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策略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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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策略的定位
程永新
来源：文学报  

　　上海新锐作家丛书出版了，在出版社不太愿意出版中短篇集的情况下，丛书中的六位年轻作家可说是非常幸运。
　　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现在作品的出版和发表都比较容易。但这个“容易”是好事还是坏事，却很难说。假设，一个作者出了一本书，市场的汪洋大海却完全把这部作品掩没，没有读者，便很尴尬。
　　当下的文化环境看似多元丰富，其实缺少价值标准。我看网上有人讨论张爱玲。张爱玲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她的代表作品《金锁记》、《倾城之恋》确实很好，她对人性有一种深入的鞭辟入里的洞见，她小说中的妙语往往能让读者感觉兴奋、刺激。但现在有些人把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恋》都当做好小说吹捧，那是完全乱了方寸。那两篇小说是从概念出发的图解文字，她对解放区的了解，完全是从报上宣传中得来的，我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因为她抹黑解放区所以就否定她的作品，而是这种从概念出发而写出来的作品绝对不可能是好作品。逆反心理形成一股强烈的反弹，张爱玲变成什么都好，红极一时，便是问题。在我看来，她的《色戒》也是很一般的作品，她不擅长写此类题材。李安是高手，他完成了张爱玲小说中没有完成的题旨。
　　如今，写作者面临一个新媒体时代，微博上微小说、微童话纷纷出现，千姿百态，非常多元，逼迫写作者要重新调整策略，思考写作的目的。比如，你跟传统写作是什么样的关系？面对多元的当下，写作者更需考虑，你的写作要不要进入这个社会、这个时代，自己的经历跟这个时代、跟这个生活到底是什么关系？你跟这个市场是什么关系？成熟作家已经定型，年轻作者则会面临很多问题。从《活着》开始，余华进行了写作策略的大调整，王安忆的写作史也有几次重大的调整。年轻作家因为年轻，还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修正和调整。既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奈的、没有价值标准的市场，那每个写作者就要考虑“我要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的写作与当下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说到底，就是要建立一个合适的写作策略。
　　有媒体报道，南派三叔的八本《盗墓笔记》已经发行1200万册。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可以不认同盗墓小说，不认可南派三叔，但必须研究他。最近，《作家》杂志发表了蒋子丹的新长篇小说。小说前有一段说明文字，描述了这位传统作家在网络潜水，在网络上写作，最后完成这么一部长篇的经历。蒋子丹的描述很有趣：从开始连载时没有多少人点击作品，到点击的人多起来后，作家感受、体会的变化。蒋子丹的经验是：网络不允许你用太多的篇幅、太慢的节奏去交待一个事情，作家需要快节奏写作，今天告诉读者事情的起因，要有悬念，明天就要交待这件事情的下文。蒋子丹是潜水网络，同时也有相反的例子，一些网络写作者走向传统刊物、传统出版。这种整合是互动的。
　　今天，越来越多的读者在阅读南派三叔的作品，年龄小一点的读者，阅读韩寒和郭敬明的作品，传统写作的份额会越来越小、越来越萎缩。以后的读者，可能会把传统写作当做很稀奇的事情。我当然不是说传统作家要去向网络写作者学习写作，但整合可能势在必行。
　　当下从事写作的年轻作者，如果想让自己的写作与这个时代有关，与以往的文学传统有关，与民族的精神史有关，便应该梳理一下自己的写作轨迹，考虑一下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尽可能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上海的年轻作家，也应该为文学未来的发展与整合，为消弭文化的断层做出贡献。
2012-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