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网络时代我们如何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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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网络时代我们如何读书

经常有学生问我，网络时代，我们传统的读书方式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网络对我们传统的阅读习惯会构成什么样的挑战？我个人的看法是，当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出现和完成的时候，传统的读书习惯相应地要发生极大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传统阅读的消失，当新的读书方式成为阅读主流的时候，这个过程才会完成，而目前还在变化中，有一个相对长的传统阅读和网络阅读并存的时期，但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后者对前者的改变是个必然趋势。我想先从人类活动的一个规律说起。 　　人类活动的一个基本趋势，就是社会事物由繁向简，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记》中专门讲过这个道理，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个铁律。我们先从与阅读有关的书及书写方式的变革说起。 　　中国是文明古国，文明的一个主要标志是我们的文字和书写方式出现的都相当早。了解一点中国“书”史的人都明白，我们早期的“书”由在石头、钟鼎上刻字，走向甲骨文、竹简、缣帛，当纸出现后才向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书发展，这个过程相当漫长，而且规律是越向后，周期越短，这当然和人类文明的进程相关，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一个主要特点，或者说人类的一个基本思维，就是这些东西的发展遵循了由繁向简的规则，道理非常简单，人类活动满足功能是第一需求，其它功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而变化中技术的变化是促进人类活动的最重要力量。 　　我们现在知道，中国在东汉时期就发明了造纸术，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我们“书”的概念有可能出现了，但我们现在只说宋版书，没有听说这之前的书，从印刷史角度观察，我们“书”的历史可能比宋代要早，比如隋末、唐初，中国就出现了雕版印刷的技术，但作为一种技术方式，它的使用范围非常有限，只是在佛经的印刷中，现在保留下来的实物也极少。作为一种成熟的技术方式，雕版印刷的普遍使用是宋代以后的事，所以宋代以后才有了我们今天概念中的“书”。 　　诸位一定要清楚，在所有的技术变革中，只有当技术条件中的主要因素同时具备的时候，一种新的技术方式才可能流行并成为普遍的方式而取代旧有的方式，中国雕版印刷的出现建立在早期刻字技术的出现、纸的发明、墨的出现，而这些技术条件，在制作成本方面要达到一个大体平衡的水平。雕版印刷的出现，使知识的保存、传播和普及变得相对简单和容易，极大的推进了中国文明的进程。雕版印刷的最后成果，是我们习惯中“线装书”的概念稳定下来，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石印、油印、铅印技术大量传入中国，最后以铅印方式成为一个稳定周期内的基本印刷形式。西方铅印技术的普遍使用，也是满足了造纸、轮转技术、油墨的制造等技术条件的结果。这个发展进程中，非常明显体现了由繁向简、技术条件大体平衡发展的逻辑，最后稳定成熟和普遍流行的技术方式，一定是这个逻辑的最佳选择。熟悉中国印刷史的人都注意到，印刷技术的变革中，有一些过度时期的现象，比如在雕版向铅印转型的过程中，石印、油印也短期存在过，但很快就退出了流行的印刷，就是因为这些技术手段虽然有它的优点，但也明显有缺点。比如油印技术的一个大优点是便捷，在技术上，基本可以说没有难度，因为刻腊版和常规的书写方式是一样的，而雕版的反字刷正思维，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特殊思维，所以凡单一强调功能的事情，油印的优点就突显出来，比如文件、传单的印刷，但它的缺点是不具备大量印刷的可能和不能满足人类活动的一般审美要求，所以很快为铅印技术取代。 　　书写方式也一样，早期的毛笔被后来的钢笔、园珠笔取代也是必然的，因为人类活动功能为上，钢笔、圆珠笔最佳满足了这个条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笔的出现第一是为用，其次才是审美，书法的出现，是在满足了用的前提下。当一种书写工具普遍流行的时候，它的技术一定会达到最高，而当这种工具不再成为主流的书写工具后，它的技术水平一定是下降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多书法家，还不如以前帐房先生字写得好的原因，因为毛笔以前是日常书写工具，不是现代人变得笨了，而是时代条件不同了。 　　现在经常听人说，当今会写信的人也不多了，大有惋惜之意。我以为也不必太感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书信的起源是要传达信息，不管是什么样的信息，当这个功能有更为便捷的方式取代时，它的衰落直至消失，都是正常的。中国传统经典的书信，其实早就衰落了，比如要满足花笺纸、毛笔、繁体竖写这样三个条件的书信，其实很早就没有了。钢笔、圆珠笔的信，在非常传统的人看来，就不是严格的信笺，所以今天你到拍卖市场去看，同样一个名人的书信，如果是满足前三个条件的，一定价昂，而同样的人用钢笔、圆珠笔的信，价钱要差很多。 　　我讲了这么多道理，无非想说明，在网络出现以后，传统的读书方式被网络阅读、电子书取代，肯定是一个必然趋势，但这个取代除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外，它取代的主要是功能，而审美是取代不了的，铅排书出现后，作为一般的阅读，线装书就没有意义了，但不等于线装书会消失，它获得了另外的意义，比如经典、高档、纪念、收藏等，用的意义，只要由繁向简，而美的意义却正好相反，凡能批量生产的东西，在审美上就一定有局限，因为个性弱了，而手工时代的东西，因为留有人的温情，所以通常会在审美上有高的价值，而手工的东西，遵循的是物以稀为贵的原则。 　　网络时代，传统的“书”，肯定不会被取代，但量可能会缩小。优点多的东西总要取代优点少的，这是从功能上说。但在审美上，铅排书还是没有传统的线装书给人的感觉好，当然这有个人的偏好在其中。 　　我感觉，网络时代的读书，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 　　一、在功利的学习中，可以不需要传统的“书”，网络上都有，电子书完全够。像教员的讲义，教科书，网上都有，干吗非要买一本书？功利的学习，就是为了掌握知识，网络阅读、电子书足够。从环保来讲，电子书不需要纸，不占空间，携带方便，容量大。 　　二、单纯获得信息，沟通信息，不需要书，也不需要报纸。从阅读本身来说，在现代社会，可以靠网络和其它电子媒介。 　　三、纸质书是不会消失的，要做精深的研究，创新的研究，光靠网络是不够的。凡是在网络上能找到的资料，都是过时的。网络上找到的资料不叫资料，尤其是文史哲研究方面，这是公共资源。一般的知识、常识，可以依赖网络，比如年终总结、工作申请、述职报告等等，这是文件。实用的东西都可以借助网络，可以漠视书。但要做研究，还是需要看别人没碰过的，像文献一类的原始材料，这只能依靠原始的阅读，所以优秀的学人依然必须用笨功夫，这是考验真正学力的时候，在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时代，原始的阅读方式，可能是奢侈的，但也是专业的，更是高雅的。对研究者来说，网络时代更应当读书，秘书可以完全不读书了，但学者则不能不读书。 　　原始阅读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当你拿起一本书，书是线装白纸，开本宽阔，字大如钱，而且流传有序，有签名，有题跋、有人的温情，这是电子书无法取代的。 　　今后读书，有可能变成趣味读书，有了电子书，在阅读的功能方面，实用的部分将被取代，但审美的阅读、将会更突显原始阅读的美丽，当然这个变化和转型过程，还会需要相当一段时间，但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以后，大量实体书店可能关门，现在看它的趋势是萎缩的，但这不等于书店就会消失。书店功能，极有可能向综合方面发展，有书的交易，有咖啡喝，有沙龙、有展览功能，有收藏交流功能等等。另外，未来还是会出现比较稳定的旧书业，因为传统的读书精神，总还是会留下一点痕迹，旧书店还会发挥出它特殊的力量。 　　未来的书店，可能会变成趣味书店，个性一定要强。作为单纯图书交易的书店，以后完全可被网络取代。凡与人类与精神活动有关的东西，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实用的功能容易被取代，但精神和审美意义比较稳定。 　　（这是作者2011年11月19日在厦门“鹭岛书香”月活动中的一个演讲摘要，已刊2011年最后一期《大学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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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y：书的未来，未来的书

几百年前，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引发了一场媒介革命，成本的下降和速度的提高，大大普及了印刷品的传播，打破了教会与贵族对书本的垄断。几百年后，由纸张与油墨构成的实体书，在新世纪迎来数字化的挑战，电子书大行其道，成为风潮。人们开始纷纷忧虑图书的未来，在种种“图书已死”“图书将死”的悲观论断或预言中，既流露出情感上对旧物自然的不舍，也透出一种感受到威胁后的慌恐。图书的未来果真如此黯淡绝望吗？ 　　书之实体、文明的钟摆、进步的外缘──美国作家讨论书的未来 　　今年三月，美国知名文学网站The Millions的创始人C. Max Magee与作家Jeff Martin合作编纂了一本评论集《晚期的美国小说：作家谈书的未来》（The Late American Novel: Writers on the Future of Books）。书中，近三十位美国当代作家从阅读、写作、图书制作等多个角度，试图回答书将会何去何从的问题。《Esquire》杂志的高级编辑、《我的大英百科狂想曲》（The Know-It-All）与《依照圣经准则生活一年》（The Year of Living Biblically）两书的作者A.J.Jacobs形容这本书“生动、机智、有趣、天马行空”。 　　这本书的有趣从封面开始。它由Thomas Allen设计，图案是一本精装书，但这本书的外形怪异奇特，散发浓厚的古旧味，宛如八十年代科幻片里走出来的物件。书脊上方竖着两根天线，封面下半部分是一个混合了打字机按键与电脑按键的键盘，上半部分中间是一块屏幕，左侧有一根电灯拉线，右侧排列着电源开关、投币电话上的退币按钮与投币口、以及老式的门铃，最上方是两个相互牵引转动的卷轴。它呈现过去、现在，并以荒诞的方式连接未来，形象表达了技术与书写工具的变迁。翻开这页独特的封面，针对书的未来，诸位作家或引据阐述、或诙谐调侃，或回忆怀旧、或大胆畅想，他们不同的视角、多样的见解、迥异的文风，开拓了读者的思考空间。 　　书究竟会不会死？作家Marco Roth的看法是，“…我们并非都是技术进步的奴隶。这个世界上仍存在后进成分，如纽约伦敦的话剧剧团，人们继续凭记忆背诵大段台词……口语文化在经历了数千年后依旧幸存，因此‘书文化’也会存活下来。我们将同时生活在几种不同的文明时代中。”另一位作家Sonya Chung以女权运动为例，将文化与文明的前行比作摆动的钟摆，甩到某个极限后会再度折返。电子书把我们引向无形的虚拟世界，追求“广度胜于深度，多重任务胜于单一焦点，水平思考胜于垂直深掘，流动性胜于忠实度，速度胜于慢工，但不久我们会荡回来”，“信息时代将重新让位于有形的物质时代”。 　　文学杂志《n+1》的编辑Benjamin Kunkel认为，铺天盖地的网络书写，无论博客、专栏、论坛、抑或用户反馈，绝大部分属于第二性的评注而不能算文学，它们从属于某样第一性的事物，不似文学是直接把世界转化成文本。因此，在视频影像和数字文化的冲击下，文学有可能成为一种亚文化、甚至反文化（counter-culture）。 　　不过也有作家指出，什么是书？在谈到纸质书时，它不仅包含内在的文本，而且是一件实实在在的物品，有形状、触感、甚至气味，人们拥有书的数量可能会因电子阅读器、平板电脑的流行而有所减少，但绝不会销声匿迹。Joshua Gaylord想像未来书与阅读将走向分离，“享受阅读而不需要书，爱书而不一定阅读”会成为普遍现象。 　　书籍的变革正在到来，但它的未来仍是一个未知数。在这本评论集里，最有个性的回应也许是洛杉矶女作家Victoria Patterson的《何必操心？》（Why Bother?），她在文末写道，“我关心的是我的作品，而不是图书工业的命运。”同理，作为读者，与其哀悼书籍的没落失势，不如拿起手边的一本书开始阅读。 　　纸质书、电子书、多媒体互动图书──丰富共存的书世界 　　技术的发展使纸张不再是承载书的唯一媒介。自电子书（ebook）问世以来，在Kindle、Nook、iPad等上百种阅读器的硝烟大战中，电子书的销量节节上升，今年五月，美国亚马逊网站上Kindle电子书的销量已超越了纸质书。尽管来势凶猛，但不少图书业人士相信，电子书与纸质书的关系将是共存而非取代，意大利学者翁贝托·艾柯在《别想摆脱书》的对话里也支持这种观点。另一方面，除了电子书外，出版商亦不断跟随新技术的脚步，开发新的图书形式。近期，在苹果iTune App Store里出现了两本引人瞩目的经典名著，由英国Faber出版社与Touch Press联合制作的艾略特的《荒原》和企鹅集团出版的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它们结合图文、动画、声音、影像，一时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于是，我怀着莫大的好奇，花了大概一本平装书价格的钱买了《在路上》，来体验多媒体图书的个中妙趣。 　　点开这本又被称为应用程序（App）的数字图书《在路上》，但见它分成五部分，“书”、“作者”、“旅程”、“出版”和“垮掉的一代”。“书”里收录1957年原始完整版的《在路上》，正文一侧有超链接按钮，点击可浏览主要人物的生平和相关背景。进入“作者”条目，生平简介、昔日旧照、几篇凯鲁亚克论写作、论垮掉的一代的短文，这些是纸质书亦可实现的内容，但最让人兴奋的是两部分声像资料。同属“垮掉的一代”的作家Carolyn Cassady与诗人Lawrence Ferlinghetti在视频中谈论他们眼中的凯鲁亚克，更难得珍贵的是三段从凯鲁亚克档案中发现的出处未明的录音，总计二十余分钟，隐微的沙沙声中传来作者本人用抑扬顿挫的语调朗读《在路上》的片段，不禁令人心头一颤，恍如跨越了阅读时空，走进城市之光书店的现场。 　　《在路上》是一本具有自传色彩的公路小说，“旅程”部分整理了凯鲁亚克三次驾车横穿美国大陆的旅行经历，图文并茂的介绍重点城市，并通过超链接与作品建立对照。“出版”部分，集合学者撰写的导读、该书得到的评价、手稿的真迹、出版时的更动、凯鲁亚克与编辑的通信等林林总总的文献史料，为有兴趣想深入了解该书的读者提供粗浅的参考。最后，在“垮掉的一代”的条目下，编者罗列了小说中每个人物的原型，配以简要的文字说明和照片。 　　记得在评论集《晚期的美国小说》的最后一篇，作者兼电影人Reif Larsen论及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他指出，现有的关于电子书的喧嚣论战忽略了一环重要的创作者的声音，从静态的纸张到闪烁的屏幕，随着图书传播媒介的改变，写作本身亦面临新的挑战，不能只停留于在屏幕上重建纸上的世界，还必须吸纳新媒介的功能，如超文本小说（hypertext fiction）的实验。而进入App Store的《荒原》和《在路上》提醒我们，要应对这种转变与挑战的，不止是作者，还包括所有与图书工作有关的人。 　　（for《上海壹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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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阅读方法               首先要养成连接概念与经验的阅读习惯。读书必定要首先掌握作者的中心论点（当然有许多没有形成中心概念的著作，甚或主要是经验信息堆积类的著作，有的价值不大，但有的是十分珍贵的参考书。我这里关 心的不是参考书的编撰，而是学术专著的写作），而为了精确地掌握一本书，也是为了锻炼自己概括能力与养成连接经验与概念的思维习惯，我特别强调读书笔记要总结作者 对自己中心论点的主要经验支撑证据，并同时照顾到中心论点次一级的阐发性概念及其经验根据。最后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者把你说服了没有？为什么？（更有进者，如果由你来写这本书，你会做怎样的修改？）这样的读书习惯也是为自己做学术研究，写学术专著的一种锻炼。能够清楚掌握好的专著的设计和结构，才有可能自己撰写优秀的学术著作。          这样的读书习惯另外有一个很实用的考虑，就是为了积累自己将来研究和教学的可用材料。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们看书之后，在个把星期到几个月之中，对一本书 的记忆是比较清晰完整的，之后便逐渐模糊，几年之后便几乎不可能在脑袋里作详细的找回检索。因此，我们要在记忆清晰的时候，精确地总结这本书以备将来之 用。而这样的总结，不是被动的摘抄，而是积极的消化，迫使自己在记忆最完整的时候，按照上述的方法精确地掌握这本书并对之进行系统思考。那样，将来可以随 时找回检索使用。我自己要到30岁之后才清楚了解到自己的记忆（或仅仅把书排列在书架上）的不可依靠，开始积累笔记。有不少在研究院时候读过的书，后来都 得回去重看。           2、理论学习              前人有众多的理论著作，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资源。我自己提倡的途径是要掌握主要不同流派的理论，作为入门途径。阅读时要求与之对话，而不是简单的死学。而 对话、决定取舍的最好方法，乃是看它对组织、解释自己掌握的经验材料有用没用。        学习理论的目的不是寻求或掌握全能性的真理，而是提出问题，较高的一个境界是在理论和实际脱节点上，或不同流 派理论的交锋点上，提出问题，试图超越现存视野。另一用途是通过与现存理论的对话来澄清、推进自己的分析概念。这样，理论更多的是工具或对手，而不是答案。        另一个有用办法是：区别经典理论与庸俗理论；前者较少，后者俯拾皆是。前者一般视野比较宽阔，提出的概念更清晰并强有力，后者则比较模糊繁杂，除非和自己的研究课题有直接联系，一般用途不大。这种庸俗模式的大量存在本身便是西方形式主义倾向的一个例证：今日美国一般的社会学、政治学系，对学生们要求的是首 先建立所谓"理论"或模式，然后才做经验研究，这种认识方法的结果之一是模式堆积如山，绝大多数十分庸俗。而与这样的模式"对话"，虽然可能会起点公关作用，但对推进和提高自 己的分析概念不会有太大帮助。 最后一种可行的理论学习方法是：先在某一种流派之中，深入浸淫一段时间，作为入门方法，锻炼自己概括和连接概念的能力，然后进而学习其他流派。国内许多年 长一点的学生，已经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可惜的是其教学方法，大多是当教条死背，而不是活学活用地用来提出问题。但也有少数的学生，还是能够从其中得到 概括能力的锻炼，这是宝贵的资源，可以当作学习其他流派理论的基本功。           3、写读书报告               学术著作都应带有一个中心论点，而阅读那样的著作，首先是要掌握其中心论点，用自己的话（一段，甚或是一句话）表达出来。然后，用三、四段总结其主要的次 级论点，同时总结其经验证据。总结的时候，关键在于不要摘抄，要用自己的话，因为那样才会消化，使它变成自己的东西。一个可行的阅读次序是先看首尾，掌握 其中心论点之后才逐章阅读，每章看完之后用自己的话总结。最后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者把你说服了没有，为什么？（甚或更进一步：如果由你来写这本书，你 会做怎样的修改？）至于比较纯理论性的著作，我们要问：它对了解中国的实际或你自己的研究课题有什么用？这样的看书写笔记方法乃是一种思维上的锻炼，也是养成自己的思 考、写作习惯的办法。关键在养成看后就写系统笔记的习惯，不可依赖自己的记忆，因为几个月（最多一两年）之后肯定会变得模糊不清。笔记最好既不要太简短也不要 太详细，应在一、两千字的范围之内。这样长年积累，随时可供将来的研究和教学之用。           4、研究写作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设计论文首先应要求自己能在经验层面作出前人所未做的贡献，因为作为一个青年学者，思想上多未完全成熟，若能老老实实做经验研究，最起 码可以在那个层面上做出新的贡献。但这不是说要只作经验信息的简单堆积，因为那样无从区别重要和不重要的信息。优秀的学术贡献需要带有明确的问题，经验证 据的目的是用来解决重要的问题，而问题的建立要靠经验与理论的连同使用，不可只靠单一方面。最理想的状况是通过新鲜的经验证据来提炼新鲜的概念，用以解决 重要的理论问题。而所谓理论问题，上面已经提到，既可以是不同流派理论的交锋点，也可以是理论与实际的脱节点。另外，最好是自己特别关心的问题，因为那样 才会有驱动力，使自己作出长时期的持续投入。        这里应该说明，寻找自己最想做而又是最能做的题目常常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我当年便因导师的影响而选择了思想史的题目，并试图为导师而挑战当时占美国首席位置的Joseph R. Levenson。后来才发现，自己无论在感情上还是能力上，都更倾向于关注普通人民，而又比较喜欢解答有关人们实际生活的问题，更合适做经济史、社会史 和法律史。但清楚认识这一点的时候已经近乎不惑之年了。基于以上的经验，我自己一贯避免指定学生做某个题目，因为我认为这几乎等于是在替他们找对象。做学 问是个长时期的磨练，十分必要找到自己真正愿意一生与之作伴的主题，但国内由导师包办的做法仍然比较普遍，亟需改革。         最后，怎样在经验证据上提炼新鲜概念。上面已经提到，一个好的方法是从经验证据与现存理论的脱节点出发，与现存理论，尤其是经典性的著作，对话来澄清、推进自己的概念。最好是跨越不同流派的理论，因为同一流派中的论证，多只关乎次级问题，而不同流派的交锋点，常常是最为基本和关键的问题。有的同学可能会觉 得掌握单一流派的理论已经不容易，要求同时与不同流派对话，可能是过分苛求。但实际上，只掌握单一流派，常常会陷于不自觉地完全接受其预设前提，久而久之，甚至会以为是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真理"，因此陷入由意识形态主宰的研究。而且，通过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议，可以更清晰深入地同时掌握不同概念，并把 自己的认识和问题提高到 最基本的层面上。这方面中国的研究生其实具有比美国学生优越的条件。作为处于两种文化冲击下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研究生更能体会到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以及不同 理论之间的交锋。今天中国的研究生，几乎不可避免地都是"双重文化人"（见黄宗智《近现代中国和中国研究中的文化双重性》），和美国一般研究生很 不一样。若能既不迷信普世理论，又不迷信自己的感性认识，这本身就是一个可资学术使用的重要资源。最后是通过严谨的经验研究与高层次的理论问题 意识的探讨，来回反复连接，由此才可能建立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性的学术，并为全人类建立一个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传统的学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