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高贵──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意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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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高贵──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意义之一
　　作者：张海鸥（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学遗产研究的根本意旨，应是承传高贵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艺术审美情趣。其价值倾向，无疑应该是否定低级而宏扬高级，否定丑恶而颂扬美好，否定卑劣而礼赞高尚；否定庸俗而倡导高雅。
　　
　　 然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遗产研究，由于常常受到实用政治因素或庸俗文化因素的影响过多，因而对高贵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艺术情趣缺乏重视，甚至有所岐视。高贵和高雅大抵被视为与“人民性”相脱离的“剥削阶级”的趣味。而所谓“人民性”，则又被限定为反映“民生疾苦”、表现“忧国忧民思想”、“批判……”、“反抗……”等等。
　　
　　 这显然是文学观念的历史性失误。这一失误的前提是把“人民”这个概念狭隘化，等同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而把高贵和高雅等同于“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其实这些概念本不该如此狭隘，更不是如此不相容的。
　　
　　 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旨趣就是走向高贵和高雅。如同科学和自由是人类永不停息的追求一样，高贵和高雅也是人类永远心仪的生存佳境。否定这一点，那就是自甘堕落。而我们半个世纪的文学遗产研究，恰恰就一直存在着这种可悲的堕落。
　　
　　 这种堕落当然不是孤立的学术现象，或者也并不完全是研究者们自愿的，而是与整个社会对知识、知识人才、知识行业的强制性轻贱有关。这种轻贱从政治到经济、从物质到精神，无所不在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尽管近些年来，知识被公开声称“尊重”了，但轻贱知识的旧体制其实并未根本改变，因而知识仍然无法真正尊贵起来。
　　
　　 既如此，文学遗产研究也就仍然无法完全摆脱历史性的媚俗和堕落，谈“人民性”就理直气壮，谈高贵和高雅则心虚、羞涩。然而，正如人们对高贵生活的追求实际上早已超出了观念的局限一样，人们对文学遗产的价值体认实际上也早就超出了过去所谓“人民性”的范畴。寻求高贵和高雅，毕竟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的精神动力。
　　
　　 那么，以往文学遗产研究对哪些高贵精神和高雅情趣缺乏重视呢？
　　
　　 从总体看，以往半个世纪的研究一直存在重集体轻个人、重大众轻贵族、重通俗轻典雅、重质朴轻华丽、重思想轻艺术、重造反轻升平、重批判轻歌颂等倾向。比如一般的文学史教材，对独立、自由的个体人格意识的关注显然不如对忧国忧民意识的称颂多；对个性的肯定远不如对民族性、阶级性张扬得多；在文学史的英雄谱系里，民族英雄远多于个人英雄。又如重唐诗轻宋诗的研究倾向，就含有重通俗轻典雅的意识。
　　
　　 对文学遗产的高贵精神和高雅情趣的发掘和传承，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份耐得住寂寞的高贵情怀。在这方面，陈寅恪先生是令人景仰的。他那种坚守精神家园的文化托命人的自负，那种壁立千仞的文化守护人的自励，那种空谷足音般的独立学人的自持，还有他那些丰碑般的学术思想，永远感动着后辈学人。他在《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文》中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的圣贤精义，正是高贵的人类精神和学术精神在当代学人中难能可贵的遗存。
　　
　　 在我看来，或许陈先生和他所敬重的前辈王国维、以及他的弟子邓广铭先生对天水一朝的文化所作的“登峰造极”、“空前绝后”的评价，就含有宏扬高贵之意图，因为赵宋时代的确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尊重文化、尊重知识的时代。宋代文化特有一种高贵典雅的文人气质，因而深为后代崇文向学之士所心仪。
　　
　　 《粤海风》199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