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五的武术师管季超画完稚画读70后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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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1976年出生，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微电子专业，现任职于《生活》杂志。自1998年起为《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书城》、《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撰稿，文风犀利。曾任《PC Life》执行主编、中国先生网主编、e龙网内容总监，他是单向街图书馆的创办人之一，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曾出版《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转折年代》、《纳斯达克的一代》、《昨日与明日》、《思想的冒险》、《新闻业的怀乡病》、《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等。许知远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文章中体现着一个知识分子对中国过去与未来的思考，充满忧患意识，如果你厌烦了每天阅读报纸看到形势一片大好的陈词滥调，那么许知远毫无疑问是最有可能给你浇冷水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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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作品　

　1《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2《转折年代》
许知远

　　3《纳斯达克的一代》
　　4《昨日与明日》
　　5《思想的冒险》
　　6《新闻业的怀乡病》
　　7《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
　　8《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
　　9《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10《中国纪事》
　　11 《 祖国的陌生人》
　　12 《镀金中国》（繁体）
　　13 《极权的诱惑》（繁体）
　　14 《未成熟的国家: 变革中的百年中国》（繁体）


许知远大事记　　华商报5月11日消息 韩寒入选时代周刊年度百人榜之后，突遭“炮轰”，知名作家许知远撰文《庸众的胜利》，网友麦田撰文《警惕韩寒》，分别对韩寒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进行批判，虽然网络的评论依然倒向韩寒，但对韩寒评价不再一边倒也让我们开始反思，对这个年轻人我们究竟了解有多少？
　　批判一韩寒需要警惕？
　　观点：“韩寒根本没有独立思考，他所有的文章都是在迎合大众的情绪”。
　　对于韩寒的争议，似乎还停留在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夜成名、辍学等多年之前的事件上，但最近几年来，韩寒的形象俨然已经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在众多热点事件中，总是有韩寒的身影，虽然他基本不接受记者采访，但他的曝光率却居高不下，而且大多以正面形象出现。然而，5月7日一篇名为《警惕韩寒》的博文引起了对韩寒现象反思的开始，与过去不同，这次反思更多是对韩寒的批判。
　　作者麦田称自己通读了韩寒的博文，并提出了韩寒博客的“2008”这个分水岭：在2008年之前，博客还是“私人习作”范畴，2008年之后，韩寒的博客重心明显转移到“公共话题”，尤其时政话题，“我个人一直比较欣赏韩寒。当我梳理韩寒全部博客时，我才发现自己的这个‘一直’，其实恰好也是从2008年开始。至少对我而言，韩寒是因为从2008年开始关注公共话题，才成为现在之韩寒；否则对我来说，韩寒和郭敬明并无高下之分。”麦田写道。
　　在文章第二部分，他的主题为“露馅”，在列举韩寒几次博文的观点后，作者认为韩寒的话“不是理性的，但都是老百姓‘爱听’的”。
　　因此作者得出结论，“韩寒的价值=永远的热点+一流的文字+正确的立场”，但是，“韩寒根本没有独立思考，他所有的文章都是在迎合大众的情绪”。
　　批判二韩寒的成功是民族的失败？
　　观点：“韩寒掀起的迷狂，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
　　相比于麦田对韩寒抨击的浅显，知名专栏作家许知远所撰《庸众的胜利》更具力量与高度，他在更深层次分析韩寒的成功。“此刻的中国，人人都在谈论韩寒。他像是越来越压抑、越来越迷惘的时代的最后救命稻草。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说他头脑清醒，媒体欢呼他是‘青年领袖’、‘年度人物’，青年人觉得他不仅很酷，还有思想。”
　　许知远将韩寒描述为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的文章总是如此浅显直白，没有任何阅读障碍，也不会提到任何你不知道的知识；还有他嘲讽式的挑衅姿态，显得如此机智，他还熟知挑战的分寸，绝不真正越政治雷池一步；他也从来不暴露自己内心的焦灼与困惑，很酷。他能把赛车冠军、畅销书作家、叛逆小子和即兴讽刺者等多种角色结合，并能在种种诱惑面前保持警惕，况且他才二十七岁。人们尤其着迷于最后一点，他在自己全球浏览量第一的博客上，嘲讽这社会中的种种愚蠢和不公。”
　　许知远的结论则是：“韩寒掀起的迷狂，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说出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
　　专家分析：越批判越清醒
　　韩寒目前遭遇的质疑难免让人困惑。这究竟是真知灼见，是对他的洞悉，还是对他的误解。
　　对韩寒遭遇到的批判，常年居住澳大利亚的历史研究者雪珥认为这很正常：“韩寒现象所承载的种种表现，以及这种表现后头的种种原因，归根到底只有一条：我们的时代的确是不同的，表扬与自我表扬者、批评与自我批评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镜子。这是一股能令人清醒的‘寒流’，它的力量绝对不来自韩寒，而来自你我，在此次批判中，人们会更清醒地看清韩寒。”
　　雪珥这样分析，他认为，韩寒作为一个年轻人，靠说比较有技巧的真话赢得了民心，而不是靠装出精英状，这是时代的幸运，他并不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也不象征着思想的力量，他只是象征着真实的力量，象征着那个指出皇帝的新装的孩子的力量，尽管涉及了很多敏感词，依然得到了主流的容忍和默许，这是时代的进步。
　　如以往一样，韩寒对此次批判依然表现得不在乎，未作任何回应，雪珥说，这也值得其他批评者、尤其以批评为饭碗者思考。
　　旁观者说：
　　就算批评者是嫉妒，说得对，也要听
　　这两篇文章一出来，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各种评论也就纷至沓来。
　　张鸣就认为许知远这篇《庸众的胜利》有太强烈的精英意识，完全无视韩寒身上体现的批判精神，认为只要拥韩，就是庸众。
　　闾丘露薇则对麦田的批评不以为然，她在微博上写道，“人家就是做好自己，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样简单不行吗？”而麦田针锋相对，称她这个观点相当糊涂，“当一个人成为公众人物时，怎么还能用他的个人行为作为规避批评的理由呢？”
　　网友“再见列宁”评论许知远的文章称：“为韩寒辩护的最糟糕的理由是嘲讽批评他的人是出于‘嫉妒’，就算批评者是嫉妒，说得对，也要听；这正如就算韩寒的动机是‘商业’，他说的真话也是真话。”
　　而在新浪微博上，关于这两篇文章的讨论也甚为热闹，《东方企业家》杂志执行主编魏寒枫说：“我认真看过知远的文章。虽然他评价韩寒成名本质，某种程度也适合他自己；虽然他对韩寒和公众要求似乎过高；虽然他用‘庸众’一词略显刻薄；甚至虽然他评韩寒可能也有左宗棠不服曾国藩的情绪嫌疑??但你能否认，你不是一位‘庸众’吗？”




人物经历　　许知远出生在1976年江苏北部的一个小乡村，许知远一直在这里生活到7岁。1983年， 许知远

邓小平决定裁减的100万军队，父亲所在的铁道兵首当其冲，于是，许知远跟随父亲来到北京。
　　1995年，整天为自己能否考上大学而忧心忡忡的许知远进入北京大学，蔡元培时代早已是昔日的传奇，大学则变成流水线式的加工厂。于是，毕业时，许知远成为了一名.comer，第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母亲一年的收入。
　　网络泡沫破灭，他又成了新闻记者，彼时，中国的出版物逐步获得发言，一些以市场为基础的媒体，正学习用《纽约时报》的口吻报道中国。身处1999年至2003年的许知远，被一种强烈的乐观情绪左右着。
　　2002年3月，许知远首次出国，目的地是美国。一个月里，他从东海岸转到西海岸，采访了20个人，似乎实现了他年少时从《流放者的归来》中所了解的那种文学流浪生涯。
　　2004年，许知远第一次给大陆以外的杂志《天下》撰写专栏。一名台湾学生说，他从这本在华人世界颇有影响力的杂志上，第一次看到了大陆人写的文章。
　　2010年，胡舒立和《财经》成为中国传媒时代嬗变的缩影时，远在英国的许知远内心颇为唏嘘，他一口气写下洋洋万言的文字，细数中国媒体命运的雷同与宿命。
编辑本段写作历程　　许知远的出现从来都离不开书。
　　即使是坐地铁或是接受媒体采访前的空隙，他的面前也总会有一本书，或是一本英文杂志，一本厚重的英文字典。
　　他做书店、开专栏、写书。八年间，从《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到《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从《经济观察报》到《生活》杂志，这个在23岁就决定做一个作家的人，他的文字已经影响了新一批年轻人。
　　从24岁到31岁，许知远称，他的写作已经从追求华丽转变为注重对生活真实的体验。“我希望在写作中寻找安宁、美好的东西。”尽管他同时也认为，写作不应该是一件随性的事，发表意见应该是一种义务。
　　许知远文章中充溢的，是众多西方著名知识分子的名字。他在《经济观察报》的专栏结集《昨日与明日》，名字就是模仿李普曼的专栏“今日与明日”。不仅如此，他的参照体系的英美色彩浓厚：“特别是高中时期，那时受了很多李敖的影响。他不是在文章中说，什么都是西方的好吗？”而对于传统文化，他却“一无了解”。朋友说，他谈论中国时的口气“就像一个外来者”。
　　高中与大学时期，被翻译成中文的外版书籍成为许知远最主要的阅读来源。北大图书馆三、五块钱处理的《时代》过刊，成为他认识西方的主要途径。这段阅读经历，对他的思维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人、对事物、对国家的看法，都是从西方经验里来的，比如说，我就曾认为个人主义是最好的。”
　　2002年，许知远第一次出国，他在美国待了一个月。“以前对于西方的认识更多是从书本上，这次是人和人更感性的接触，也是第一次跟以前只在教学参考书上出现的人进行真正的交流。像加尔布雷斯、希勒，他们都是非常典型的美国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于世界的思考方式，甚至他们的谈话方式，你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借鉴，慢慢形成自己的态度。我见加尔布雷斯时，他已经92岁了，还在写新书，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做这样的人，要做一些新的事情。”
　　2004年，许知远第一次给大陆以外的杂志《天下》撰写专栏。一名台湾学生说，他从这本在华人世界颇有影响力的杂志上，第一次看到了大陆人写的文章。这也是许知远“发现中国”的开始：“那时还很模糊，不知道该怎么写中国。但写作和谈论是一种探索方式，在谈论中，我发现自己中国意识的空白，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写中国，只能去看《F o rtu n e 》、《N ew yo rk tim es》是怎么写的。这是一块陌生的知识和情感领域。”
　　从为中国介绍西方，到向台湾介绍大陆，许知远感受的最大不同是，“你越描绘自己的国家，越意识到跟她的感情，情感是一点点凸显出来的。所谓的冷峻都是假装的，要温情，不要滥情就可以了。”
　　这之后，许知远的文章中，“中国”不再是简单的地理概念，“现在清晰一些了”。他开始试图探讨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他的价值体系中，也开始补充进一些非英美体系的东西。近一两年，他开始写更多关于中国的事物。在《金融时报》中文版的专栏就是希望帮助海外读者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从来不读鲁迅的他，近几个月开始读鲁迅了。而且，他还计划今年下半年到中国各地走走，通过与当地人的交谈，把看到、听到的东西表达出来。他依然读不下去古文，看的更多的还是汉学家写中国的文章。
　　微电子专业的背景却频频在经济领域发言、文章中过分的旁征博引，都成为人们对许知远的最大质疑。“专家是多么愚蠢的title呀！”许知远反驳说。“我的专业是人，是一个更宏观的概念。而且我大量使用引语，是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用引语，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连接的过程，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人，为读者提供启发。那是我试图分析和推理的方式呀。在西方传统里，这是很正常的。但我们的国家太反智了，人们喜欢直接的东西。而我传递更多的是信息和推理，不是一个确定的观点。我不一定有观点，结论必须建立在事实上，才能得出看法。当我有观点的时候我会表达出来的。”
　　许知远说，近来，他开始更重视微小的变化。“成长的过程不仅是知识的积累也是经验的积累，更是内心对于自己所做事情确认的过程。”这个曾经迷恋苏晓康式抒情体，曾经以李敖、孔庆东为精神武器的年轻人，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世界的参照体系很多，你要试图从不同的地方借鉴不同的经验。我还没有成型，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所以它们都是我的一部分。知识可以被不断取代、颠覆，但性格的塑造却能给人生带来稳定性。生活没有特殊的转折点，而是由dailywork积累而成的，认识到这一点，是我自己成熟的标志。”



语录　　1、我们的时代病了。
　　2、每个人都要尽量地寻找自己。
　　3、不要让年龄成为唯一的武器。




“炮轰”韩寒经过　　2010年5月，韩寒入选《时代周刊》年度百人榜之后，突遭“炮轰”，知名作家许知 韩寒

远撰文《庸众的胜利》，对韩寒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进行批判。 观点　　“此刻的中国，人人都在谈论韩寒。他像是越来越压抑、越来越迷惘的时代的最后救命稻草。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说他头脑清醒，媒体欢呼他是‘青年领袖’、‘年度人物’，青年人觉得他不仅很酷，还有思想。”
　　“他的文章总是如此浅显直白，没有任何阅读障碍，也不会提到任何你不知道的知识；还有他嘲讽式的挑衅姿态，显得如此机智，他还熟知挑战的分寸，绝不真正越政治雷池一步；他也从来不暴露自己内心的焦灼与困惑，很酷。他能把赛车冠军、畅销书作家、叛逆小子和即兴讽刺者等多种角色结合，并能在种种诱惑面前保持警惕，况且他才二十七岁。人们尤其着迷于最后一点，他在自己全球浏览量第一的博客上，嘲讽这社会中的种种愚蠢和不公。”
　　许知远的结论则是：“韩寒掀起的迷狂，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说出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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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韩寒受推崇是庸众的胜利
2010年07月05日



新华网







约三十年前，当法国学生们被问道，谁是他们最仰慕的公众人物时，他们选择的不是老年萨特，而是米歇尔·科卢奇——一位电视喜剧演员，以嘲讽和出言不逊著称。
时代的风尚转变了，六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改变世界的愿望，让位于七十年代的幻灭与狭隘的个人主义。嘲讽成了时代的情绪，人们在乎的是姿态，而不是内容。
此刻的中国，人人都在谈论韩寒。他像是越来越压抑、越来越迷惘的时代的最后救命稻草。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说他头脑清醒，媒体欢呼他是“青年领袖”、“年度人物”，青年人觉得他不仅很酷，还有思想。
没人能否认韩寒的魅力。他能把赛车冠军、畅销书作家、叛逆小子和即兴讽刺者等多重的角色结合，并能在种种诱惑面前保持警惕，况且他才二十七岁。人们尤其着迷于最后一点，他在自己全球浏览量第一的博客上，嘲讽这社会中的种种愚蠢和不公——它们绝大多数与这个越来越膨胀和傲慢的官僚系统相关。有些时候，他不仅嘲讽，还期待创造意义，尽管他还不清楚这意义到底是什么。
作为一个青年人，这似乎已经足了，他必定是我们时代最可爱、最聪明的明星人物。但很多人(包括一些自认有思想的人)把他推到了一个令他本人都尴尬的位置——他要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象征着思想的力量，象征着对权力的反抗。
但这不是韩寒，人们越是把他推向这个位置，越暴露出这个时代、这些高声吶喊者的愚蠢、脆弱与怯懦。在某种意义上，韩寒的胜利不是他个人的胜利，而是这个正在兴起的庸众时代的胜利。
是的，你可以说每个杰出人物必然与他身处的时代相关联，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名声和有影响力越来越与个人的质量、才能与成就无关。在西方，这是个Paris Hilton和苏珊大妈的年代——她因为有名而有名，因为不怕出丑而有名。在中国，这是个李宇春与小沈阳的年代——人们因她小小的个性，或是他的自我贬损，而把票投给他们。
韩寒与他们不同，却也是被同样一种力量推到今天的舞台。他是这个时代明星文化与成功文化的产物，也符合这个时代所推崇的业余精神——赛车、写作、表演，你都要会一点；他还下意识响应了日趋悤烈的反智倾向，他的文章总是如此浅显直白，没有任何阅读障碍，也不会提到任何你不知道的知识；还有他嘲讽式的挑衅姿态，显得如此机智，他还熟知挑战的分寸，绝不真正越政治雷池一步；他也从来不暴露自己内心的焦灼与困惑，很酷……
于是谈论韩寒，变成了一次全方位的心理按摩。你沐浴了青春、酷、成功、机智、还觉得自己参与了一场反抗，同时又是如此安全，你不需要付出任何智力上、道德上的代价，也没有任何精神上的仿徨，他是这个社会最美妙的消费品。
但世上真有如此美事吗？集体性地沉默与忽视也在表明，其实我们对于真正的自由与反抗毫无兴趣，甚至心生恐惧。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它不仅要反抗，而且有明确的主张。这需要智力与情感上的成熟，并愿意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
对于韩寒的热烈推崇，是整个社会拒绝付出代价的标志。当我们沉浸于只言词组的嘲讽时，一定误以为自己已消解了这可恶的权力体制，其实一点没变，嘲讽只是为上面裹了一层糖衣，但我们进行自我麻醉，还将此视作一次反抗。
而且，人们或许也觉得，韩寒也不需要为行动承担任何后果，他可以进行象征性、边缘性的反抗了，然后还全身而退，像是去商场进行一次购物。韩寒成了所有人的借口，人们借着他撒娇，卖弄自己那可怜的“小心思”。
但公众必定为这种愚蠢和怯懦付出代价。既然他们对于真正的成就缺乏兴趣，不去赞叹那些卓绝的道德勇气，不去准备接纳真正的思想，他们就只能在这个烂泥塘中继续打转，相互抱怨、相互麻痹。因为这庸众的数量是如此的巨大，他们还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中国已经影响世界。中国的确影响了世界，但它只是数量上的造就，而非真正值得尊敬的成就。韩寒掀起的迷狂，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说出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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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编辑的困惑：读韩寒还是读许知远？
作者：彭晓芸
2010年05月10日　　来源：时代周报　


　　这一个晚上，我都在翻看许知远。许知远于2006年（我正式成为媒体人的那年）写下的困惑，今天依然困扰着我，甚至比2006年的情状更甚，只能说，这个国家在迅速下滑。　　
　　关于“我们时代的话语方式”，策划这个专题，缘起于胡泳和郭巍青老师在本报发的文章，谈谷歌谈得那么好，却不如人家重庆某报纸搞个插科打诨的恶搞文章的所谓网络影响力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时代已经出了问题了（甚至更早，跟评论部诸同事讨论“我们时代”系列的时候，就在想）。
　　恶搞是没有门槛的，胡泳和郭巍青谈谷歌，那是有门槛的，不是人人可以谈的。纸媒不该将自己降低为网民门槛。
　　恶搞的力量，是在消解直接对话的力量的，别以为权力害怕发笑，权力不怕发笑。
　　的确，李鸿忠才不怕全国人民发笑。签名，正面求解，竟然已经被李鸿忠接受采访时嚣张说的，“慢慢就过去”说中了。
　　“一个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几个月前，就脱口而出的一个标题。所以，我们的专题倒是有备而来，在开始写稿才得知韩寒入选时代，这是天赐良机，但如果没有得奖，我们也照常推出这辑专题。
　　做完专题，夜不能寐，昨夜凌晨三点起来翻书，看到胡泳的那本《众声喧哗》，其实他早就论述得非常清楚。在第298页，关于官话，新话，以及这种恶果——犬儒主义。
　　“官话由于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及矛盾极为明显，成了民间公然嘲笑的对象，手机段子的流行就是明证。然而，政治与语言的这种结合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并不能够小觑。奥威尔曾经精辟地指出，‘新话使我们损失的不仅仅是语言的典雅和清晰，而是把语言的混乱化作了政治控制的核心工具，使系统的统治得以合法化’。它的恶果是犬儒主义，表现为对政治的冷漠和对现实的失望和无可奈何的接受以及‘双重思想’——在表演的同时嘲笑表演，怀着轻蔑投入机会主义。”
　　这段论述真是太经典了！可惜我的开篇篇幅有限，且写的时候对犬儒主义这个概念一闪而过，但没敢深入再去剖析，觉得那已经不是一个短短的开篇能够承载的了，但现在很后悔，还是觉得应该在开篇点出来，我的开篇还是写得感性了，轻飘了，如果点出犬儒主义这点，可以提升一个层次。
　　而这期的采访，在我看来，一个成功的议题，恰恰不在于请一堆专家来验证常识，而是，我们的议程设置竟然能够让李公明和王晓渔这两位气质相似，价值观非常一致的学者，说出了不同的意见，这才是时代需要的言说方式，告诉你，你所不知道的或你所想不到的。
　　本期操作，更加确信了我的一个信念，纸媒评论的未来，如果说还能有多长时间的未来，我想，必然是摆脱简单自由主义的逻辑，走向一种复杂的更细微的更确切的言说方式，摆脱表态文章的简便，摆脱插科打诨的不自重，走一种有技术含量、知识含量、方法论含量的评论，否则，纸媒的评论没有必要存在，网民插科打诨比我们做得精彩。
　　但我们能走得多远？我的知识储备是那样地贫瘠，眼界是那样的力不从心，语言已经是那样的粗鄙，我似乎在寻找一个遥远的目标。
　　幸好有他们，我的同事们，我们是那样幸运地成为一个小团队，达成了一种毫无障碍的沟通和默契。他们让我觉得，无论纸媒的整体命运如何，我们可以坚守目前的言说，就是一种幸运。

　　深感厌倦的自我重复

　　By [ 许知远 ] 2006-6-26

　　我对于专栏作家这一职业从未这么厌倦过。
　　想起了2001年的10月，我第一次开始以这个身份工作。
　　是9·11激发起我最初的兴趣。2000年时，我读到了《李普曼与美国世纪》，罗纳德·斯蒂尔不无夸张的评述，令我热血沸腾。如果按照托马斯·卡莱尔的分法，有了作为诗人的英雄，作为先知的英雄，那么李普曼一定是作为专栏作家的英雄。自1931年开始写作 “今日与明日”以来，他是全世界的最重要的新闻人物。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全球超过1000万的精英读者通过几百家的媒体的转载，来了解他对于正在变化的国际局势的看法。他开始说话时，全世界都在倾听，在20世纪50年代的日记里，他总是匆匆地写道，见到希腊首相、埃及总统，不过是泛泛之辈。美国历任新政府的驻外大使，在上任前都渴望得到他的教诲。　　
　　他傲慢，甚至有点看不起自己所从事的新闻职业。他每天早晨有条不紊的起床，从容镇定的写作、打网球、到俱乐部闲聊，他从不追踪新闻事件，他不相信什么独家新闻，认为那只是廉价的好奇心。他所依靠是他的分析能力，他有一个数学家头脑，新闻只是他恰好分析世界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不意味着他不犯错误，事实上，他经常犯错误，人们倾听他的声音，不是因为他的预测能力，而是他不动声色地分析事物的方法和冷静气质。他的知识眼界使他更像是个哲学家，因为他总是一边在谈论新政的弊病，以便和凯恩斯与哈耶克谈论自由主义的前途。他写作的语气，有时又像是个政治家，他从整体来看待问题，而不是局部。　　
　　李普曼从不取悦读者，他通过专栏影响美国詹姆斯·莱斯顿那样的专栏作家，然后莱斯顿又影响新闻界的高级决策人，而这些决策人则影响广播与电视，广播与电视则影响公众。在对李普曼虚妄的想象中，我过了还算认真的三年的专栏作家的生涯，然后开始深感不安。我缺乏穿透力，不能看穿复杂的现象的本质，更多的只是将它们在描述一番。更糟的是，我发现可能永远也获得不了那种影响力，李普曼生活在一个新闻媒体与政府机构共同成长的年代，公共舆论有能力影响政治决策、商业行为，后者也必须向专栏作家们提供更多的信息。在他们背后则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全球性领导国家，美国的声音得到世界的关注，人们争相阅读李普曼，是因为从中看到美国政策的可能的导向、美国精英阶层好恶。　　
　　公共舆论在中国的力量仍旧弱小，作为一个专栏作家，你所能得到信息太少，很多时候，你只能在外围猜测。即使评论国际政治，你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前往中东、白宫或是进入欧盟总部的办公室。然后，你发现精英舆论在今天的反智的中国社会中，得到的唾弃远比尊敬要多。在我们的时代，专栏作家意味着的是那种写作 800字的无关痛痒的小品的人，而不是在报纸上最重要的版面发表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的严肃看法的写作。与艺术家、诗人、电影导演一样，专栏作家是一个国家创造性的标志之一，很显然，这一点在中国是如此欠缺，这多少表明了中国社会在自我理解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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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力量

文/许知远



拉丁美洲作家在政治生活上的创造力总令人嫉妒。略萨在写作多年小说之后，决定竞选总统，在之前他是一位坚定的自由市场的信仰着，至少有一次，他曾与左派立场小说家马尔克斯在电影院前扭打起来。

在1990年的秘鲁总统大选时，若不是藤森表示支持他的主张，当选总统可能是略萨。所有在所谓的 “文学爆炸”中涌现出的拉美作家在作品中都带有鲜明的政治痕迹，不管他们采用的手法多么富有想象力、甚至魔幻般的不真实，但他们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好的理解与分析了这块长期被混乱、无政府、独裁困扰的大陆。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说：“阅读与写作总是意味着询问和分析事实。”作家往往比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更出色地解读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尽管他们主要依靠是直觉。
这次，我们从卡洛斯·富恩特斯开始。1928年出生于墨西哥城的富恩斯特， 11岁在智利发表第一部小说， 30岁时出版的《最明净的地区》，被誉为现代墨西哥的总结。他认为思考和写作是对自然秩序，甚至所谓的神圣秩序的一种挑战，1975－1977年时，他墨西哥驻法国大使，以直言不讳著称：“必须批评议会，因为它还没有组织得像一个真正独立的议会；必须批评政党，因为它们正处于一种深刻的危机中；还必须批评司法的职能。”一直到今天，他从未停止过写作，他的演讲与谈话能力和他的作家身份一样著称，一位本国作家称他是360度的知识分子，一位唯一可以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墨西哥知识分子。
在9月中旬的柏林文学节的演讲中，已经77岁的老作家谈论塞万提斯、卡夫卡与福克纳，最后谈到了我们时代最热门的话题“历史的终结”与“文明的冲突”。这真是个有趣的命题，塞万提斯对于解决21世纪的全球混乱会带来帮助吗，在这个被全球化、高油价、恐怖主义、文明冲突所包围的世界里，文学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宗教是教条的。政治是意识形态化的。理性必须被要求是逻辑的。只有文学具有这样的特权——它可以是模棱两可的.”这句话似乎一下子击中了问题的核心。真相从不等于事实，他说道：“文学创造历史遗忘的那部分。”
在现实的世界里，文学可能比任何力量都更为真实与有力。还记得9·11刚刚发生时，是什么帮助美国人渡过了最初的振荡期，他们都在传诵奥登在半个世纪前写的诗。在谈到人类社会今天遭遇的恐怖主义、不同信念之间的冲突时，富恩特斯谈到了福克纳与卡夫卡。前者说：“在痛苦与无情感之间，我选择痛苦”，而后者则说：“我不期待胜利，抗争本身并非幸福，除非它是我唯一可做的事……或许有一天我会投降，但不是向抗争本身，而是向抗争所带来的欢愉感。”人们经常忘记，是人类的情感而非理性，缔造了今日的世界，当人们遭遇痛苦、表现欢乐、攻击别人时，缔结和平，人们所依赖的首先是我们在情感上的感知，而非理性的分析。
伟大的文学作品，可能比任何其他人类活动，都更好地教给我们了，爱、恨、热情、公正、同情，并催促我们将之转变为行动。一本小说，往往可能变成一次革命的导火索，当“文学爆炸”在美洲发生时，正是这些作家成为了社会道德的衡量标准之一，他们鼓舞了人们寻求自身权利的欲望。在《拉丁美洲的现实与文学》中，科塔萨尔写道：“作家和读者比任何时候等更清楚，文学是一种历史因素，一种社会力量；伟大而美丽的怪诞之处就在于：文学越是文学——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就越具有历史特点，月能够起作用。”
于是在政治学家看到不同文明间难以调和的冲突时，富恩特斯却看到趣味无穷的对话与智慧的分享，他在结尾问道：“在最后一个字说完之前，我们怎么能说历史已经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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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混淆的记忆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2009-04-16





约瑟夫•斯大林差点就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俄罗斯人”。一家俄国电视台在二零零八年举办了这场网络竞选。出人意料的是，斯大林受到的广泛的推崇。当投票持续到夏天时，斯大林和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对第一名的争夺，倍加激烈，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
到了年底，结果最终显现。虽没有得到第一，斯大林支持率还是达到了第三名，而普希金仅仅排名第四。这项投票是正在回潮的“斯大林热”的征兆之一。莫斯科的书店的架上不断增加着支持斯大林的著作，在九月的新版学生教科书上，斯大林时期的政策被描述成“最好和最公平的社会”。新一代的少年是从这句话展开他们对于自己祖国的理解的：“亲爱的朋友们！你手中的这本教科书是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从伟大的爱国战争到今天。我们将回溯苏联从其最伟大的胜利到悲剧性的解体。”
那个习惯性的斯大林形象，日趋模糊了。他发动了残酷的党内斗争，用清洗、流放的方式至少使一千五百万人丧生，他发展了强大的秘密警察制度，使两代人生活于深深的恐惧之中，他的审查制度则让伟大的俄罗斯创造力陷入停顿……自列宁去世的一九二四年至他去世的一九五三年，斯大林统治苏联将近三十年岁月—— 国家型的恐怖活动深入了社会每一个角落里，让整个国家陷入一种深深的压抑和沮丧中。即使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都被他的暴行所激怒过。

而另一个斯大林形象则不断清晰。在他统治的时间里，苏联迅速达成了物质积累和领土上的扩张，并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了希特勒的军队。莫斯科跃升为新世界秩序的奠基者。过去几个世纪始中，俄罗斯终感觉到西方的焦虑，但彼时，它的影响遍及了世界一半的地方。
很多因素促成了这种变化。岁月流失，那些身经过残暴年代的见证者们离去后，记忆逐渐被淡化与抽象化，昔日的残酷也被过滤掉了，年轻一代再难对此产生深刻理解。同时，反思与记忆也从来不够深入。对于斯大林年代的控诉，在很大程度上仍集中于“受难者”的记忆，却对罪行本身缺乏更入的追究。斯大林年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国家暴力的滥用，但是对应国家力量的怀疑，并没有随着斯大林的覆灭或是苏联的解体，而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所以经过动荡不安的一九九零年代之后，国家主义反而获得了新的胜利。俄罗斯人深感动荡给个人带来的屈辱，国际地位的下降，普京的强硬方式勾起他们对于一个强大、统一的俄国的期望。而普京也了解如何重新激发起这种期望，利用高涨的俄罗斯的民族情绪，来填补共产主义破产后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修正历史、改变记忆是重要的举措之一，正是普京本人指导了新版历史教科书的修正方向。他在任期间利用国家机器，对于挑战者的不遗余力的打击，对于民意的操纵，虽不比斯大林时代的残酷与全面，其逻辑却是一致的。
在去年十月的《Prospect》的封面上，我看到了斯大林与梦露共舞的画面，它来自于一位当代俄罗斯艺术家的作品。这一作品传神的表现了此刻俄罗斯和历史记忆的关系——残酷被消解了，人们开始和昔日的暴君调情，历史的真实与凝重被丢弃了。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一句流行用语。苏联的体制、工业化、意识形态，都曾是中国追随的对象。但是过去二十年的苏联则是另一番经验，在一个极权体制解体后，一个自由社会并不能随之而来，一种倒退反而可能随之而来。过去清晰的价值，反而变得混乱和难以理解。
中国，可能再次追随这种脚步吗？二零零九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六十周年。倘若对斯大林的判断突显了俄罗斯人对历史和今日的态度的话，毛泽东则是我们是否能正视自身的试金石。俄罗斯人记住了斯大林时代的强大，却忘记了其付出的可怕的、可说是人类惨剧的代价。如果在这一历史性的年份，我们依旧混淆记忆，毛泽东仍只是作为这个国家的奠基者，而我们对他和他统治的时代的悲剧性，没有真切和痛苦的探索的话，我们就掉入同样的轻薄和愚蠢。我们掉进了这种轻薄与愚蠢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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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秋瑾到章子怡

文/许知远




那座深灰色、简约、方头方脑的纪念碑像是天外来客，矗立在解放北路中央，两旁车流不息，过马路的人群匆匆走过，没人有兴趣多打量它一眼。

“秋瑾烈士纪念碑”，在朝西的那面上刻着这样的七个金色大字。在下面，是密集的碑文。借着路旁的灯光、不断闪过的车灯，看得到“而轩亭口人烟稠密，往来肩摩，睹纪念碑矗立，尤足以感动群情，廉顽立懦”的句子，它的落款是蔡元培，撰写者是于佑任，那是来自一九三零的遗迹。建筑、文词、书法，都是民国时的审美了。
马路的东侧，是一块小小的广场，汉白玉雕的秋瑾神情严肃，身形挺拔的站在那里。她穿着斜扣的褂子、折皱的长裙，微微上扬着头，脑后束着发髻，她双手背在身后，端庄有余，烈性不足，身后墙上是另四个金色大字“巾帼英雄”，孙文的字。

她的目光穿越过解放路与纪念碑，是座红色的牌坊，上挂的白匾之上正是四个黑字——古轩亭口。穿过牌楼，是喧闹的、店铺林立的府南路。第一家的“名牌首饰”的商店，章子怡在橱窗的广告画上笑靥如花、明艳照人，而在府南路上的一长串广告画，则来自女子整形医院。
灯光改变了夜空的颜色，它微微发红。我想即使是后半夜，当人群散去、街道入睡，天空仍旧很难变成“乌蓝的天”吧。在写于一九一九年四月的那篇著名小说里，鲁迅用这句来开头“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出来，只剩下乌蓝的天……”也是在这个丁字路口，华老栓接过了鲜红的馒头，那块破匾上是“古□亭口”四个字，那时还是暗淡的金字。想必秋瑾的死必在鲁迅心头留下了深重的印象。否则他也不会在十二年之后，在《药》中使用了夏瑜这个名字。
前往绍兴，最初是想去看看鲁迅的故居、他的百草园与三味书屋。这真是迟来的拜会，直到一年前，我才发现他是那么好的作家。在漫长的时间里，他被政治所劫持，过度的、不着边际的宣传，掩盖了他的魅力。这次到了绍兴，发现他又被商业劫持了。一家又一家的咸亨酒店，一个又一个孔乙己的铜雕，茴香豆的小碟摆满了柜台，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回字的四种写法”。他的故居一扩再扩，原先的老宅变成了簇新的、连成一片的大宅，游人可以逛得更久些。旁边一片巨大的工地正在施工，那是鲁迅故居的第二期，号称咸亨新天地。它的围墙上有着这样的广告语：千年福址 百年咸亨 鲁迅故里 城市客厅。它夸耀自己有25876平方米的停车场，30000平方米的鲁迅文化酒店，还有17000平方米的商业区。老街道上是灰尘与泥水，三台吊车正在地基上工作，卡车装载着沙石进进出出，带着巨大的轰鸣声。
我没能参观他的故居，白天游人太多了，人们拥挤着走来走去，品着黄酒，空气了飘荡着炸臭豆腐和烦躁的味道，而夜晚时，它又大门紧闭。不去又何妨，院内那些野草早已不野了，赤练蛇的传说恐怕也早被游人惊吓走了吧。在鉴湖旁修建的“鲁镇”，像是另一种版本的世界公园。阿Q调戏尼姑的小桥，祥林嫂，衙门，假洋鬼子，镇公所，鲁迅笔下的人物与场景，在这个人造小镇上懒散地再现着。或许是怕游人们乏味，绍兴的土产店到处都是，还有汽枪射击、打沙包的游戏，甚至连越王勾践的雕像也被加了进去。这混乱与贫瘠的价值观，就像是小镇上书店里摆放的图书，围绕在几本鲁迅相关著作周围的是这样的书目：《细节成就人生》、《圈子成功书》、《股市一万点》……
“这已不是我二十年来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得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言辞了。仿佛就是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在一百元门票的鲁镇入口处是鲁迅雕像，底座上引用他在《故乡》中这一段话。
或许，故乡本就如此，而人世也是如此。鲁迅的旧居太过的拥挤，我去寻找秋瑾的遗迹。在二十年代末感慨“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在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城南和畅堂上的秋瑾故居，和胜利路上的大通学堂空空荡荡，游人寥寥。那间督办室内仍旧是白墙木桌，秋瑾的墨迹“读书击剑”被装进玻璃框内挂在墙上。好一笔刚劲的字，就像秋瑾给自己的号——“竞雄”。一九零七年七月十三日，她在这间办公室被捕时，穿着白衬衫、黑哔叽长裤和皮靴，英气十足。这一年她三十二岁，裹过小脚、作过官太太、生过两个孩子、去日本留过学、研制过炸药、办过报纸、结过社，在她朋友的记忆中，她勇敢、尚武，钟爱慷慨激昂的演说，一心要推翻满族人的统治，倡导男女平等。她的性格比她的主张给人留下了更深的印象，鲁迅记得她从日本归国前的欢送会上说“归国后，若有人投降满虏，吃我一刀”，然后从靴筒里抽出一把短刀，啪的一声插在演讲台上。
即使透过那些黑白照片，我还是想象不出这些革命者的模样，他们在那时遭遇的困境，和他们内心的勇气。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里，中国充满了起义、暗杀、爆炸、慷慨赴义。一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像是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一样，希望用暴力来终究旧秩序。他们将个人的困境、国家的困境，都归咎于满族人的政治统治。这份或许单纯得近乎幼稚的信念，给予他们过人的力量。

很可惜，他们的人生与选择，却被抽象化了。历史的复杂性，也从历史叙述中消失了。到了绍兴，我才发现秋瑾的同乡与同志，刺杀安徽巡抚的著名的徐锡麟，原来在革命中深深的受困于他浓重的绍兴口音。当他在安庆向士兵发表演说，争取他们时，那些士兵其实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当他杀死恩铭后，跟随他的士兵，从一百多人减少到三十多人。而秋瑾，她拥有非凡的个人魅力，但是进行一场与政府的对抗，唤醒民众的支持，却需要更强大的组织能力。原定与杭州的起义，尚未开始就终结了，秋瑾上了断头台。

她的死引发了复杂的反应。审判秋瑾的山阴县知县李宗岳深感愧疚，上吊身亡，生前他倍受百姓爱戴。一大批官员被罢官。而那位告发秋瑾的绍兴府学务胡道南，在一九一零年被另一位革命党王金发刺杀。但是，你又很难说他只是一个腐烂、卑劣的清政府官员。给秋瑾撰写了碑文的蔡元培也同样写了《胡道南传》来悼念他，而趋向自由的《白话报》也在悼念文章中说：“胡君平生待人和善，学识丰富，遭遇惨祸，友人痛惜。”

转折期的历史充满了彼此矛盾的征兆，你难以用单一的角度去理解它。一九零五年后的中国，像是进行一场赛跑。新政所催生出来的建设性，革命的摧毁力，还有旧政权的腐烂速度，并存着，相互赛跑，看谁能获得领先。

满人的政权在一九一一年崩溃了。但是，中国却没有变得更好，对于革命的种种憧憬开始褪色。鲁迅的感受与思考，是那个纷乱和复杂年代的最好的描述。

革命者想解救民众，她的鲜血却只是他们无效的药，那些不断到来的新名词、新口号、新政体，却像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那些“光天化日、熙熙攘攘，则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一百年前的秋瑾为女人的独立而呐喊，渴望见到男女的平等社会。但如今她的雕像对面的橱窗里，街道上的整形广告上，都在暗示，“那样的女人更平等”。

买了一百块的门票，进入鲁镇，在入口处紧邻着鲁迅雕像的，是一块上写“民族魂”的石碑，红色题字来自中国前任领导人。它的意思似乎双重的，“民族魂”，需要来自权力的认可，“民族魂”也要迅速折换成现金。




那座深灰色、简约、方头方脑的纪念碑像是天外来客，矗立在解放北路中央，两旁车流不息，过马路的人群匆匆走过，没人有兴趣多打量它一眼。
“秋瑾烈士纪念碑”，在朝西的那面上刻着这样的七个金色大字。在下面，是密集的碑文。借着路旁的灯光、不断闪过的车灯，看得到“而轩亭口人烟稠密，往来肩摩，睹纪念碑矗立，尤足以感动群情，廉顽立懦”的句子，它的落款是蔡元培，撰写者是于佑任，那是来自一九三零的遗迹。建筑、文词、书法，都是民国时的审美了。
马路的东侧，是一块小小的广场，汉白玉雕的秋瑾神情严肃，身形挺拔的站在那里。她穿着斜扣的褂子、折皱的长裙，微微上扬着头，脑后束着发髻，她双手背在身后，端庄有余，烈性不足，身后墙上是另四个金色大字“巾帼英雄”，孙文的字。

她的目光穿越过解放路与纪念碑，是座红色的牌坊，上挂的白匾之上正是四个黑字——古轩亭口。穿过牌楼，是喧闹的、店铺林立的府南路。第一家的“名牌首饰”的商店，章子怡在橱窗的广告画上笑靥如花、明艳照人，而在府南路上的一长串广告画，则来自女子整形医院。
灯光改变了夜空的颜色，它微微发红。我想即使是后半夜，当人群散去、街道入睡，天空仍旧很难变成“乌蓝的天”吧。在写于一九一九年四月的那篇著名小说里，鲁迅用这句来开头“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出来，只剩下乌蓝的天……”也是在这个丁字路口，华老栓接过了鲜红的馒头，那块破匾上是“古□亭口”四个字，那时还是暗淡的金字。想必秋瑾的死必在鲁迅心头留下了深重的印象。否则他也不会在十二年之后，在《药》中使用了夏瑜这个名字。
前往绍兴，最初是想去看看鲁迅的故居、他的百草园与三味书屋。这真是迟来的拜会，直到一年前，我才发现他是那么好的作家。在漫长的时间里，他被政治所劫持，过度的、不着边际的宣传，掩盖了他的魅力。这次到了绍兴，发现他又被商业劫持了。一家又一家的咸亨酒店，一个又一个孔乙己的铜雕，茴香豆的小碟摆满了柜台，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回字的四种写法”。他的故居一扩再扩，原先的老宅变成了簇新的、连成一片的大宅，游人可以逛得更久些。旁边一片巨大的工地正在施工，那是鲁迅故居的第二期，号称咸亨新天地。它的围墙上有着这样的广告语：千年福址 百年咸亨 鲁迅故里 城市客厅。它夸耀自己有25876平方米的停车场，30000平方米的鲁迅文化酒店，还有17000平方米的商业区。老街道上是灰尘与泥水，三台吊车正在地基上工作，卡车装载着沙石进进出出，带着巨大的轰鸣声。
我没能参观他的故居，白天游人太多了，人们拥挤着走来走去，品着黄酒，空气了飘荡着炸臭豆腐和烦躁的味道，而夜晚时，它又大门紧闭。不去又何妨，院内那些野草早已不野了，赤练蛇的传说恐怕也早被游人惊吓走了吧。在鉴湖旁修建的“鲁镇”，像是另一种版本的世界公园。阿Q调戏尼姑的小桥，祥林嫂，衙门，假洋鬼子，镇公所，鲁迅笔下的人物与场景，在这个人造小镇上懒散地再现着。或许是怕游人们乏味，绍兴的土产店到处都是，还有汽枪射击、打沙包的游戏，甚至连越王勾践的雕像也被加了进去。这混乱与贫瘠的价值观，就像是小镇上书店里摆放的图书，围绕在几本鲁迅相关著作周围的是这样的书目：《细节成就人生》、《圈子成功书》、《股市一万点》……
“这已不是我二十年来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得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言辞了。仿佛就是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在一百元门票的鲁镇入口处是鲁迅雕像，底座上引用他在《故乡》中这一段话。
或许，故乡本就如此，而人世也是如此。鲁迅的旧居太过的拥挤，我去寻找秋瑾的遗迹。在二十年代末感慨“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在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城南和畅堂上的秋瑾故居，和胜利路上的大通学堂空空荡荡，游人寥寥。那间督办室内仍旧是白墙木桌，秋瑾的墨迹“读书击剑”被装进玻璃框内挂在墙上。好一笔刚劲的字，就像秋瑾给自己的号——“竞雄”。一九零七年七月十三日，她在这间办公室被捕时，穿着白衬衫、黑哔叽长裤和皮靴，英气十足。这一年她三十二岁，裹过小脚、作过官太太、生过两个孩子、去日本留过学、研制过炸药、办过报纸、结过社，在她朋友的记忆中，她勇敢、尚武，钟爱慷慨激昂的演说，一心要推翻满族人的统治，倡导男女平等。她的性格比她的主张给人留下了更深的印象，鲁迅记得她从日本归国前的欢送会上说“归国后，若有人投降满虏，吃我一刀”，然后从靴筒里抽出一把短刀，啪的一声插在演讲台上。
即使透过那些黑白照片，我还是想象不出这些革命者的模样，他们在那时遭遇的困境，和他们内心的勇气。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里，中国充满了起义、暗杀、爆炸、慷慨赴义。一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像是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一样，希望用暴力来终究旧秩序。他们将个人的困境、国家的困境，都归咎于满族人的政治统治。这份或许单纯得近乎幼稚的信念，给予他们过人的力量。

很可惜，他们的人生与选择，却被抽象化了。历史的复杂性，也从历史叙述中消失了。到了绍兴，我才发现秋瑾的同乡与同志，刺杀安徽巡抚的著名的徐锡麟，原来在革命中深深的受困于他浓重的绍兴口音。当他在安庆向士兵发表演说，争取他们时，那些士兵其实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当他杀死恩铭后，跟随他的士兵，从一百多人减少到三十多人。而秋瑾，她拥有非凡的个人魅力，但是进行一场与政府的对抗，唤醒民众的支持，却需要更强大的组织能力。原定与杭州的起义，尚未开始就终结了，秋瑾上了断头台。

她的死引发了复杂的反应。审判秋瑾的山阴县知县李宗岳深感愧疚，上吊身亡，生前他倍受百姓爱戴。一大批官员被罢官。而那位告发秋瑾的绍兴府学务胡道南，在一九一零年被另一位革命党王金发刺杀。但是，你又很难说他只是一个腐烂、卑劣的清政府官员。给秋瑾撰写了碑文的蔡元培也同样写了《胡道南传》来悼念他，而趋向自由的《白话报》也在悼念文章中说：“胡君平生待人和善，学识丰富，遭遇惨祸，友人痛惜。”

转折期的历史充满了彼此矛盾的征兆，你难以用单一的角度去理解它。一九零五年后的中国，像是进行一场赛跑。新政所催生出来的建设性，革命的摧毁力，还有旧政权的腐烂速度，并存着，相互赛跑，看谁能获得领先。

满人的政权在一九一一年崩溃了。但是，中国却没有变得更好，对于革命的种种憧憬开始褪色。鲁迅的感受与思考，是那个纷乱和复杂年代的最好的描述。

革命者想解救民众，她的鲜血却只是他们无效的药，那些不断到来的新名词、新口号、新政体，却像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那些“光天化日、熙熙攘攘，则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一百年前的秋瑾为女人的独立而呐喊，渴望见到男女的平等社会。但如今她的雕像对面的橱窗里，街道上的整形广告上，都在暗示，“那样的女人更平等”。

买了一百块的门票，进入鲁镇，在入口处紧邻着鲁迅雕像的，是一块上写“民族魂”的石碑，红色题字来自中国前任领导人。它的意思似乎双重的，“民族魂”，需要来自权力的认可，“民族魂”也要迅速折换成现金。

那座深灰色、简约、方头方脑的纪念碑像是天外来客，矗立在解放北路中央，两旁车流不息，过马路的人群匆匆走过，没人有兴趣多打量它一眼。
“秋瑾烈士纪念碑”，在朝西的那面上刻着这样的七个金色大字。在下面，是密集的碑文。借着路旁的灯光、不断闪过的车灯，看得到“而轩亭口人烟稠密，往来肩摩，睹纪念碑矗立，尤足以感动群情，廉顽立懦”的句子，它的落款是蔡元培，撰写者是于佑任，那是来自一九三零的遗迹。建筑、文词、书法，都是民国时的审美了。
马路的东侧，是一块小小的广场，汉白玉雕的秋瑾神情严肃，身形挺拔的站在那里。她穿着斜扣的褂子、折皱的长裙，微微上扬着头，脑后束着发髻，她双手背在身后，端庄有余，烈性不足，身后墙上是另四个金色大字“巾帼英雄”，孙文的字。

她的目光穿越过解放路与纪念碑，是座红色的牌坊，上挂的白匾之上正是四个黑字——古轩亭口。穿过牌楼，是喧闹的、店铺林立的府南路。第一家的“名牌首饰”的商店，章子怡在橱窗的广告画上笑靥如花、明艳照人，而在府南路上的一长串广告画，则来自女子整形医院。
灯光改变了夜空的颜色，它微微发红。我想即使是后半夜，当人群散去、街道入睡，天空仍旧很难变成“乌蓝的天”吧。在写于一九一九年四月的那篇著名小说里，鲁迅用这句来开头“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出来，只剩下乌蓝的天……”也是在这个丁字路口，华老栓接过了鲜红的馒头，那块破匾上是“古□亭口”四个字，那时还是暗淡的金字。想必秋瑾的死必在鲁迅心头留下了深重的印象。否则他也不会在十二年之后，在《药》中使用了夏瑜这个名字。
前往绍兴，最初是想去看看鲁迅的故居、他的百草园与三味书屋。这真是迟来的拜会，直到一年前，我才发现他是那么好的作家。在漫长的时间里，他被政治所劫持，过度的、不着边际的宣传，掩盖了他的魅力。这次到了绍兴，发现他又被商业劫持了。一家又一家的咸亨酒店，一个又一个孔乙己的铜雕，茴香豆的小碟摆满了柜台，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回字的四种写法”。他的故居一扩再扩，原先的老宅变成了簇新的、连成一片的大宅，游人可以逛得更久些。旁边一片巨大的工地正在施工，那是鲁迅故居的第二期，号称咸亨新天地。它的围墙上有着这样的广告语：千年福址 百年咸亨 鲁迅故里 城市客厅。它夸耀自己有25876平方米的停车场，30000平方米的鲁迅文化酒店，还有17000平方米的商业区。老街道上是灰尘与泥水，三台吊车正在地基上工作，卡车装载着沙石进进出出，带着巨大的轰鸣声。
我没能参观他的故居，白天游人太多了，人们拥挤着走来走去，品着黄酒，空气了飘荡着炸臭豆腐和烦躁的味道，而夜晚时，它又大门紧闭。不去又何妨，院内那些野草早已不野了，赤练蛇的传说恐怕也早被游人惊吓走了吧。在鉴湖旁修建的“鲁镇”，像是另一种版本的世界公园。阿Q调戏尼姑的小桥，祥林嫂，衙门，假洋鬼子，镇公所，鲁迅笔下的人物与场景，在这个人造小镇上懒散地再现着。或许是怕游人们乏味，绍兴的土产店到处都是，还有汽枪射击、打沙包的游戏，甚至连越王勾践的雕像也被加了进去。这混乱与贫瘠的价值观，就像是小镇上书店里摆放的图书，围绕在几本鲁迅相关著作周围的是这样的书目：《细节成就人生》、《圈子成功书》、《股市一万点》……
“这已不是我二十年来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得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言辞了。仿佛就是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在一百元门票的鲁镇入口处是鲁迅雕像，底座上引用他在《故乡》中这一段话。
或许，故乡本就如此，而人世也是如此。鲁迅的旧居太过的拥挤，我去寻找秋瑾的遗迹。在二十年代末感慨“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在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城南和畅堂上的秋瑾故居，和胜利路上的大通学堂空空荡荡，游人寥寥。那间督办室内仍旧是白墙木桌，秋瑾的墨迹“读书击剑”被装进玻璃框内挂在墙上。好一笔刚劲的字，就像秋瑾给自己的号——“竞雄”。一九零七年七月十三日，她在这间办公室被捕时，穿着白衬衫、黑哔叽长裤和皮靴，英气十足。这一年她三十二岁，裹过小脚、作过官太太、生过两个孩子、去日本留过学、研制过炸药、办过报纸、结过社，在她朋友的记忆中，她勇敢、尚武，钟爱慷慨激昂的演说，一心要推翻满族人的统治，倡导男女平等。她的性格比她的主张给人留下了更深的印象，鲁迅记得她从日本归国前的欢送会上说“归国后，若有人投降满虏，吃我一刀”，然后从靴筒里抽出一把短刀，啪的一声插在演讲台上。
即使透过那些黑白照片，我还是想象不出这些革命者的模样，他们在那时遭遇的困境，和他们内心的勇气。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里，中国充满了起义、暗杀、爆炸、慷慨赴义。一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像是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一样，希望用暴力来终究旧秩序。他们将个人的困境、国家的困境，都归咎于满族人的政治统治。这份或许单纯得近乎幼稚的信念，给予他们过人的力量。

很可惜，他们的人生与选择，却被抽象化了。历史的复杂性，也从历史叙述中消失了。到了绍兴，我才发现秋瑾的同乡与同志，刺杀安徽巡抚的著名的徐锡麟，原来在革命中深深的受困于他浓重的绍兴口音。当他在安庆向士兵发表演说，争取他们时，那些士兵其实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当他杀死恩铭后，跟随他的士兵，从一百多人减少到三十多人。而秋瑾，她拥有非凡的个人魅力，但是进行一场与政府的对抗，唤醒民众的支持，却需要更强大的组织能力。原定与杭州的起义，尚未开始就终结了，秋瑾上了断头台。

她的死引发了复杂的反应。审判秋瑾的山阴县知县李宗岳深感愧疚，上吊身亡，生前他倍受百姓爱戴。一大批官员被罢官。而那位告发秋瑾的绍兴府学务胡道南，在一九一零年被另一位革命党王金发刺杀。但是，你又很难说他只是一个腐烂、卑劣的清政府官员。给秋瑾撰写了碑文的蔡元培也同样写了《胡道南传》来悼念他，而趋向自由的《白话报》也在悼念文章中说：“胡君平生待人和善，学识丰富，遭遇惨祸，友人痛惜。”

转折期的历史充满了彼此矛盾的征兆，你难以用单一的角度去理解它。一九零五年后的中国，像是进行一场赛跑。新政所催生出来的建设性，革命的摧毁力，还有旧政权的腐烂速度，并存着，相互赛跑，看谁能获得领先。

满人的政权在一九一一年崩溃了。但是，中国却没有变得更好，对于革命的种种憧憬开始褪色。鲁迅的感受与思考，是那个纷乱和复杂年代的最好的描述。

革命者想解救民众，她的鲜血却只是他们无效的药，那些不断到来的新名词、新口号、新政体，却像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那些“光天化日、熙熙攘攘，则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一百年前的秋瑾为女人的独立而呐喊，渴望见到男女的平等社会。但如今她的雕像对面的橱窗里，街道上的整形广告上，都在暗示，“那样的女人更平等”。

买了一百块的门票，进入鲁镇，在入口处紧邻着鲁迅雕像的，是一块上写“民族魂”的石碑，红色题字来自中国前任领导人。它的意思似乎双重的，“民族魂”，需要来自权力的认可，“民族魂”也要迅速折换成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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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的希望与幻灭
文/许知远


在信义路诚品书店的咖啡厅里，杨照向我讲述了他对昨夜的民进党在中山北路抗议活动的看法。

“它或许意味着民进党的瓦解，很长一段时间恢复不过来。”杨照掩饰不住的失望。在他眼中，昨夜抗议活动的松散组织，与民进党纯熟的社会运动风格迥然不同。“指挥车停在哪里，怎样讲话，何时鼓动情绪，怎样保持队列不乱，这其中都有一丝不苟的安排”，他说，“但昨夜却不这么回事，蔡英文下午就撤离了现场，只剩下一些不重要的指挥者。”正是组织的失力，使得群众的和平示威滑向了暴力的冲突。
出生于一九六三年的杨照，是台湾中生代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是个早熟的灵魂，少年时读到白先勇的《台北人》，就被一种衰老的恐惧抓住——人老了，一切就都变了。二十四岁时，写出了小说《黯魂》。“在他生命中最后一次面对镜子，凝视着自己六十五岁的脸上隐约的几点淡黑色寿斑时，颜金树突然想起父亲过世那天的种种，因而恍然大悟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小说的开头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模仿，探索的却是台湾的悲情。从一九二一年的“台湾议会请愿团”开始，皇民化运动、抗日战争、二二八事件，他祖父那一代台湾人见证历史的暴虐和嘲弄。
写作这篇小说的一九八七年，杨照刚刚服完两年兵役，准备前往美国读书。那也是台湾的转折岁月，蒋经国解除了维持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令。“那是个街头运动的年代”，杨照回忆说，“每周都有各种人群以各种名义上街。”深埋在社会记忆深处的愤怒、压抑，开始释放出来。一个惊心动魄的变革年代开始了。
杨照不后悔他错过了这个年代。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三，他在哈佛大学攻读历史，台湾发生着炽热和忙乱的转变。持续了四十年的威权体制瓦解了，一个巨大的权力与价值观的真空出现了，不同的人、群体、组织，既在释放长期的压抑，也在寻找新的空间。此刻的台湾，也开始收获它长达三十年经济增长的成功。这个破败、落后、濒临破产的小岛，如今成为了世界上外汇储备第二的地区，股市不断攀升，新竹工业区成为全球信息产业的重要一环。经济增长、民主转型，西方媒体上，充斥着对“台湾奇迹”的赞扬。
“这一切来得太快了”，杨照说，“没人觉得国民党会垮得这么快”。像他那一代中的很多有抱负的年轻人一样，杨照准备大学毕业后，去搞党外运动，坐几年牢，继续奋斗，支持他们的是对“民主”、“自由”的朴素却顽强的信念。他出生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年份，在他的成长记忆里，那个威权政府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很少想到它会消亡。
但他一九九三年回到台湾时，从前不敢设想的一切，似乎正在实现。一九七九年还因美丽岛事件被镇压的党外人士，一九八六年才组建的民进党，已经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当初那位年轻有为、充满正义感的律师陈水扁，在一年后还将破天荒的当选为台北市的市长。一九九零年春天时，超过五千名青年静坐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向国民党当权者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约”、“召集国事会议”、“订立政经改革时间表”。他们把这次运动命名为“野百合”，这种白色小花在台湾四处生长，生命力旺盛，象征了年轻一代挑战威权政治的不屈决心。
杨照加入了这股洪流。一九九五年，他担任了民进党中央党部的国际事务主任，负责接待来台的外国政客与记者，向他们解释这个党派的主张。他对于民进党的使命充满了期待：“民进党不是个单纯参与选举竞争的一般政党”，他对于拜访者解释说，“而是带有高度民主改革理想的政党，取得权力、任何形式的权力，都为了让台湾变得正常。”在他心目中，国民党政府的权力无处不在，社会与民间力量过分弱小，而未来民进党的政府要限制自身的权力，让民间力量生长起来。
十年之后，这种理想开始暗淡。民进党已执政了五年，昔日的“明日之星”陈水扁，已可疑的赢得了第二任总统，而杨照则早已离开了民进党的党部，成为一名活跃的社会评论家。过去十年的台湾，演练了全民投票、政党轮替，但是整个社会却没有变得“正常”起来。相反的，他发现台湾正在陷入一种败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中，社会气氛中充斥了一种无力感——“大家都觉得被自己不能认同的力量牵着走，无法反抗更无法逆势扭转”。
他也发现，当初寄予无比希望的民主，不再是答案，而是新的挑战了。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的各项政治活动，看起来正在撕裂台湾。
阅读他二零零五年出版的《十年后的台湾》中，我感受得到他的幻灭情绪——昔日他们所反对的，如今仍幽灵式的缠绕着，他们期待的进步，没有发生，他们未曾想到的挑战，却蜂拥而来。在二零零六年一期的《新新闻》中，他将幻灭更集中于他曾经效力的民进党上，《民进党失魂自毁三部曲》是他选择的题目。或许这一切变化在早已酝酿在民进党最初的价值观上，它缺乏自身的信念，仅仅定位于“反国民党”。当被反对者倒塌后，它反而迷失了方向；它也没有做好去领导和建设台湾的准备，转而通过挑动族群纷争获取政治筹码；它也尚未经过真正的考验，内部也很容易被轻易到来的权力与金钱所腐蚀……
当他和我在诚品书店里隔桌而坐时，又两年过去了，陈水扁的弊案正像连续剧一样上演着，越来越多的人、金钱、网络被卷入其中，陈水扁的被收押仅仅是时间问题。另他更心痛的是，曾经意气风发的民进党却依旧顽固的和陈水扁的个人命运捆绑在一起。三年前，他说“台湾最大的危机不在于中共武力犯台，而在于快速的从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中被边缘化”，如今中国已成为不争的全球重要角色，对中国大陆的抵制，像是自动选择了边缘化。陈云林访台期间，“围陈呛马”的民进党的支持者们，像是掉入了情感的旋涡——他们深感挫折与沮丧，只想反对些什么，却不知道支持些什么。
杨照穿着宽大的白衬衫，四十五岁的脸上依旧书卷气十足，像是个刚刚上完早课的大学讲师。当谈到文学时，他略带失望与嘲讽的语气消失了。比起他以之为业的新闻评论、社会分析，小说写作才能真正触动他的敏感神经，让他获得价值的认同。
也像他那一代中的很多人一样，文学曾是他探索世界、释放青春躁动的主要方式。当我说起昨夜的中山北路的骚动现场时，他回忆起自己的少年，说起了黄春明的小说。
顺着中山北路再向南走上一段，就是晴光市场，儿时他的家就住在那附近。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九年，他家在这里经营“艺新服装店”。他的母亲手巧而干练，自己设计与剪裁服装。

那时的台北，仍旧像是发黄的旧照片中的场景，社会在酝酿躁动，却仍显得悠闲、宁静。越南战争将很多美国士兵带到这里，他们要寻求欢乐和安慰。色情业生长起来，酒吧里年轻女人们浓妆艳抹，想要买时髦的衣服。
“服装店很有名，”杨照俏皮的回忆说，“她们一定会记得，衣服很时髦，老板娘很凶，从不杀价。”你可以想象，那些成熟而妖艳的女人们，给这个少年留下怎样的印记。当他读到黄春明的小说《小寡妇》时，一阵惊讶和熟悉——“不就是来服装店的那些姑娘吗？”
当天夜晚，我去了晴光市场附近的双城街，那个昔日美军流连的酒吧区。时代的气氛早已转变，二百米长的窄街上，拥挤了一家又一家酒吧。但显然，主人与顾客都不是四十年前的了。霓红灯管依旧打出了这样的店名“曼哈顿”、“白宫”，像是对历史的一丝戏仿。街头一些裸露着大腿和双臂的姑娘，她们不再用吃力的学英文，叫自己是Amy, Betty 和Catherine了。我进了一家名叫Sugar的酒吧，喝一瓶台湾啤酒，看着吧台上那个丰满的姑娘，动情的扭动腰肢。
除去被遗弃的气息，我还闻到了烤香肠的味道。一个摊位上，香肠正在铁板上滋滋作响，旁边还摆放了一碗大蒜头，烤香肠配大蒜，据说是绝佳的美味，还有一副骰子。卖香肠的老人，看起来要有七十岁了，头发稀疏，穿一件白色汗衫，眼神倒是很亮。香肠并不好买，付了五十元，你要掷骰子，和老人家比大小。赢了，你才拿走三根香肠，输了，就算白付钱。
那个老台北似乎突然浮现在眼前。从大陆迁来的不同省份的人群，说着各处的乡音，日据时代留下的遗产，还有从美国舶来的披头士、口香糖、咖啡香，就这样混杂在一起，每个人都在努力探索自己的命运。当代台湾的故事，是从那时开始的，所有今天的希望与困境，都蕴涵其中……

教师之友网

无根的丹青

文/许知远



一

“拉萨的马路上全是尿的味道，夜晚时，牦牛就直接在睡在路中央，寺庙里飘出酥油香
”，陈丹青这样回忆起对西藏的第一印象，“当时觉得像是到了外国了。”

那是1976年的秋天，陈丹青23岁了。他是个英俊的年轻人，178公分的修长身材，有一张
南方人的清秀面孔，大眼睛、鼻梁挺直。当他笑起来时，有一股少年人的憨厚，头发总
是乱蓬蓬的，但在他的朋友中，他以能言善辩著称。在一幅他的朋友所绘的铅笔素描上
，他表情严肃而倔强，似乎饱受委屈，随时准备展开一场反击。

在拉萨，他算是借调来的知青画家。他很乐意离开苏北插队那个小乡村。自从1970年起
，他就成为了全国16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最初，他被分配到江西，几年
后他又跑到了江苏。真实的农村生活，既不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样激动与高尚
，也没有古诗词中描绘到的静谧、诗意。

“每天下工后，我跟在牛后面回来，走在田埂上，天开始黑下来”，他被一种绝望包围
，“完了，我到老都得在这个村子里面。”画画是他逃避绝望的方式之一。

他是1968年开始学习油画的，毕业于“行知艺专”的章明炎教他在油漆的大铁皮和水泥
墙上画毛主席像。那时，文化大革命度过了它最动荡的两年。陈丹青目睹着周围人的命
运的戏剧性起伏。当这场社会革命1966年5月份爆发时，13岁的少年感到莫名的兴奋——
他们不用上课了。但随即，兴奋转为了震惊与苦涩，他的知识分子的父母成为了被批斗
的对象，他看着自己的家被抄，父亲给人摁着头在公共场合批判，而他自己被孤立起来
——“昨天还在和你玩的朋友开始向你吐口水，扔石子”。几个月后，斗争范围扩大了
，曾经嘲笑他的家庭也被批斗了。

我不知这幕眼花缭乱的戏剧是否深刻的影响了这个13岁少年的内心，令他觉得这世上没
什么是稳固可靠的，也没什么值得相信的。不过，青春的活力和懵懂或许能暂时消化掉
这些悲痛而荒诞。

社会机构被摧毁，日常生活失调，少年们却可能在混乱中寻找到意外的自由。他在街道
上无所事事的闲逛，焦急地等待着喉结的变粗，用说粗口掩饰自己的胆怯，并随时准备
和人打上一架以证明自己。

他旺盛的好奇心也通过某种奇特方式来满足。“红卫兵抄家，反而把以前很难见着的外
国小说、画报、画册，给散到社会上来了”，陈丹青说，“我们读民国时期翻译作品，
英美法俄的古典文学，听古典音乐，当时流行傅雷翻译的《艺术哲学》，我看不懂，可
是里面有美术史黑白图片。”

陈丹青的生活是双重的，白天他画毛主席像，夜晚则临摹达?芬奇、米开朗琪罗，还有从
垃圾箱里拣来的扑克牌——它的背面印有哈尔拉莫夫《意大利女孩》。他还幸运的碰到
一些刻骨铭心的场景，那是1968年的春天，他在淮海路中路到陕西南路的一段水泥墙上
，看到一群正在作画的青年，他们“一字排开，高踞木梯，手握大号油漆刷”，正在涂
画一幅巨大的毛泽东油画像。几年后，他认识了这些比他年长几岁的青年，他们叫夏葆
元、魏景山、陈逸飞、赖礼痒……他们是上海美专的毕业生，他们厌恶已占据中国艺术
主导的苏联现实主义传统，试图在政治与革命题材上，实践对于德加、门采尔、柯勒惠
支的理解。

初中毕业后，陈丹青的知青生活在赣南、苏北的农村和上海之间来回转移着。他试着摆
脱沮丧的农村生活，他用50元贿赂南昌一所文艺学校的招生者，却还是失败了。他的艺
术天赋偶尔派上过用场，他为江西人民出版社画过3本连环画，还曾为大队办的骨灰盒厂
服务过——青松、白鹤、夕阳、落日、兰花，他将这些形象绘在骨灰盒周边的空白处。
他最愉快的时刻，还是溜回上海的油画朋友圈子，他和那些美专的学生已经相熟，他们
躲在屋子里偷偷听三十三转的古典音乐老唱片，切磋如何打破已成为教条的苏联油画技
巧，对于重新开始的全国美展议论纷纷。陈丹青第一次前往北京就缘于1974年的全国美
展。怀揣从家里要来的40块钱，他换了好几次火车才赶到。“第一次上北京就像后来到
纽约、到巴黎，走进中国美术馆就像走进卢浮宫，一泡一整天，赖在几幅画前，后面全
是人挤着，比现在印象派展览的观众多得多了。”他回忆说。

这种热忱象征了陈丹青对于坐标的渴望。他们是一群散落的种子，凭着本能发芽与结果
，能依赖的只是从紧闭床帘漏过的几缕阳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既与整个世界割裂开
，也埋葬了自己的传统，而陈丹青和他的朋友，则依靠零星寻找到的历史遗迹、相互间
的鼓励与影响而成长。青春无所畏惧的生命力、对僵化模式的反抗，还有那个时代特有
的对恢宏气势的热爱，激发起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并以一种错乱而意外的方式爆发
。

于是在1976年秋天的西藏，陈丹青看到却是库尔贝、列宾画笔下的风物，是19世纪的俄
罗斯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也记得朋友魏景山劝告——不是以素描去陈述对象，而是在对
象中看见素描。

他还在拉萨遭遇人生中另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毛泽东的去逝。这一事件激发他画出了
《泪水洒满丰收田》，金黄色稻田里、身穿皮袍的藏民，正围绕在一个小收音机旁，毛
主席去世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来，他们神情悲壮……

这幅154×235cm画作，成为陈丹青的成名作，它入选当年全国美展，挂在令这个年轻人
仰慕的中国美术馆里。它给人带来的冲击来自于画面的情绪，就像他自己所说的：“画
工农兵哭，这在当时绝对不可以，可那是哭毛主席，但美术界欣赏的是悲剧性。”

对于23岁的陈丹青来说，画面上的情绪或许是悲剧的，但在私下，他则感受到一种莫名
的希望和躁动——一个时代结束了，等待他的将会什么？

二

我再次见到陈丹青，已是2008年的5月，北京初夏的傍晚，干爽宜人。在东三环旁的一座
小区里，他领我们进入他的画室——一套两层挑高的单元房。堆在东墙的木制画架框，
他在欧洲旅行时购买的雕像，西墙墙上的他临摹的委拉斯凯兹的名作《宫娥》，老式沙
发摆在房间中心，木桌上放着零食与水果，桌上那盆正娇艳盛开的牡丹，一下子让我出
了神，它不仅散发香气，还带来了某种气氛，似乎只要沙发上再侧卧一名丰满女子，我
就进入了一位19世纪欧洲艺术家的画室。

房间北面是整面的落地窗，一条铁轨横在窗外不远处，更远一点是这个不断变得更宽、
更高、更闪亮、更喧嚣的北京的缩影：国贸中心、建外SOHO、万达广场、嘉里中心，那
些巨大的荧光广告漂浮在灰尘与夜色中，还有那座像是天外来客的CCTV大楼——荷兰建
筑师雷姆·库哈斯的倍受争议的作品。

“操他妈的文化背景”，我记得陈丹青不止一次的引用过库哈斯的名言，似乎语带讥讽
。对于陈丹青来说，这座大楼和遍布在中国城市的新建筑一样，是“急于赶超”、“一
心求新”的中国文化心理的典型流露。他将这个传统上诉到19世纪末，从那时起，中国
的文化自信开始被摧毁，一代代人急于让自己变得和西方一样。李鸿章购买德国制造的
坚船利炮；孙中山试图将美国共和引入中国；胡适想创造中国的文艺复兴；毛泽东想赶
英超美，依赖的却是苏联的技术与制度。而此刻的中国，像是一个舶来观念的实验场，
而结果经常是某种拙劣的仿制——像是一个小城里穿上西装的青年，似乎时髦，却总是
不对劲。

这些言论，也是过去8年的陈丹青给予中国公众的印象——一名机智、犀利、渊博、直接
的批评家，语言别致、感受细微的散文作家。事实上，我对于他的认识，是从他的写作
，而不是他的画作开始的。

我记得2005年春天的一个深夜，我阅读到那本薄薄的、黄色封面的《陈丹青音乐笔记》
。此刻的陈丹青已是个被过度谈论的人物，在杂志封面上、在电视屏幕前、还有互联网
上，他几乎可见头皮的板寸、冷冷的眼神、有点阴柔的英俊，还有那不变的黑色中式褂
子，已是此刻中国社会最难忘的形象之一，像是某个民国人物——或是一名刚刚卸了妆
的梨园爱好者。我记得书店里长期摆放着那两册一套的白色的《纽约琐记》，还有偶尔
增加新的书名《多余的素材》，或是《退步集》……我没有购买，一方面，它们变得过
分时髦，在一群自认为有想法、有性格的年轻人中，人人都在谈论陈丹青，就像几年前
，他们谈论王小波一样；另一方面，我对于艺术所知甚少。我模糊的记得他作为画家的
标本意义。1980年那组《西藏组画》早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开端，在某种程度上它
帮助中国人开始重新开始观察他们熟悉的世界。或许是对此刻中国艺术家正在获得暴发
者式的地位感到嫉妒与不屑吧——他们没有特别才华与真诚，在这个视觉主导的时代，
却获得过分的关注。所以，我对这个30年前暴得大名，然后在纽约销声匿迹，如今又归
来的人物，保持着下意识的回避——过去十多年中，有多少人将在异国生活的贫乏经验
，贩卖回国内。

但在那个夜晚，阅读这本偶然购买的小书，我却感得到自己内心的潮湿。上一次类似的
感受，是来自于余华的散文集《高潮》，也是他倾听古典音乐的历程。我搞不清曲目的
名字，记不住音乐家的名字，更分不清版本，但古典音乐却是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清
晨时，它被我清理头脑，沮丧时，我从中获得安慰与鼓舞，而我工作时，它则飘荡在空
间里，我知道当我需要一个抒情的结尾时，我该听一段拉赫马尼诺夫。我喜欢余华，是
因为他试图在音乐中寻求叙事，在肖斯塔科维奇的旋律和霍桑的句字之间，找到相似的
回应，那都是人类心灵的密码。

陈丹青则让我在音乐里，听到那些往事与记忆。比起他对于音乐家和音乐会的品评，我
更喜欢他自身境况的描述。我喜欢他那样的语句，“终日作画，音响常开着。八九年冬
初，是在迟午，纽约第104频道古典音乐台正播放肖邦”；或他对第一次听到《拉科齐进
行曲》的记忆，那是1970年的赣南山中，他用自制的收音机偷听台湾的广播，“因是山
野荒村更深人静的偷听，台湾女播音员的款款语调格外柔美”，“柏辽兹管弦乐一声声
清亮清亮地奏起来，传过海峡这一边”……

比起余华那绵延、曼妙的长句子，陈丹青的措辞像是一截截被折段的小黄瓜，简短、干
脆、滴着新鲜的露水，而且有一种读惯了翻译体文字的我不熟悉的白话文味道，像是新
文化运动那个年代某个变种。除去语言的新颖，日后令他倍受争议批评风格也显露出来
——即使在最抒情的段落，他强烈的社会意识与政治意识，也从未丢失。

这本书一下子颠覆了我，之前对他的回避，转化成一种敬意。以至于几周后，当我见到
他本人时，有一种难以化解的紧张。那是在洪晃主持的一个谈话节目上，在南三环一间
由破落舞台搭建的录影棚里，我们围坐在暗色藤椅上。大部分时刻，我们听陈丹青在谈
，那时，他辞去清华大学的教职的新闻，正沸沸扬扬。我对于他当天的谈话内容，全无
记忆，却记得他是多么的会谈话——流畅、紧凑、选词新鲜而恰当，并且会在适当时刻
爆出一两句粗口，仿佛他依旧保持着上海弄堂里的少年意气。

我对他的表现，充溢着赞叹与羡慕。“你的语言方式是怎么来的”，节目后，我问他。
他一字一顿的说，他有老师，但他现在不想说是谁。但是，我也感到一丝不悦，我猜是
因为他身上流露出的某种傲慢——他似乎对一个刚见面的年轻人，懒得多说上几句。几
个月后，在另一次人数众多的宴会上，我再次碰到了他，我们在饭店门口相遇，我叫上
一声陈老师，他的鼻腔中冒出“哼哼”两声冷笑，我分不清那是什么意思——算是某种
招呼，还是他在人群中同样感到不自在？我只觉得他的某种冷，倘若在街头碰到他，我
是不好意思拉他去咖啡馆里，去和他谈谈我的焦虑和梦想，指望他给我某种启示的。

我不知道这种小情绪是否影响了我对他的判断。总之，在我印象中，2005年后的陈丹青
，变成了一个似乎无所不谈的公众人物。他指责教育的堕落，批评建筑的夸张与无根，
他追溯摄影的历史，谈论文艺复兴的内核，分析消费与时尚，还突然开始就鲁迅演讲，
和人谈论八十年代，他还四处推荐木心的作品——对，这就是他所说的老师，在很多人
看来，他将木心放在了后者不匹配的高位上……

至于他个人的绘画，倒是很少有人去追问，人们感兴趣的是他对那价格高涨的艺术市场
的意见。他变成了各种观点的生产者。

有那么两年时间，我觉得他说得太多了，太快了，太流畅了，以至于让人怀疑他说的是
否真诚，那些观点是严肃的思考，还是一场聪明才智的表演。这种怀疑，或许也是我对
于八十年成名的另一位杰出人物阿城的态度。他和陈丹青等几位经常被形容成那一代最
敏锐与智慧的人物，他们智力与经验似乎可以完成各种事。但我却发现，他们有智慧和
感召力，却没兴趣承担起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更严肃的使命。或许，他们年轻时被各种空
洞的口号弄得心力交瘁、遍体鳞伤，以至于怀疑严肃的使命，是另一种劫持和欺诈。我
不知道这种要求是否是另一种专制，或许在潜意识里，我期待这个社会能够有真正的智
力风范与道德勇气，而不仅仅是将自己的生活过好的聪明（或是狡猾）。

陈丹青，仅仅是又一个极度聪明的人吗？还是他的努力中蕴涵着些别的东西？

因为这此采访，我开始真正阅读陈丹青。我承认，它让我吃了一惊。不错，这些断断续
续的文集中的一些，我已在报纸与杂志上阅读过的。不管何种题材，陈丹青总有能力将
它表达得与众不同。我记得他在北京鲁迅纪念馆的讲演，他说到鲁迅的脸，“这张脸非
常不买帐，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
子里却透着风流和俏皮”，我还对他引用贝特鲁奇所说的“高贵的消极”过目难忘……

而且，我得承认，他对教育、建筑、电影、当代艺术的诸多判断，是惊人的准确。他的
写作风格也无比鲜明，他拥有强大的直觉，能敏锐在繁多的表面现象之下，寻找到被人
忽视的东西，他的形象思维比逻辑思维强大得多，用铺陈、类比、列举，来取代分析、
推理与逻辑……所以，他的文章中，被记住不是整体结构，或是具体的结论，而是他经
常性的灵光一闪，或是格言警句——那里面有戳破窗户纸的畅快。

这种艺术家式的敏锐是他应对如此繁多话题的主要方法，而他的哲学与思想基础，与其
说是来自某种特定的价值观，不如说来自于他自称的“常识与记忆”。对于“常识和记
忆”的寻找，则耗费了他整整半生，如今仍在这个过程中。

三

1982年1月的场景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严寒，阴霾。我从北京远赴纽约。上海转机
一小时，隔窗遥望前来送行的父母和孩子，热泪长流”，陈丹青后来回忆说，“机身缓
缓转弯趋向跑道，螺旋桨启动的剧风刮得机坪草丛成片倒伏，庞大机翼掠过一群正在列
队操练的士兵，军衣阵营在风中抖动翻飞，望之壮观而萧条。”

那时的陈丹青29岁，他刚刚迎来了人生第一个真正的高峰。他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所朦
胧的感到的希望，不仅成真，而且将他推到了一条眼花缭乱的快速通道上。

1978年，他进入了中央美术学院。经过长时期的压抑之后，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变
革也突然纠结在一起，一同爆发了。

邓小平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美建交、中越战争？西单民主墙、首都机场的裸体画
、星星画展、伤痕文学……

而陈丹青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被青春的躁动、对艺术与自由的渴望，弄得兴奋异常。
他依旧留着长发，尽管已25岁，结了婚，但仍是班里年纪最小的一位，脸上还有着青春
痘的痕迹。食堂提供的白菜、米饭，不能提供给他们足够的营养，他们总觉得饥饿，却
不妨碍他们声嘶力竭的辩论与争吵——中国这一切变化，意味着什么？

在陈丹青自己的描述里，他是个典型的愤怒青年，在全班开会发言时，因为年纪小，他
总是排到最后一个，“讲一些我就不知道怎么再往下讲了，然后就骂人，然后就哭，就
这样”。他的叛逆气质没怎么变，当星星美展的曲磊磊、钟阿城来到美术学院时，他在
这些“野路子”身上，找到了更多的精神契合。

不过，这不妨碍他在主流中获取到足够的认可。那幅《泪水洒满丰收田》，是1977年的
全国美展的参展作品，帮助他进入了中央美术学院。1980年时，他再次前往西藏，经费
则来自学校特批。

距离上一次进藏，已经四年过去了，陈丹青更成熟了，眼界也更开阔了，也画了更多，
但他的方向没有改变——他仍在努力的摹仿，在寻找他者的眼光。上一次在拉萨，他看
到的是苏联现实主义的景象，希望自己画得像苏里科夫；而这一次，他依旧在试图摹仿
，他希望画得像法国现实主义，之前不久，法国乡村画展的带给他至深影响，于是他希
望画出米勒眼中的西藏。

拉萨的半年时光，他画出了《西藏组画》。当时的他无法意识到，这组画将可能吞噬他
，把一个具体陈丹青，变成一个抽象的陈丹青——人们围绕着他支持、反对、喋喋不休
的争论。

对于美术，我所知甚少，时至今日，我也从看过《西藏组画》的原作，而且倘若你对中
国美术史缺乏理解，对于1980年代初的中国气氛没有具体的印象的话，似乎也很难理解
它引发的狂潮。

那是中国人热烈的重新寻找自己的过程。多年以来，他们被捆缚在一种单调的词汇、情
感、颜色之中，他们渴望一种新的语言与感受力。不管这种表达来自何处，只要它与之
前不同，那么它就可能引起广泛的争议，不管它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萨特的“他人即
地狱”，还是街头的红裙子……人们急于告别一个旧时代，用各种方式来寻找新时代，
于是，人们在陈丹青的西藏发现了新时代——尽管他借用的是19世纪的法国眼睛，但在
那个年代，只要它不是革命年代的色彩与形象，它就意味着崭新的、值得被不断欢呼的
。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陈丹青错过了那个喧嚣的八十年代，他的画作被视作那个年代的
主要标志。他孤身一人来到纽约，怀抱着他自认的简单理想：去各个美术馆，去看原作
。伴随终身的自省意识那时或许已很强烈，“这一切刚开始，就觉得《西藏组画》是个
习作……先得出去看看”，他后来对说。

这是第二次甩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了。上一次，他从上海被扔到了江西南部的山中，饱
受水土不服的煎熬，不知是否还能回到上海。而这一次，他则被进入了一个陌生之地。
他从未离开过中国，对纽约一无所知，几乎不懂英语，所有熟悉的关系网络都消失了，
他在国内的声名毫无用处，他像一颗水珠滴落到纽约的大海中。

“像是一种流亡之感”，他对我说，“我是强烈靠记忆生活的人，跟你记忆能够有关系
的视觉、触觉都没有了，1980年代初的纽约还没有太多的中国大陆人，华人主要来自台
湾、香港，每天醒着的时候全是这种感觉。”

在纽约，他人生的重要一刻又开始了。他深陷两种困境之中，自信的坍塌和深深的孤独
。前者来于那些美术馆和纽约的艺术环境。“我很早就意识到我们根本是个巨大的断层
，文革后的我们是绕过苏联影响，回到欧洲19世纪前的大传统，就是说去接续徐悲鸿他
们被中断的一切”，他说，但是他真的到了美国之后，发现他本来想寻找某个欧洲传统
，发现的却是一个整体“希腊、文艺复兴、印象主义、现代主义，直到当时在苏荷发生
的所有当代艺术：连现代主义都早已过时了”。

我猜陈丹青在那时的感觉，就像是一个长期处于黑暗中人，突然被扔到了强光之下，处
于巨大的震惊与失落之中。而他这种内心剧烈的起伏，又无人可以表达，在英语的环境
中，他同样感到失语。

与国内朋友的通信，变成了排遣内心的方式。他心急如焚的等待阿城的来信，等待他寄
来的小说，他等待和访纽约的作家和艺术家的交流……

阅读是他另一种方式，这是他人生第二次高密度的阅读，上次是对俄罗斯文学的饕餮，
而这一次，他则发现了那些在中国大陆被忽略的作家，张爱铃，沈从文，尼采……不知
是他的懒惰还是顽固，他没有进入英语的语言环境，这些书是竖排的台湾版本。

他还发现了纽约的古典音乐台，一天24小时播放，其中一些曲目和旋律，让他想起了自
己的年轻时代，他们想方设法才搞到那些唱片。

而他的个人生活则依旧依靠“西藏”来维持。他算是幸运，一位画商根据他在国内的大
名上门索骥，每年付给他一定报酬，但是他要不停的画西藏。于是，他变成了一名匠人
，在西藏时，他满怀着对法国米勒的崇敬下笔，而在纽约，他要兴味索然一遍遍的毫无
快感的意淫西藏。

在纽约一间租来的画室里，他总把收音机调到104频道，然后开始画他的西藏。这种情形
持续了六年。在这六年中，他也学习在失语中生活。他感觉不到又再作画的冲动，他找
不到自己的表达方式，而且他对于正在兴起的巨大时髦——当代艺术——缺乏兴趣，他
的根紧紧扎在现实主义的土壤里，激起他内心情感的是形象、是记忆，而不是标新立异
的观念。

于是他成了纽约的一名游荡者，他喜欢这城市的无边的宽容。他在美术馆里临摹，参观
画廊，偶尔参与社交活动，和街头艺术家相识，他充当来纽约朋友的导游，陪着来玩的
罗中立在第五大道上拿大顶，在大都会博物馆抽烟时，他有一次碰到路过的伍迪·艾伦
牵着他女友的手路过，还有一次他一家小画廊里迎面撞上了安迪·沃霍……

这是个自我荡涤的过程，他在逐渐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如何与自己的相处，
这种经验是在人群与运动中长大的他那一代人，很少体验的。

在最痛苦的时刻，叔本华抚慰了他：“我突然发现，哦，生命一点意思也没有，从那以
后就好多了，然后读叔本华，发现他妈的就这么简单，种种得失都放下了。当然焦虑苦
恼肯定会有，但是情绪的那些东西都离开我了。”叔本华的虚无情绪，或许让他想起了1
966年那些无所适从的日子。

也是在这种疏离与寂静中，中国的主题却意外的回到陈丹青的内心。在中国时，他一心
要寻找欧洲视角，而在美国，他却发现原来中国的传统是如此丰富。他发现了董其昌的
魅力，“带着全套的油画工作钻进他管辖的水墨山林中”，在接下来的年份里，他还将
不断被中国昔日的艺术成就所震惊。


7年的纽约生活给予他的另一个重要启式是，你要肯定自己的经验，它是你重要的资源。
于是，他开始将正在发生的新闻，和他昔日的对欧洲油画记忆，放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
，他开始画三联画、四联画，甚至是十联画。这些画作曾给予他巨大的激情，但是它们
始终安静的躺在他的画室里，它们从未被展出过，也很少有人看过。

在中国，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过渡是以突然截断的方式完成的，而在纽约，陈丹青的
方式则自然与平静得多。他熟悉了这里的空气、味道、节奏和颜色，喜欢上与自己相处
，而且有更多的中国艺术家正涌来，他也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除去绘画，他还开始
练习写作，阅读生涯打开了他的另一重视线，更何况，他还遭遇了另一名在纽约游荡的
人，那个不会拒绝学英文、沉浸在现代汉语之中的木心成为了他在文学、思想上的启蒙
者。或许，也是通过木心，他还产生了一种对民国时代中国的浓浓的乡愁——那时的中
国人，根依旧未断。

五

“2000年2月9日，严寒，大晴。我从肯尼迪机场启程回国。飞机轰然升空后，我临窗下
看，与纽约默默告别。”陈丹青在2007年新版的《纽约琐记》中写道。他在这个城市中
住了18年，他的全家已搬到此，他最终还是决定回国。

吸引到回来的，是乡愁，还是又一次对现状的逃避——他厌倦了纽约局外人与旁观者的
生活？18年间，世事沧桑。1982年他离开中国时，满耳仍是李谷一颤微微的“属于你，
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而现在谁还记得李谷一？然而很多人仍记得《
西藏组画》，所以清华大学的美术学院希望他能回来任教。但是，他也看到了，作为画
家的陈丹青给人的记忆，似乎仍停留在80年代初，他在90年后的新探索，画书、三联画
，很少有人知道。而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版图上，他文革时的兄长与朋友陈逸飞，已经完
成了多次的转型，他从革命情怀到了江南水乡，如今又变成了电影导演；而比他更晚来
到纽约的徐冰、谷文达、蔡国强，则已经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而陈丹青将以何种面
目再度登场？

昔日的幽灵无时无刻不在。“我没有那种为别人的承认的焦虑”，陈丹青说。在某种意
义上，他的确早已经体验过名声的喜悦，23岁画出了《泪水洒满丰收田》，27岁则已是
《西藏组合》的作者。他也声称10年以来，很少受到内心折磨，他获得了某种平静。

我不能确认是否当真如此。他坐在我对面，缓缓的谈话，一根接一根的抽细长的大卫·
杜夫香烟。之前，他耐心被时尚摄影师摆来弄去，夸其中一位摄影助理的好身材，分明
是个温和、宽厚之人。

之前的整个下午，他正在将石涛的画册绘到画布上，这幅新“画的书”，将在慈善晚会
上被拍卖。

不知是否他作画已疲倦，还是他只吃了一个三明治能量不足，或者是我的问题不够有趣
，他一直诚恳却不够兴奋的回答着，夜色从黑到特别黑，但他耐心却从未减弱过。窗外
的铁轨不时有火车经过，巨大的声响经常淹没他的谈话。

稍作休息时，他给我们看他的画作，然后把音响的声音调大一些，正是勃拉姆斯一段旋
律，悲怆而崇高，充盈了整个画室。而裹在松垮垮的黑色褂子中的陈丹青，则像是幽灵
一样在空空荡荡的空间里游荡着。“对，我们是不太有这种情感”，他这样评价这段曲
子，“据说崇高是来自于恐惧，你觉得呢？”

我不置可否。我觉得在四个小时的谈话里，我神经一直没有真正放松下来。他此前两次
的印象、还有他的文字，要温和耐心得多，偶尔电话打进来，他则耐心得像个好好先生
。他说自己正在被人情网络所吞噬，尽管不再教书，他仍要帮助学生找工作，帮助过去
的老朋友办画展，还有一直不停的媒体采访，偶尔，他还要帮助一些受他“误导”的年
轻人——一个南方青年因为他对教育体制的痛骂，而退了学，他要帮他写推荐信去欧洲
读书……

但是，我仍觉得无法和他进入更深入的谈话，我想知道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或许，因
为我不懂艺术，这样就等于错过了他身上最重要的一部分东西。或许，这是他习惯性的
保护自己，他喜欢谈论外界事物，而不是他自己。对前者，他可以运用才智，而不太触
及内心。

此刻的中国，有太多的外部事物可以谈论。当他在8年前回到中国时，肯定想不到他即将
展开的新旅程，就像他日后所写的：“记得三峡大坝接近完工、京城的五环路才刚开通
，申奥结果还无公布，电子游箱犹未普及，博客更是多年后上市的新把戏……《上海宝
贝》的作者正当大红大紫，少年歌迷尚不知周杰伦何方神圣，八零后才俊还在大学用功
……小小美术界，千禧年那届双年展是为当代艺术正名的信号，京城的前卫盲流被驱赶
的生涯初告缓和……所谓教育界，世纪初适值全国重点大学的庞然合并和行政升级，当
初我初识中国教育现状而少见多怪，格外伶俐的学者们则各个悄然欣喜，竞相关起门来
着手又一轮权力洗牌与利益瓜分。”

他的青少年时代是一个封闭无知岁月，当他回望八十年的文化热时，又说它是仅仅是“
恢复了一点残破走样的记忆”，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以为蹦迪呢”，他曾经热
烈赞扬90年代开始兴起的个人表达与个人空间，但他真的在21世纪初回到中国时，则发
现个人、体制与社会已经迅速庸俗化、八十年代的热忱、纯真反而变得弥足珍贵……

媒体文化、大众文化则已无比昌盛起来，三十年前，人们没有渠道表达，而现在人人都
有很多话可说，却不知自己说的尽是无用的垃圾。

而陈丹青则像突然被卷入了层出不穷的争论中，他敏锐的感受力、他阅读过的书籍、他
刻意寻找的表达方式，突然爆发出巨大的能量。30年前，他用法国人的视角来对抗苏联
的僵化传统，而现在他则用多年游荡积累的常识、用民国白话文的传统、用少年时说粗
口留下锐利，来刺破这个迅速膨胀、思维混乱的时代。

或许他的精神资源并不充沛，不外乎是对往日传统的追忆，对已被认同为常识的强调，
但是由于他的敌人目标实在过分显著与愚蠢，不管是那不断扩充的城市、不断官僚化的
教育机构，还是不断庸俗化的精神世界，所以他仍刀刀见血。在这些鼓舞他的精神力量
中，鲁迅再度鲜明的站了出来。

陈丹青再度回到了过去一个世纪知识分子、艺术家们的传统。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悲
剧、不断堕落的中国文化图景。他们用各自的方法，来改变这种现状，但却始终发现，
他们力量微弱。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生活在西方的阴影之下。我们模仿他们，不断自我反省，却发现这
种反省并不奏效。鲁迅哀叹、讥讽“吃人的传统”，但是当陈丹青成长时，这些传统已
经夭折，但此后并未出现一个新世界，相反的，失去了传统的人，在以更高速度的堕落
。他不断碰到类似的困境，在他年轻时，他需要打破封闭、需要更多的信息，但他再度
回到中国时，他发现尽管面对如此多的信息，年轻人的头脑却以另一种形态封闭着……

他继续求助于传统，求助于记忆，求助于常识。他不断引用着约翰·伯格的名言：“一
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和阶级，它自由的选择和行为的权力，就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
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和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是唯一的原因——所有过去的艺
术，都是一个政治问题。”他重复着民国的精神，民国人的面孔与风范——经过这么多
年的发展与进步之后，人的质量反而降低了。


六

对我来说，此刻的陈丹青，有点像是马修·阿诺德在19世纪末的英国所扮演的角色。阿
诺德目睹了英帝国的兴起，中产阶级庸俗的价值观、物质主义，支配了维多利亚时代，
他试图通过古希腊传统，来恢复英国社会的贵族精神、对精神世界的追求。阿诺德的批
评被形容成“矗在艺术、政治与社会政策的血腥十字路口”。

而陈丹青呢？你当然不能苛求他的知识背景与思维深度，他自己早已承认，他是断层中
的一代，缺乏足够情感与知识背景，去企及更高的地方。他也没有打破语言的壁垒，去
进入更大的思想与知识空间。但是，他的方式却是相似的。在我们谈话时，他再次提到
了，这个时代需要“新的语言”，“新的感受力”，三十年前，他为中国的美术界寻找
某种“新的语言”，而今他在公众中的广受欢迎，仍依赖他与他在文字中的“新的语言
”。

当然，他没有马修·阿诺德式样的道德与伦理热忱，他将诗歌、文学视作新的宗教形式
。这使得陈丹青的表达，充满快感，却可能变成了某种漂亮的表演，它锋利，却不温暖
与鼓舞。我不知道在那他内心深处，是否存在着某种持续的信念。而人类的辉煌，经常
是依靠这种信念而不是头脑达成的。

但是，对于这一切，我怎又好意思苛求？陈丹青喜欢说，他喜欢此刻的中国，是因为它
“充满剧情”，回想他所走过的53年里，在他那一代人并不稀奇，但倘若和其他国家人
的相比，那么这实在是过高的密度了。而且，这些变化中，只有很少情况下是他们主动
的选择，大部分时刻，他们是被裹携在更大的社会变动中，他们中只有极幸运的才能一
直跟随自己的志趣。同时，他们又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漫长、庞大、被各种网络交织的社
会中，他们的个人很容易被吞噬其中，既浪费了精力与才华，又淹没了自我。

此刻的陈丹青正在犹豫，是在中国继续观看这“精彩的连续剧”，还是回到纽约重新找
回那个安静的自己。

我不知作为画家的陈丹青的生命是否已经结束，或是未来的历史将怎样记录他？或许他
对此并不关心，在他深夜独自作画与听音乐时，想必叔本华经常跳跃出来吧——他试图
用坦白承认人生的无意义来，来面对人生注定的孤独与无根。我很想知道，这种方法是
否真的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