第三，是风气使然。总之，理性的声音太容易被淹没，但戾气横行，会加剧冲突，加剧紧张感。 北京晨报：改革开放初期，不少人曾以为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很多矛盾会迎刃而解，但实践中并非如此，这是为什么？ 许纪霖：市场化也分很多种，有好的市场化，也有坏的市场化，当不受约束的权力与贪婪的资本结合在一起，就会出现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最坏的市场化”。对此，个人很容易产生无力感，一方面，会不满、抱怨甚至仇恨，但另一方面，却拼命适应规则，拼命想把别人挤下去，自己挤上来。这就造成了人格的分裂，所做的都是自己最讨厌的事。 能抵抗多少算多少 北京晨报：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个体难免迷茫，既然大环境暂时难以改变，现今的年轻人究竟该怎么办？ 许纪霖：现实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很多问题是制度造成的，而制度改善要靠具体的人来推动，作为个体，应有抵抗意识，能抵抗多少算多少。有些抵抗本不需付出很大代价，但很多人却放弃了。付出太大代价去抵抗，不应该提倡，可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又做了多少呢？我想，每个读书人，多少有一点可控的空间，那么，就从这些空间开始吧。 北京晨报：回想上世纪80年代，今天读书人确实太沉默了。 许纪霖：上世纪80年代更多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与人们的信念相关，今天信念淡化了，更多是利益冲突。在今天，每个人都在计算着利益，一个普通老太太都会为个人利益而奋斗。所以，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不再是所谓的保守派，而是既得利益集团。既然是利益冲突，就只能通过博弈来解决，在一个利益驱动型社会中，博弈既可能在制度框架内完成，也可能走向暴力博弈。 走向明天靠法治 北京晨报：如何才能避免后一种博弈的出现呢？ 许纪霖：制度总有惯性，不遇到危机是不会改的，至于将来如何改，要看对危机认识的程度，此外还要看解决危机的能力。当大家都看到危机时，最危险的情况是用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即掩盖危机，这会进一步加剧各方的分歧。 北京晨报：换言之，我们不应被“中国模式”所陶醉？ 许纪霖：“中国模式”创造了经济奇迹，但长远代价是什么？付出的代价多大？如果看不到这些，就很难去评估它。 北京晨报：许多学者担心，我们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改变的时机，您怎么看？ 许纪霖：任何时候改变都不晚，但要改到要害处，在今天，关键应解决法治问题，实现法治社会，让大家按规矩办，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不能在法治上开倒车。 陈辉/文

文章来源: 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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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

我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划为六代人，以1949年为中点，前三代暂且不提，后三代以文革为中心，分为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文革后一代。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文革一代，这一代有各种说法，老三届、红卫兵、知青、新三级等等。他们在文革之初是初中、高中生，1969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成为知青，文革之后其中的佼佼者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基本集中在77、78、79这三级，毕业之后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今天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我是文革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入学的77级大学生，同学里面大部分是老三届，他们塑造了我们那届学生的主流风格。我当年只有20岁出头，属于红小兵一代，在77级里面是年龄最小的之一，比较边缘。由于身在庐山，又处于边缘，有些问题反而可以看得比较透彻。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其人格塑造基本在文革当中就完成了，形成了几个共同的性格特征：第一，有信念，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这个理想一开始是毛泽东缔造的共产主义红色理想，到80年代转化为实现中国的富强与现代化。这些理想是他们的生命所在，是支撑他们奋斗的核心因素。第二，红卫兵精神，质疑权威，敢说敢干，有造反的传统。第三，灵活嬗变。这代人经历过信念的生生死死，又有过上山下乡，社会阅历非常丰富。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在某种状况下，也会成为机会主义者，善变、识时务，跟着时代潮流走。这与理想主义既矛盾，又形成某种互补。这代人的理想不是教条式的（十七年一代有这种倾向），为了实现理想可以动用各种手段，最后手段代替了目标。这代人即使做学问，真正的兴趣也不在学问，而是为了救国救世，学问只是一个工具。他们是问题中人，并非学问中人。这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非常相像，但开风气不为师。第四，有强烈的使命感。毛主席当年说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于是红卫兵一代人思考的问题都很大，从中国到世界，都是宏大问题。有拯救世人的决心和野心。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大学有一种特殊的氛围。要了解这代知识分子，就要从了解当时的大学氛围开始。当时校园政治非常活跃。思想解放运动的各个波段，在大学里面都有直接的反应，大家都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谁谈个人前途谁庸俗。1980年竞选区人民代表，当时从北大到全国各个大学，都是一件大事，民主选举，激烈竞选，大家都将它看作是中国民主的政治预演，许多学生都站出来竞选，发表竞选演讲，因此还出了一些风云人物。我们这代人很讲政治，无论做什么，政治敏感性都很强，这个特点一直保持到今天。我1982年毕业之后留校任教一直到今天，看着大学这三十年一路变化，感到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当年大学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跃，校园里充满政治色彩，但是没有私人生活的空间。今天是倒过来，大学生的私人生活非常自由，但是公共生活的空间相当狭隘。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早期理想是革命的理想主义，文革之后革命的理想迅速幻灭，但新的理想又出现了，变为个人的英雄主义理想。我们当时读的畅销书都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还有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普希金、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现在几乎没人提，当年却影响了整个一代人，因为它塑造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充满着个人主义的理想精神，这种精神在文革之后迅速焕发出来。那个时候的个人主义与今天不一样，今天是流行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而当年的个人主义充满着英雄气概，“小我”的意义最后要通过“大我”做出贡献而得以实现。八十年代的启蒙实践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展开的。比如80年代非常走红的“走向未来”丛书，两位主编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写的文章，今天读来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精神，他们的《公开的情书》哪怕是私人的爱情生活，都与国家与人类的宏大目标紧密相关。这种理想主义来自毛泽东时代，到八十年代，理想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理想主义的内在结构却是一脉相传的。 　　理想主义精神在1987、1989年都遭受到挫折，挫折之后，一部分人下海经商，但许多人还是选择坚守。但从中发展出一种“后理想主义”。在理想在现实中遭受挫败之后，人们普遍有一种幻灭感，让人感到理想是虚无的。怎么办？他们不愿认同王朔的痞子逻辑，躲避崇高，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代人整个生活追求的是崇高，崇高是生命的价值所在，没有了崇高，人生就没有意义了。但崇高的理想又有很大的虚妄性。在崇高与虚妄之间，形成了痛苦的精神挣扎。就是在这种困境之中，发展出一种“后理想主义”， 这种“后理想主义”精神在作家史铁生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目的是荒谬的，结果也是未知的，行动还有什么意义呢？“后理想主义“与传统的理想主义不同，不再在乎结果，而是注重过程。行动的意义不再是追求实质性的结果，只是自己战胜命运的精神象征。这像加缪所说的西西弗斯精神。西西弗斯的意义不在于最后是否实现了目标，而是以一种知其不可为之的精神战胜了自己的命运。 　　确切地说，到80年代后期，市场化就以商品经济的形式出现，知识分子内部已经开始分化。最大的转折出现在1992年，发生了整个社会世俗化的大转型，人们的心态都变了，变得现实很多，理想主义开始衰落。社会发生急遽的变化。90年代的分化是买不买股票，近十年的分化是买不买房。通过股票和房产两波原始积累，原来都在同一个水准的一代人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层，不仅是资产，更重要的是心态的变化。 　　这一代人中的不少精英很有社会经验，文革时期是红卫兵，下乡受到挫折之后想办法参军、回城，恢复高考之后立马考进大学，然后是抓住一次又一次晋升和发财的机会。很会抓机会，非常有功利心，虽然有理想，关怀宏大，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当中非常实在，充满了机会主义式的权变。只要目的是神圣的，采取什么手段都不重要。中国政法大学的应星先生今年发表过一篇对这代人的批评文章，标题就很刺激：《且看今日学界 “新父”之朽败》，历数如今已经在学界已经成为长辈的“新三级”一代学者的种种劣行：从钻营投机到抄袭剽窃，完全丧失了领军人物应有的道德感和学术份量，虽然年近六十，却德不高望不重。应星这些后文革一代人在90年代成长的过程中可能对“新三代”有过敬仰，至少是赶超的对象，如今失望之至，自然语词激烈。 　　市场经济是外因，更重要的是缺乏内在的伦理感。这与“新三级”受的教育有关，喝狼奶长大，身上缺乏一种根深蒂固的人文主义和道德伦理感。如今的年轻一代有弑父情结，儿子长大成人的标志，便是杀死父亲，但又有向祖父一代回归的倾向。父亲一代的压迫是直接的，而祖父、曾祖父却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如今的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热、阅读热，将民国一代人说得花好桃好，虽然有将祖父一代理想化的倾向，但1949年以前受过教育的那代知识分子就是不一样。我有机会深度接触过那代知识分子，比如王元化先生，他一直强调陈寅恪先生的那句话：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那是那代人骨子里的东西。我们这代人虽然也追求自由与独立，但总是有比自由独立更高、更神圣的东西，一旦集体和国家的目标与自由发生冲突，就会牺牲个人的独立性。 　　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有父与子两代人，父亲一代是贵族知识分子，有内涵而没有力量，沉思太多，行动犹豫；儿子一代是平民知识分子，有力量而没有内涵，坚信与其坐而思，不如起而行。当代中国两代知识分似乎刚好倒过来，文革一代人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轻信而行动力强；而90年代之后的年轻一代，因为在虚无主义环境中生长，经常怀疑行动的功效与意义，成为游移不定的“多余的人”。我们这代人的毛病在于虚伪，那是一种“真诚的虚伪”。有一个很出名的老三届知识分子，90年代股票热的时候，决定也要挤入俗流去炒股票。俗就俗了，换成下一代人，会大声张扬，觉得很正常。但这代人不行，非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这位知识界名流对朋友说：“为了筹集革命经费，我们一起筹资炒股票吧！”你说他虚伪，他还真信这个，尽管这种信的里面有虚假的成分，自我安慰，自我正当化。为了崇高可以做一些俗事，只要目的是崇高的，手段再凡俗也就在所不惜了。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邃使竖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好时代而已。这十年留给我们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纪之交，当十七年一代人逐渐退休时，我们这一代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全面接班，成为最资深的领军人物。这不是我们这代人炉火纯青，有了这个实力，而只是时代的阴差阳错。但这代人自我感觉太好，缺乏反思精神。被揭露出有抄袭、腐败的丑行，第一个反应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辩护，一口咬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观念的启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没有留下道德遗产，很少像民国那代知识分子那样有德高望重之誉。 　　早在十年前的1999年，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年的时候，中国曾经有一次知青热，曾经在北大荒、大草原、云南下乡的知青，后来又考进大学、如今成为超级成功者的一批人，突然发思古之幽情。开始怀念上山下乡那段岁月，苦难的经历被染上了玫瑰色。北大荒知青在上海办一个展览，展览的都是文革期间留下的青春焕发、战天斗地的摆拍照片，一群翻身上位的成功者在那里大谈青春不悔。现场就有同样从北大荒回来的、如今已经下岗的同龄人，尖锐地责问他们：你们当然是成功者，可以青春不悔，但你是否知道我们大多数知青都被耽误了青春，如今下岗待业，成为困难户、低保户？当知青一代中的极少数成功者弹冠相庆，一切苦难最终成为温存的回忆，他们完全忘记了更多的被时代残酷淘汰了的难友。他们缺乏对弱者的同情心，唯有成功者的虚骄，觉得自己的成功便是那代人的成功，自己就是文革一代人的代表。事实上，少数精英的成功是建立在大多数同代人牺牲的基础上的。我参加的77级高考，100个考生人里面只有不到5个人录取，淘汰率最高，空前地残酷，我们真的是极少数被命运特别关照的人，越是成功，越需要的是感恩和谦卑，而不是自傲和虚妄。 　　我们这代人毕竟受过启蒙思潮的影响，民主的观念根深蒂固。毕竟不是在90年代后的世俗化环境下生长起来，大部分人不特别爱钱，虽然有些人爱权势。我们这代人不大懂得生活的享受，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世俗生活是被压抑的，也没有觉得物质生活有多大的快乐。他们的追求是集体性、国家至上的，这就潜伏着变革的动力。特别是当我们这代人即将退休，前途已定，无所牵挂的时候，可能会做点有益的事情。我很希望我们这代人在退下来之前，都能做一两件对得起我们时代的善事，能做多少算多少，那大概是对时代、对人民的最大的感恩。爱权不要紧，要紧的是掌权之后，是否为国家和百姓做好事。可惜的是，那些当官的同时代人，在位的时候屁股决定脑袋，慎言慎行。从位子上退下来之后，倒是慷慨激昂，体制的毛病比谁都看得清楚。 　　我曾经说过：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因为我的课堂我作主。假如我的同时代人，都能在自己有权的范围之内，改变一点点，十年、几十年之后，可能整个社会，就会有一些根子上的变化。如今的问题大家都在埋怨社会、埋怨政府、埋怨别人，但很少想一想，我自己能够做什么？不是做不到，而是你能做而不作为。比如民主，谁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偏偏不愿在自己的职权范围里面落实民主。最不讲民主的其实倒是知识分子群体。大学缺乏民主，院系缺乏民主，连知识分子的各种学会、行业协会，有几个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整个都是体制里面那一套，甚至还不如党代会、人代会有差额选举。 　　这代知识分子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仍然在现实中书写着自己的骄傲或耻辱。新三级知识分子开辟了何种精神传统？将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历史遗产？在人生进入收官阶段的我们这代人，或许都应该忙里偷闲，静下心来想一想。历史将会浓墨重彩地为我们记上一笔：或者是光荣与梦想，或者是耻辱与庸俗。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