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妮散文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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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王小妮以诗歌创作走上文坛，参加了诗刊社组织的第一届“青春诗会”，并由此逐渐成长为著名的诗人。王小妮的创作活动涉猎很广，已出版有中篇小说集《情人在隔壁》（1992年），纪实小说集《深圳100个女人》，（1993年）长篇小说《人鸟低飞》（1995年），纪实小说集《深圳100个股民》（1996年），长篇小说《方圆四十里》（2003年）等，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此同时，王小妮的散文随笔创作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出版有散文随笔集《放逐深圳》（1994年），《手执一枝黄花》（1996年），系列随笔集《派什么人去受难》、《我们是害虫》、《目击疼痛》、《谁负责给我们好心情》（1998年），随笔集《家里养着蝴蝶》（2001年），《世界何以辽阔》（2001年），《倾听与诉说》（2006年）等。不少评论家将其列为 “先锋散文”的重要作家。
一、 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中，王晓明曾撰文指出：当代不少作家放弃对于存在状态与方式及其可能性的想象，放弃知识分子的人文立场，致使人文精神的缺失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向前发展的致命缺陷。应该说，王晓明等人当初所忧虑的问题在十数年之后仍未得到解决，大量价值取向陈腐的作品依然充斥着各种媒体，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可贵的是，也有一些作家坚守着应尽的职责，近乎执拗地用自己的作品表达着对普遍性生命价值的充分肯定，表达着对于美好人生与社会的不懈追求。王小妮就是其中之一。胡艺姗曾撰文指出：“王小妮的散文，在朴素平实的外表下，却蕴含着一种在当今散文中少见的终极关怀精神；对理想、道义的坚守，对人的尊严、个性的确认，对普通人苦难与不幸的宏大悲悯，以及对现代世俗生活的深刻置疑。”[1]著名学者刘思谦等人所著的《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也对王小妮的散文做出很高的评价，在充分肯定其散文的思想意义与价值的同时，认为她的散文集《目击疼痛》“是作者作为诗人在告别、撤离抒情时代和宏大叙事之后，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进入了散文时代，找到了散文的叙述结构合散文的语言。”[2]
《目击疼痛》是王小妮1997年出版的散文随笔集。诗人出身的王小妮一反诗人式的对思想和情感世界的积极展现，用类似新闻影视的白描手法，忠实地记录了她所体会到的种种精神和肉体的“疼痛”，以不动声色的客观笔触展示了惊心动魄的人间痛楚，表现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高度责任感和良知。《因为饥饿》真实地记录了1962年春天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叫斧头的孩子因为饥饿，爬到榆树上去捋榆钱，不慎掉下来，被下面的木栅栏刺破了肚子。《白俄匍匐在地上》写1967年，一个流落中国多年的白俄老太太上街买菜，被武斗的流弹打死在长春市的街上。“我看见白俄老太太的身体在车上颠颠簸簸，灰白的脸一直朝向我们，白得像一个作业本。”而《怀疑纵火》《地主的女儿》等等，无一不是以极为真实的笔墨记叙了一个又一个普通中国百姓遭遇的苦难。这里，作家表现出对荒诞历史的深刻反思意识。她拒绝遗忘，拒绝顾左右而言它的怯懦回避，让事实说话，用事实表现出一种不依不饶的严肃追问：——为什么会这样？
到了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社会出现了转机，但依然有许多事件隐藏在人们的视线所不能到达或有意无意被人忽略的地方。王小妮坚持注重用自己的笔记录“目击”到的事件，真实地反映了八十年代的历史风貌。《逃港》记录自己以前的一位同事，“他拿了全部积蓄，一共二百元，到深圳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逃港。而“后来几年没看见他，听说他终于走了，办了一个邀请函去了美国。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全部邀请材料，包括经济担保都是伪造的。”而《与外国人纠纷》则记录了她1993年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妇女儿童用品商店遭遇的一件事情：两个“高身材、金发蓝眼”的俄罗斯女人，就一件衣服有没有付钱和售货员起了争执。有人当场拿出一百二十元钱要替俄罗斯女人交，没想到都被售货员拒绝了：“这不是钱的事儿！”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王小妮真实地记录了“目击”，使人们透过这些真实的事件看到了一个民族或者说一个国家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与外国人纠纷》，一件很小的事情中隐含了很多的内涵，的时代变迁，国人的心态变化还有很多有意味的东西都得到了真实地展现。“在这个急剧变动的时代，每个人的心灵中都充满了太多的渴望和要求，都积累了太多的呻吟与焦灼。我们的情感瞬息万变，难以捉摸；意志互相冲突，难以取舍；理智恍惚不定，难以抉择。世界、生活、自我都在走马灯般地乱转，不再能被有效地把握。”[3]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王小妮以一双慧眼“目击疼痛”。所谓“疼痛”，是指这些事件对作者心灵引起的巨大震撼，也是作者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时代与历史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勇敢担当。应该说，王小妮是无愧于一个作家的职责的，她用特殊的方式记录了现阶段中国百姓真实的生存状态，也为发展中的中国留下了一份真实、因而也就充满无可辩驳的力量的证词。多年以后，人们将会通过王小妮的“疼痛”，辨认出我们这个冲出数千年封建桎梏后的民族，在急切和慌乱中迈向现代性的艰难足迹。
二、对人文价值立场的坚守
张柠在谈到人文精神的危机时曾说：“传统价值观念的土崩瓦解，同时也正展示出一切有形与无形的精神枷锁土崩瓦解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新的生活实践也必然要求新的人文精神的诞生。”[4]王小妮的散文表现出对建立在中国古代积极的价值观念基础上的现代人文理念的充分认同与阐扬。在《罪过压人》中，她记录了一个“告密者”的丑态：“一个心慌意乱者那颗紧缩成小拳头的心正在衬衫后面不安”而“平时不注重穿什么的我，突然在有风的中午感觉到穿着的潇洒。” “我想，这个时候哪怕有一把刀子插在他的腿上，捂着血涌，他也是要笑的。他不得不跟随着我们笑。他不笑，不自然就会露出来。不自然以后可能是气氛变坏，在以后可能会有人变脸。那时候，他将无话可说。”“吃饭的时候，大家说，只要山河水都转，人就总有一天会‘撞板’，这一点告密者尤其应当知道。”以现代观念来衡量，告密毫无疑问是一件非常丑陋的事情。在过去很多年间，我们总是过分强调个人对国家或某个社会团体的绝对忠诚，在这样的名义下，许多告密者都将这种卑鄙行径作为自己投靠某种势力的资本。在散文中，王小妮将告密视为一种扭曲、毁灭、剥蚀一切健康的人类关系和人类美德的邪恶力量，对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嘲讽与抨击。在表现自己鲜明现代立场的同时，对人类社会越来越脆弱的道德观念进行了坚决地捍卫。而与此同时，她又满怀着一颗爱心，对他人甚至是出于无奈欺骗过自己的人充满了温厚的理解与宽容。《从我手里拿走了三张纸的人》写一个在深圳“混得不好的人”，从她八百元的工资里骗走了三百元。她以大量的细节记录了这件事，却通篇没有一句谴责之词。或许，在王小妮看来，“拿走了三张纸的人” 这固然是污损了自己的人格，也亵渎了友谊与信任，但由于对方是出于无奈，故而才以隐忍的态度去对待。这其中，既有对金钱这种“准暴力”物质力量的清醒认识，也有对落拓者的不屑与同情。在“孔方兄”几乎可以左右一切的商业化社会，我们看见了一个生活并不富裕的知识女性的智慧与善意。
但是，毕竟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够随便亵渎的，那就是尊严。只要一涉及到个人尊严和民族尊严，王小妮的笔立刻变得锋利起来。她对一个“围着日本人，前后环绕，如同奴婢”的人发出严厉的责问：“没有路费又蜗居日本的中国人，就如同马粪，以卑下来换取别人的快感吗？”在《在我之上的人》这篇充满象征意味的散文中，一向行文平和的王小妮突然以一种不可遏止的冲动亮出了诗人的本色：“内心的高贵不屈，是我们最后的家；再高威昂颐，再凌空绝荡，再虚浮奢华，也不能使我们搬离半步。”每一个句子都像是出鞘的长剑，在万丈红尘中闪现出凛凛寒光。在王小妮的眼里心里，个人、以及民族的尊严，是必须永远昂着高贵的头颅而绝不是风中前仰后合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在王小妮的散文中，一个以民主、平等、自由为主导理念的知识分子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立场随处可见，应该说，这不仅是现代知识分子必需的道德底线，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走向现代性必不可少的精神础石。
王小妮最初的诗歌创作，带有清新的泥土气息，思想的锋芒并不明显但是作为一种潜质，它蛰伏在王小妮精神世界的深处，一旦有什么东西或机缘将其唤醒，这种潜质就会悄然起身，义无反顾地走向远方。1980年，正是思想解放的初期，王小妮有机会赴京参加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正是这次诗会唤醒了她，并打开了她的思想之门。据孙绍振回忆，王小妮在会上说过一段稚气然而令人震撼的话，大意是：中国的文化经济发展太不平衡，现在存在着两类人，一类是意识到自我的人，还有一类，是意识不到自我的人。意识到自我的人，应该去唤醒那些还没有意识到自我的人。后来，孙绍振回忆说：“这么深刻的思想出于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女孩子之口，不能不使我吃惊。”从此，这种思考的品质，一直延续在她后来的创作中，越来越明晰，越来越坚定。
《木匠致铁匠》是王小妮自己比较看重的一篇散文。其中对于作为知识分子重要组成部分的诗人和小说家的职责进行了思考。而思考的结果是：“技艺，能使人的饥肠不翻滚，使人的双手不空置。但是，它不能作为一个足够承重的支点。”王小妮认为，只有质疑精神才是作家真正的品质和职责之所在。她说：“世界上的事，都可能被制止，只有两件例外：谁也不能阻止死亡从远方降落，谁也不能阻止疑问在内部的突生。”从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晰的看到：那个带着自己稚气未消的诗走向北京的女大学生，怎样靠了执著的质疑精神，逐渐成长为一个有道义、有担当的诗人和作家。
三、对都市文明的思考与批判
在当代女性散文中，对都市，这个人类社会现阶段膨胀得最快的组织形式思考的最多、最充分的，也许就是王小妮了。王小妮的思考方式是充分艺术化的，她不是在博览各大城市的基础上用逻辑的方法去概括，而是以深圳、北京为个案，以女性擅长的方式去感受，去触摸。
王小妮将东北农村的生活方式与深圳两相比较，从而发现了都市的冷漠，发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现代社会就是不倾听”。在王小妮看来，贫穷的东北农村的生存方式，换一个角度看就是比较合理的。当北欧和格陵兰岛上的人患了什么“冬天幽闭症”时，“这种症状，起码在寒冷的中国东北我没有看见过！每一扇家门，都结了十来公分厚的白霜。这种门是永远也不上锁的，任何人都可以裹挟着风跨进门槛，跺去脚上的雪疙瘩，在热炕上随意长坐。”“广大的国土上，有着无数全情投入的诉说人，也有无数的倾听者。”而在都市里，一个社会学博士对慕名而来的拜访者说：“人的智慧是有代价的。”于是，他的智慧以一小时两百元的价格成交了。
“倾听和诉说之间，隔断它们的是冰冷板结的世纪。”“这孤落的幽灵，徘徊在全世界的上空，郁闷成疾。这是世纪之病。” 她甚至说：“人的尾巴已经退化了，再过几百年之后，人的发音功能和听力，也会逐渐的丧失吗？”在稍有些夸张的言词下面埋藏的，是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是为自己的一餐一饭，而是为人类的一种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王小妮还批评遭到污染的空气、批评麇集在都市里的唯利是图的心、批评隐藏在人行小道深处的暴力……
需要指出的是，王小妮并不是以一个被都市吞没的失败的征服者的身份进行批判的（作为深圳市民，其批判的矛头，有时也会毫不留情地指向了自己）。她也不是基于无法排解的思乡之情，站在农业文明的立场上抨击都市，就像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所作过的那样。王小妮是以获得立足之地的都市知识分子的身份，冷静地站在关注人类文明发展趋势这样一个角度，通过比较权衡整个人类不同生活方式的长短和利弊。
所谓知识分子，是世界范围内的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研究对象。对于知识分子的概念，他们各有自己不同的概括。马尔库塞认为，知识分子是以思想批判为武器，以理想未来为立场批判现实的人。而胡塞尔认为，知识分子是追求超验事物，在意义与象征的世界中，解决世界和人生重大问题的人。中国学者王岳川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将思想批判（思想自由和价值批判），语言写作（摆脱经验世界而具有超越性）和道之诉求（终极关怀和大道境界）作为自己生命的人。而王小妮自己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则是：“对外在世界保持一种理想主义和形而上的心态；同时，行为纯正并以此标准活着，自省自悟。”［5］ 作为知识分子的王小妮，正是从人类生存的理想状态出发，对都市文明进行批评的。
围绕都市文明，王小妮对都市文明的缔造者即人类自身也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在《我们是害虫》中，她对人，特别是已经都市化的人进行了追根寻源式的诊断。其结论是：“毒素深入了我们体内，构造了我们的精髓，我们蛰伏在无数限定的保护色中，注定是一条失去生机的害虫。”“现在城市里的人，精明剔透的人，他们一点也不懂得什么是欢乐。”“简单明了的奔跑、喊叫和欢乐，一伸手就在自己手上的东西，已经快消失尽了。” “现在，人这害虫退化到了要借助毒品才能找到欢乐。”“人在放弃他所能，无限度、无休止地去触及他所不能。”这些冷峻得令人感觉到阵阵寒意的句子里所隐含的思想，其实并不那么难以触摸，但是，要让人们停下疯狂的脚步，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在貌似聪明实则并无明晰的终极目标的“探索”中，人类，这个“害虫”似的生物，正在亲手“创造”着一个难以预料却未必一定乐观的未来。而身为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王小妮知道，自己对此负有某种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她思考，并且批判。
四、 “个体”女性意识的阐扬
九十年代是女性散文创作的黄金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演进，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女性的视野也在不断拓展。女性文学的概念自八十年代初引入中国后，以一种突飞猛进之势向前发展。许多女性作家出于大量的切身感受，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女性主题，这就使得女性的声音继五四之后，再一次以颇具规模的方式“浮出历史地表”。具体到散文，这一次的女性散文创作相比较于五四，规模要更大一些，涉及的内容也更宽广一些。如果说冰心、庐隐等人的作品是她们当年撒出去的几粒种子，那么，九十年代的这一次女性散文创作，则可以说是八十多年来在地下绵延不断的根全力举出的地面的一片树林。在欣喜的同时，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她们较多地以女性这一社会群体的代言人的身份在“发言”，是“树林”在诉说那些以千年为单位的感受，而不是一棵“独立成株”的树在诉说自己不可复制的生命体验。“个体——女性意识”在她们的作品中或多或少是缺失的，或者是隐而不现的。但王小妮（包括筱敏等为数不多的几位散文作家）不是这样。王小妮的那个“我”不是首先以女性的身份出现与散文之中；相反，她很少涉及有关女性的话题，甚至很排斥人们将她视为一个“女性”作家。徐敬亚在最初发表于《诗探索》的王小妮诗评《一个人怎样飞起来》中就曾经指出过：“她最反对以男人和女人来划分世界。她从来不愿进入所谓‘女诗人’那些狭隘的创作领域。”[6]对此，身为女性的王小妮自己的表达也许更为准确。一方面，她有深刻的性别意识；但另一方面，她又难能可贵地认为：“个性、比女性重要得多。”显然，在王小妮的心中，“个性”要高于“女性”。——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王小妮，还有筱敏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女性散文作家，向前迈了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标志着女性散文的新高度。
回顾女性解放的道路，这一步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当年，秋瑾怀着“身不得，男儿列”的强烈感慨，以泯灭女性身份认同的残酷方式追求自身解放，这是近代以来女性在自我解放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这种几近于无奈的选择所造成的内心痛苦，也许并不比失去生命要好多少。因为，为了改变悲惨的命运，她们是作为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存活的。继而，女性渴望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阵营”，以对抗来自男性的压迫。这应该是现代女性在自我解放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二步。这其中，既有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有因急切和幼稚而形成的的某种误区。而王小妮们则认为：作为一个个偶在的个体，女性应该不仅能够摆脱依附男性的命运，而且还应该摆脱自己营造的另一个或许并不真正存在的“性别阵营”，以前所未有的勇气与力量“个人的活着”。
在秋瑾去世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王小妮的对女性身份的认同是坦然而坚定的。在《我什么时候成了一位先生》的结尾中，她说：“我知道我的被改变，全是因为我写了一些文字。如果不写，‘先生’的帽子绝落不到我头上，我定得不到那光彩。而一个人能写一些字，并不说明什么。她照样洗衣做饭，照样是她自己。如果她突然觉得发了光彩，超越了自身界限，以为灵魂从此飞出了原有的躯壳，她就再写不出好的文字，我宁愿不再写字，宁愿它们粘连在纸上，宁愿它们永不发表，也不愿意有人因此就把我篡改成男人。”
这种对女性身份的坦然认同，应该说是中国女性解放历史在现阶段的一个必然结果，它标志着当代女性对前辈薪尽火传式的悲壮努力的继承与超越。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王小妮对“个性”，也就是个体生命基本原则的执著捍卫：“事情只有从每个生命个体的角度去理解，才变得有意义” 。“一个女人活在世上，就是堂堂正正的独立个人。无论她做工、养鸡、行猎、写字、为官，这种分门别类不说明什么，不管她活到多么辉煌或阴暗，她都还是一个女人。”[7] “一个”这个普普通通的词，在这里承担的绝不仅仅是数量，而是一个有尊严的生命全部的生存质量。当 “一个”和“女人”这两个词以一种全新的意义并肩而立，光——就在我们没有来得及注视的时候变成了彩虹，以一道漂亮的弧线，高高的闪耀在中国女性原本低矮的天空。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很艰难，但对于中国女性来说，生存又有什么时候是轻松的呢？也只有“一个”和“女人”同时成为女性的信念，她们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摆脱内心世界的怯懦和渴望依附的卑微心理，从而彻底摆脱附属于形形色色外物的悲惨命运。像舒婷说得那样：个体的女性应该和无数个体的男性一样，“作为一棵树的形象”，坚定不移地站在养育自己的土地上。所以，荒林才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其作出高度评价：“事实上，不谈性别对立的王小妮，有着对性别问题深入独到的理解。”“在像王小妮这样的写作从业者那里，中国当代女性写作走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广时空、人性纵深。”[8]
——或者可以这样说：王小妮和筱敏等人，在其他女性散文所建构的广阔平台上，以自己卓越的思想品质和持续不断的创作实绩又构筑出了一个新的高度。站在这样的台阶上，作为个体的女性或许是空前孤独的，但也因此获得了空前的力量。
从整体上看，作为满族作家的王小妮，以自己的散文创作表现出对现代性的执著追求。这种追求不仅使王小妮的散文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意识，而且对于推动民族文学的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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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27 09: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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