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中的社群和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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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中的社群和公民意识

作者：朱其　　　 2012-02-26



　　社会性艺术在新世纪十年发生的一个转变，即社群题材和公民意识。当代三十年的艺术主要是以西方的形式主义的现代艺术作为一种主要语言，自1970年代末以思想解放开始，产生了针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新潮艺术，以及各种以社会为背景的艺术，但当代艺术中有关社群概念和公民意识的实践则是最近十年。
　　从八十年代的伤痕美术、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和以消费文化批评为主题的艺术，到新世纪初的青春艺术，社会转型成为当代艺术中的一个重要背景，但很难说这是一种社会性的艺术，这涉及到当代三十年的“社会化”进程。
　　在1980年代，中国仍然是一个“政治社会”，即社会并非一个独立的自治体系，它只是国家体系的一个附属部分，或者是一个国家主义的政治化社会。文革后三十年至今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尚未形成，但可看作一个“社会”从国家主义和政意识形态中独立出来，或者市场经济、消费文化和民营空间从国家统制中剥离出来的“社会化”过程。
　　思想解放体现为一种社会意识的形成，但又不是一步到位，它经历了从个人意识、民间意识到公民意识等几个阶段;改革开放意味着一种自主性的社会空间的形成，尽管土地仍是一种国家主义的公有制，但通过市场经济及其土地使用权的租赁和房屋的私有产权，形成了体制外的市民阶层以及商业化的社会空间;在市场资本的支配下，亦产生了属于市民社会的消费文化。
　　文革后的个人意识和民间意识
　　文革后的三十年是实现公民社会之前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进程是从意识形态和国家专制主义中分化出一个“社会”，使专制概念的“人民”还原成为个人和公民，从而获得自由精神和自主的社会空间。这个进程包括：批判思想专制，恢复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的合法性，在专制主义的宣传文化之外包容商业文化、另类艺术、小资产阶级情调等非主流文化，通过市场经济恢复由公司、个人及和社群自主的社会空间。
　　除了西方现代艺术和中国水墨传统中的形式主义艺术，中国当代三十年的艺术主要是一个参与社会精神复兴和空间自主实践的进程。社会意识和社会空间的形成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三十年的蟺变过程。
　　1980年代尚未启动市场经济，个人和民营机构还未拥有大规模的私人产业和民营空间，流行文化正在萌芽，但难以资本和娱乐扩散到主流媒体。八十年代的主流媒体在启动一场以文革反思为重心的专制主义批判，这场批判主要是针对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专制主义。李斌的连环画《枫》和程丛林等人的红卫兵题材的伤痕美术参与了文革反思运动，但伤痕美术的思想意义不如伤痕文学，它只涉及了红卫兵一代命运悲剧的表象描绘，没有触及他们所受的教育与意识形态“洗脑”体系的关系。
　　八十年代开始瓦解意识形态“洗脑”教育一统天下的格局，在宣传艺术和集体主义教育之外，允许介绍西方现代主义以及艺术中的个人意识、性欲和人性表达，陈丹青、何多苓等人有关人性表现的绘画和“人体大展”成为八十年代恢复个人意识和人道主义思潮的一部分。星星美展开启了一种非体制的展览形式，这一开场延续至九十年代中期的独立策展运动。
　　星星美展的另一贡献是启动了一种美学政治，大部分作品是抽象艺术和小资情调的风景画。从1943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到文革，这两类题材一直是艺术创作和展示的禁区。这一美学政治的叛逆方向影响了之后的八五新潮和九十年代中期的地下前卫艺术，以抽象艺术、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形式主义，以及装置艺术、观念艺术、行为艺术和影像等跨媒体手段，在语言上背离了现实主义;在美学上则是背离革命浪漫主义的灰色情绪、城市波希米亚和颓废格调，后者包括九十年代初的新生代绘画，表现城市边缘青年的无聊状态及其现代主义的荒诞感。
　　从极左意识形态批判、人性和人道主义、城市波希米亚和前卫主义艺术，这个艺术进程并不属于一种自觉的社会意识和自主的社会主题的表达，它只是一种前公民社会的个人意识和民间意识，在八十年代，对个人意识和民间意识的强调是针对极左的集体主义统制的反动，但还不是在社会体系中的社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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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区维权和公民意识　　自九十年代初出现的体制外的展览和艺术空间，一直缺乏一种固定的社区形态或者民营美术馆体系。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的独立策展运动，大部分展示场所都是闲置烂尾楼、地下室和废墟等临时空间。以房地产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在九十年代末涉足私立美术馆，开始产生制度化的民营美术馆。
　　至新世纪十年，以北京、上海的旧工厂改造形成的艺术家工作室区和以798为代表的艺术商业机构集聚的艺术区，真正形成了一种社群主义的“社区”模式。以798艺术区为中心，周边形成了草场地、崔各庄、1号地、将府庄园、环铁、酒厂等十几个艺术区，并形成了接近未来公民社会的社群主义聚集区。
　　所谓社群主义的聚集区指相对独立的公民自治的社区。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政府监管，798等艺术区构成了社群主义的相对自由的社区，这得益于艺术市场资本化和房屋土地的租赁等市场阶段的经济政策。当代艺术市场迅速的资本化，主要由于房地产和证券市场的资本泡沫的转移，使得艺术市场及艺术区产生资本生产的膨胀，并成为房地产热地效应的一部分。
　　房地产强拆在2009年也发生在北京的各大艺术区，艺术区爆发了维权运动，这反映了围绕着房地产强拆形成的社会抗议和公民意识，也正式进入当代艺术的空间政治。艺术区的各艺术群体组织了名为“暖冬”的艺术活动，以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形式作为一种合法的组织和抗议形式。这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社群主义的社会抗议，但并包含一种自觉的公民权利意识。
　　艺术区维权赢得了广泛的国内外关注，并最终获得了应有的公民拆迁赔偿。但艺术区的拆迁维权也暴露了城市中小产阶级缺乏一种成熟的公民人格。比如“迟到的维权”，在没有涉及艺术社群的利益时，艺术家很少参与社会上的强拆抗议和维权，直至触及个人利益了，才被唤起社群互助的公民意识。另一个问题是“维钱还是维权”，在维权后期，一部分艺术家希望以拿到赔偿为最终目标，而不要进一步扩大到为社会拆迁尽力，以免政治上的引火烧身。
　　纪录片导演郑阔的同名“暖冬”的纪录片跟踪了这个事件。该片的重点放在维权成功后维权人士之间发生的内讧，这涉及到维权行动是否要上升为政治抗议、赔偿资金的平等分配、组织者是否该拿奖金并代替大家决策，维权全程中每个人的贡献认定等。“暖冬”一片延伸了对公民社会的思考，即在社群空间和公民意识成长的进程中，社群自治和公民社会的自我组织、协调处在一个初级阶段，推进公民社会在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